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24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010818
社会科学经典告诉我们社科演变的轨迹，阅读社科经典，无疑可以了解人类智慧的进化过程，获得认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发挥更好的作用。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的知识常常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例如，政治科学帮助建构了现代国家；经济学有利于工业社会的建设；而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也已经进入了日常话语，而不再局限于学术论文……而实现“超越境界”的社会科学，无疑可以在发展社会的伟业中产生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有更多了解的公众之基础上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一所“文科院校”，所设的专业都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相对于“理科”而言，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具有类似的特点，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当然，由于我们的《读经解典》系列已经出版了“人文卷”，业已将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解读体会展现给了大家，所以本卷自然就以狭义的“社会科学”为对象。某种意义上，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对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经典解读，其中体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狭义社会科学上的专业布局，从而代表了具有中青院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为本书撰稿的作者都是在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辛勤耕耘——既教书育人又进行学术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才俊。他们基于长期的学术训练，对本学科的经典具有深厚的功底，对正在成为该学科经典的当代名著也有敏锐的觉察力，纳入本卷加以介绍的这些经典名篇，无论对于从事什么专业的学生或学者，都是开阔眼界、把握专业精髓和人文精神、养成严谨学术态度的“良师益友”。相信借助本书的作者的引领，我们初入学术殿堂的学生们可以朝向那博大精深的人类心智世界，走得近些，更近些。
本书选题的确定，主要针对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以及当前大学生越来越远离经典的现实，充分发挥中青院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实力，组织教师撰写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本书厘清社会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的界限；从教育学、文学、司法的角度读解了苏霍姆林斯基、卢梭、波兹曼、塞林格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思想；对政治学经典著作如古希腊的《理想国》及18、19世纪的《君主论》《论美国民主》进行了*阐释和解读；关注了20世纪末以来以约翰?P.
科特、戴维?奥斯本、曼瑟尔?奥尔森等为代表的美国管理学思想的重要发展；选择20世纪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师费老《乡土中国》两部经典作为认识社会学的入门门径；通过古今中外名著，解说“法制”“刑罚”“法律”等法学领域的基本概念；梳理詹姆斯?M.
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两位20世纪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学的讨论与对话，并推荐《生活中的经济学》引发学生自主生活中的经济学思考。
本书旨在为大学生提供非本专业扩展阅读的钥匙；适当接触相关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兴趣。
社会科学：超越的境界（代序）
Ⅰ教育学
阅读《帕夫雷什中学》、体会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
童年观念的变迁与少年司法的变革
为了正在逝去的童年
让孩子在自然之爱中成长
抵抗与收编
Ⅱ法学
法律是什么
“草根”眼中的“王法”
技术改变刑罚？
探寻英格兰良好政制的“道理”
Ⅲ政治学与社会学
探寻权力、影响与领导的亲密关系
人性之恶与权力之用
一次影响世界民主进程的旅行
《理想国》：探讨正义问题的政治哲学戏剧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
条理清晰的创意“乡村社会学”教材
Ⅳ经济学与管理学
聆听大师的声音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述评
探究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困境
生活中的经济学思考
后记
社会科学：超越的境界（代序）
肖峰
社会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它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智力成果上也积累了日益丰厚的经典。可以说，了解社会科学、阅读社科经典，已是每个人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的“必修课”。
一、 从“社会科学是什么”说起
从字面意义上不难理解，“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由于社会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又分为若干不同的领域，所以社会科学也有以“社会一般”为对象的学科，如社会学，也有以“社会特殊”为对象的具体学科，如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如此等等。
由于社会与人文之间具有难以割清的关联性，“社会科学”常常又用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社会科学”之所指就是如此。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被认为是“广义社会科学”，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军事学等学科被认为是典型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
在“社会科学”的指谓中，“科学”作为后缀至少表明了社会科学作为一类学科，所追求的是用“科学方法”（严格地说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所以在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一如其在19世纪所被界定的那样，乃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研究，其目的在于理解其间的“常规性变化”，进而控制社会世界。这些追求的典型代表有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赫伯特?斯宾塞、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16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从用语的起源上看，大约在18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一词才在西方文字中出现，到了19世纪，逐渐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的庞大群体。具体说来，“社会科学”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初创造的，并经由他的著作而传到英语世界，从而取代“道德科学”的旧观念，而后迅速被当成是国家改革政策的一个领域。与此同时，社会科学按照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模式，完成了其制度化过程。作为“学科林立的社会科学”，则是19世纪末才以一种公认的现代形式出现的，这是“学术界对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从而是近代社会变化和发展的产物，并成为西方近代科学传统和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
但是，社会科学从诞生以后，就并非“铁板一块”地具有清晰的边界和一致的认同，它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论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华勒斯坦对此归结道：在19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
这些界限也反映了社会科学在特性上的模糊性，也使得对它定义性的规定和学科的划定上都一直是不确定的和变动着的，比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戴维?希尔斯（David
L?
