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14882
本套丛书由大家小品构成的开放性书系
大家：作者皆为所在领域的一流人物。
小品：内容轻松，部头较小，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与大师们进行思想交流。
开放性书系：文体包罗万象，如对话、评论、游记、日记、书信、讲稿、散文诗等。
涵芬书坊丛书与汉译名著相辅相成，**值得收藏 。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
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选集
展现了作为作家的夏洛蒂和作为朋友、姐妹、女儿、妻子的夏洛蒂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是夏洛蒂书信选集，共计280封，约占其书信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作家的夏洛蒂，另一个是作为朋友、姐妹、女儿、妻子的夏洛蒂。《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涵芬书坊第二辑）一书中，我们不但了解了夏洛蒂的创作灵感和原则，也了解了夏洛蒂的成长历程以及她的好友笔下的这位女作家的生活面貌。此外，书信中涉及她赴伦敦以及与作家朋友交游的描述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英国文坛的一角。
译者前言（杨静远）／001
一少女／001
（1832—1835.书信编号26—36）
友谊——谈读书——论跳舞——自省——憧憬——谈政治
二女教师／011
（1835—1841.书信编号38—121）
伍勒女士学校——论责任——宗教怀疑——创作梦——请教骚塞——亨利·纳西求婚——西治威克家——勃鲁斯求婚——对婚姻问题的思考——怀特家——女家庭教师的苦恼——争取出国求学—一致姨母
三布鲁塞尔／047
（1842—1843.书信编号131—163）
埃热夫人学校——对比利时人的偏见——奔姨母丧——独返布市——“黑天鹅”埃热先生——可怕的孤寂——一次“真正的”忏悔
四莫测的前途／059
（1844—1847.书信编号169—294）
办校计划落空——致埃热的信——玛丽去国——副牧师们——自我牺牲——勃兰威尔被辞退——论男女教育——艾米莉的诗——自费出版《诗集》——致德·昆西
五崭露头角／089
（1847—1848.书信编号300—335）
《教师》的遭遇—《简·爱》的胜利——论作家的社会职责——萨克雷赞《简·爱》——论萨克雷——与乔·亨·刘易斯商榷——论简·奥斯丁——论写实与想象——论刘易斯和萨克雷——论《教师》、《呼啸山庄》、《艾格妮斯·格雷》——《简·爱》再版序
六蜚声文坛的“柯勒·贝尔”／109
（1848—1849.书信编号336—392）
论《简·爱》——论奥斯丁与乔治·桑——论狄更斯、萨克雷与题材——女作家卡万纳——《简·爱》搬上舞台——论法国革命——《基督教醒世报》的中伤——论战争和革命——论宪章派——论刘易斯和他的小说——否认写小说——论女家庭教师——论《米拉波传》——论罗斯金、《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爱默生——论真理与艺术——赞萨克雷——论罗切斯特、希思克利夫、亨廷顿——论教士女儿学校——初访伦敦——会晤出版人——歌剧院——论模仿与独创——论兰姆姐弟——论三姐妹的诗
七命运的打击／167
（1848—1849.书信编号394—448）
勃兰威尔去世——艾米莉患病——《两世界杂志》的赞誉——《北美评论》的毁贬——艾米莉去世——（（每季评论》的恶毒攻击——詹姆斯·泰勒——玛丽·泰勒论妇女的出路——论《谢利》手稿——论真理与艺术——论利·亨特、卡莱尔、罗斯金、葛德文——安妮患病——斯卡博罗——安妮去世
八悲痛之果——《谢利》／197
（1849.书信编号450—500）
人去楼空——论女子生活的目的——从工作中求解脱——《每季评论》—论歌德——论《谢利》手稿——论《大卫·科波菲尔》—论《谢利》人物——工作的慰藉——论对《谢利》的评论——刘易斯和《爱丁堡评论》——盖斯凯尔夫人和马丁诺女士——欧仁·福萨德和《两世界杂志》
九伦敦文坛露面／223
（1849—1850.书信编号501—559）
二进伦敦——史密斯一家——会见萨克雷——会见马丁诺女士——批评家们——论友谊——论萨克雷的小说——反驳刘易斯——萨克雷的信——亚瑟·尼科尔斯读《谢利》——《简·爱》和《谢利》在家乡——致伍勒女士——论演剧——穷工人的鉴赏——论天性优秀和习得才学——论《泰晤士报》——副牧师们的反应——论骚塞——论简·奥斯丁——致一读者
十名作家生涯／255
（1850—1851.书信编号565—665）
三进伦敦——给萨克雷提意见——卡万纳女士——苏格兰之游——与史密斯的关系——由里奇蒙画像——游湖区——会见盖斯凯尔夫人——论妇女状况——锡德尼·多贝尔的《柯勒·贝尔》——编辑二妹遗著——论三姐妹的诗——论《呼啸山庄》——论巴尔扎克和乔治·桑——致K.T.致多贝尔——访马丁诺女士——对史密斯的态度——论《教师》——论马丁诺与无神论——詹姆斯·泰勒访霍渥斯——第三次回绝求婚——批评萨克雷
十一《维莱特》／301
（1851—1852.书信编号673—803）
四进伦敦——萨克雷文学讲座——“水晶官”博览会——萨克雷逢迎权贵——名演员拉歇尔——访盖斯凯尔夫人——《维莱特》的难产——评《亨利·埃斯蒙德》——评菲尔丁、《巴黎随笔》、《荒凉山庄》——讨论《维莱特》手稿
十二婚事／329
（1852—1854.书信编号807—907）
亚瑟·尼科尔斯求婚——父亲的阻挠——五进伦敦——为
