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

《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出版的主旨是为促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国宗教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同样鉴于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宗教研究不仅是美国研究，而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基础之一。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5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史等三个部分。

徐以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等职；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与张庆熊共同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徐以骅（）美国宗教

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本文的初稿曾宣读于2017年4月9日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召开的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徐以骅［内容提要］近年来笔者及其研究团队相继提出了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关键词］信仰中国信仰周边宗教民间交流公共外交大国宗教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深入开展，宗教和宗教团体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载体也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宗教“走出去”、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公共外交、宗教与“一带一路”等开始成为热门课题，受到政、教、学三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已成为中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和公共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可参见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蒋坚永、徐以骅主编：《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一直是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学术关注点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了与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 本文简要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并以此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周边地区外交中的作用。宗教与美国社会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一、“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提出“信仰中国”概念是笔者在2011年发表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一文中提出的。该文这样写道，“与全球性‘中国经济圈’和‘文化中国’并存且作为其价值观和机构性基础的‘宗教中国’或‘信仰中国’正在不断增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8页。“信仰中国”可译为“Believing China”或“Faith China”。“信仰中国”的思想来源有三：一是美国社会主义者迈凯耳·哈林顿的著作《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该书中文版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该书中揭露了在所谓“丰裕社会”的美国存在的大量贫困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书之一；二是温斯顿·邱吉尔二次大战后关于英国“三环外交”的对外战略论述“三环外交”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英国在二次大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保守党的年会上抛出了其“三环外交”方针，其中环包括英联邦和英帝国殖民体系；第二环包括英、美、加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所谓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该外交战略旨在通过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和欧洲这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和地位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三是哈佛学者杜维明的“文化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杜维明先生提出不仅要从政治、经济、社会角度，而且要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或中华民族，把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重新想象或建构为一个整体。根据此种“大中华叙事”，“文化中国”由三个意义世界（symbolic universes）构成：1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2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3各国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群体（学者、媒体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关于“文化中国”与“信仰中国”的关系，参见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49—54页。。当然我们借鉴的主要是论述框架，旨趣和内容与上述论述均有很大不同。2012年1月笔者与邹磊合作发表了《信仰中国》同上，第43—58页。 一文，对“信仰中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该文指出，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信仰中国”包含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1）中国大陆与港、澳、台；（2）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3）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我们认为，中国国家力量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产生积极意义。与“信仰中国”密切相关的，是“信仰周边”“信仰周边”可译为 “Believing Peripheries”或“Faith Peripheries”。 。2017年4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李沁园在“信仰中国”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仰周边”的概念,指出由于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一些国家为全民性信仰，因此“如何发挥中国宗教在对外民间交流中的积极作用，运用宗教关系改善相互认知，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夯实民意基础，营造友好氛围，成为构建我国周边秩序的一个重大课题”。李沁园：《当代中国佛舍利外交与“信仰周边”的构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论文，2017年5月。该论文主要通过对中国与缅甸、泰国、斯里兰卡、韩国、日本等国佛舍利外交的比较研究，来讨论宗教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信仰周边”事实上早已存在。我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长期辐射和历史交往构成了“信仰周边”的宗教基础，地区及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和良好互动为“信仰周边”建立了政治基础，而当代中国包括佛舍利外交、“佛教黄金纽带”外交在内的跨地区、跨民族和跨文化宗教交流则为对接“信仰周边”的具体实践。“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与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一样，“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是互为表里的或者说互为对方的周边，是一种互动平等而非主次从属的关系；其次，作为与中国传统佛道教和民间信仰关系为密切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多的地区，“信仰周边”是“信仰中国”海外板块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海外投射力强的区域；再次，“信仰周边”与“信仰中国”拥有共同或重叠的宗教信仰，一些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业已成为一些周边国家宗教信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某种共生共荣的“宗教共同体”。总之，如果不能经营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信仰中国”便无从谈起，而宗教文化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更无从谈起；同样如果不能经营好“信仰周边”，那么我国也较难妥善处理好与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爆发性增长的所谓“信仰世界”可译为world of faith或faith world。的关系。二、“信仰周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