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37073
本书创作于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作者居家期间，网上各种言论纷涌，文化、思想的冲击尤为激烈，其中部分言论虽体现了对现实的关怀，却略显幼稚，缺乏深具理论素养的剖析和把握。在这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一名学者，作者认为，我们不仅应“开眼看世界”，还要明确“我们该如何看世界，如何从看世界中反观中国现状”。回望历史，关照现实，只有如此，才能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一时代问题。
因此，本书内容大多为对安邦济世之道的探讨，所讨论的问题与对象，往往关系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感非常强。很大程度上，谈论这些思想史的内容，就是在谈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此外，本书正同热播大剧《觉醒年代》的内容相互呼应，作者以通俗的语言，致力于厘清晚清一代与五四一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解读“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意味着什么，什么才是名副其实的“觉醒”？
本书是一本通俗生动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书中以故事为引，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传奇故事作为基本叙事线，生动再现一批文化大师和一群热血青年的真实形象，勾勒出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又以时间为线索，贯穿1911年至1949年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将对思想学说的分析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相结合，书写现代中国的危局与变局，呈现思想流变的继承与革新。书中字里行间透出作者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冷静思考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别有助益。
本书讨论了晚清士人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从清末到民初各种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学说，以及儒学与学术中国化的问题等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不容忽视的内容。同时，也与今年热播剧《觉醒年代》中里提到的人和事相关，透过本书，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剧中所描述的那些历史片段。
第—讲 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
第二讲 重新审视晚清士人的“开眼看世界”
第三讲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革命论述
第四讲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中外形势论
第五讲 对民初政局的思考与检讨
第六讲 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议题
第七讲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第八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症结
第九讲 “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十讲 现代中国的儒学传统新诠
附录中国现代学术史大事记(1911—1949)
后记
导读：思想史的大众意义
王锐
《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主要是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流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希望呈现出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思想界纷繁复杂的景象，剖析那些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展开讨论的言说，用一种比较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呈现现代中国变局的面貌。
书中讨论了晚清士人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从清末到民初各种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学说，以及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政治风格，儒学与学术中国化的问题等。这些内容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不容忽视的内容。特别是电视剧《觉醒年代》在今年热播，本书许多内容都与这部电视剧里提到的人和事相关，可以由此进一步深入认识这部电视剧所描述的那些历史片段。
在现代史学门类中，以研究某一时期的学说、思潮、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话语等内容为职志的思想史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不少论者已经观察到，在当今中国，思想史于大众层面颇为流行。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大多为对安邦济世之道的探讨，所讨论的问题与对象，往往关系到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现实感非常强。很大程度上，谈论这些思想史的内容，就是在谈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加之在现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辨析，很多时候是由认识与评判各种古今中西之学说为起点，这就使得有关此认识与评判的各种言说，成为后来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
随着今天中国与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更需要从新的实践出发，重新认识、辨析各种曾经流行于世的思想学说，区分哪些内容能够成为今天鲜活的思想资源，哪些内容只是历史进程中的过眼云烟。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提高认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水平。
梁启超曾说：“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对于中国而言，要想正确地、完整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就不能缺少合理的、自洽的长时段历史叙事，借此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疏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与枝干，总结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视中国问题的恰当切入点，培育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就此而言，在当代，特别需要更多具有一定学理基础、适合广大关心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群众阅读的通史性著作。
蒙文通先生曾把读史比作观水于长江，“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这番话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种传统，它不同于今天主流的琐碎史实考据研究，而强调宏观地把握历史脉络，探究人群之盛衰、文明之兴替。王锐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如他所说，史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分析时势变迁中的政治兴衰得失之上”。思想史同样不能回避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这些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主题。王锐正是在这个尺度下思考如何在声势滔天的欧化风潮下，为中国文化争得一席之地；如何在群众的立场上，为中国传统刷垢磨光。该书字里行间透出作者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冷静思考今天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别有助益。