Sills）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终的答案，因为社会科学的视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它引起了人们对某些争议问题的关注，如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该书的编者们还是将典型的社会科学专业归结为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而爱德温?瑟利格曼（Edwin
R?A?
Seligman）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通过将社会科学区分为三个类别来解决其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这就是：“纯粹社会科学”（按历史顺序，早的“纯（粹）社会科学”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法学；较晚的纯粹社会科学有：人类学，刑罚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半社会科学”或“准社会科学”（semi?social
sciences）（包括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还有“具有社会含义的科学”或“社会关联科学”(sciences with
social implications）（包括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语言学和艺术）。
这种变动性和模糊性，也恰恰表明，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是超越的历史：超越视界的局限，超越学科的藩篱，超越“划界”的限制；或者说，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既是分化的历史，也是融合的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在走向“大科学”的新时代，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
在这种超越和融合的进程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如何处理学科关系：科学与人文；如何处理方法关系：实证论与建构论；以及如何处理时代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从中可以获知社会科学的若干当代特征。
二、 超越科学与人文
如果人类文化分为“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而现代知识又可以分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类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处于两种文化中的什么位置”就显然是一个问题。
比如，通常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显然是不同的，如果从“文”和“理”的角度上划分，无疑是属“文”的，因而应归入“人文”的范畴；而在一些人文学者的眼中，“人文学科”只是严格的文、史、哲之类以体悟和表达人的内在精神为主的“柔性”的文化领域，而“社会科学”则是以外在的社会现象和“刚性”的社会结构与规律等为对象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以“科学”为后缀或属概念的（不同于“人文学科”明显地将自己称为“学科”而不是“科学”），因此它应该归入科学的范畴。
社会科学初是从道德哲学之类的人文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似乎具有典型的人文特征。但自从它形成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系统群体之后，它的对象就从人的个体的内在面转到了群体的外在面，从精神生活世界转到了事实世界。从对象上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文学科所研究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或者说，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文学科不同于以整体性、抽象性、客观性等为特点的社会科学。当社会科学面对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进行研究时，其非个体性、现实性等是必然的要求，这就明显地区别于人文认识在表达和抒发个体内在的精神时以及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关怀和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体悟性和教化性。换句话说，由于人文研究只限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因此它不可能包容和代替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极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即社会科学。
于是，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看社会科学，就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科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信，“普遍性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目标”，“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则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可以对社会成就进行测量，并且能够就测量的结果本身达成普遍的同意”。于是像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一开始就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可预言性为目标和准绳。这种用自然科学的尺度衡量社会科学的做法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那就是对还不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这就是实证主义者们（孔德、约翰?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曾经从事过的“伟大作业”。华勒斯坦也分析了社会科学追随自然科学方法的原因：在社会科学诞生之初，
“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19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或者说，社会科学是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即使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也要把主观性的东西（动机、意图、主观意义、价值选择等等）客观化，当做对象性的存在，当做社会生活的条件、过程和过程的结果来研究，并且力求达到客观性的认识。
