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软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1284丛书名: 真实的力量
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卑微的那群人。
1． 美国记者贝兹•卓辛格探访九个国家的监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公平正义。多数人一生都没有看见和接触过监狱，却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这本书会为我们揭开正义的真正模样。
2. 这是一部人性记录。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在这九个国家的监狱之旅中，我们跟随作者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这也是作者着大量笔墨的地方。在这个被美化的监狱里面，我们常常忘了生活在里面的，是仍会呼吸的人类，谁对他们的尊严和死活负责？
3. 贝兹•卓辛格是记者、司法学院教授，美国知名
Prison-to-College 计划的创办人这项计划旨在提供囚犯出狱后上大学的机会。在本书中，作者让我们看到，在惩罚之外，我们应该有更多道德、救赎、宽恕和机会的可能。贝兹•卓辛格与犯人见面，与他们一道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参与创意写作课和戏剧讲习班。
我们以各种词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掉在那里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
贝兹•卓辛格以美国刑罚学家和记者的身份，走访了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的监狱，向我们揭开我们以为的正义是什么模样。
“把他们关起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然后呢”是我们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目 录
前言1
1 报复与和解|卢旺达
2 对不起|南非
3 牢笼里的艺术|乌干达与牙买加
4 女性和戏剧|泰国
5 单人禁闭与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巴西
6 民营监狱|澳大利亚
7 社会复归|新加坡
8 什么是正义？|挪威
致谢
前 言
此地遗世独立，风俗特异，律法、衣着、礼仪皆自成一格，是活死人居住之处。他们与外界隔绝，生命截然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姆藏古！”警卫操着斯瓦希里语
斯瓦希里语（Swahili）是非洲使用人数多的语言之一，为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编者注
咆哮，意思是“白人”。
去你的。
我想保持低调，但白人女性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贫民区，要不被发现难如登天。穿过这道侧门就是卢济拉（Luzira）戒备监狱，里头环境混乱不堪，原始收容上限是600名囚犯，但据统计目前人数已达5000，男女老幼皆有，也包括死刑犯。系好藏在外衣下的防弹背心，我朝乌兹冲锋枪接近。
“你要干吗？”对方又嚷嚷。
我堆起一脸假笑，嘴里说着“志愿者”“拜托”“先生”“谢谢”。对方还没听完就不耐烦地甩甩手，好像遇上恼人的蚊虫。
五分钟后，我带着另一位志愿者走回来。她已经在当地待了四个月，取得管理机关核发的正式文件，可以合法进入卢济拉监狱，尚未取得正式批准的我只能偷渡。上星期执勤的组长说：
“教课啊，那就进去吧。”却什么证件也没给我。
人多好办事。经过不断鞠躬哈腰、不停说拜托和对不起，我们总算低头经过冲锋枪，踏进监狱。先映入眼帘的是管理人员宿舍，外观就是铁皮屋，后面有武警营房。来到中央大门时，狱警挥手催促我们进去，一群群穿着鲜黄色制服的男囚与我们擦身而过。通过一扇混凝土门，面前竟出现一座小图书馆。
“午安，贝兹教授。”
一整天，或者应该说一整个礼拜以来，首次有人对我这么客气。乌干达有许多特色，可惜人情味不在其中，旅馆的柜台人员肯礼貌性地点点头我都要谢天谢地了，面露愠色似乎是当地专业表现的一环。愿意亲切接待我的人反而是一名囚犯，名字叫做巴法基·威尔逊，他有很多外号，“威尔逊校长”“波玛区长”等等，源于他是同侪推选的管理员，负责卢济拉监狱的图书馆以及代号“波玛”的牢区。图书馆是由非政府组织“非洲监狱计划”（African Prisons Project）所成立，伦敦和坎帕拉都有该单位的办公室。
“今天过得如何？”威尔逊一如往常露齿而笑，热切地看着我。他有双全乌干达和善的眼睛，今年30岁，集孱弱老人和活泼男孩两种于一身：
个头矮小，笑容爽朗，眼神充满朝气，常戴着一顶过大的鲜黄色软帽，活脱像个大男孩；然而，他的动作略显迟缓，尤其说话方式特殊，抑扬顿挫像是在不断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
“还可以，威尔逊。”回答时我不禁嘴角上扬，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对人笑，但这次是发自内心。与他握手之后，我逐一与另外十几个学生握手问好。图书馆的格局方正，学生围着中间的木桌而坐，有的在活页笔记本上涂鸦，有的随意翻书，像是《挪威语入门》《哈姆雷特》《英国乡村导览》等等，不过没认真读。
这堂课的主题是文学创作，威尔逊坐在我左手边朗诵诗词，咬字十分清晰。我昨天先发了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
非裔美籍作家、诗人、舞者、演员及歌手。——编者注
的作品讲义下去。
历史任你书写篡改，
污蔑扭曲我的模样，
随你践踏我于脚下，
但如尘土我将飞扬。
堂课我就请学生写自传，于是知道了威尔逊的故事。他出生于乌干达乡下，当地一夫多妻制依旧盛行，家中孩子多达60多个。威尔逊尚在襁褓时母亲便过世，他因为遭继母们虐待而逃家。后来犯了罪，由于没钱缴罚金或行贿，只好乖乖坐牢，沦为3.5万名乌干达囚犯之一，乌干达的监狱系统超收人数已达上限6倍。近百年前的殖民者兴建了这些监狱，原始目的是恫吓人民达成社会控制；但威尔逊入监超过一年，至今尚未接受审判，这情况在此见怪不怪，因为乌干达过半的囚犯都是未审先关。威尔逊算是适应良好，在监狱里面建立了信心，自我改造后成为波玛区长。
想看我绝望崩溃？
想看我垂头丧气？
