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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3875111
- 新闻出版总署推荐重点图书之一，获得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权威党史专家，全面解读建党历程，解密不为人知的惊险故事！
- 珍贵图片、罕见史料精彩呈现，解答关于建党的诸多疑惑！
本书内容严谨，叙述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以1911年至1921年这段激荡变幻的历史为背景，以*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中国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以及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到成立并扬帆起航的一系列过程。作者权威专业，史实精准，文字大气，适合党员干部、青年学生阅读。为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建党历程，此书将“中国共产党*个纲领”“中国共产党*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一大出席者人物小传”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事记”等珍贵史料制作成精美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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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星光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将要降临中国大地。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神州飘摇
2.反抗、救亡与求索
3.辛亥枪声
4.“新青年”陈独秀
5.北大相识
6.群星奏响新文化
7.风云起红楼
- 十月先声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马克思在东方
2.“阿芙乐尔”号炮响
3.共产国际的中国面孔
- 新生力量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走了几天。一路上，他们讨论多的就是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的力量，表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具备现实的基础。
1.五四浪潮
2.风暴中的陈独秀
3.问题与主义
4.建党之约
5.为何是上海
- 使者来华
维经斯基身上带着李大钊写给陈独秀的介绍他们与陈独秀见面的亲笔信。但维经斯基到上海的目的，不仅仅是拜见陈独秀，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1.远东之客
2.上海革命局
- 上海建党
陈独秀到上海后，在他的周围迅速形成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这个看似松散的“圈子”实际上就是酝酿建党的初的“胚胎”。
1.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2.吸收“真同志”
3.翻译《共产党宣言》
4.S.Y.与外国语学社
5.《共产党》和党纲
- 北京呼应
经过张国焘、张申府两人的穿针引线，李大钊在建党问题上与陈独秀进行了充分沟通，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终于呼之欲出。
1.“亢慕义斋”
2.罗章龙与刘仁静
3.穿梭京沪的信使
4.分裂和凝聚
- 湖湘才俊
1921年的元旦，长沙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分散居住在长沙各处的新民学会会员，都会集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来参加学会的新年大会。
1.“二十八画生”的觉醒
2.新民学会组织留法
3.《湘江评论》与驱张自治
4.湖南新气象
5.来自法国的长信
6.长沙新年大会
7.秘密建党
8.满门英烈
- 星火燎原
极度惆怅的董必武在上海暂住了下来，不期而然却迎来了新的转机。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对他后来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促使他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人。
1.“九省通衢”
2.私立武汉中学
3.武汉小组
4.“康米尼斯特学会”
5.陈独秀南下广州
6.肃清无政府主义
- 海外组织
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197名赴法学生也在这艘邮轮上。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一年，他22岁。
1.留法运动
2.周恩来赴法
3.学生团结起来
4.旅法小组
5.东京小组
- 东方之行
“阿奎利亚”号轮船终于抵达上海。马林或许已经意识到，一张时刻围绕着他的大网正在张开。在陌生的上海，又有什么样的惊险在等着他呢？
1.马林启程
2.困局中筹备
3.作始也简
- 神秘聚首
当外滩钟楼上连续八下的钟声在夜幕中敲响的时候，十几个穿戴各异的人在朦胧的夜色中，陆续从后门走进贝勒路口的李公馆。
1.拨开迷雾
2.选定李公馆
3.伟大进程
- 红船破浪
远离了大上海的喧闹和密探的跟踪，大家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被打断的会议在这样的气氛中重新开始了。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讨论的速度，很少长篇大论。
1.“包打听”闯入
2.南湖游船
3.基石奠定
彩插
1.中国共产党个纲领
2.中国共产党个决议
3.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
4.中共一大15位与会者小传
5.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事记
“一本让人如饮甘醇却又*可以对其信赖有加的读物，它是党史类读物通俗化的有益尝试，是写给非党史人看的一本好的党史书。”
——《光明日报》
“既有一般党史类读物的严谨性、权威性，却又规避了一般党史类读物的艰涩和枯燥；既有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生动性，却又规避了文学作品惯用的虚构和夸张手法。”
——《出版广角》
第三章 新生力量
3.建党之约
1920年2月，很快就要到农历春节了。
在北京通往天津的土路上，一辆车篷捂得严严实实的骡车跑得正欢。车篷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像是掌柜的，一个像是账房先生。其实，他们是化装秘密前往天津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进一步迫害，李大钊用这种办法避开警察的监视护送陈独秀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轮船到上海。
这次南下虽然迫不得已，但对陈独秀而言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就在南下之后不久，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陈独秀之所以离开北京，固然与他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并被关押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因为陈独秀与北京保守势力的激烈冲撞，和他的思想由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他与胡适、蔡元培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老朋友产生裂痕，新文化阵营也因此分裂。陈独秀只有离开，到上海“走自己的路”去了。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掀起的冲击波，自然引起维护旧道统的当权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的激烈反对。而作为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陈独秀当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在喧闹声中向陈独秀投掷毒箭的先锋当属前清进士、也曾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大翻译家林纾。1919年2月17日和3月19日，林纾先后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章诋毁新文化运动，分别影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政治小说《荆生》《妖梦》，意在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与此同时，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则拿着几本《新青年》和《新潮》杂志面送大总统徐世昌，以“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理由，要求大总统和政府直接干预北京大学，对陈独秀等人进行制裁。
