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1004002
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发现之旅，走入江安，感受这座江边小城的独特魅力。
“风物中国志”系列新作，全面展现了江安的在地物产和风土人情，带领读者去探讨这座长江边的小城为何享有 “中国戏剧的摇篮、橙竹之乡”的美誉。
本书按照“风物中国志”丛书体例，以“地”“道”“风”“物”四个版块来呈现江安的人文地理、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和在地物产等方面内容。江安地处四川盆地南缘，长江穿境而过，地理区位独特。在这里，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交界，中原传统与西南边疆文化融合，宜宾市与泸州市交汇……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错又融合，成为川南地区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也使江安形成了“传统”与“开放”兼具的文化特性。国立剧专和夕佳山民居，恰是这种文化特性的典型演绎，它们从不同历史维度共同诠释着江安在文化上的多元面向。而江安自身的城市发展历史，又让这个小城养成了独具一格的城市个性。
地
江安，川南的质心 _ 楼学
道
国立剧专在江安 _ 詹忆梦
戏梦人生：他们曾在江安生活 _ 詹忆梦
夕佳山：从异乡到故乡 _ 楼学
风
江安竹簧：风潮、风骨与风浪 _ 孔雪
一城居民半茶客 _ 王静
江边古镇，故人旧梦 _ 王静
物
江安，被橙色点亮的一座城 _ 孔雪
江安大白李，青果压枝沁心脾 _ 刘昕怡
猪儿粑，红桥人的身份记忆 _ 詹忆梦
安乐双绝，江边的恋恋乡情 _ 刘昕怡
烧腊，小摊上的家常滋味 _ 加贝
江安的美食“江湖” _ 郭蔷
江安，川南的质心
撰文
楼学
在四川盆地的南缘，江安是一座安详巴适的小城。自然地理的独特区位造就了这里独特的“边界”属性，盆地与高原，少数民族与汉民，中原与边疆，江河与陆路，宜宾与泸州……无数历史的、地理的边界均在此分野，这些界线成为划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城市的连线，小小的江安成为这些连线所交汇的质心。
盆地与高原的分野
车行在江安的大地上，旅行者常有一种深刻的体验：两地之间看起来似乎近在眼前，却总要在曲折蜿蜒的盘山道路上行进良久。从卫星图上俯瞰，江安境内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型山丘，当地学者称其为“浅丘”，以概括这些由体量小巧、数量众多的丘陵所组成的地貌。
也正源于此，作为四川盆地的南缘，江安所呈现的自然面貌与成都平原所代言的“天府之国”迥然相异。与沃野千里的平原地区相比，在过去的千年历史中，江安乃至川南地区人文、经济的中心，都始终只能在浅丘交错间的河谷、平坝地区寻找扩张的路径。在这片浅丘遍布的土地上，陆路交通的不便促成了以长江为核心的水运体系的发展，遍布江安县境内的大小河网，成为自古至今重要的交通生命线。
浅丘的典型代表即在江安南部的连天山。在本地所流传的民谚中，常以“连天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卸鞍”来极言连天山之高。在以“蜀道难”闻名的四川，连天山这片点海拔仅有899 米的低山丘陵区，当然远不能称之为艰险屏障，但在以低坝、浅丘地貌为主的江安，这里已是本地海拔的山区。
而从连天山继续向南，这些低矮的山丘会逐渐被另一种更为人熟知的地貌所取代。在红桥镇外的五谷村，我们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数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峰。而放眼四周，在周边连绵和缓的山体上，我们只能艰难地通过裸露出的青灰色岩石来印证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确已经进入了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貌区。
在江安南端的五矿镇，司机朱云带我找到了一座低矮的“浅丘”，外观上和江安的无数浅丘并无二致，只在山麓上以拙朴的水泥石灰立起一座门楼，标记着一座寺院的入口。
哪怕是以乡间普通的寺院标准来看，这座小庙也有些过于简陋了，簇新的造像排开一路，尽头处昏暗逼仄的殿堂内混杂着儒释道的各派神明，甚至还有革命烈士的遗像位列其中。但眼前的这座殿堂，却已不是水泥门楼的延伸，而是一处天然的洞穴，推开神龛侧旁的小门，一道幽深的狭路通往地下数十米深处的神秘世界。
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硝洞”的所在，如今已成为混杂民间信仰的巨大熔炉。你会在洞穴内看见来自《西游记》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和场景，沙僧高悬崖壁，龙宫深藏其中；在与龙王比邻而居的石壁上，红色字体的革命先辈语录令人时空错乱。而事实上，与这些纷乱信仰遥相呼应的，是洞名中的“硝”字似乎也存在着与事实的错位：满壁洁白闪耀的钟乳石并非硝酸盐类，而是漫长岩溶作用下的碳酸钙结晶，“大隐隐于寺”的溶洞、暗河，更是喀斯特地貌的经典景观。