然而实际上，社会科学又不能完全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因为像观念、价值、文化等社会构成性因素、人的主体性因素以及人的活动及其模式是社会本体的必然构成要素，因此对这种主观因素介入极深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不能够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不能够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预见性和自然科学一般规律那样的普适性。另外，从手段和方法上，自然科学有显微镜、望远镜和成套的实验设备和研究工具，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侧重于精密的分析的方法，多处理可以精确定量的现象，社会科学侧重于历史的整体的方法，多研究非确定性、随机性的对象，长于处理历史性的（一次性的）演化过程。由此看来，虽然有所追求，但社会科学迄今还远未成为科学，因为它在解释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动态、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等方面，还做不到提供确定性知识；甚至从本质上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要求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的外部行为是受内部思想支配的，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库恩说社会科学中不能进行预测（如股票），也不能进行真正的实验（如停电），使得社会科学难以避免会带有“人文”的深厚痕迹。
于是，出现了如同华勒斯坦所指出的情形：19世纪，两种文化的分裂使“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或者说，“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论立场，而被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巨人的争斗所撕裂”,倾向于人文学科的,使用所谓的描述性认识论,倾向于自然科学的使用规范性认识论。
在两种文化分裂的背景下，曾经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形：由于被排斥在有国家作为后盾的专家文化之外，社会科学发现它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也面临来自文学的竞争。由于害怕被文学破坏了其向往科学身份的渴望，社会科学宁愿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展，而非沿用文学和人文科学的模式。而且，当时的反启蒙运动的力量和保守的、浪漫的思想家连接起来，支持人文导向的社会科学，而反对以科学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在英格兰，自复辟之后，文学比科学得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更多的重视。再或者，就是出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折中主张，即在某种意义上把社会科学视为“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化与人文化也提供了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独立的点。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正在得到不断的强化，如经济学，一旦将虚拟经济纳入自己的视野，那么由于广义虚拟经济中人的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使得这样的经济学的“人文性”大为增强。
而且，人与社会之间是互相交织的，从终的意义上讲，人也是社会现象，社会也是人文现象，以至于“人文”与“社会”是否可以整合为一个概念都是值得思考的，至少它标志了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不断地得到强化；这就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而且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完全分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社会科学家正在跨越旧的学科之间的疆界。现今，不仅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甚至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此，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
这就是说，社会科学既要科学化，也要人文化，这是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客观的社会，也是人的意志、情感、愿望等主观性介入的社会，因此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性”存在，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集合体。换句话说，社会科学一方面不能完全主观化，成为与人文毫无区别的文化形式；同时社会科学也不能搞“非人化”，不能地追求所谓“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成为纯粹的“事实描述”，毫无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冷冰冰”的命题集合……从方法上，社会科学既广泛地使用着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实验的分法、数理统计及定量分析的分法、严密推导的方法，也使用着人文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法，如解释学方法、发生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等等；它既要靠计算，也要靠信念，有的还要靠博弈（如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等）等，从而在方法上经常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既是科学，也是人文，兼具两类文化的特性，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过渡地带、结合部，是两者交融的产物，这样，人类文化的科学人文二元区分就既是确定的、有效的，也是可超越的，模糊的，社会科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模糊区，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两种文化对立的智力领域。
三、 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
作为社会认识成果之社会科学知识，是对“社会实在”的一种准确再现，还是在主观性深度介入下的一种建构性产物，形成了对于社会科学之本质观上的“实在论”和“建构论”的分野，“实在论的一个目的是保持科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隐瞒任何真实，也坚持科学方法的统—性……另一方面，建构论则是更加散乱的理论，它包含了后经验主义理论的多种形式。其中成熟的是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重构——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有其他如介入主义、女性主义认识论、实用研究和布迪厄的评判实践论为代表的建构论学派”。社会科学领域中“实在论—建构论”的争论是一种典型的争论。