肩膀似泪滴垂落。
恸哭至声嘶力竭。
学生拍手。“贝兹，我不得不说，”威尔逊感叹，“这首诗除了优美，的确道出我们在狱里的心声。”其他人也沉重地点头。
后来两小时的时间，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家分享自己写的诗，气氛很愉悦。威尔逊写了一首《解放者》，感叹东非各国落入独裁者手里，结尾是期许乌干达能有灿烂的明日。另一个学生的作品开头就是：
“艾滋，噢，艾滋，为何要夺走我的家人？”
下了课，我收拾好教材，和威尔逊握手道别，祝他今晚能有个好梦。
“我在这里没有一天睡得好，应该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跨出图书馆回到外面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却是维安系统无所不在。恐怖组织肆虐东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类似攻击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看作定时炸弹，无处不设保全警卫，甚至军事岗哨。这里的生活犹如大型障碍赛：
关是狱警；第二关是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贫民区；第三关则是出租车失约，留我一个人想办法。就算出租车来了，还得和司机讨价还价，即便早上明明才谈判过两轮。坎帕拉的交通、社会氛围，坎帕拉人的那副愠容，还有炸弹检查哨加上金属探测器，以及更多板着脸的警卫，更多冲锋枪和安检程序……我唯有回到饭店才能勉强呼吸。
确实没人说过这趟环球旅程会轻松写意。
是矫治，还是惩罚？
我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全球监狱之旅。
提起这计划时，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习惯别人对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
白人、教授，但专门从事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研究，喜爱加勒比海嘉年华，又在监狱授课、推动司法正义，还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兼职节目制作人，雷鬼音乐迷，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却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以前做过记者、乐评人，当然也是学者，甚至拍过两部纪录片，主题分别是嘻哈文化及司法体系。
挑起别人的好奇，是因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于是游走于诸多不同领域。每回迷上某样东西，我就一头栽进去，譬如爱上牙买加雷鬼乐以后，我无法甘于当个小乐迷，非要钻研到学术研究，为此常常亲自拜访当地。同样狂热的好奇心指引我带着马娅·安杰卢的诗作，来到乌干达监狱。
就我个人成长历程而言，监狱不带浪漫色彩，也不是家常便饭。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多半会接触嘻哈与雷鬼文化。成年后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UNY），虽是公立学校但规模大且极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来自160国、使用127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市一样，用丰富的文化将我熏陶为国际公民。
进修英语博士学位时，我专攻非裔美国人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化中的种族隔阂：
界线如何生成，由谁界定，又有谁大胆跨越？为何我有志于此？因为在我看来，种族之见毫无道理。我无法理解为何人类在社会政治诸多层面始终受到这种概念宰制，种族分明是主观认定，而非生物学事实。若就基因来看，不同人种的相同处远多过不同处，但为何大家将这种人为的区别视作理所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心得，成就了我的著作，内容为社会史上真实和虚构的黑白融合案例。
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
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ism）也译为拉斯塔法里教，因其主轴为黑人的基督信仰，主张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的转世。拉斯塔法里运动带动了雷鬼音乐的发展。——编者注
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动听、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
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狱卒，监控着230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教管制，总数达700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51%，抢劫犯仅4%，杀人犯仅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20%，同样高于其他类别；3700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加州坐了25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14个州未立法禁止。