硝洞庙的殿外有一处开阔的平台，站在这江安的南端尽头，我已能模糊地识别出云贵高原的面容。作为世界上岩溶地貌为发育的地区，云贵高原几乎已经成为峰丛、石林、溶洞、暗河的同义词。但江安的喀斯特地貌仍然是低调含蓄的。站在硝洞的门外，低山丘陵与岩溶地貌的过渡堪称天衣无缝，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座“浅丘”的内部，竟然早已偷天换日，会有如此棱角分明的溶洞。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这两个往往存在于宏观叙述中的自然地理分区，在硝洞内外悄然融合——四川盆地至此而尽，云贵高原已铺开了序章。
而对朱云而言，四川与云贵的联结存在于一项更为具体的个人体验之中。他告诉我，在关于连天山的民谚中，还有一句：“四川有座连天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云南有座钟鼓楼，半截藏在天里头。”如果去探寻川南百姓的民谚歌谣，“半截藏在天里头”更像是一句通用的称赏，宜宾的大观楼、内江或富顺的钟鼓楼皆享有这高耸入云的赞叹。但对正处川南的江安来说，民谚舍近求远地选择云南，也许暗示了一种更真实的生活经验——江安正处于云贵高原通向四川盆地的通道上，漫长历史中密切的沟通往来终沉淀为民谚的基因，成为古老人文遗留在现代生活里的回响。
多元文化的交融
江安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交界，自然地理的二元叙述亦投射到人文历史之中。在与江安有关的文明记忆里，北面低平的四川盆地象征着中原与汉化，而南面的云贵高原则代表着边疆与少数民族。两大力量融汇冲突，交缠成为江安历史的脉络。
在江安县内的大多数乡镇，几乎都分布有一种本地人称之为“蛮子洞”的洞穴，这些显然由人工开凿的洞穴往往临水而建、连片出现。江安乡民告诉我们，这些蛮子洞曾是蛮人们居住的洞穴，有不少洞内还保留着完好的石床、石枕、石水缸。在这些蛮子洞周边劳作的当地农民，多有在蛮子洞内避暑、午休的经历。
但地方学者马旭告诉我们，本地乡民所说的蛮子洞并不是什么蛮人的居所，而是汉代的崖墓群落，那些石床是崖墓内的棺床，石水缸则是崖墓内的石棺。崖墓乃是凿崖为穴的一种墓葬形制，在中国南方颇为常见，仅四川境内保存的崖墓数量就超过10 万座，遥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其中又以川南崖墓为典型。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我们在下长镇的长江南岸找到了数处崖墓遗存。扒开茂密的灌木，黑暗逼仄的墓室内仅可见并排而列的两具棺床，除此以外空无一物。蟠龙的苟家岩崖墓群、长江畔的苗儿沱崖墓群以及规模为庞大的仁和鸡冠寨崖墓群，江安境内大多数崖墓的现状相差无几：缺乏足够的文物证据，亦缺少科学考古或文字资料可以佐证。这些崖墓的主人是谁？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在川南的范围内去寻找答案。
川南崖墓中为著名者，是毗邻乐山大佛的麻浩崖墓，其形制庞大，拥有完整的墓道、棺室、耳室，甚至还有明堂式的墓内祭祀空间。而墓室崖壁上所雕刻的图像题材，竟与千里之外的山东武梁祠颇为相近。考古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一墓多室的崖墓之墓主，当为汉系民族。
事实上，崖墓的确并非边疆少数民族的创造。中国现存早的崖墓皆发现于中原地区，山东巨野的崖墓可上溯至西汉中期；堪称石破天惊的河北满城汉墓，亦是一座极为庞大规整的西汉贵族崖墓。而崖墓之所以在四川盆地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也与这里较为疏松的地质构造有关：在红砂岩沉积的地层上，开凿崖墓的难度大大降低了。
但江安崖墓与满城汉墓、乐山麻浩崖墓也有明显的不同：江安罕见拥有多个墓室的大型崖墓，主要以单个墓穴为主；墓穴的入口往往狭小低矮，只能弓身甚至匍匐入内。马旭认为，这些崖墓的墓主可能是僰人等少数民族，而非汉系民族。
江安的文物工作者曹家树提供了另一个线索：在阳春镇境内的雪溪崖墓内，还保留着一处珍贵的双阙图，这是江安崖墓中颇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双阙是汉代常见的建筑形制，出现在宫殿或坟墓的主干道前以标示入口。崖墓中的双阙图，即便不能足证江安崖墓墓主的族属，也足以表明东汉时期这里已经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在汉文化到来之前，四川盆地以南的云贵高原是少数民族先民的家园。大一统的秦汉王朝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中央政府致力开拓西南、建构统一国家，在僰道（今宜宾）开凿五尺道以通滇国，又在江阳（今泸州）开凿符关道以通夜郎，成为中原开发西南的重要标志。江安介乎宜宾与泸州之间，尽管未能占据两条通道的节点，但“西南大开发”已由此拉开序幕。《华阳国志》中记载川南一带“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史记》中记载汉武帝遣唐蒙“通西南夷道”，招募百姓开垦耕田，“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即清晰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汉文化传入的进程。