社会科学上的科学主义通常也是社会科学上实在论，而实在论和实证主义是相通的，所以实证主义者孔德和穆勒认为，自然科学是能够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人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由于社会和自然本质上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由此社会科学应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去研究社会；而且社会科学只有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才可能是成功的，这样他们就把社会科学看做是一门可以采取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实证科学，穆勒就这样说，“如果我们成功地列举和证明了科学的一般方法，那么实用于伦理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必定已经得到了描述”。这种观点在当代随着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加强而得到了当今一些学者的呼应，如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指出：1940年以来的社会科学，“随着尖端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
自从建构主义兴起后，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后，将知识的本质视为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极强的建构论知识观随之兴起，“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自然都重新成为一个新主题。自然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科学不再能够假想自然的客观性是不变的本质。换句话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已经消失”。自然知识如果都可以被视为是建构的，社会知识就更是如此了。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是社会科学的建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它建构了它的对象。很明显的，对象、社会现实独立于社会科学家之外，但是社会科学自身还是在知识形成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联结知识和旨趣的理论也假定：在部分科学上存在建构。
实在论和建构论的社会科学知识观形成的对立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实在论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建构论认为科学并不独立于其研究的对象，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要研究大量的“社会问题”或“社会事实”，在实证论看来，社会问题被看做是既定的或给定的，是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我们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等科学研究方法去清楚地认识它，并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给出对策建议。而在建构论看来，一个社会事实或一种社会状态是否“有问题”、能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能否进入政府“社会问题清单”等，取决于人们对相关社会状态与事实的界定，不同人群对同一社会现象的建构可能完全不一样，具有话语权的人在认定和建构社会问题时会占据主导地位。
“建构论认为，科学是自我指示的；现实是由科学认知体系建构的；在民主议程可能会影响科学知识的走向，等等。实在论则相当强调现实的外在性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客观性。”
实在论以及实证主义通常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社会的客观事实的再现或准确反映，其中排除了主观的干扰，而建构论则认为科学是一种具有重要的文化维度的理智的事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嵌入于文化背景的智力实践”。
建构主义也是诠释学，“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主要分歧在于科学方法是否统一(因果解粹和经验观察)和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完美的知识形式)问题上。在这场争论中，实证主义无疑占据上风，并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诠释学的观点同样影响深远，但相比较而言，还是稍有不如。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看做是建构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冲突的反映：诠释学代表有关社会现实的建构论视角，而实证主义则是一种实在论视角”。
其实，归根到底要看到社会科学知识的“两面性”：一方面,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是由人及其行为活动所构成的制度化组织,这些社会事实和社会存在具有规律性和客观性,需要“科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研究传统;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直接面对有意识的人及其行为,社会的有秩序运行不仅要研究制度和规律,还要探索作为主体之人的情感和意志,从而构成了社会科学的解释学或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②这也正是社会科学的独特之处：“它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它是对社会行为、结构、关系进行反映的符号体系；另一方面,它也是维护社会权力结构的符号体系。”
就“社会问题”来说，其中就不仅有事实要素，也包括主观态度和价值因素。默顿有关“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表明，一种虚假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初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结果。④故社会问题或社会事实具有实在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问题不再仅仅是某种特殊的、不公正的或不道德的客观状态或客观事实，而是在某种问题事实的基础上，对被认定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结果。
今天，对社会科学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将实在论和建构论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其实建构论者—实在论者的争辩在很多方面都是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与混淆同时存在于争辩的双方。“我希望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建构论者—实在论者之间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而合理的视野，就是要将社会科学中必要的实在性和建构性加以整合，实质上就是要将社会认识过程中的“反映论”和“主体能动论”加以整合，使得社会科学的认识成果是一种对社会对象的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消极的反映或能动的歪曲。
