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4348丛书名: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章诸种全球化/1
第二章战后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49
第四章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90
第五章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116
第六章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苏联方案的失败/229
第八章主义方案的改革/278
第九章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311
第十章21世纪转折时期的美帝国/337
第十一章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405
第十二章全球危机：气候变化/452
第十三章总结/501
参考文献/542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2014年10月21日
我在第三卷曾经力图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我这里将考察那次革命中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取代它的各种版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一失败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下一章将对其进行分析)一起，这一失败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社会主义的抛弃，以及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后一种替代性方案所取得的全球性胜利。解释这一失败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意义。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政权将国家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它一旦崩溃，对世界革命的渴望也几乎在世界各地崩溃了。对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很大程度上落空了，马克思主义也仅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悲观分析而仍然有用。
这一失败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这个失败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即它起源于共产党改革努力的失败及其产生的危机。对此，我们常用的一个术语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这真的是一场革命吗？相对而言，这一失败中几乎没有自下而上的动荡，除了中欧国家外也几乎没有大众示威游行，除罗马尼亚和民族之间的暴力外也没有什么暴力冲突。因此，本章将给出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解释(elitecentered explanation)，这一解释与前几章的解释截然相反。这一失败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苏维埃海外帝国的终结。接下来的社会转型由两个部分组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和向民主的转变。我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松懈飘摇：1945—1985我在第三卷描述了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两大成就：良好的经济增长、与之相随的对社会公民权的一定提高；以及粉碎希特勒的强大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里没有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专制的政党国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二战胜利中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影响，虽然增强了制度的合法性，但却破坏了苏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不过，在确保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斯大林降低了压迫的程度。由于他不相信任何人，斯大林依然确保他的下属生活在恐惧之中。虽然他的同事(如贝里亚和马林科夫)知道对古拉格监狱体制和农业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却不敢发起改革。斯大林确实在经济事务方面给予部长会议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具有技术资格的年轻党员也可以施展其专业能力(Gorlizki & Khlevniuk，2004)。这个政权向人民让渡限度的住房和卫生权利以保证赢得战争(Zubkova，1998)。总体而言，二战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依然艰苦工作，希望斯大林死后生活会好一些。经济增长确实恢复了，到1950年，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此后出现快速增长。
重大变化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压迫减轻了、恐怖降低了、集中营关闭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取消了、对消费品的投资增多了，而且审查也放松了。这个政权坚持进行大型发展工程，如农业开垦荒地工程。这是一个通过开垦边缘地带的干旱草原来缓解农业危机的不成功的工程。更为成功的则是太空工程。这一工程在1957年史普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时达到，这是个环绕地球轨道的航天器。其后，尤里·加加林又在1961年进行太空飞行，这又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1960年，赫鲁晓夫自信心爆发，宣称苏维埃将要埋葬西方社会，并许诺在1984年完成社会主义。但是，他飘忽不定的个人行为导致他与很多人疏离，而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受的羞辱导致他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后者出任书记直至1982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扩大了党管干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可信赖的党员被任命为高级政府官员。政党机构实际上管理着所有的社会制度——从共青团、工会到福利国家——但国家社会主义不再那么集权了。这个政权对非正式网络——私人关系网络(blats)——熟视无睹。