因此，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至西汉中晚期时，四川盆地内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汉族移民，当地土著或被汉化，或远走异乡。位于盆地边缘的江安，成了僰人南迁、汉人南进的途经之地，因此才涌现出诸多带有汉文化元素，但又与传统汉式崖墓相异的崖墓群落。而小小墓葬内的文化交融，还将延伸出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中原与边疆的竞逐
江安崖墓由汉文化影响下的魂归之地，变迁为村民口中的蛮人居所，在口耳相传的乡土经验与严谨规范的学术考证之间存在醒目的断裂，似乎也暗示着这一区域内历史的断层。如果我们重新梳理江安乃至川南地区的文物遗存，就会意识到这种断层其来有自。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列出了对泸州、宜宾地区的文物年代统计，两地文化遗存皆以汉代、宋代为多，而中间的晋唐时期却呈现出一段令人迷惑的空白。
秦汉时期中原政权经略西南，但在东汉以后即被长期的动乱所中止，中原版图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战争之中，这片边疆之地再次成为少数民族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中原与边疆的竞逐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数百年的汉化进度条被渐次“回滚”，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动荡。
中原与边疆的力量此消彼长，成汉时“獠人入蜀”是四川盆地的重要事件。“獠人”之名有着显而易见的歧视意味，这一族名在两汉时还未见史籍，实际上是对苗、瑶、越、彝等南方少数民族共同的泛称，至南北朝以后才被“建构”。
《魏书》中记载十六国成汉末主李势在位时，“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成都危急，江安所在的川南自不待言，此后数百年成为獠人居处，其文化发展不及秦汉。哪怕今日走进宜宾或泸州的博物馆内，由汉迄宋，中间亦可见大片的空白。
历史学家蒙文通评价“獠人入蜀”，称其“为汉唐间西南民族之一大事，于西南历史关系至大”。蒙文通所关注的是四川盆地内人口结构的深刻改变，而对江安而言，其有建制的历史真正开始了——汉代所置的汉安（今内江）因被獠人所据，于晋永和二年（346）割江阳县地又置汉安县——在中国历史上，一处汉族聚居地的建制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存续时，另行择址并冠以旧名是常见的操作。
江安建制史由此肇端，其县治当在今泸州市纳溪区境内的三江坝。尽管当地早已无晋唐时期的建筑遗存，但当地百姓仍然称呼其间田块为巷子田、衙门田、台子田。地名保留着强大的惯性，成为中原与边疆漫长竞逐中一个小小的注脚。
汉进僰退、獠进汉退的历史天平，终在唐代的一套全新体系下获得了平衡。《旧唐书》记载当时的泸州“都督十州，皆招抚夷獠置，无户口、道里，羁縻州”。所谓的“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以“羁縻”作为政区属性，即是在中央政权统治的名义之下，来实行地方土著或少数民族的自治管理。
“獠人入蜀”的历史印迹同样也写入了江安的地名基因中。四川大学教授刘复生在引用《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宋代江安地名时，提到“罗东耆”“罗刀耆”“罗隆耆”（“耆”为宋代的基层治安区单位）之类“罗”字开首的地名，即可能是古代壮侗语的遗存。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能与当时的“旧江安耆”“南井耆”“城外耆”等汉语地名共存，也意味着在经历了唐代的羁縻制度之后，宋代时的江安已经进入一个夷汉相处更为协调的时代。
在江安，夷汉关系的演变也能在地理实体上找到印证。朱云曾经带领我登上夕佳山镇南面一处浅丘上的安远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指点地上的石孔是如何成为诸葛亮安插旌旗的旗洞，而环山小路又曾是多么热闹的马道。在他引述的当地传说中，这里曾是这位蜀汉名相安营扎寨、七擒孟获的地点——在四川，几乎所有发生过历史断层的古迹都被冠以诸葛孔明的传说。
