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本书作为教材，主要是为中国大学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作，同时，本书也是通俗读物，其对象亦是中国社会关注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对刚刚过去的这段人类历史产生了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看，在20世纪的后十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美国著名的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史学界广为接受。(注：人们也曾使用过“新冷战史”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重新考察和评估冷战历史的现象称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参见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2。)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实实在在具有了“国际”性质。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注： 徐思彦：《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毫不为过。在我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1947年秋天，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一本63页的小册子，书名即为《冷战》。(注：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Harper,1947).) 这一概念从此便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冷战”一词的首次出现，其实不然。1946年，美国向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提出了一项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的综合计划。面对苏联代表顽固拒绝美方建议、美苏分歧日益加剧的困局，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的助手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在1946年9月25日给同事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用以说明美苏关系的悲观前景。1947年4月，在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的公开演讲中，已经辞职的巴鲁克引用了“冷战”这个说法，以表达他对维持“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失望。(注： Larry G. Gerber, “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2, Vol.6, No.1, p.92. 另参见[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通过对于词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冷战”的概念是对一种国际关系状况的界定，初只是讲美苏关系，其核心是对抗，而后逐渐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在很长一个时期把冷战看作西方的一种政策，如《人民日报》说：所谓“冷战”，是指美国反动派以战争恫吓对苏联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进行的外交战和宣传战。(注： 《人民日报》1948年6月1日，第2版。近70年间，“冷战”一词在《人民日报》出现约7800次，但90年代以后的概念已有所变化。)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则把“冷战”称为美国和西方为统治世界而采取的一种以苏联和民主国家为敌的政策。(注： [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学术界对于冷战的定义已经没有什么分歧，即把它作为其国际关系结构表现为两极对抗的一个时代，如果说到政策，那也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集团同时采取的政策，而非某一方的政策。

　　人们说到冷战结束时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定在苏联解体这一天，那么对于冷战开始的时间确定则是众说纷纭。关于冷战的起始年代国际学界至少存在这样几种说法：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1947年春天（希土危机和杜鲁门宣言），1947年夏秋（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实际上，对于冷战起源的分析取决于学者对冷战概念的界定和冷战实质的理解。按照上述对于“冷战”概念及其特征的解释，那么，1917年显然不能说是冷战的起点，那时虽然出现了对抗，但整个世界的结构根本不同于战后。1945年和1946年美苏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但还没有形成对抗，1947年春天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可以被看作美国的冷战宣言，但苏联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甚至还对维持苏美关系抱有希望。只是到了那一年的夏秋，美苏双方都确定了对抗的方针政策，我们才可以确定：冷战在欧洲开始了。

　　冷战国际史当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其中有一些是根本性的、统摄冷战史全局的，且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不仅有利于形成对冷战本质的认识，还能为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和未来走向打开思路。

　　个问题是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对抗中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在冷战起源、发展和结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因素，不仅仅存在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也存在于阵营内部。它其实是人类社会走到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危机——这些危机有国家之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们寻求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时在理论上、价值观念上的表达出现了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定的“普世”面貌。人们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社会的向往是真诚的，但超级大国借着人们的种种愿望和追求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是真实的。

　　战后初期，无论是从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来看，还是莫斯科在东欧、远东的实际表现，苏联的确有借着“世界革命”的旗帜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维护自身安全的一面。这跟俄国革命后、建立苏联政权的内外部环境有关。正像卡尔（E. H. Carr）对苏俄政权的观察：苏俄领导人不得不利用宣传作为政治实力的主要工具，“苏维埃俄国是个鼓吹国际主义并保持了一个有效的国际宣传机构的国家”。这种宣传和动员不仅限于国内，也使共产国际这样的机构在二战前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在东欧和中国问题上的较量，使前者更加认为苏联所作所为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的扩张本质。而苏联也把美国试图主宰世界的企图看作“帝国主义”的必然表现、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无论怎样，双方在价值观、世界观上的分歧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与以往欧洲近代的殖民国家不同，美、苏各自所建立的“帝国”，主要不是依靠野蛮的征服和占领，而是利用“自由”“正义”和“公平”的感召力，积极地推动阵营里的国家实现“进步”。 因此，表面看上去“高大上”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时又表现得十分具体，比如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等。在这些问题上，美苏之间也要通过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展开竞争。