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6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94%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2015年报道，美国有“150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24~54岁的黑人男性，有1/6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20%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16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59人，英国是41人，荷兰为37人。2005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2000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12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
口语中，“纽约上州”泛指除纽约市和长岛地区之外的纽约州。——编者注
冰凉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杰出、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20到30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
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画家、插画家，作品风格大半甜美乐观，呈现理想美国。——编者注
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
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我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
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19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形。
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i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9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100只羊或10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3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18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于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纪90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国国会提出建议，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牢房呈现分层环形蜂巢状结构，围绕着中央高塔，囚犯时时刻刻受到监视，也必须持续进行体力劳动。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从犯罪者不再承受肉体折磨，改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世界起了重大转变，仿佛一瞬间“文明”起来。
我们现在称为监狱的机构，其实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同资本主义的圣殿，也就是工厂，是建立在特殊结构上。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源自其弟为俄国凯瑟琳大帝设计的厂房。监狱系统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维系于控制肉体劳动和时间分配；资本主义将这两个要素转化为金钱，监狱系统则将其对应于罪行的轻重。
甫独立成功的美国服膺贪婪至上的资本主义，却急于证明自己比起欧洲殖民者更为进步，所以摒弃这种手段。此时出现了讽刺的现象：
民主的诞生和监狱的诞生竟是一体两面——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图腾，却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描绘出了初的监狱设计图。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理论很快化为现实。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监狱问世，而且一次有两家美式监狱开张竞争。费城的东州教养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实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也就是人犯时时刻刻处于隔离。纽约州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实行另一种“静默制度”，囚犯在类似工厂环境中劳动，只要开口出声就会遭到鞭笞，和奴隶没两样。另外一大讽刺：
监狱内犯人沦为奴工；而内战时北方却致力结束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未宣布奴役非法，而只是说，除作为犯罪惩罚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
不断制造对立，却期待社会更安全！
国内监狱运作完美，美国便将监狱出口到国外。
19世纪欧洲学者越过大西洋进行参访，必到的一站就是监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曾经参观监狱，后来萨克森自由邦、俄国、尼德兰的君主，还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的官员都去过。见识过美国监狱的名人之中，反应为激烈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两人都认为里面的景象太过骇人。狄更斯称美国囚犯几如“遭到活埋，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挖出，过程中对一切麻木，受到无尽的焦虑绝望摧残”。