———傅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思想是一个动词。思想的历史，是行动的历史，是道路的历史。过去一百多年的道路所通向的是非成败，需要今天的我们“时时上征，时时反顾”，这不仅是为了回应重建民族自信的时代召唤，还是为了向面目日益模糊的现代世界呈现一幅百折不挠地践履文明大义的豪迈图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让纷繁复杂的思想轨迹获得了明确的方向，让攸关天下大势的众声喧哗终共鸣为对国家和人民的道义担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述变动不居的历史，恰恰意味着讲述永恒不变的人心。
——冯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从新启蒙运动说起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在知识界、文化界开展一场“新启蒙运动”的号召。“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要继承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一切现代中国进步的文化运动之成绩，但也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一些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主张。
——编者按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分析当前的主要矛盾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阶段将至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此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下，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在1936年4月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在此背景下，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在知识界、文化界开展一场“新启蒙运动”的号召。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陈伯达1936年9月在《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里指出：“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前面，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正确的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内容，他认为：“就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在另一篇文章中，陈伯达进一步阐明这些观点。他将“新启蒙运动”与现代中国之前的思想运动联系起来，强调：“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关于这一“联结”的基础，“新启蒙运动结合的范围，仍是广泛的。对于动的逻辑之承认与否，绝不是这种结合的标志。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我们的救亡阵线，包括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层。这些复杂的社会层各有各不同的利益，而且各有各不同的动机，来参加这一救亡运动。所以，新启蒙运动必要尽量把握每一部分人之积极的一面”。
可见，“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变过去“左”倾关门主义的弊病，团结大多数有爱国主义情操、不满民族危机一步步加剧的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与继承发扬晚清以来的进步思潮为职志，形成新的、符合社会现实与时代主要矛盾的论述。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主动性，必须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正如刘少奇所说，“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因此，既然“新启蒙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论述上就必须抓住因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而造成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点，着眼于阐发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团结不同学术观点的爱国人士、将爱国主义思想普及于中国大多数民众之中的思想要素，尤其是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文化(包括大众的与精英的)，改变过去简单将其以封建的、落后的糟粕视之。对此，艾思奇在1936年撰文指出：“这一运动(新启蒙运动)是怎样的东西呢？这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一个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敌人要叫我们修改教科书，要叫我们消灭一切爱国的文化运动，敌人仇视我们的一切有关国防的物质科学的设备。敌人所要毁灭的不单只是新的文化，而且也仇视我们旧文化里的有价值的要素，他们设法阻止民间的爱国连环画的流行，旧戏中有爱国意义的《风波亭》《走麦城》之类，他们也要设法不能上演。”在此情形下，“敌人要并吞的是整个中国，即使是封建残余，倘若是想走活路的话，也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所以，现在是要集中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一致地去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自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
在此基础上，虽然“新启蒙运动”要继承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一切现代中国进步的文化运动之成绩，但也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一些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主张。艾思奇认为：“封建毒素在目前仍是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的警戒。但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们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忌地排斥有毒素的渣滓。”
关于这一点，作为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张申府有着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新启蒙运动”需要在继承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新的内容与特色。他指出：“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的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综合。一种异文化(或曰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处在今日的世界，一种一国的文化运动，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量。”因此，张申府归纳了“新启蒙运动”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在他看来，除了“打倒孔家店”，还要“救出孔夫子”；除了“科学与民主”，还有“要自主”。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中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抨击，主要目的也是因为在那时的人们看来，“落后的”“愚昧的”传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祸首，为了改变这一惨状，所以需要深刻的“反省”。但在张申府看来，如果不去仔细分疏传统当中哪些是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哪些是真正需要批判检讨的，那么将无助于树立民族自信。因为民族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抱有基本自信，即相信它具有深厚的生命力，相信它赋予中国人优秀的品质，相信它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命维新”。否则，因为对自己历史与文化的否定而产生的文化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就会蔓延开来，让人们意识不到为什么要爱国，意识不到民族自信为何物，甚至不能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思考问题，难以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新思想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根。他通过回忆自己在五四期间的见闻指出：