　　我们说意识形态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还在于它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与此前的联盟政治不同，美苏之间的集团对抗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这就需要美、苏两国拥有超强的动员能力。这既包括国内动员能力，也包括阵营内部动员能力，以维系两个超级大国的向心力。“自由”“正义”“公平”这些口号时常被用作聚敛民心、凝聚共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美、苏两国又忍不住把自身的诉求融入意识形态的说教中，而不顾各自盟国的实际国情和利益，甚至存在强加于人的情况，就使同盟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孕育着解体的可能。正所谓手中之沙，攥得越紧漏得越快。美法矛盾是一例，美日贸易战也是一例；中苏分裂是一例，东欧剧变更是一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两极格局注定会出现多极化的趋势。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冷战时期的对抗与缓和。

　　美苏为何走上对抗之路？二战末期，罗斯福曾把苏联看作传统大国，而非现行秩序的挑战者——美苏并非没有可能延续传统大国关系的模式：通过自律共同约束竞争，协调彼此合法的安全利益，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1945年至1947年，一些美国官员和外交政策评论家强烈要求华盛顿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坚持传统的大国外交惯例。但是战后初期，包括东欧和远东在内一系列地区局势的变化，让美苏两国越来越觉得谈判和合作并不能解决问题，加上两国领导人又极具个性：斯大林对俄罗斯安全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意念，而杜鲁门则对外来压力极为敏感。在战争刚刚结束、仍然十分强烈的“敌我”二元思维惯性之下，莫斯科和华盛顿很快走上了对抗之路。

　　一旦走上了对抗之路，美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如同螺旋一般上升。安全困境的理论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会不断采取用来加强国家安全的政策，但结果往往又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行动威胁到别国的安全，引发了别国的反应甚至有可能是过度反应，终使双方陷入一种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安全的境地。以至于安全困境将美苏推向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核战争边缘。即便是一时出现的缓和，也成了对抗中间歇的幕间剧。

　　美苏激烈的对抗之后，往往会有缓和出现。其间，两国会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军备竞赛的烈度、局部的紧张状态作出相应调整。这保证了冷战期间两极格局大体不破，且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是，美苏之间的缓和往往让一些地区角色看到了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有些甚至不希望看到缓和出现，因为缓和会妨碍他们某种特定目标的实现，或者削弱统治集团在国内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优势。比如，1955年美苏出现的一次缓和之后，很快便爆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终导致柏林墙的修建。而的研究表明，这跟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极力推动有很大关系。

　　长期对抗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考验的是双方的耐力。美苏双方都竭尽全力进行政治的、社会的动员，以使资源更加集中于同对手的对抗。因此，苏联政府在压力之下推行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沉疴积弊一直得不到清除，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美国也是如此，为了谋求同苏联的对抗，在国外不惜违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第三世界支持一些独裁的政府；在国内，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断得到强化，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屡屡遭到挑战。当然终，苏联在这场耐力比拼中败下阵来。

　　第三个问题是冷战与两种制度的较量。

　　提起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起“厨房辩论”。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围绕两国制度的优劣进行了一番“探讨”。冷战的爆发，虽然源于美苏两国的安全焦虑，但是相互的较量确实是以各自制度为基础的。正如梅尔文·莱弗勒所说，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非暴力竞争，这是两种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其中的每一方都对对方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带有根本性质的质疑，并因此而把对方视作不共戴天的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注：[美]梅尔文·莱夫勒：《冷战是如何开始的》（陈兼、陈之宏译），《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秋季号），第105页。) 所以，以军事、政治对抗为先导的美苏冷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经济竞赛、制度竞争。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政治”化，要么把它描述成正邪之争，要么把它说成自由与奴役之战。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方面，对立阵营之间存在分歧，但两极格局却是具体历史时期条件下客观形成的。(注：Пилько А.В. У истоко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нйы”：создание НАТО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1947-1955）//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8，История，2008，No.2，с.22.) 两种制度的并立、两大市场体系的并存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事实上，战后两种制度之间出现了趋同的特征。资本主义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集中与再分配解决社会矛盾，如西欧、北美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会主义也逐步认识到了市场在生产调节上的效率，如中国、越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凡是人为形成的制度，都必然有优势，也必然有弊端。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制度竞争表明，封闭只能加剧僵化，而开放和相互之间的借鉴才是保持各自活力的出路。

　　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国不仅想要建立安全共同体，还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向世界其他角落推广，但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反抗或抵制。从这一点说，冷战在一开始就埋下了后结局的种子。美国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后，斯大林不希望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参与，并逐步将自己的制度向其他国家移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也随之扩散。此后在东欧和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出现苏联体制对当地国情的“水土不服”，从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一直到东欧剧变，他们对于莫斯科的离心力不断加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更是明显的案例。而美国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等方式复兴西欧和日本，并允许资本主义阵营内独立国家繁荣发展。美国人曾打赌，“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将会像一块磁铁一样，不会分裂”。 可以说，当前宗教势力兴起、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也都与美国的制度与文化扩张有密切的联系。