曹家树的介绍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里残存的北宋石碑上，还能知道安远寨曾是“罗”地所辖，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中央政府在此地设立了监管机构“知寨”，以确保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宋代继承唐代而来的羁縻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承认边地自治之外，中央亦委派监管官员如“知州”“知县”“知寨”来加强对边地的统治。
然而，中央力量在边地的薄弱状态，绝非是短期之内委派几个知州、知寨就可以扭转的。历史上的川南“夷变”四起，而江安正处于戎州（今宜宾）与泸州之间，远离两座中心城市的防卫力量，因而成为这段延续千年的夷汉战争密集、核心的地区。仅是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中央政府发兵数千，历时六年乃平。淯井即在今天江安、长宁一带的淯江流域，而纵观地方志书，此类“夷变”不胜枚举。
《四川简史》中的记叙可以概括汉獠交融的进程：“……獠人虽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与汉族相融合，但是直到明代中叶才迅速汉化。”当然，唐宋设立羁縻政区的努力并非白费，但民族的融合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段漫长的征战留下一些沉痛的回忆，清人王士祯奉命入川典试，离川时走的就是长江水道，他在《过江安县》中不无心惊地写道：“波涛三百里，犹是怯兵澜。”
我们沿着一条陡坡登临这座宋代的安远寨，穿过早已坍圮漫漶的寨门，古寨内早已空无一物，仅有两座现代民居坐落其中。朱云穿行其中，用乡音呼唤良久，希望从中找到村民来为我们更详尽地复述三国故事，却迟迟无人回应。风抚竹林，隐约有汽车的鸣笛声。距安远寨不远处，就是贯通江安南北重要的公路干线，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之后，人们对于地理区位的理解仍然没有过时。
有趣的是，“安远”之名如今深藏在中国的“内地”，早已褪去了边疆的色彩。为今日四川盆地塑造出如此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则要归于下一次中原开拓四川的努力。
四川在两宋时期经历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但随后就经历了拉锯式的蒙宋战争，地方志书中记载“宋元争蜀，资（阳）、内（江）三得三失，残民几尽”，可见战争的残酷。蒙宋两方争夺的焦点即在当时江安所属的泸州，宋军坚守神臂城长达34 年，四川盆地南缘、沿长江上游地区成为兵戎烈之地。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四川人口损失超过90%，有元一朝未能恢复。从洪武二年（1369）起，明朝政府组织了长达22 年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乡”成为无数移民的集散地，堪称中国南方版的洪洞大槐树。这次“湖广填四川”基本奠定了此后四川盆地内土著与移民分布的格局。
明末“张献忠洗川”，四川盆地再遭重创，又一次进入历史低谷，幸存人口十不足一，大量州县甚至直接从地图上消失了。为了弥补四川盆地巨大的人口损失，清代顺治至乾隆年间，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运动从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组织了大量移民进入四川盆地，无论是语言、建筑、饮食还是民俗，在根本上塑造了四川的“中原”底色。今天江安境内的大多数人口，都是这一次移民潮的后裔。夕佳山民居、油榨坪祠堂这些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建筑在江安保存至今，即是四川重新恢复勃勃生机的里程碑。
移民后裔所建立起的江安市镇，稍大者皆号称自己曾拥有鼎盛一时的“九宫十八庙”，这也是四川盆地一带极为显著的特色。“九”与“十八”之数皆为虚指，其中的组合也多有变化，但宫庙之名是通往移民史的指路牌：万寿宫指向江西，禹王宫指向湖北，天后宫指向福建，南华宫指向广东……这些遍布城乡内外的宫庙都曾是各省移民后裔的会馆或信仰中心。从今日熙攘现代的江安县城，到长江畔仍保持着赶街传统的木头灏，尽管九宫十八庙多已消失，但当地老人仍然可以说出其中故事，为“江安人”标记出一条指向中原的来路。
对江安人来说，家族的祖籍不仅仅是停留在官修史书“麻城孝感乡”之类的笼统概中，而往往有着更真实的“烟火气”。曹家树告诉我，不少家族的族谱已在“文革”中毁于一旦，其中的只言片语仍存活在口耳相传的家族记忆里，比如他的曹氏家族就来源于湖南新宁。甚至在本地人的语言习惯中，仍然可以依稀辨别出祖籍的乡音：两湖移民的后裔至今仍然称呼其祖辈为“嗲嗲”“家家”，而福建、广东的移民则称呼为“阿公”“阿婆”。
更深刻的基因书写在地名志中，江安地图上满目皆是留耕、怡乐、仁和、蟠龙、桐梓等充满教化色彩或田园风情的汉语地名，可见文化意义上的“边疆”也已退往更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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