《露丝》让路——《维莱特》出版——参观监狱、弃儿医院——同马丁诺女士决裂——萨克雷的肖像——尼科尔斯离去——评《克兰福德》——《基督教醒世报》的攻击—一致《基督教醒世报》——盖斯凯尔夫人来访——转机，宣布订婚一婚前的思虑——婚礼和蜜月旅行
十三后的时日／371
（1854—1855.书信编号910—950）
教士之妻——评《北与南》—尼科尔斯要求烧信——观瀑遇雨——患病——逝世
译者前言
杨静远
文学批评与研究要不要研究作家？要不要研究作家的生平、际遇、性格、思想，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所处的时代、地域、国情民俗，一切影响着他的文艺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并受其影响的事物？这问题似不难回答，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有两种相反的见解和做法，表现为两个的倾向。一是研究者注意力的扩展、外延，从作品本身转移到它的外围，转移到环绕着作品的纵的和横的环境和背景。在无穷琐细芜杂的考证中，文学的本体——作品——有时仿佛被自己那庞大的影子遮没而淡化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容易掉进这样一个陷阱。作为这种偏向的反动，某些现代批评流派则走向了另一。它表现为注意力的内向、收缩、排它。它把文学批评的放大镜只对准一部作品的“艺术”， 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包括作家）都视为不相干而加以摒弃。如“新批评”派主张用所谓“本体论”批评来取代它所指为传记式、历史式、社会式的批评。“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在他的《意图谬见》一文中宣称：“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诗确非批评家自己的。但同时它也不是作者自己的。它一生下来，就立即脱离作者而来到世上。作者的用意已不复作用于它，它也不再受作者支配。”由这里出发，批评家把一部作品与它所由产生的母体环境割裂开来，切断它与生活的一切血肉联系，而锁闭在“纯”艺术的樊笼里。一部作品不复是现实的反映，不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成了批评家手术台上一具供解剖的肢体。
我们不否认，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作家及其背景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一个作家，不能代替鉴赏和品评一部作品。但判断一个机体的状况，尚需考虑到遗传和环境的因素，更何况一部作品是作家精神的产品，是人的思想的凝练和结晶。湖泊和注入湖泊的汩汩水源，又怎能截然断开呢？那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滥用的结果，便出现了对一部作品望文生义、妄加臆测、任意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在某些现当代文论中颇不鲜见。
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和思想内容分开的。文学批评当然首先要研究和评价作品本身，但关于作家及其背景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只有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思想，才能更深地理解他的作品。后世要了解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一般是通过各种生平资料，包括传记、自传、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其中原始而可靠的，大概要数书信。因为，传记往往反映撰写者的主观见解和意图。自传、回忆录等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但经过了时间的筛选过滤，事后的思考反省，去芜取精的加工过程，是提炼过的资料。而书信，除了某些有意写来供发表和留传者外，一般都是即时的思想表露，信笔书来的真情抒发，因而也能如实反映书写者当时的思想、感情、个性的本色。
作品——思想——人，三者之间存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在某些作家身上，这种联系尤其显著。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她的为人、思想和艺术，在她的书信中看得非常清楚。她的书信和她的传记一样，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是研究这位作家及其艺术必不可少的资料，而它本身也具有甚高的文学价值，可以作为好的散文来读。