“五四运动”直接的对象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然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壮烈表示不愿接受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迷信却是只有增加，并没减少。知道要开明，知道要开放，知道反对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这是好的。然而却因此，把不必真与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有不可解的关联的也反对起来。中国的旧礼教当然产生于中国，但因此就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不相信了。旧礼教好像煞与孔子有关，于是要打倒孔家店便将孔子先打倒。这真像拖盆倒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外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斲丧，自觉更谈不到。不管自己的历史，不管自己的传统，弄得自己全无基础；自己既不成一个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国家，仅仅跟着人家跑；这还谈什么文化？谈什么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运动”中的“启蒙”，既包含了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启蒙”的定义，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解除思想中的各种束缚，摆脱某种蒙昧与落后的状态，又包括了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之际中国社会对“启蒙”的新需求，即从过去那种对域外文化与学说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中“启蒙”，树立基本的民族自信，立足于中国自身来认识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
既然“新启蒙运动”是位于晚清以来的各种进步运动的延长线上，那么为了让这场运动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更加明确，就需要形成一个充实的历史叙事，让人们能从历史发展脉络中认识到它的意义。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1937年底，何干之出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新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他从“启蒙”的角度出发，叙述从洋务运动以来，直至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期的各种新思想与新学术，辨析其观点，扬榷其得失。而对“新启蒙运动”，他认为：“从前的文化运动是由反封建思想作起点，今日的文化运动，却是以反异族的奴役作起点。”在具体内容上，“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理性运动”。
关于爱国主义运动，何干之强调：“全民族今日所普遍感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在生与死的后交界线中，我们要考虑民族的自觉。我们倘若不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唯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对此，他特别批评了当时的一批充斥着“左”倾教条主义，一心念想着“国家消亡”的“性急青年”。这些人“自命为一个纯正的国际主义者。不过他们的头脑实在太天真了，他们的理论实在太单纯了，他们见了人们提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仿佛就以为是什么铁铸成的大错，是什么弥天的罪恶了”。何干之指出，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阶段提倡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是在用另一种形式践行国际主义，因为国际主义的大敌是那些侵略者。他强调：“生在半殖民地国家而那国家又刚在生与死的歧途上，那国家的人们越要爱国，爱国的情绪越高涨，他们就越要反帝，反帝的行动越炽烈。我可以说，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参加爱国运动就是实现国际主义的阶梯。这两种人格，在我们中国人中是不可分的。”
关于“自由主义”，虽然“新启蒙运动”意在团结所有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知识分子，但并不代表何干之所说的自由主义与胡适等人提倡的反对革命、反对农民运动、否认帝国主义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一致。何干之指出：“我上文说过的新启蒙运动的终极目的是反对异民族的侵略，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在这的目标之下，与它不两立的思想当然不能让它自由存在，自由发展。这里就划出了思想自由的界限，就是凡是文化思想在终极的效果上有利于民族，能够提高民族力量，对于抗敌救亡有一点一滴的贡献的，都应当许可它自由存在，自由发展。”
关于“理性主义”，何干之主要强调要继承五四运动的成果，对各种迷信的、武断的、落后的文化要素展开批判。虽然“新启蒙运动”倡导弘扬民族文化，但并不代表它对民族文化的任何内容都持正面态度。“理性主义”就是一个价值尺度，把那些具有负面效应的文化要素和那些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内容区别开来，同时改造带有愚昧和迷信色彩的民间文化，让新思想在广大民众的普及符合民间传统表现形式。以此保证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和目标是大体一致的、是相互补充的。这也是“新启蒙运动”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复古思潮与读经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
总之，何干之希望通过“新启蒙运动”，能够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他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现在是我们重新估量中国文化，估量西洋文化，深入研究，深入批评的时代了。中国社会运动史上的许多现象，是过去或今日的欧美社会所没有的。对于社会运动性质，对于统一救亡运动，对于思想史，对于历史的研究，不只要应用新方法论才能洞察它的秘密，并且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光大方法论的内容。中国历史的重见天日，可以充实历史体系，中国经济理论的完成，可以补足广义经济学的某个空格。凡此种种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可宝贵的要素”。总之，通过“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革命主张与革命路线与中国实际、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让更多社会各阶层中具有相互爱国主义情感的人士认同、支持中国革命，使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更“接地气”。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