在北大文科学生中，也有人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施放冷箭。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北京《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就在《神州日报》撰文造谣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烈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由此已离京赴天津，态度消极。”不久又发表通讯，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样的谣言对于北大及陈独秀等人所产生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虽然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曾发表文章辟谣、反驳，但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4月10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会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此时仍为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是从这时起，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陈独秀离开北大，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自《每周评论》创刊以来已经逐渐“左倾”，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分手只是时间早晚或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而已。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友人得知他在北京的危险境地，“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也”。一个月后，又写下《研究室与监狱》的杂感，表现出相当决绝和激进的思想。可见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上街散发，是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的。
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这一次在狱中的98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狱中3个多月，什么都不能看，只给他一本《圣经》。他把《圣经》反反复复看了以后，悟出一个道理：基督教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那么大？因为基督教有牺牲精神，耶稣为了大众和穷苦人的利益，能够受苦受难，甚至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非常赞赏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这个思想和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追求个人独立的人格、个人利益、平等自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1920年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阐明了可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个人这么一个精神。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
陈独秀出狱后再也没有回北京大学。当时校方还曾聘他为“国史馆编纂”，他对此当然不予理会，北大教授之职，也自然解除。他出狱之后做的件事，就是把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重新改由他一个人编辑，并在七卷一号上发表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本志宣言》，主张抛弃制造了无穷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通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建立“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的真正的民主政治。
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上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我现所说的劳动界，是指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他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与劳动者联合起来，“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
虽然陈独秀为北洋军阀政府所不容，但却受到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重视。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根据陈炯明的提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几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
就在上海等候赴广州的轮船期间，陈独秀接到武昌文华大学请他参加毕业生典礼并作学术演讲的邀请，因为候船尚需时日，陈独秀便接受邀请，取道南京溯江而上，于2月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知识界所仰慕。他到达武汉的消息传出后，一时间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陈独秀在武汉短短四天，就在文华大学、武昌高师等地进行了四场演讲，引起轰动。其中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中，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和劳动与平等的信仰，“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乃于8日晚乘车北上返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京警方看到这些消息，才知道尚处于“取保候审”期间不得私自离京的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于是就在陈独秀寓所周围布下军警，准备再次逮捕他。
与陈独秀、李大钊关系都很密切的高一涵1963年10月回忆道：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这样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走了几天。一路上，他们讨论多的就是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的力量，表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具备现实的基础。他们约定，分别在上海、北京着手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对于这次骡车上的密谈，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回忆材料孤证不力，但从相关材料看，在1920年上半年酝酿建党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也就有了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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