1855年2月，夏洛蒂·勃朗特正值声名鼎盛之际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赞誉之声海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给悲痛的父亲和丈夫多少带来些许安慰。但有关这位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报道颇多讹传不实，有损于她身后的哀荣。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决心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生平传略，以正视听。他选中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这个选择再恰当也没有了，因为她是夏洛蒂的好友，又是一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其结果，便是《夏洛蒂·勃朗特传》这部名著的问世。它与博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传》鼎足而立，同为英国传记文学的不朽典籍。
盖斯凯尔夫人着手写传时，若不是手头拥有夏洛蒂本人的大量书信，是断然写不出这样一部哀艳动人的心史的。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但这可贵的友谊尚在蓓蕾初开时就被死亡掐断，她们彼此了解还不是很深。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图省事，她原可以就已知的表面材料，写一本简短的行状，也能交代过去。但是对亡友的深沉的爱，以及作家的高度责任感，使她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去搜集资料。她跟随夏洛蒂的脚印走遍她生活过的地方，寻访有关的人，特别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征集她的书信。由于她的努力，这些珍贵的资料才不致散失淹没，而得以流传于世。
1857年《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勃朗特热”的新高潮。早就迷上了《简·爱》的读者，现在更迷上了《简·爱》的创造者，感怀她不幸的身世，她那“极不寻常”的性格，她的两个天才的妹妹，她们那个埋藏在荒原深处的不寻常的家庭。但这部传记之特别引人入胜，不在于它的女主人公生活经历丰富多彩或离奇曲折，而在于作传者多半退居幕后，推出女主人公，让她亲自向读者说话。传记以表现夏洛蒂其人为主，因为作者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作为朋友、女儿、姐姐、妻子，被人们了解得越充分，在必要时通过她自己的话来了解，她受到人们的评价就越高。”写生活的篇幅大大超过写文学活动的篇幅，作为一部作家传，这应该说是一个美中不足之处。
有盖斯凯尔夫人开路，研究勃朗特一家的专著相继出现。1883年出版了部艾米莉·勃朗特传（玛丽·罗宾森著）。1886年出版了勃兰威尔的朋友弗兰西斯·雷兰为他写的传。1897年出版了帕特里克·勃朗特的传《勃朗特姐妹的父亲》（W．W．耶茨著）。随之，更多的书信被发掘出来。1893年，勃朗特协会成立，不遗余力地搜集勃氏遗物。1895年，霍渥斯的勃朗特陈列馆开幕，1928年它迁至勃朗特家的故居牧师住宅，成为永久性的纪念馆。勃朗特协会的活动则迄未间断，延续至今。
到1895年时，热心的勃朗特研究者克莱门特·肖特决心收集所有的书信，出一本专集。为此他专程赴爱尔兰访问夏洛蒂健在的丈夫亚瑟·尼科尔斯，从他那儿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夏洛蒂·勃朗特传》中未收入的信件，加上从夏洛蒂的亲朋故旧那里收集到的更多的书信，于1896年出版了部书信集《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社会圈子》（后改名《勃朗特一家和他们的社会圈子》）。这本集子中的书信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按写信人或收信人以及书信的内容分章编排的，因而不尽科学合理。例如归在“艾米莉·勃朗特”一章内的，既有艾米莉写的信，也有夏洛蒂写给艾米莉的信，还有夏洛蒂写给友人论及艾米莉的信。又如，夏洛蒂写给她的编辑威廉斯的信，则分别归入“威·史·威廉斯”、“文学抱负”和“文学上的友谊”各章。这就很难查找。另一个重大缺陷是，由于版权关系，这本集子中不包括《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引用过的信件。直到1908年，传记版权终止后，肖特才得以将其中的信收进来，加上新发现的其他信件，按时序重新编为一集——《勃朗特一家：生平与书信》。肖特深信，他已把勃氏书信收罗净尽。但是到1913年，《泰晤士报》爆出冷门，发表了夏洛蒂致埃热先生的四封“情书”。这说明搜集勃氏书信的工作仍大有潜力可挖。 1932年，托马斯·怀斯和亚历山大·赛明顿合编的《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和书信》四大卷问世，标志着勃氏书信编辑出版的新里程碑。这个集子在肖特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约300封信，共收入1046封，全部按时序排列编号，从勃朗特姐妹幼年（1820年代）直到她们去世（1850年代）后四十年间，可谓集勃氏书信的大成。尽管以后几十年中又陆续有新的发现，但它的权威性已经确立，成为任何一个勃朗特研究者和传记作家的案头书。
四卷集中以夏洛蒂的信为主，在全部1046封信中约占800封。艾米莉的信只有一两封，安妮的信也不过寥寥数封，都不甚重要。因此，无论就数量和内容而言，一部勃朗特书信集，其实就是一部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