四、 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诞生于现代社会，因此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联系，正是现代性造成了“学科”的林立，反映在社会科学上就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现代性主导的社会中，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的社会科学，其内部也继续分化，形成不同的社会科学内部的种种学科，一方面取得了对社会各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造成了领域之间的隔阂，“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这一特点反馈到社会中则是将本来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切割成互不关联的一个个“孤岛”，于是我们看见，不满足于这一状况的学者也力求抵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研究彻底地抵制了现代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科学精神的侵染。较之史学家，东方学家对社会科学更没有好感，认为它毫无价值。他们严格地避免与这个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更喜欢将他们的学科看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抵制现代性的同义语就是走向“后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性无疑要不断冲击上述的学科界限，模糊那些学科之间的划界，使得社会科学中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不断出现，使得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跨学科、“杂交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在当前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于社会的认识，现代性视野和后现代性视野存在着基本的分歧，尤其是关于社会发展是否有规律、社会系统是否是一个非决定论系统、社会发展有没有必然趋势的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对立的观点。现代性视野强调社会的确定性与客观性，社会的必然规律；而后现代性视野则强调社会的主观性，所以不可能对社会未来作出精确预测，对社会的研究也不能采取数学的方法、公理的方法、预测方法；由于社会中被主观精神所影响从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比比皆是，甚至日益凸显，使得社会科学“客观”的学科也带上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色彩，被纳入了后现代分析的范式之中。
对此仍以虚拟经济的兴起对经济学的特征所产生的冲击为例。由于虚拟经济中各种“产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包括信心等)，使得经济活动的本质也在发生迁移：从一种客观性很强的活动正在变成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也使得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越来越要和人的心理规律相结合；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物质性的刚性的方面日益多地渗入信息性的柔性的方面。还有在生产能力过剩的“冗余时代”，由于需求决定生产，信心决定需求，金融决定实体经济等，导致信息资产支配货币资产，信息资产按照自己的逻辑，创造自己的市场和财富。于是，也使得“财富”的增长依赖于信心的增长，依赖于信息的功能（如雅虎法则实际是说：只要有投资者追捧，网络股的定价可以脱离一切基础，充分的想象空间和未来的海市蜃楼才是它定价的基础等），从而构成为经济学信息主义的解释力。
或者至少是说，经济的主观性、信息性或虚拟性随着信息经济的出现在增强，甚至可以推广至一般地说，经济越发达，这些特性就越增强（所以原始经济几乎没有这些特性，而古代经济则较少有这些特性）。所以经济学才在今天被视为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不只是具有“硬科学”的现代性，更具有“软人文”的“后现代性”。
从一种超越性的整合性的眼光看，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关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现代化”、“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虽不能说现代性是社会科学单向的或的决定因素,但无疑是塑造社会科学这一知识和学科体制的重要力量。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性过程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客观性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在强调社会科学的独立性的同时,维持其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学科、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象力,是后现代话语带给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念,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在谈及社会科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德兰逖写道：“我的一个核心关注是：社会科学一直不乏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现代性不断削减。不确定性成了这个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无尽的危机，相反，还可能明示一些可能的途径以帮助社会科学找回原有的批判意识……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形，我们都不能否认，在21世纪，公众合法性将会增加，而不是衰减！”这种全面的要求就是要让社会科学既能“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复兴和批判的素材”，又能“经受住越来越剧烈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考验”③，表现在对社会有机体的把握上，就是看到社会作为必然与偶然、规律与随机的结合体；看到社会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受动性与意志自由联结，以及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愿望与条件、目的与结果、理想与现实、预见与反馈、因果关系与偶然突变、预言自适应与社会测不准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
可以看到，目前的社会科学仍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整合的途中。如何在认识社会时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野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抑或说，社会科学需要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有所描述，甚至超越两者之间的僵硬分解。在这种视野下，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会科学的危机来源于对现代性的过度追踪、还是来源于后现代主义对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科学的“解构”，还是过于专业化后的“脱离社会”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科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结构性问题”，有待于对社会科学之功能的不断拓展中加以更有效的发挥。