　　人们总会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结局与两种制度的竞争联系起来。的确，大国竞逐的终结果取决于制度本身能否促进生产的发展、能否对民众诉求有所回应、面对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和社会变革能否适应。虽然美国国内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也遇到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外部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法国、西德和日本的独立意识增强，但是西方阵营始终没有走到崩溃的边缘，资本主义制度也长期保留下来。究其原因，与其说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具备优越性，倒不如说是这种体制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结果，其中不乏对另一种体制长处的吸收和借鉴。反观苏联，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东方阵营难以为继，特别是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后的苏联，军事力量已不再能弥补苏联经济的疲敝，也不能弥补苏联对本国民众和东欧国家的日益减弱的控制力。苏联的计划经济对20世纪70—80年代的信息革命非常不适应。苏联阵营先行解体，冷战体系随即走向瓦解。归根结底，在于这种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得到根除，反而不断僵化凝固，掌权者长期不思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核武器在冷战对抗中的作用。

　　“从整体而言，核武器是导致冷战产生，并进而影响和决定其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核武器，战后的世界格局会非常不同，而我们今天对人类自身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会大不一样。可以这样说，核武器的存在既强化了“冷战”的格局，也促进了人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和认识。在美苏对抗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就是，一面是两家大搞军备竞赛、核武库的数量节节攀升，而另一面是两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核武器可能会导致自身及人类的共同灾难，并进行核军控谈判。这其中，国际社会中的反核和裁军运动也促使他们极力避免陷入核大战的境地。“核威慑”和“核禁忌”是冷战过程中并存的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现象。

　　每个拥核国家都有自己的“核战略”，它通常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核战略又大致上是服务于外交战略的。美国的核战略经过了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等形式。这其中，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就是“相互确保摧毁”（MAD），什么意思呢？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都具备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双方都能置对方于死地。这反而导致双方比较理智地看待核武器的使用。二战结束后，美苏在重大危机、冲突中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与“核禁忌”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核威慑”与核战略直接相关，体现了核武器本身的政治价值比实战价值要大。或者说“威胁使用核武器”比“使用核武器”更重要。精明的战略家都善于用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战场上得不到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核扩散”。核武器从20世纪60年代就有不断扩散的趋势，不再局限于几个核大国。但是拥核容易去核难，想要实现世界的无核化，目前看来还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核武器虽然给美苏带来了理智的和平状态，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将冲突转移到了第三世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两极格局与核武器相结合，将超级大国锁定在紧张关系的中心，并将国际冲突扩展到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两个超级大国深知正面的对抗可能会导致双方乃至整个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对中心地带的危机管理格外用心，而在那些美苏没有正面接触的、发生在亚非拉的地区冲突，他们反而没有那么多顾虑。于是，来自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军事、经济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代理人，发生了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残酷的军事冲突，产生了像阿富汗战争、安哥拉内战这样长期的战乱，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深远的影响。

　　后一个问题是，冷战会不会重来，人类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随着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徐徐降下，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冷战虽然过去，世界并不太平。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非洲的战乱和部族冲突，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宗教势力与恐怖主义崛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与发展放缓，全球环境与生态问题，等等，都或多或少与美苏的冷战对抗有关。虽然经济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强，但与之同时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同样值得关注。特别是近些年欧洲一体化进程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西方与俄国对抗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美国奉行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至于不断有学者惊呼：“新冷战”开始了。

　　美苏走上冷战之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回到世纪之初，在俄国革命的特殊年代里，列宁这位先号召誓死与资本主义斗争到底的人，同时也是“和平共处”一词的创造者。这就决定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相互矛盾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战略高度认为斗争是的，和平共处是相对的，是暂时现象。所以，在具体的战术上，同对手缓和是为了更好地斗争。美国何尝不是有着先天的“民主焦虑”？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异己”者心存戒备，一方面通过战争方式消除法西斯的威胁，另一方面以遏制政策抵制苏联的“侵蚀”。然而，当前的世界及国际格局与冷战时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的世界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分为两个对立的国际体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现在的世界，所有大国和主要国家都生存在一个国际体系中，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矛盾和争斗，承载这个世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大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出路在于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汲取和时代变化的判断之上。