夏洛蒂是写信的能手。她的信有内容、有见地、有感情、有文采。她热衷于写信，首先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她是一个穷牧师家庭的长女。父亲无力关顾女儿们的前途。弟弟沾染了酗酒浪荡恶习，只知向家庭伸手。两个妹妹从不出头露面，一切听凭大姐安排。于是夏洛蒂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她从小就养成了关心全家的习惯。正是一种庄严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支配着她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从个人、家庭，推而及于社会。她必须为自己和妹妹的生存和发展打开出路。没有现成的社会关系可依靠，她必须自己去建立社会关系，交朋友，并长久保持友谊。为了开拓文学事业，她必须给知名作家、诗人写信求教，和出版商、评论家打交道，结交文友。在长期的幽居生活中，犹如胎儿靠脐带与母体沟通，夏洛蒂主要靠书信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但夏洛蒂写信，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她热情，内心里有着太多的感情需要倾吐。她多思，头脑中有太多的思想需要交流。姐妹三个都酷爱大自然。艾米莉心在荒原，远避尘寰，除家人外，与世无交。可是夏洛蒂还向往人间温情。她爱父亲，以近似母爱的深情爱着弟妹。她和同窗埃伦·纳西和玛丽·泰勒结为终身莫逆之交。她给埃伦的信近500封，绝大部分保存下来，成为她的书信的主体。她给玛丽的信更富思想内容，惜未保存。成名后，她和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马丁诺女士，男作家萨克雷，出版界威廉斯、史密斯等人建立了诚挚的友情。她和萨克雷之间既友善，又有分歧。她佩服萨克雷的社会批判的勇气，却不满他沾染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市侩气，过于仰权贵的鼻息。在这一点上，她是个较萨克雷更彻底的社会叛逆。她和威廉斯的友谊则另是一样。这位正直、谦和而好思索的长者，个发现了夏洛蒂的才华，成为她在思想上、事业上的知交。夏洛蒂给他写过不下100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烦恼和希望，畅谈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感想。这些信是她全部书信的精华。这些可贵的友谊，在她惨遭人生悲剧时，如同甘霖，润泽着她龟裂的心田，支持着她度过了精神危机。
夏洛蒂像她笔下的简·爱、露西·斯诺、卡罗琳·赫尔斯通一样，有一颗十足的女性的心，向往着正常的人生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假如她像伊丽莎白·布朗宁一样幸遇知音，可以想见，她会留下多么缱绻动人的“两地书”。然而这样的信在她的书信中却付缺如。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是“情书”，那就是她写给她的比利时老师康斯坦丁·埃热的信。夏洛蒂对埃热先生的感情的性质，是传记作家们多方探究而莫衷一是的题目。盖斯凯尔所知道的肯定要多于她所写的。从仅存的四封信来判断，她的感情确已超出一个学生对恩师的爱戴。但是若断言她对一个有妇之夫存有非分之想，那却与夏洛蒂整个的为人、信念和行事不相符，绝无可能。看来，她的感情有可能是一种介乎师生情和两性爱之间的难以界定的恋情。它确乎有点儿超出世所公认的礼法常规，但断然不会越轨逾矩。她要求得到一个异性的知己、一个知心，以满足她对心智、情感交流的渴望，仅此而已。如果说这是爱情，那多半是一种升华于肉欲之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她对此是问心无愧的。无论如何，这四封信的公布，启开了夏洛蒂生活中一扇迄未为人所知的门，揭示了她内心的一个密室，填补了盖斯凯尔夫人为她绘的不完整的肖像的一角。四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们显示了夏洛蒂心灵震荡的深度，有助于解释她的女主人公们那异乎寻常的激情的由来。
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贵在真实。它们不是像曾文正公家书或有些大人物书信、日记那样，专为训世和教诲子孙后代而写的。她的信，是一颗赤热的心和多思的头脑的自然流露，一个过于饱满的心灵不可抑制的外溢。她开始写信时，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乡村少女，及至成了名，也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普通妇女本色。她的信会有朝一日披露于世，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她谈到自己的信时说：“我从不把它们看得多么重要，也从不考虑它们的下落。”（923）①正因如此，她在写信时就毫无约束，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这些信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记录了她的生活，她那虽不复杂但绝非平淡的经历。尤其是，它们有如年轮，忠实地记载了一个心灵从幼株到成材的全过程。无怪盖斯凯尔夫人在传记的后半部分几乎逐页征引夏洛蒂的原信，因为她深知，再也没有比这些信札更能准确鲜明地勾勒出她的面貌的了。