在这个网络中，人们进行互惠交换。官员利用他们的职务从事寻租行为，人们为了些许消费品即被收买。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停滞的时代。精英们祥和平静、与西方的关系不断缓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布拉格之春”轻而易举地被镇压，而国内的压迫也在减弱。虽然公开的政治异议不被容许，但是高等教育得到推广，知识分子可以阅读更多来自西方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试探政府审查的界限。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其发明创造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半自动化的军事工业设施上；因为大约六万种商品是集中计划定价的，因此经济被过度的集中计划统死了。哈耶克已经发现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与市场经济相比，随着经济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计划经济的信息和协调成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在工厂车间里却出现一些松动。迟到和缺席不再被视为犯罪，产量标准很少提高，支付标准也由计件工资转向固定工资(Ellman & Kontorovich，1998：10—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更多的迟到、缺勤和人员流动，以及工厂中更公开的抗议。苏联正变得摇摇欲坠，只不过缺乏动力而已。
工人不需要十分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足够稳定的工作、工资和其他福利。只要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就反抗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现实。但是，这些理想“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从大众意识中排挤出去了”，反抗因此也就停止了(Kozlov，2002：chaps 12—13；引自pp.313—314)。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世袭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使得工人具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和对立感——工人与管理者相对立的“我们——他们”模式——但是任何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都为政权所垄断，不值得信赖。工厂车间里存在一些仪式化的、和平的集体行为，而且这些罢工也赢得了一些让步(Connor，1991)。
对白领和管理层的控制减弱了，对各个企业的五年计划和目标也降低了。管理者具有更少的动机努力工作和进行创新，却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寻租以及利用经济利益换取个人支持。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网络通过非正式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政党不再是主要发展计划的传输带，反而成为党员干部的特权；这些干部居住在与世隔离的社区里，拥有乡间别墅，购买他们自己商店里的奢侈品。罗纳德·孙尼(Ronald Suny)讲述了勃列日涅夫的母亲探访他的故事。其奢华的生活令他母亲十分担忧。“怎么了，母亲？”勃列日涅夫问道。“但是，列昂尼亚”，他母亲问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次回来，你该怎么办啊？”(Suny，1998：436)
不平等仍然低于西方社会，腐败问题也不严重，但是在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两者都很难合法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腐败，关于平等问题也存在争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设立更多的激励，并在技能的基础上建立不平等，效率将会提高；但其他人则主张，降低不平等将建立集体的斗志，恢复对社会主义效率的责任感(GrantFriedman，2008)。经济增长在当时仍在继续，从1950—1975年间，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是3.8%。到197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达到美国的40%到60%；苏联也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医生和医院床位、更加充分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拥有与相似发展中国家相当的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以相信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控制会放松，生活会变得更美好；精英们也可以相信这个政权会重受欢迎，重新获得建立某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
不幸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在继续，但是增长率却在持续降低；1928—1970年间是5%—6%，1970—1975年间是3%，1975—1980年间是1.9%，1980—1985年间则只有1.8%(Lane，2009：153—154，162)。劳动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在衰退。这是一个低效的经济状态，生产出很多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浪费了40%的国家财政预算，至少有20%的GDP投向军事发展(而美国则只有5%—7%)。戈尔巴乔夫确认了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他还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所预想的两倍，是他首次就职时被告知的两倍(Gorbachev，1995：215)。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军工企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并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西方银行在东方阵营提供越来越多的投资，但是它本身的出口水平却从未足以还清这些投资，因此对西方的债务也是稳定的增长(Kotkin，2009)。但是，直到1990年，其经济才由于糟糕的改革而出现负增长。如果不进行改革，通过限制普遍的全球化进程，低经济增长的苏联也许还可以存在得更长一些时间。
