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研究

选材领域之前研究成果稀少，本书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它的建设性意义。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后代，在元代是与成吉思汗相并列的一位帝王；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忽必烈又常被排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列。他的伟大成就取得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潜邸时期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幕僚班子。潜邸时的幕僚对忽必烈地位的取得、元前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本书考证了90多位潜邸时的幕僚成员。其中有元代大理学家许衡，文学家郝经，金代状元李俊民、王鹗，畏吾儿人 “廉孟子”……他们一个个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赓续为大元帝国的建立发展做出了不凡贡献，本书从蒙汉双方文化特点出发，探寻了他们进入王府为幕僚的具体途径及原因，对这些幕僚成员的贡献给予客观的总结评价。

杜改俊，山西吕梁人，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中国戏曲文学、民族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民族文学》、《红楼梦学刊》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10余部，主持参与校级、省部级及国家课题多项。为博士、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开设《中国戏曲研究》《元曲选》《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十余门课程。2000年至2011年在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工作期间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绪　言 …… 1

章　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的媒介：宗教 …… 17

节　道家、佛家的“理性传道” …… 18

第二节　亦僧亦仕的刘秉忠 …… 33

第三节　先僧后仕的张易 …… 43

第四节　亦事王府亦事佛的商挺 …… 52

第二章　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的途径之一：“血缘人伦圈”

　　—潜邸幕僚中的“基础群体” …… 60

节　潜邸幕僚中“血缘人伦圈”形成的背景 …… 60

第二节　汉族“血缘人伦圈”中的幕僚成员 …… 63

第三节　少数民族“血缘人伦圈”中的幕僚成员 …… 78

第三章　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途径之二：“伦理波纹圈”

