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胡适与鲁迅、冯友兰、林语堂、吴稚晖、赵元任、梁漱溟、钱玄同等学人，在思想发展上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大师之间的交锋、失和与恩怨，从一定角度展现了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历程。本书汇集作者关于胡适研究的厚重成果，为以上话题提供了一个观照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占有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20世纪上半叶，胡适与鲁迅、冯友兰、林语堂、吴稚晖、赵元任、梁漱溟、钱玄同等学人，在学术路径的取舍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领域。胡适作为当时“暴得大名”的学者，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与鲁迅、冯友兰、梁漱溟等人究竟有哪些异同，一直是学界普遍关注但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周质平先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多年来致力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及胡适著述的整理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研究胡适的权威学者。在本书中，作者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现代中国背景下的胡适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与总结。

　　周质平 1947 年生于上海，1970 年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1974 年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 1982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晚明文学与思想。著有 YuanHung-tao and theKung-an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增订版自序：光焰不熄
2002年版原序
胡适与鲁迅
序论：捧鲁与批胡
交谊：由合作到分歧
从白话文到新诗
结语
胡适与冯友兰
前言
中国哲学史
历史·传统·西化
结语
胡适与林语堂
前言
从白话文到整理国故
信仰，宗教与科学
政治：热肠与冷眼
海外的声望及影响
结语：还其本来面目
胡适与吴敬恒
胡适笔下的吴敬恒
评价的改变和提高
吴敬恒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吴敬恒笔下的胡适
胡适何所取于吴敬恒
同中有异
最后的敬礼
胡适与赵元任
胡适笔下的赵元任
白话文
政治·社会·文化
婚姻·家庭
结语
胡适与梁漱溟
学术与事功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异中有同
结语
胡适与钱玄同
序论
个性的异同
白话文运动
文字改革
古史考辨
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前言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对孙中山的评价
胡适的反共产思想
前言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
从思想史上反共产
对现实的直接批评
结语
“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
前言
胡适笔下的传记文学
比较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
胡适文学理论探源
读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胡适的游记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胡适所说的科学
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
科学与自然
为科学寻中国的根
结语
胡适对民主的阐释
前言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基础
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
结语
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
前言
从逻辑到科学
民主与自由
妇女问题
中国在进步
结论
冷眼与热肠——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
国界与是非——胡适早期思想中的“爱国”
前言
《竞业旬报》时期(1906—1910)
留学时期(1910–1917)
结语
超越不了“国界”的“是非”——胡适对中国婚俗的态度
胡适笔下的日本
在鄙夷和敬畏之间
中、日现代化的比较
日本的民族性
不念旧恶
胡适的暗淡岁月
前言
葛思德图书馆
维持学术纪律
结语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写《南海康先生传》，首论“时势与人物”。他对“人物”一词的界定是“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之前，与既出现之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用这个标准来评量胡适的一生，胡适无疑地是个“人物”。
　　胡适在1917年回到中国，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传统，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史》，《红楼梦考证》等，为现代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对孝道，丧礼，妇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响从学术研究到日常生活，及于各个层面。真可以说是“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套句《象山学案》中的话，“天地间有个胡适之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是一点不夸张的。
　　梁启超在《时势与人物》中，将人物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两类：“应时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若以这几句话来描述胡适回国之后10年之间，在中国之际遇，大致是不错的。论者往往以“暴得大名”四字来刻画胡适初回国时骤享大名，披靡一时的情况。这和梁启超所论述“应时之人物”，若合符节。
　　对于“先时之人物”，梁启超的说法是“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用这几句话来说明1949年到1979年，30年之间，胡适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批判、诬蔑、歪曲和侮辱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举国欲杀，千夫唾骂”，不正是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的写照吗？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8册《胡适思想批判》，将胡适描画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中华民族的罪人”，连他的儿子胡思杜都登报指责，胡适是“人民的公敌”。1954年，周扬更为胡适思想批判定调，说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胡适五十年代在纽约的那段日子可以用“穷愁潦倒”概括之，而他在国内的际遇则不出“奇险殊辱”。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
　　这一改变，绝不是胡适思想在那几十年之中，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胡适四十岁之后，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20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究竟是什么力量延续并光大了胡适思想？
　　1949年之后，胡适在中国苦心耕耘了30年的自由与民主，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铲除的对象。换言之，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封闭与独裁使胡适由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80年代“先时之人物”了。由此推论，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封闭与独裁是滋生胡适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适思想始终不过时最好的保证。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于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80后、90后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的已是一个过去的人物。

　　胡适与鲁迅
　　序论：捧鲁与批胡
　　胡适（1891—1962）与鲁迅（1881—1936）是民国以来，在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学者兼为“社会活动家”，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政府、时局多方面的关怀。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时代，在中国近代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脚色。他们早年都受过传统的中国教育，20岁左右留学海外。胡适去了美国，由农科改念哲学；鲁迅去了日本，由医学转到文学。胡适的这个改变，虽不像鲁迅那么戏剧化，因为看了几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见到了中国人遭日本人砍头的情形，而发愤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作一个“心理”医生；然而胡适毕生的努力，也无非是为中国当时的“病症”，开出了他自己的处方。
　　就近代中国的学术史而言，胡适是个多方面开创新局的人物。在白话文运动上，他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中国之有新诗，自胡适的《尝试集》始。在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上，他有《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这些都是开山的典范巨著；在小说研究上，有《红楼梦考证》等十余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开一时古典小说研究之风气；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作《荷泽大师神会传》，校定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并发表有关禅学研究中英文论文多种，为中国禅学勾勒出了可信的历史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中，胡适也是一时之领袖，他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实验主义”，保持个人人格和思想独立的“易卜生主义”，主张妇女解放。在社会主义披靡中国知识分子的20年代里，他坚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30年代独裁与民主的辩论中，他不因为中国经济和教育的落后，而对中国走民主的道路，有任何怀疑。胡适是继梁启超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鲁迅在学术上的贡献，除了在小说史的研究和古小说的钩沉上，有创新的建树外，其他方面是不能和胡适相提并论的。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却为近代中国文学史创一新纪元，使中国的短篇小说彻底地摆脱了晚明《三言》《二拍》式的言情、公案、讲史的布局，在故事中夹带些轮回报应、惩恶劝善等等的老套。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故事的主题，人物的描写，情节的安排，对话的运用，都开前人所未有之新局。不但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同时也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方向。鲁迅的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劝善的道德命意，而是对人性、生命乃至于对民族性的反思。至今，中国短篇小说内容之深刻，文字之简练，仍未有能超出《呐喊》《彷徨》的。鲁迅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划时代的，但这样前无古人的“新”，却又丝毫无碍其与晚清的小说在历史上的系联承继。不像胡适的新诗，创新有余，而承继不足，从旧诗到新诗有时不免让人有断层之感。新文学运动虽由新诗始，但其成绩却是体现在小说上。
　　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和鲁迅无论是对白话文的推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潮流：胡适偏右，而鲁迅偏左；一个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一个相信俄共的社会主义。这点政治见解上的不同，终于使这两个曾经同开风气的人物，渐渐的由合作而分歧，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鲁迅辞世后所受到共产党的“礼遇”是空前的。全集的一再版行，铜像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无一不是为鲁迅的偶像化在铺路。一个作家可以受到党和“最高领袖”数十年来毫无保留的歌颂，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共产党对鲁迅的景仰，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景仰的后面，是有其政治上的意义的。换句话说，景仰与歌颂，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一个假象，借着歌颂鲁迅的思想来打倒一些什么，提倡一些什么，才是颂扬后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