夏洛蒂是一位艺术家，不是学者、思想家。她的信中没有渊博的学识或高深的哲理。她论人论事，多凭感想、直观和良知。但唯其发自内心，才更具有朴实的自然美和浓郁的个性的芬芳。这些书信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作家，也了解了这个人。
首先是人。
有不少大作家，他们创作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但他们本人却仿佛隐身在时空的雾霭里。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景象会反复出现在我们记忆的屏幕上，而握笔者的音容笑貌却模糊不清。夏洛蒂·勃朗特不是这样的。她的影像会悄悄地潜入我们意识的深部，长住下来，像简·爱的影像一样清晰，有时二者竟重叠起来，因为她们本质上是如此相像。她是生活中的简·爱。但由于生活要比虚构更加丰富得多，她也比简·爱丰富得多。
读着她的信，我们仿佛看到她由少女长成妇人，熟悉她的一切，像熟悉一个我们身边活着的人，一个诚实、坚强、热情、勇敢、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妇女。
弥漫着她的全部作品的巍然正气，同样也贯穿着她的全部书信。萨克雷在纪念夏洛蒂的文章《后一幅素描》中说：“凡是读过她的书的人，谁不钦佩这位艺术家典雅华贵的英语文体，谁不钦佩这位妇女对真理的炽烈的爱、她的勇敢、她的纯真、她对邪恶的义愤、她热切的同情心、她虔诚的爱和信仰、她激越的荣誉感？”“一种急切的诚实，是这位妇女的性格特征。”读了她的书信，我们也会得到同样的印象，而且更深刻、更难忘。
我们看到她性格上相反的但并不矛盾的两面。她温柔、热情、悲天悯人，她自己遭遇不幸，深深同情一切不幸的人。“我们好忘记自己，深切地关注他人的疾苦、损失、奋斗和困难。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得称心如意，那就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千千万万同类在遭遇着不同的命运；好让我们沉睡的同情心受到激发，我们麻木的自私心受到震撼。”（711）另一方面，她不是柔软的材料做成的。她傲骨铮铮地冷对权势，轻蔑、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荒谬。“你们的那些有良好教养的人们，在我看来……都是头朝下在走路，倒过来看世间万物。对于他们，谎言成了实话，实话倒成了谎言，他们把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无聊活动当成乐趣，而把明智的追求视为厌事。”（279）上流社会对于她，绝不是酸葡萄。当她有机会成为贵妇人座上的贵宾时，她傲然拒绝了（678）。对下暖如春风，对上冷若冰霜，夏洛蒂就是这样一个既软又硬的性格。
奋斗，进取，是夏洛蒂一生的主旋律。奋斗，抗争，和病弱的身体抗争，和逆境抗争，和习惯势力与陈腐观念抗争，和心灵创伤、绝望情绪抗争，和失败抗争，和死亡的打击抗争，为了实现自己和妹妹们的文学抱负，她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但她毫不自私，她的奋斗不是自我中心的个人奋斗。她认为，自我解放不能以损害他人或不顾他人为代价取得。出于原则或出于必要时，她能够放弃自己所向往和珍惜的一切，做出牺牲。她坚信：“正确的道路，乃是那条要求你在个人利益上做出牺牲、对别人有好处的道路。” （257，273）这是她的信条，是她据以律己的行为准则。还在少女时代，她就把责任看成做人的要旨，自觉自愿接受它的羁约。“责任，需要，这都是严峻的女主人，不容你不服从。”（38）不论在就业和婚姻问题上，她都曾为家庭做过重大牺牲而无怨尤。
妇女问题和爱情婚姻问题，是夏洛蒂思考得较多的问题，必然在书信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无权的状况，也突出地表现了夏洛蒂激进的民主思想。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可见，妇女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比表面看来的深广得多。在当时的英国，妇女的受压制是和工人的受剥削平行的重大社会问题。贫穷妇女特别是贫穷的知识妇女普遍找不到出路，如果没有机会结婚，就只有靠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家庭教师这种职业，实际上是有钱人残酷剥削有文化教养的穷人子女的一种制度。家庭教师地位的低下、劳务的繁重、待遇的菲薄、人格的屈辱、已经到了引起公愤的程度。夏洛蒂身受其苦，体会很深，因而发出强烈的抗议。她在小说中以艺术形象做了控诉，而在书信中则以社会学的精确性把这种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无遗。
