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425354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第203本。
“在中国发现历史”代表作品
列文森奖得主萧邦奇作品
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
罗威廉、罗友枝、冉玫烁推荐
本书是萧邦奇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部学术专著，研究了从清末新政到北伐战争时期浙江的精英组织和政治变迁。本书采用核心—边缘的框架，依据人口密度、邮政系统层级、金融机构数量等要素，将浙江分成了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和边缘区外部四个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态区，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数据、图表，分析了不同区域内的精英参政模式、精英与政府关系、政治变迁过程。萧邦奇从浙江经验中发现，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是政治变迁从核心区内部向外部区域、从精英阶层到非精英阶层不断扩展的过程。
致谢
部分 精英活动的背景
章 精英与政治发展：历史背景
晚清精英及其角色
精英与政治发展
20世纪初浙江政治史综述
第二章 “四个浙江”
社会生态区（Social Ecological Zones）的划分
模型诸方面
第三章 “四个浙江”中的共有组织
传统精英组织
政府扶持组织
第二部分 “四个浙江”区域的社会政治生态
引言
第四章 核心区内部精英职业基础与模式
作为精英基础的宗族
精英职业模式
第五章 核心区内部精英的集体性：社会群体与自发组织
士绅、绅商、商人
现代学校的毕业生
精英与自发团体（Voluntary Associations），1900—1927
第六章 核心区内部精英与政治决策
地方官与地方精英
县以下的行政区域边界划分
地方自治机构的角色
地方财政支出与政治上的优先考虑：以嘉兴为例
决策的关注问题与模式
第七章 核心区外部的政治与精英结构
精英事业的模式与趋势
自发组织
县内政治与政治结构
核心区外部与其他区域
第八章 边缘区内部的政治与精英结构
边缘区内部的精英模式：青田县的刘氏家族
精英事业的模式与趋势
政治结构：县内寡头和县行政长官
政治计划
职业军人起源：核心区外部与边缘区内部
外来者的角色
边缘区内部的发展主题
第九章 边缘区外部的政治与精英结构
行政边界意义的削弱
精英结构和事业：模式与趋势
政治计划
外来者的角色
政治发展的开端
第三部分 地区、省、国与20世纪初的政治
第十章 辛亥革命
核心区内部：杭州起义
核心区内部：杭州之外
外部区域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十一章 无官职精英的省政参与模式：议会、派系与结盟
浙江省级议会，1910—1926
1920年代省内非议会精英组织
省内政治的模式
第十二章 外部区域精英在省政中的崛起：金衢严处同乡会、政治理念以及国民党的胜利
金衢严处同乡会
1927年年中以前浙江省内国民党的发展
结论
附录A 分析单位
附录B 县级分类数据
附录C 方法论和资料来源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原著出版于1982年）是萧邦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本学术专著。
萧邦奇，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的荣休教授，退休前曾担任该校的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他于1944年出生于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杨格（Ernest Young）。萧邦奇的研究与教学兴趣主要是19、20世纪的中国史，尤其对浙江历史情有独钟，关注于宏观叙事和地方多样性之间的互动。曾出版过多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以及《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值得一提的是，《血路》曾在1997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的殊荣。除却学术专著，他还出版过一系列的论文集、资料合编以及教科书。
《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是一部颇有创见的著作，它将20世纪初期中国视为政治转型的时期，而不仅仅是政治分裂及建构民族国家的暂时中止，亦将研究视野从经济发达地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欠发达地区。更有意义的是，该书所建构的“四个浙江”的分析框架，以及所运用的丰富多样的史料、扎实而细致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深化了近代浙江的研究。
由于地形和传统行政区域乃至学术流派划分的影响，明清以来学者多将浙江内部区域差异分为浙东、浙西，即宁绍台温处金衢严的浙东和杭嘉湖的浙西。两浙亦成为浙江的别称，如近浙江图书馆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两浙名贤——浙江历史名人系列讲座”，即寓此意。这种由历史传统沿袭而下的分析框架，在多种主题下，如浙东学派、浙西词学之类，又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之语，自然是跟历史事实有熨帖之处，但如不假思索地将浙东、浙西之别视为浙江研究的主干乃至全部，则无疑存在极大的风险。
在萧邦奇看来，对于政治变化和发展时期的精英及其功能而言，“浙东与浙西的分野并不能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分析框架，因为这一分野并未考虑区域内部的不同，以及经济与社会变化之于该环境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无疑突破了浙东、浙西二分法的窠臼。虽然施坚雅也曾提出了以“城市化”作为考量的分析模型，主要以人口密度为指标，将浙江省分成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长江下游区域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东南沿海一带，但萧邦奇认为此模型过于模糊，不足以反映多样精英结构种类。他根据人口密度、邮政发展程度、金融指数（以典当行和钱庄为衡量标准），将浙江75个县划分成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边缘区外部，概之为“四个浙江”。继而对每个区域内的行政机构，传统组织如宗族，现代精英制度组织如自治机构、商会、农会、律师公会、教育会，军事机构，现代学校，公共领域如水利、慈善等等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而提炼出相应的四种特征。萧邦奇指出，清末民初几十年浙江省级层面精英的政治角逐，与四个区域特征息息相关。从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历史进程与不同的区域特性产生共振，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变迁和政治格局。
虽然从研究主题出发，萧邦奇以县为单位，将浙江分成四个区域，但他敏锐地注意到府这一层面在认识浙江政治变迁上的价值。“分析省内政治合作与同盟的合适单位应是府而非较大城市贸易系统，尽管很多府城同时也是较大城市。”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在县域内部，各地发展其实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他看来，理想的分析单位是乡镇一级，只是他已经尽其所能，但是资料仍明显不够。可见，萧邦奇在使用“四个浙江”分析框架的同时，仍保持强烈的警惕性和自省性。但就其研究主旨而言，四个浙江的分析框架已达到了预期目标。诚如他在附录C所述：“这些资料来源问题虽然使得许多结论不够有力，但不会全盘颠覆基于实证研究的有依据的假说。即使这些数据只能用于初步提出假说，但在中国精英研究的起步阶段，假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考虑到众多学者直至今天仍以概貌式或者举例式，又或以浙东、浙西二分法来研究浙江，毫无疑问，萧邦奇在四十年前提出的研究范式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此书初稿翻译分工如下：至九章，杨涛羽和徐立望；第十至十二章，李齐；结论及参考文献，肖依依。徐立望对全书译文统稿和修订，李齐承担了审校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初期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徐立望和杨涛羽对本书前九章各自翻译，结果两个文本姑且不论译语准确与否，单就句式风格而言，已是大相径庭。语境转换之困难，令人生畏；遥想萧邦奇教授当年爬梳大量地方史料，则令人生敬。限于学力，译文当有不少舛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一本书能够问世，是多人相助的结果。感谢李齐，没有他的督促和支持，译稿完成遥遥无期。感谢浙江大学哲学系王俊兄的推荐，让我与此书结缘。同时也感谢复旦大学博士生吴世平、浙江大学硕士颜扬方在翻译过程中的帮助。编辑卞清波、康海源两位老师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徐立望
2021年7月11日
萧邦奇的兴趣不是叙述单个事件，而是描绘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本书的长处在于其空间分析。萧邦奇证明了这一框架的有效性，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民国初年浙江政治发展的差异性。——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 罗友枝（Evelyn Rawski）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