祖宗之法（修订版）

　　把“祖宗之法”处理为一个核心明确稳定、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体，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它既包含着若干“做法”，如守内虚外、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尊重士大夫等；同时也包含着各种“说法”，呈现为一个“话语的集成”，由“涂抹”、“层累”和“叠加”而形成，对之的理解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其立意有匠心独具处，其阐发是“立体”的，手法娴熟、剖析细腻又富于分寸感；其所揭示的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从文化角度透视中国政治，提供了新鲜启示。

 

 

　　《祖宗之法》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赵宋王朝的所谓“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遵行“祖宗之法”，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方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
　　“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本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

 

　　邓小南，1950年6月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等专著，以及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

 

序引　问题的提出
　一　关于政治史研究：以宋代为例
　二　关于宋代的“祖宗之法”
　三　关于本书的基本内容
第1章　家法与国法的混溶
　——“祖宗”与“祖宗家法”
　一　“奉宗庙社稷，承祖宗休烈”：
　　两汉时期对于“祖宗”的尊崇
　二　“祖宗之法，期于慎守”：
　　唐、五代时期对于“祖宗成规”的强调
　三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第2章　走出五代
　——10世纪中原王朝统治人群的转变
　一　五代宋初统治人群中民族色彩的淡出
　二　走向再造：10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三　导向的确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第3章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与“祖宗之法”基调的形成
　一　“变家为国”：北宋初年政治格局的形成
　二　波折中的调整：北宋初期的政治中枢
　三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赵宋“祖宗之法”的实质
第4章　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
　——真宗朝的过渡
　一　“祖宗法制具在”与“务行故事”
　二　后澶渊时代与“神道设教”
　三　“务行故事”原则的确立
第5章　“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
　——仁宗朝前期
　一　“祖宗法不可坏”
　二　故事、《宝训》与《圣政》
　三　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
第6章　概览：“祖宗之法，，对于两宋政治的影响
　——北宋中期到南宋后期
　一　“法祖宗”与“不足法”：
　　北宋中后期的朝政风波
　二　“我朝家法，远过汉唐”：
　　南宋时期对于“祖宗家法”的尊崇
　三　附谈“祖宗之法”的诠释与“祖宗”形象
　　的塑造：从北宋中期到南宋后期
结语　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一　“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
　二　虚实之问：再谈“说法”与“做法”
赘语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本书论述“祖宗之法”在宋代的发展与变化，虽以北宋前期为重心，实则阐明两宋君臣因时事变异,选择祖宗言行，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的过程，既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也为其为政施治的护身符。作者以丰富的资料、精练的文字、严谨的态度，深度挖掘宋朝祖宗之法话语背后的涵意与事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有叙述，有分析，有议论，不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更是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深、*创见的学术专着，值得深思细读。 　　　　　　　　　 　　　　　　　
　　——黄宽重

 

　　一关于政治史研究：以宋代为例
　　（一）“问题意识”：政治史的研究导向
　　政治史研究，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整体性的把握，是大陆学界的传统优势所在。近些年来，伴随着对于既往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的反思，伴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升温，相对于多元研究取向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寻求学科生长点的迫切问题。宋代政治史也不例外。
　　如所周知，学术领域中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由成果的数量决定；只有表层的平推、扩展远远不够。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填补很多“空白”；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对于结构性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人物、事件、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因循保守；剖析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才能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我个人觉得，回应这一挑战，首先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利于寻找学术前沿、减少浅表层次的重复，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思考的深入。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需要通过思考提出问题，把握问题，回应问题。“问题”决定于眼光和视野，体现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导向，寓含着创新点。突出“问题意识”，就要以直指中心的一系列问题来引导并且组织自己的研究过程。这样的研究，才会言之有物，具备洞察力；才会致力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实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对于“问题”的关怀，作为研究中的导向，使得各个研究领域的切分界限不再清楚，有利于调动诸多学术门类的研究力，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就宋史研究的不同领域而言，笔者个人曾经接触过宋代政治、文官制度、区域性家族、妇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论题，在感到捉襟见肘、分身乏术的同时，也体悟到课题之间的关联。历史现实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界域和屏障，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而这种“拆解”却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近些年的学术实践使我们看到，以“问题”为中心组织研究，是跨越学科界限、促进交汇融通的有效方式。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牵动力的议题。如何突破以往各自为战的叙述框架，将政治与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与思想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貌似抽象的政治结构、政策取向“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加以认识，赋予政治史研究以应有的蓬勃生命力，我们需要新的问题、新的视角；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提问与回应的方式’。
　　略加注意即可发现，在有关宋代研究的大量著述中，作者本人的预设常会或隐或显地表露出来。二元论的认识方式，我们时时可能遇到：对于新政、变法等重大事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评价特定群体政治倾向时，笼统的“改革”或“保守”；此外，诸如“前进一倒退”，“传统一现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提法。当然，我们也颇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对于“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等范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仅注意其对立，亦注意其参差交错与衔接，出现了更为丰富切当的分析。
　　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由微见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都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就政治史的讨论而言，要注意鼎革、突变，更应该探求渐次过渡、承接递进的脉络；既要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制度之间的差异、行为选择趋向的不同，也应该辨识其内在理路的传承与．融通。也就是说，要注意前与后、彼与此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延续及断裂，不仅注意演进的端点，还要探究关键的环节、过渡的层面，这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而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追求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锤定音，而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开放空间，是研究者的坦诚合力，以期臻于更富活力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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