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58803
《集成与分享释义》围绕着新常态下企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剖析了由作者首次提出的集成与分享原理及其模型（形象模型、数学模型和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本书对企业组织案例和新涌现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提出，集成与分享作为管理核心，能够引导企业组织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成为互联互通时代企业竞争与发展的一种新的动力。也可以说，作者把企业管理中*为精髓的理念进行了提炼和升华，而这一理念，正是集成与分享。
本书分为六章，*章揭示了集成与分享原理的客观存在，第二章阐述了集成与分享原理的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集成与分享原理的方法论，第四章解析了集成与分享原理在金融组织领域的延伸应用，第五章分析集成与分享原理在一般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实践，第六章引入若干专题研究案例。
序
自序
章
现象背后的逻辑
节 集成与分享的存在
第二节 集成与分享的驱动力
第三节 集成与分享的新时代
第二篇
在历史的进程中创新
节 既有复杂系统理论
第二节 集成与分享的定义
第三节
集成与分享的原理表述
第四节
集成与分享原理的运行机制
第三章
集成与分享原理的方法论
节
促进认同
第二节 建立多边机制
第三节 寻找均衡点
第四节
技术优先
第五节 知识管理
第六节 协同
第七节 制度转换
第八节 弹性治理
第九节
公平与效率
第四章
独特视角中的金融和组织
节 集成与分享原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第二节 集成与分享原理在组织领域的应用
第三节 产融结合：组织与金融的集成与分享
第五章
实践是思想成熟的砥砺石
节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均衡
第三节
知识管理综合集成
第四节
客户关系
第五节 流程重置
第六节
供应链
第七节 技术创新
第八节 平台战略
第九节 风险控制
第六章
专题分析报告
节 “一带一路”中的集成与分享
第二节 赤道原则中的集成与分享
第三节 一家信托公司的集成与分享
致 谢
参考文献
章现象背后的逻辑
集成与分享首先是一个感性概念，沉淀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作为一个原理，它深藏于大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现象的背后。人们在改变自身处境争取福祉的活动中，在运用管理手段配置资源和积累知识的过程中，都在有意无意地运用这个理念、这个原理。
节集成与分享的存在
进化论在纷争中走向完善
目前，对于生物种类，科学家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地球上现存的有记载的生物种类大约有200万种，还有许多种生物没有被人类发现，还有许多生物已经灭绝；曾在地球上生活的生物种数很有可能多达5亿～10亿。各种各样的生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究竟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进化道路？
在众多的进化理论中，有两种时空相距较远的理论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于1859年创立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一是美国生态学家埃利希（P R Ehrlich）和雷文（P H Raven）于1964年创立的协同进化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诞生于初现科学曙光的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这在客观上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达尔文进化论中有两个学说体系非常重要：进化学说和自然选择学说，前者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进化来的，一个物种可以进化成新的物种；后者强调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的方式主要有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
协同进化论早由埃利希和雷文在讨论植物和植食昆虫（蝴蝶）之间的进化影响时提出。后来持有共同观点的学者们给出的原则性概念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种群间从单方的依赖性发展为双方的依赖关系；种群间互为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种群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调节，从而协同进化。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引起协同适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导致协同物种的形成。物种间协同适应引起的物种形成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自达尔文进化论创立150多年来，对其论点、论据、论证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有些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甚至完全是对立的。有中国科学家参加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有其自身独立的遗传进化密码体系；1972年出土的编号为KNMER1470（简称“1470号人”）的类人动物的头骨化石，按分类特征其类似于现代人，属于人属（Homo Genus），比进化论者公认的人类始祖南方古猿早90万年，比直立猿人早200万年；世界各地发现的各类史前文明遗迹，比如10万年前的铁锅、25万年前的壁画、40万年前的现代人牙齿化石等，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人类起源、文明进化的判断。生存斗争是不是实现自然对变异选择，乃至生物进化的途径？自然选择到底是一种动因、过程，还是过程的结果？
达尔文及其学说是伟大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的完美而在于它的高度。进化论可以比肩日心说，日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进化论则把人类放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我们可以批判甚至怀疑进化论，但不可否定物种及人类进化的事实，不论这种事实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其实，在达尔文的生命后期，他还投入了很多精力研究生物的社会性，认为适者生存的意义不仅是生存斗争，还有合作和互利，生存能力强的物种可能是接纳能力强的。
人类的天性不满足于“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静止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上。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永远都在路上。当今世界有达尔文时代所望尘莫及的技术条件和环境，科学成果一定会不断揭示或越来越接近事物真实的成因。现阶段，进化论呈现出异常丰富和活跃的态势，无论是自然选择进化论还是协同进化论，它们只是反映了同一领域的局部和侧面，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和积极意义。更有意义的是，把两种理论并列，暂时抛开进化方式的争论，就会给人们的理念提供一个重要启示。我们所在的自然界，包括人类自身，是一个密切关联、进化发展、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多彩纷呈，既有竞争性的自然选择进化，也有互益性的协同进化，还有其他人类尚未认知的进化方式，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不是物种演化的全部内容和方式，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相互受益和相互制约的集成与分享机制是物种演化、大自然进化的总趋势。
另一种视角看历史变迁
美国著名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说过，“人类是一个具有同理心的物种”，人在理性层面具有集成与分享的天性。但在人类社会的初始时期，集成与分享的愿望更多来自对家庭的保护，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力量的侵占与掠夺。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易的出现，在客观上，既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塑造了集成与分享愿景的雏形。