当女家庭教师固是一种苦差，但比起居家赋闲，无所事事，靠父兄养活，在她看来还是二恶之次。她坚信，“靠诚实的劳动挣得的面包，比不劳而获的面包更香甜”。独立的人格，有赖于独立的经济地位。贫穷的姑娘宁去挤劳动市场，也不要到婚姻市场上去屈辱地出卖自己。她看到一家一家的英国姑娘坐等出嫁，无目的无意义地虚度岁月，打心底可怜她们。她唯愿全英国、全世界的女子都能获得一个生活的目的。她亲身体会到，有成效的工作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福祉，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它能把一个掉进绝望的海洋行将灭顶的人托出水面。正是工作——文学创作，把她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拯救出来，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夏洛蒂不是社会学家，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她清醒地看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弊端，深深扎根于社会制度本身。不过她认为，社会制度问题只能由哲学家、政治家们去思考、去解决，不是她所能过问的。她也不是女权运动者，她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要求，主要关系到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从未涉及妇女参政问题。她以为，如果妇女们自己争气，还是有可能局部改善自己的处境。作为一个作家，她认定自己有责任通过文学揭露社会的不平，激励受压迫者——不论是妇女还是工人——起来抗议。
在婚姻问题上，她的激进的民主观点表现为猛烈抨击形形色色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婚姻，倡导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从书信看，她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切望能有幸嫁给一个真正的知音。她怀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绪，要求爱自己未来的丈夫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至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生不嫁，决不迁就。（72，73）她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十多年中拒绝了三次求婚，其中有两次（亨利·纳西和詹姆斯·泰勒），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原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她又对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抱现实的甚至幻灭的态度。她嘲笑法国式的“巨大的热情”是“巨大的愚蠢”，劝女友不要指望在结婚前恋爱。她早就认定自己不可能结婚，思想上做好了独身的准备，却不料在命运拨弄下陷进了一场“巨大的愚蠢”，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遭受了沉重的感情创伤。独身，在当时的英国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在那些贫穷而又有谋生本领的女子当中。夏洛蒂并不怕独身。假如她挚爱的两个妹妹活着，又有她热爱的文学事业，她对两性情爱的渴望就可以得到补偿。妹妹的死，抽去了她感情的支柱。她不幸，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妇女”（783）。正是这种无以解脱的孤独感，终使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一个热爱她但她并不爱的男人结了婚。及至婚后，才发现她劝朋友先婚后恋的话，竟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她的激情，她内心深处的波澜，在书信中鲜有表露，但在她的小说中却可以找到充分的反映。她关于爱情婚姻的种种见解和思考，包含着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的先进思想内容，是书信中饶有意义的部分。
如果这个人物有个原型的话，那就是一位在若干年前以80高龄故去的教士。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在一个教堂举行圣职授任典礼时，当时我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相貌和威严的军人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听到他主持的那个地区的人谈论他，有些人热情赞扬他，有些人憎恨他。我听取了种种轶事，把各种证据进行比较平衡，做出一个推断。霍尔先生的原型我见过；他也多少有点儿知道我；可是若说他想到我曾经仔细观察过他或把他作为一个人物来写，若说他猜到我写了一本小说，那还不如说，他想到他的狗“王子”这样做哩。玛格丽特·霍尔引用《每季评论》的话，称《简·爱》是一本“坏书”。我承认，这个说法出自她的口，令我深感痛心。由此可见《每季评论》为害之大。若不是有人给她灌输这个看法，玛格丽特不致管它叫“坏书”的。
没有关系。不管为人知或不为人知、遭人曲解或相反，我决心不把它写成另一个样子。我将顺乎我能力所指的方向。那两个理解我并为我所理解的人，已经一去不返了。还有一些爱我的人，我也爱他们，但我不要求也无权要求他们完全理解我。我感到满足；但在事关写作的问题上，我必须自行其是。失去了世上至亲至爱的人，会对我们的性格产生影响：我们寻找那剩下来的可以支持自己的东西，一旦寻得，就紧握不放，依附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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