五、 社科经典“告诉”我们……
在上述“超越”的视界下，我们无疑可以读出一种“多面体”的社会科学，读出一种时间性的社会科学，这也是社会科学经典从整体上告诉我们的东西。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社会的智力成果，而社科经典是这些成果的优秀遗存。阅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可以把握人类智慧成果的演变轨迹，站在新的平台上认识社会的万千气象；而如果从一系列“超越”的境界上把握社会科学，则我们还可以在智慧的平台上“享受”社会科学。
走进社科经典是走进经典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经典是人生的向导，那么社科经典就是作为社会性的人要更好地实现社会性生活的向导。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也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对社会的认识越是全面和深刻，在“社会事业”中产生合理行为和有效实践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就越是自觉和自由；或者说，人生就是社会的结晶，社科经典可以使这种结晶更富优秀的质感，从而使人生更具积极的内涵。
例如，社会科学寻求两种文化融合的努力，就为我们成为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提供了智力上的濡养。从这个意义上，“社科教育”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教育的结合，从而是人在文化上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
又如，社会科学在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平衡，也为我们从方法论甚至本体论上更具“兼容并包”的眼光，这就是看到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在“实事求是”与“发挥主体能动性”之间寻求一种的平衡点，可以说，在社会的生存中，做人和做事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寻求到这类“两极性现象”之间的平衡点。
社会科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联结，也有助于我们从动态性中，从差别性与一致性的整合观中，去了解社会的全貌，亦即，社科经典使我们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社会。无论是否以社科为专业，阅读社科经典都是一项必要的修养。不了解任何社科经典的人，就难以了解文明社会，难以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当然，社会科学经典，是当时的时代产物，是对各个时代的社会总体或某一侧面的精辟认识，也可能是陷于每一时代或领域的特有局限性之中，即特有的时空局限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社科的专业人士，也不仅要阅读本专业或某一个时代的社科经典，而且要阅读“他专业”和其他时代的社科经典，因为“现代性”对社会领域的“切割”所造成的“专业领域”，在实际中是与其他领域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而存在的，如果不阅读其他专业的社科经典，就无异于将本领域完全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成为一种“非社会性”的存在，就会失去对其真实状况的了解。所以，阅读社科经典，不仅是以社会科学为业的“专业人士”的一项基本要求，也应该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成为社会人”的必要训练。
包括社科经典在内的经典，总令人有常读常新之感；尤其是，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就需要读出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看到社会科学从分离走向融合的过程，形成一种关于社会科学“包容性”眼光，于是，当我们读出社科经典中所蕴含的不断超越科学与人文、实在论与建构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隔阂并走向交融的智力轨迹时，我们在世界观和智慧观上，也实际是在走向一种超越的境界。
所以，走近和走进社科经典，就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
社会科学经典告诉我们社科演变的轨迹，阅读社科经典，无疑可以了解人类智慧的进化过程，获得认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发挥更好的作用。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的知识常常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例如，政治科学帮助建构了现代国家；经济学有利于工业社会的建设；而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也已经进入了日常话语，而不再局限于学术论文……而实现“超越境界”的社会科学，无疑可以在发展社会的伟业中产生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有更多了解的公众之基础上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一所“文科院校”，所设的专业都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相对于“理科”而言，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具有类似的特点，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当然，由于我们的《读经解典》系列已经出版了“人文卷”，业已将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解读体会展现给了大家，所以本卷自然就以狭义的“社会科学”为对象。某种意义上，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对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经典解读，其中体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狭义社会科学上的专业布局，从而代表了具有中青院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为本书撰稿的作者都是在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辛勤耕耘——既教书育人又进行学术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才俊。他们基于长期的学术训练，对本学科的经典具有深厚的功底，对正在成为该学科经典的当代名著也有敏锐的觉察力，纳入本卷加以介绍的这些经典名篇，无论对于从事什么专业的学生或学者，都是开阔眼界、把握专业精髓和人文精神、养成严谨学术态度的“良师益友”。相信借助本书作者的引领，我们初入学术殿堂的学生们可以朝向那博大精深的人类心智世界，走得近些，更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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