不论是以占有人身自由为特征的奴隶社会，还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君主专制制度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从时间轴上纵向看历史，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有条件接触多元化的信息、事物和人群，自我意识、自我认识正在逐步提升。城市、港口的出现，使人口高度集中，经济联系广泛而密切，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市场交易、产品制造、交通运输、生活消费的外延不断扩大，城市文明为打破文化边界、地域边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的传播找到了初、有效的载体，人类的各种传承超越时空界限，以留痕的方式延续下来，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约970～1051年）发明的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早了约400年。文字和印刷术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人类交流的介质方式，促进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商业文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人类建立起科学的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知、分享知识和世界。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文主义划时代的开端，它肯定了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从社会层面丰富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增强了人们社会角色转换和体验他人困境的能力。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制定联邦宪法，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这些标志性事件为西方民主政治架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2年，世界上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并实行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其多样化恰好反映了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标准关注集成与分享的社会范畴和统筹资源力度，以及这个模式对历史的适应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崛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有3条脉络很重要——宗教、教育和技术，分别反映了人的精神特征、知识传播和社会进步。
宗教。无论哪一种宗教，都离不开创始者的艰苦修行和境界的超越，然后形成组织性信仰、教义、礼仪体系，著名学者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提出，宗教的宽泛定义是，“环绕着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制成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信仰者因其信仰的共同性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并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上的集成与分享。近几年，一份世界性的调查报告表明，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对个人意义上的精神探索意识正在上升，对传统宗教的关注趋于减弱，说明未来有更多的人将不为排他性的限制所困，更加包容对外部环境的探索和追寻。
教育。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早的西方高等学府阿卡德米（Academy）传播几何学和逻辑学。公元前300年，孔子在临淄的稷下学宫传播礼学。今天，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北京海淀的中关村，都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聚集人力资本，但这个有限区域的外延影响是划时代的。
技术。以煤炭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蒸汽机的发明使用为标志的次工业革命，空前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促进了新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效率。以电力应用和石油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了集团化企业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创造了舒适的物质条件和高效的交流交换方式，同时给这个星球留下了巨大的熵，人类站在文明的新高度，面对的却是气温上升、物种灭绝和环境恶化。人类已经觉醒并开启新的征程。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和通信技术、新能源利用为主要标志，为人类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图景，资源以民主化的方式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合作和分享成为治理和活动的主要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迎来革命性变化。
令人费解乃至痛苦的是，人类在集成与分享的总趋势中，在文明不断升级的进程中，并没有摆脱同类之间冲突所造成的苦难，不同范围和各种形式的冲突自古至今没有间歇过，在这个过程中充斥着正义和邪恶的抗争，资源利益的博弈，文化宗教的冲突。次世界大战持续4年多，伤亡人数超过3 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近2 7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近19亿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近4万亿美元。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近3个月的种族暴力冲突，造成近100万人死亡。人类一次次站在自己制造的废墟上，历史在人性和道德的撕裂和重构中延续，尽管正义终归战胜邪恶，但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合作和分享是拯救命运的正途，而进入这个正途，人类要不断对生命和生存的认知重构，创建共存共融的利益观和治理规则，选择具有普惠意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东风和西风
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以“和”为中心。“和”简洁而明确地诠释了集成与分享的理念。集成与分享以差异的存在为基础，又以差异的消融为目标，其实质和精神本源就是“和”。
作为中华文化源头的《周易》也阐释了“和”之本意，它把世界视作一个由基本矛盾关系所决定的多层次的集合整体和动态的循环演化系统，并用阴阳两端的二进制数位化符号构造出一种描述世间万物的数位结构图。老子和孔子诠释“和”的方式有所不同。老子比较偏重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由此建立了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建立了伦理学。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调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孔子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指出道德要保持均衡状态，不偏重一个方面，兼有中正中和的意思。
当然，与二元论的辩证以及“和”的包容差异相对应，中国古代哲学也提倡“集大成”和“大一统”思想，强调主体的统一性、归一性。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即强调仁德对于治理价值的“统一性”。致力于公羊学研究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正统思想。古代哲学的“集大成”和“大一统”思想含有片面的集成性，完全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分享性。
“和”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中国文化对“和”的重视渗透在哲学、政治、道德等方方面面。孔子提倡“息争”，并在处世方式上用“和合”的方式来获得平衡。“和”不只是应然的理念,也是对实然和必然的认识。“和实生物”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一种宇宙观。“和为贵”是由上述宇宙观而派生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而不同”是由此而引申的处世的基本原则。