苏联人已经充分实现了粗放式增长。苏联已经没有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了；除石油和天然气之外，自然资源也在减少。以技术为基础进行增长的部门是军工企业，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考虑国家安全的时候，军事发明不会影响到民用产品的生产。戈尔巴乔夫说道，苏联将80%的研发资金投往军事项目，而美国的比例却在40%和60%之间。当局又将大量的资源投向西伯利亚的大城市中，还力图重建废弃的工厂，这些都加剧了问题(Allen，2004：chap.10)。这仍然是集中计划更加适合的赶超工业化模式；但是在更加复杂、流动和后福特主义的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却具有优越性。但是，通货膨胀率很低、生活水平仍然在提高、国家的信用等级依然很高，与资本主义的衰退相比，产量的降低也不严重(Ellman & Kontorovich，1998：17；Kotz，1997：34—47，75—77)。直到1980年代中期，危机的征兆仍不明显。
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很早就开始担心灾难的来临。他们不仅知道走低的经济统计数据，也知道走高的死亡统计数据。自1960年代开始，工作年龄的人口的死亡率开始增高，尤其是由于意外事故和客观原因导致的死亡；这些死亡与饮酒特别相关，在所有存在统计记录的国家中，苏联对酒的消费是的(White，1996：33—40)。在1970年代的早期，婴儿死亡率也开始上升。两者足以让苏联停止公布死亡统计的数据。现在看来，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主要由于落后的中亚共和国良好的报告体系，而且那里也有较高的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并不一定意味着衰退——虽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将酗酒现象的增加归因于工作场所较低的士气，这也许是正确的。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危机，这些现象可以持续几十年。但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减慢和债务的不断提高很显然是结构性的；而且，苏联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领导者用物质目标取代社会主义乌托邦。他们用能否在经济产量和增长速度上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国)来判断社会主义体制。这种具体的目标可以应付对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怀疑；而且，由于直到1975年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还在缩小，所以这个目标很有可能实现。很多领导者不能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因为如果这样，赶超将变得不可能。他们认为问题的起因是经济领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显然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方面，但更根本的是政治方面。在政治上，虽然专制有所放松，但是丝毫没有走向民主。但是，意识形态加剧了失败，因为意识形态认为状况应该比现实好很多很多。这是意识形态权力的失败，这在党国精英那里尤其明显。
怎么办呢？在政党内部，在新一代技术统治论者中出现了一种“新思维”运动；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这些人被允许阅读西方的著作，并欣赏西方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他们是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主要影响者(English，2000)。他们相信改革能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主义(Kotkin，2011)。他们意识到，当时那样组建的苏联不能与美国相抗衡，美国既是一个富有的消费社会，又是一个全球超级强国。在1970年代，戈尔巴乔夫(当时的高级政党官僚)被带到加拿大的超级市场——一个消费的教堂(a cathedral of consumption)。他对那个超市印象深刻，但是他也怀疑那是一个为他而特别假造的一个波将金村。于是，他让司机在一个没有安排参观的另一个超市停下，结果那里仍然产品丰富。
资本主义是成功的，而且干部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要做世界领袖的野心降低了。史蒂文·科特金(Steven Kotkin)说，“如果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没有优越性，它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Kotkin，2001：19)。现在，意识形态发挥着更小但却破坏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它使一个次优状态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进行根本的检修似乎是必然的。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党曾经认为进行强制的工业化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无论代价如何，当苏联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工业社会的时候，它将会变成更加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美好的前途，苦难是必然的。斯大林之后，苏联确实变得更人道了一些，人们变得富裕了一些，受教育的人更多了一些。但是，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却告诉该党：那个时代的苦难并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领导的罪恶。接下来的自由化没有发展社会主义，却导致了严重的消费主义和腐败行为。党员干部是活生生的骗子，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持有口头承诺，却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物质利益。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只能用酒精来逃避矛盾。与政党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他们的子女喜欢西方的牛仔裤和流行音乐(Service，1997：370)。没有人再相信意识形态了。技术统治论取代了意识统治论(Hall，1995：82)。这是一个人去诊所看“耳眼科”医生的故事。诊所告诉他没有这个专业，但是他仍然坚持要看。恼火的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因为我听到的事总是和我看到的事不一样。”1917年的年中，俄国再也没有人相信君主专制；到1980年，再也没有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虽然这个政权不用暴力就能够让老百姓服从，但是它已经没有了灵魂、士气和合法性(Hollander，1999)。苏联评论家公开说，我们遭遇了“精神枯竭”，它的意识形态权力已经破碎了。