　　—潜邸幕僚中的“中坚群体” …… 98

节　潜邸幕僚“人伦波纹圈”形成的背景 …… 98

第二节　刘秉忠为中心的“人伦波纹圈”中的幕僚成员 …… 103

第三节　连环扩展“人伦波纹圈”中的幕僚成员 …… 118

第四章　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途径之三：征召与依附

　　—潜邸幕僚中的“临时参佐”与“高级顾问” …… 144

节　东平府被征召者 …… 145

第二节　真定府被征召者 …… 157

第三节　顺天府被征召者 …… 164

第四节　“四方”征召的名士 …… 171

第五节　主动依附、战争掳回及其他途径入幕的成员 …… 177

第五章　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的基础：价值观念的契合 …… 184

节　汉族士人的“天下观念”与忽必烈明君特质的契合 …… 184

第二节　“蒙汉杂糅”的君臣观与“双向”忠君观的契合 …… 203

第三节　蒙古统治者用人标准与幕僚成员 “期于有用”的人生态度的契合 …… 220

参考文献 …… 240

后　记 …… 245

忽必烈潜邸时王府中的幕僚成员，从作用上而言，既有广义的幕僚，也有狭义的幕僚。所谓广义的幕僚就是指其中的一批幕僚成员，他们长期服务于王府，帮助忽必烈全面处理王府中一切军政大事，辅佐忽必烈登上了帝位且主持参与规划了元初各个方面的建制工作。另一批属于狭义的幕僚，忽必烈出征时，在临时建立的幕帐中，征召一些人来“参佐戎事”，在短暂停留之后，离开王府。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既不曾进入王府服务，也不曾参与军务，而是单纯参与了王府中某一项具体工作。如忽必烈在治理封地的过程中，就聘用了一些人，尤其是治理邢台、河南、京兆这几个地方，这是潜邸时期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些地方在战争中遭受很大破坏，治理这些地方具有示范作用。这些“特区地方”属于初期的尝试、实验地，其治理成功与否对整个中原的治理工作至关重要。所以在治理这些地方时，王府中专门聘用了一批有才干之人参与，这些人自然也归属于潜邸时期幕僚成员。在潜邸幕僚集团中，为幕主的忽必烈是一个蒙古王子。蒙古帝国当时还处在行国社会，其文明程度与中原农业文明及周边其他民族相较有很大差距。但在潜邸幕僚集团中，聚集了当时各个民族中许多精英人才，中坚人物中的大部分是一批汉族中的士人，其中不乏硕贤大儒。以这样一种结构形式形成的幕僚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是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在一个异族王子帐下为幕僚？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走到一起？每一个成员入幕的具体途径是什么？这些幕僚成员又为什么能够与忽必烈长时间地、很好地合作，成就了经天纬地之事业？通过一一考证幕僚成员具体入幕的途径，在考证基础上深入分析探究，发现“潜邸幕僚”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双方各自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各自所持有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主因、内因，时代及其他因素是外因、条件。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试图从跨文化的视角全面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aylor）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他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概念定义的重点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一切能力和习惯”，这种“能力和习惯”是从社会环境中获得，需要人们暴露在一套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泰勒进一步说：“大量渗透于文明的一致性大部分归因于一致的原因，从而引起了一致的行为。” 忽必烈潜邸幕僚中的成员，他们很少是由一个单独个体入幕的，许多是由一个家庭中的几个人或社会中互相熟悉的一组人同时入王府的。潜邸幕僚中的大部分人，源于中国北方地区，这些地区原属辽金统治，他们的信仰、伦理道德及思想观念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引发了他们入潜邸为幕的一致行为。

在各种文化因素中，宗教首先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对于当时的蒙古民族而言，宗教是他们文化的核心和主体。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由于萨满教的这一特点，蒙古人很容易把别的宗教中的神，理解为自己所信仰神中的一种，由此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形成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元初蒙古统治者与中原文化的接触正是开始于宗教，具体接触的人物就是佛门中的高僧与道家中的名士。而处在汉民族文化中的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向来是非常开放的，几种宗教常常能够相安于一国、一家、一人之中；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经常在一起可以谈笑风生，和平相处，甚至举行聚会，这种现象在宗教专一的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当蒙古统治者出于对中原宗教神秘感及其中一些“长生术”、“占卜”实用之技的需求，主动开始与中原的宗教界名人接触时，佛门、道家的人并没有像宗教专一文化圈中的“布道者”那样狂热地宣讲自己所信仰的教义，而是根据现实的处境与需要，在宣传本教教义的同时，乘机宣讲现实中迫切需要的治理天下的儒家“仁政”思想。对于这些“理性成熟”的宗教人士，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可能劝止蒙古统治者武力杀戮行为的，唯有儒家的“仁政”思想。丘处机、印简法师等人，向早期蒙古统治者极力宣传儒家的“仁政”思想。这些宗教人士的理性行为，源于中国文化之特性。中国宗教产生在周孔礼教之后，对于宗教人们大多能够理性地对待，对此梁漱溟先生曾如是说：“唯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理性）为中心。”宗教人士前期的理性“宣讲”为后来忽必烈接受汉文化、重用汉幕僚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忽必烈与后来的汉幕僚成员之间的接触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忽必烈因对佛教之信仰，召宁远的印简法师到其帐下讲经，印简带刘秉忠同行，僧人刘秉忠由此与忽必烈相遇，刘秉忠早期迈入王府，是潜邸幕僚形成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其次，由于刘秉忠僧人的身份，易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在忽必烈对宗教的认识中，中国原来存续很久的佛教与藏传佛教是一体的，因此他认为刘秉忠所信仰佛教与自己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这种特殊的信任，刘秉忠便于为王府引进许多人才。因此刘秉忠之僧人身份成为潜邸幕僚形成的一个具体媒介；后，在幕僚集团中，几位核心人物几乎都与佛教有关，高僧八思巴是帝师，曾经为僧人的张易是汉幕僚中地位相当显赫的人物，一直热心佛教事业的商挺是幕僚集团中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