集成与分享理念还体现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认为“天人不相胜”。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荀子提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董仲舒在《五行相生》中指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强调世界是具有五行统一的自然集成系统。程朱理学选择二元观，用理、气二元论来描述世界。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气两方面构成的，其中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是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二元论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集成与分享的理论源泉和方法论基础。没有二元的分立，也就没有集成与分享的区分；没有二元的相辅相成，也就没有集成与分享的融合。
与东方圣贤善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重视思考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不同，西方的先知们擅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注重从物质世界入手探索问题的本源。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就是美德”，德行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功能，一个人的功能就是理性地行事，“使灵魂尽可能地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为其灵魂追求美好生活，只有通过恰当的行为才能达到。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人的灵魂分为3个部分，理性、精神和欲望，试图说明所有人都有内心困惑和冲突的共同经验，理性反映在人们存在一种对目的或价值的意识，精神反映在人们有激发行动的驱动力，欲望反映在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柏拉图还在《斐德若篇》中提出折中性意见，他列举了一个驭手驾驭两匹不同的马（好马、坏马）的事例，强调驭手有责任、权利和能力控制马，喻示灵魂的理性有权利支配精神和欲望。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人的理性，指出“人的功能就是灵魂的活动，这种活动遵循或反映一个理性原则，人类的善当然就是与德行相一致的灵魂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即说道：“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他还提出，“根据正当的理性去行动”“灵魂的理性部分应该控制非理性部分”。
很明显，虽然东西方都承认二元论，但东西方的价值观有明显的不同,东方强调矛盾双方的转换，西方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差异。梁簌溟先生将其概括为：西方文化所走的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在当下仍留有很多痕迹：东方提倡群体本位，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东方重人伦，西方重契约。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学的包容性主张契合了经济和知识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被越来越多的群体接受。价值观也是在集成与分享过程中确立和变化的。儒学尽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其基本宗旨却始终是主张个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富有人文关怀的深刻见解。其实，东西方的理念难以地隔离，原因是两者都以“人”为关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东方圣贤的“仁爱”和西方先知的“理性”有多维度重合的地方。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恰当的行为方式就是符合德行的行为方式，是过度和不足之间的中间状态或叫中道”“我们通过灵魂的理性力量来控制我们的激情，形成各种能够符合德行的习惯，这些习惯自动地引导我们遵从中间路线”的见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广义上的主体与客体渗透
主体和客体是客观存在的抽象概括。集成与分享过程在广义上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集成与分享的主体可以是人、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这是集成与分享哲学思想与其他哲学思想、管理思想的不同之处。哲学思想和管理思想的主体必然是人，也只能由人担当，而集成与分享由于其思想的特殊性，能把动植物、细菌等生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人的各种知识，人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生态都纳为主体。
当然，由于人是具有灵魂、自我意识和主动精神的主体，在人与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等多个主体的主动被动关系中，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对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具有主导和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自身的集成与分享对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的集成与分享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反之，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的集成与分享也会影响人的集成与分享。集成与分享主体的广泛性首先决定了集成与分享客体的广泛性，同时它以主体和客体相叠加的方式决定了集成与分享具有广泛适用性。
集成与分享的客体同样是人、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用哲学语言来描述，就是物质和精神，它们是软与硬、虚与实、前与后、新与旧、大与小、快与慢的集成。集成与分享的东西可以是物质，或者物质标志物或替代物，如货币等，还可以是知识、荣誉和社会地位。可以说，凡物可集成、凡物可分享。依据对主体和客体关注点的不同，集成与分享可以分别表述为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管理思想等。
集成与分享主体和客体是对称关系和非对称关系的结合体，这种主客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恰恰是集成与分享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根源所在。集成与分享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性指主体和客体是同一的，即集成与分享的虽然都是人、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分享的还是人、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两者只是在前与后、新与旧、大与小、快与慢等方面存在程度和数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变异。集成与分享主体和客体的非对称性指主体和客体是异化的，即集成与分享的虽然都是人、生物、事物、知识、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但它们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和变异。集成与分享的非对称性可以表现为：集成的是物质，分享的可能是精神；集成的是精神，分享的可能是物质。
集成与分享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微观是指个人、个体层面；中观是指组织，包括企业层面；宏观则是指国家、阶层、生态系统等层面。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的存在还决定了集成与分享具有混合性的特性。这种混合性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的集成与分享可以同时存在，小层次的集成可以属于更高层次的分享，而更高层次的集成却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分享。
集成与分享主体和客体的对称/非对称性和混合性使得集成与分享原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工具性，这又恰恰决定了人们对其使用的便利性和成果的不可限量性。套用现代信托法之父斯考特的话，集成与分享的应用范围只有人类的想象力才可以媲美。集成与分享的对称/非对称性和混合性使得集成与分享被赋予工具性，使我们能够主动地适应世界和自我，能动地改变世界和调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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