这个政权虽然在衰退，但是还没有到破裂的程度。这既不是1789年遭遇金融危机的法国，也不是1917年卷入战争的俄国或1930年代陷入战争的中国。美国给予的压力也不大。集体领导仍然坚固。苏联对东欧进行压迫式监控，并在其他方面维持了一种隐含的契约关系——政府为人们提供富裕的生活水平，人们默认它的统治。苏联本来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改革导致了崩溃。
精英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纪律的缺乏。对于如何强化纪律问题，则存在着两种彼此争论的思路。保守主义者主张加强控制，让人们更努力地工作，重启计件工资制度。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引入市场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自由主义方案得以试验；但在一个计划、政党和社会网络统治的社会里，这个方案似乎并不可行。很多政党官员推翻了这些试验。在尤里·安德罗波夫任书记的很短时间里，保守主义改革得以实行，但只带来些微的经济复苏(Ellman & Kontorovich，1998：14—15)。如果安德罗波夫没有突然去世，苏联可能还会存在更长时间。
安德罗波夫想让戈尔巴乔夫成为他的继任者，但是政党保守势力却任命了更老的契尔年科。契尔年科病了，不久就去世了。他死之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继任就没再遇到阻碍。开始的时候，通过建立大部门，加强质量控制和打击旷工酗酒，戈尔巴乔夫恢复了安德罗波夫包含理性计划的保守主义策略。他增加了对机械制造、电脑和机器人的投资。但是，他也引进了市场因素来消减官僚主义，增加企业自主性，允许私人合作企业。但是这些组合措施似乎并不可行。然后，他宣布要深化市场改革以保护社会主义。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可能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之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依赖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府的权力。也许，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曾经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因其能力而受到尊重，但是他并没有被选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而且，在这个时刻，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利用政治局和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挑战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大权，他推进了改革，并将志趣相投的改革者推向高位。但是，这些必须逐渐展开，除非是在总书记拥有权力的外交政策领域(Brown，2007：201，230，256—257)。大概一年以后，他身边就有一群改革者了，主要的问题是引导党国落实改革。
改革年代：1987—1991在外交政策上，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军备控制和区域争议问题上对西方社会做出让步。这会缓和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将稀有资源都偏移到了军工企业，而且也阻碍了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合作。在经济上，他看到了两个问题：工作纪律和积极性的缺乏，以及太过僵化的计划结构。他很激进地将市场规律和市场竞争看作两个解决措施。为加强工作纪律，工资应该以生产能力为基础。戈尔巴乔夫抨击“平均分配的趋势”，认为这“对工作质量和数量造成负面影响”。相反，他宣布，“工人的收入应该与他们的工作表现相结合”。这样，人们就会更努力地工作，而且不同技术水平的人会得到不同的报酬(Kotz，1997：57)。但是，戈尔巴乔夫也看到，生产力的提高需要工厂车间中更少的等级和更多的民主。管理者和工人会对生产目标和方法进行集体决策。企业之间应该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而不是用一个基本的计划目标来缓解竞争。理论上说，一切都很美好。他和他的助手在借鉴资本主义，但是仍然将改革视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里仍没有私有产权，有的只是国家资产的分权，一个更有效、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被称为改革(perestroika)，即调整，而且初只被认为是经济上的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1986—1987年的改革中，国有企业被给予生产的独立性，虽然这是在非约束性的总体计划目标内进行的。它们能够自由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可以将更多的收入放入工人奖金中发放。但是它们不能辞退工人或者固定价格，这些还都是国家控制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组合。企业自主性意味着它们不再以某种固定价格向国家提供它们的产品。相反，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它们可以将产品卖给任何人，或者它们可以彼此进行物物交换，而不在市场上将产品换为卢布。当物物交换达到总贸易的一半的时候，中央分配机制崩溃了，共和国之间的贸易也崩溃了。被重新授权的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则利用权力下放的机会减少它们向其他区域递送的货物。工厂车间中的权力下放和民主化使收入迅速提高，因为工人现在是自己支付自己工资了。由于大部分价格是固定的，其结果不是价格的提高和通货膨胀；但是，由于人们有更多的钱，他们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积聚货物、买空商店。因此，1990—1991年间的购买长队和购买基本物质的困难更多地说明了政策的失误，而不是说明了一般的经济薄弱。但此时已是一轮经济危机了。
这一危机严重打击了这个国家。在石油价格和利润开始降低的时候，它很难对具有自主性的企业和成员国收取税收。像美国的禁酒时期一样，苏联人对酒精的渴望及其非法酿造破坏了当时不怎么受欢迎的禁酒政策。由于五分之一的税收都来自于合法酿酒公司，因此这个禁酒措施使得税收危机更加严重。财政赤字增加了，而政府却简单地通过印钞票和国外借款来解决问题，通货膨胀因此螺旋式地上升了。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排队等候购买伏特加。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限制措施，队排得很长。这个人失去了耐心，大喊道，“我不能再等了。我恨戈尔巴乔夫！我现在就要去克里姆林宫杀掉他。”半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其他排队的人问他是否成功了，他说道，“没有。我去了克里姆林宫，但是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的队比这里还要长，所以我决定回来排队买伏特加。”
这些改革措施并不适合于其所要达到的两个关键目标：降低国家对工业企业的补助，以及允许价格提高到市场的价格水平。像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戈尔巴乔夫低估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