　　从身份认同和相互认知的角度来说，战后的苏联和美国都面临一个课题：如何看待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地位带来的权力。冷战初期，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未完全展开，美国和苏联对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的判断也不明晰，他们都没有任何担任“霸主”的经验，时常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误读对方的意图。加上国家领导人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采取简单粗暴的“对抗”方式似乎更容易操作。于是，在二战之后走上对抗之路就难以避免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彼此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地球村”。人类沿着全球化的道路已经行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信息化革命不断地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和个人卷入全球一体化之中。国家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沟通渠道传递信息、消除误解；运用外交智慧和技巧消除或减少分歧。况且，宗教主义、经济速度放缓、全球环境问题、国家间发展差距，等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对此，大国尤其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世界是一个圆形的整体，像一颗心脏，如果将它分为两半，就必定会死亡。”这是捷克年轻诗人乔治·沃克在次世界大战后写的几句诗。希望这本教材在专业教学方面发挥一点作用，使读者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冷战历史，引发同学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合作、对话、彼此信任、平等交往、互利共赢，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准则。如此，冷战的历史就不会重演。

一部冷战史佳作

——《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夏亚峰 美国长岛大学教授

Xia Yafeng，New York Long Island University, USA

毋庸置疑，近十几年来，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在国际学界代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一张亮眼的名片。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大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集中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几年后，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苏东剧变戛然而止，这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终于变成了一个静态的历史过程。更让历史学家兴奋不已的是，在此前后，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文献的大量开放，研究者首次有机会探察“铁幕”的另一边。基于这一崭新的情势，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率先倡导开展“冷战史新研究”或曰“冷战国际史研究”（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即在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代到来赋予研究者的全新时空框架内，冷战史学家凭借着这种“局外性”优势，将冷战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置于20世纪全球化运动中加以剖析和细读。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遵循国际史研究路径，力争挖掘多国多边档案，竭力挣脱“美国中心”论的羁绊，将关注视线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对冷战的型塑作用。“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甫一出现，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华人学者）便在中文杂志上予以了详细介绍并做出正面评价。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冷战史新研究”倡导的基本理念。

中国的“冷战史新研究”实际上发端于“民间”。自90年代后期，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牛大勇、章百家等一批历史研究者，在旅美华人学者陈兼、张曙光等人协助下，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他们自筹资金，千方百计收集各国档案文献，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并呼吁和推动中国相关档案的开放，很快就将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界，令国外同行有机会较以往更为真切地窥见冷战另一方的战略思考和外交决策。当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近十余年取得明显进步，还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财力支持密切相关。毋庸置疑，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的各级政府项目资助是冷战史研究人员团队建设、资料搜集和设备购置的主要经费来源。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作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龙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才在国际学界脱颖而出，并连年取得丰硕成果，被称为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四大中心之一。

中国学者有关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朝鲜战争等专题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尤为值得指出的是，*近若干年来中国冷战史学界至少在如下四个领域进行了集体性的探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学术景观：经济冷战；心理战、隐蔽战与核战略；冷战中的科学与文化；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无论是相对于中国学者以往的相关成果而言，还是与国际同行比较，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一种明显的进步，其中不乏开拓性的探索。

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高级工种”，更担负着涵育后学、传承人类记忆的先天使命。从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沈志华教授领衔编写的这部《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开创了中国冷战史教材编写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为“冷战的起源和爆发”“冷战的扩展和延续”“冷战的转型和终结”三编，共二十四讲，每讲均附有两到四道思考题，还附有参考书目和大事记。《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的主要特点在于力争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写作者在参考了大量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冷战发生、演进和终结的宏大历史过程。总的来看，该书将主要关注点自然而然地放在了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法国等重点国家身上，但也并未忘记给朝鲜、越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国家或地区相应地留出笔墨。从各讲的选题上来看，《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奉行“抓大放小”的原则，基本上涵盖了冷战期间重要的双边关系和历史事件。限于篇幅确难单独列为专题的案例，也尽可能在相关的某一讲中通过前后勾连的方式加以概述。

但是，金无足赤，这部教材聚焦于冷战时期的外交史、政治史和军事史，而相对忽略了经济、文化、宣传以及情报等其他层面在东西方对抗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过于注重高层决策者这一精英群体，而没有给予下层官员乃至于普通大众以适当的关照。不过，瑕不掩瑜，《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作为针对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校教材，定会在历史学后备人才养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同时，作为通俗读物，也为中国社会关注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奉上一道学术盛宴，并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