但美式监狱仍然渗透全球文化，不仅限于欧洲，也进入各国殖民地，还经由西班牙到了哥伦比亚，经由中国进入日本与印度。全球各地开始模仿美国监狱的设计并传承至今，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规模监禁”。
1990~2005年间，美国平均每10天就成立一所新监狱。数字相当戏剧化，但来龙去脉很清楚：
社会学家一路追溯到对毒品宣战的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现1980年因毒品被捕的每千人中有19人入狱，1992年提高到104人。犯罪学家托德·克莱尔（Todd Clear）分析后，总结出三个导致20世纪80年代监狱数量增长的趋势：
非监禁的替代手段使用率下滑、刑期增加、受到社区监控的犯人返回监狱比例提高。监狱数量的增长原因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是将更多人送进去；其二是让他们在里面待更久；其三是所谓的精确量刑（truth-in-sentencing）法案确保囚犯不能提早离开。克莱尔进一步指出，年龄、性别、种族、地区都是关键因素，打击毒品政策将焦点放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地区，特别是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身上；相较之下，白人使用药物如可卡因则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该政策本质并非针对用药本身，而是猛烈打击民权运动时期取得的种族进步，还能有效转移大众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的注意。1979~1996年间，全社会95%的财富集中到富有的5%的公民手中。
追溯监狱史使我胆战心惊，怀疑自己揭发了用心歹毒又所费不赀的全球大阴谋。美国在矫治机构上已经花费超过500亿美元，过去20年里监狱预算的增长幅度是高等教育的6倍，每年花费8.8万美元来囚禁一个年轻人，却只花费10653元提供教育。州政府亦然，某些城市里特定区域犯罪率太高，单单针对这种地区就拨出百万以上的监狱经费，也因此被戏称是“百万街区”（milliondollar blocks）。更可怕的是，美国花在矫治机构的金钱已经超过地球上一百四十个国家的GDP，并持续拖垮数个州政府而导致破产，所以政府不得不设法降低囚犯人数。
知道了这么多，让人很难不想做点什么，无论多渺小的努力也罢。我怎能眼睁睁看着状况恶化？于是请我演讲过的监狱再度邀约，我也一直答应，并因缘际会就在狱里开了非正式课程，有空就去上一堂课，之后还邀请有兴趣的同侪加入。过程中我与狱内拉丁人社团负责人拉蒙熟悉起来，某次餐会上他提到自己16岁就入狱，当时还不会说英语。我听了一愣，因为不久前我才看过他站上讲台，拿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滔滔不绝针对改变、成长和革命发表20分钟的演说。拉蒙又提到自己有三年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我完全无法想象。
与拉蒙聊天时，我内心依旧感慨，眼前又是一个天赋异禀却被社会否定的人才。这时候，欧提斯维尔监狱（Otisville Correctional Facility）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攀谈。
“约翰·杰伊学院为什么没在监狱开课？”他问。
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家，向院长杰若米·崔维斯（Jeremy Travis）提起。
“我想开课，”我告诉他。院长答应了，所以在2011年，约翰·杰伊学院的“监狱直升班”（Prison-to-College Pipeline）项目正式成立，除了提供学院课程，也协助出狱不满五年的犯人复归。入学者在监狱内开始上课，出狱回家之后能立刻获得纽约市立大学学生身份，因此取得学位并融入新社群。计划目的在于使大专院校成为刑满释放人员新生活的重心，受益于校园资源，如课程、人际网络，以及免费的医疗、心理、学术咨询。
在监狱直升班项目中，我除了教授英文课程，也身兼教务长。起初我不明白自己即将接触到什么，在监狱内开班就很多层面来看并不难，学生们求知若渴，对教授来说，这是教学天堂。我没料到的是，坐在这位置就仿佛经历心理上的过山车，巨大的情绪起伏有时令人难以招架。学生假释失败，或者回家后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又被逮捕甚至中弹伤亡，这种种都成为我的心头创伤。不过看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出现在校园，看着他们急急忙忙找教室的模样，又令我宽慰下来。
监狱渐渐成为我情感和思考的重心，然而身边多数人依旧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那就是监狱根本无效。事实上，自1973年来，美国服刑人数稳定成长，但是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为什么监狱没效果？概率论和心理学研究都证实监狱的威慑作用是假象，因为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犯罪的时候，监狱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更糟糕的是，监狱具有反效果，将犯人与社会大众隔绝，成为犯罪训练中心。囚犯终必须回到社会，到时他们的犯罪手段更上层楼，人际和财务又更加边缘化。换言之，监狱系统是促进犯罪的。这解释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4年的一则头条新闻，听起来反而令人莞尔：
“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美国监禁人数下降的同时，犯罪率也下降了。”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入狱比例下降多的几州，犯罪率平均降低12%。
托德·克莱尔与其他研究者将这个现象称为都市监狱的“副作用”。克莱尔解释：
“监狱造成家人离散，削弱家长提供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囚犯的经济能力，并造成他们敌视社会，曲解政治主张。”研究也发现，曾入狱者若有小孩，孩子入狱率较高，而刑期也严重损害受刑人的社会资本及人际关系。我们怎能一再制造这样的公民，却期盼社会变得更安全？
为何我们应该关心做错事的人？
有许多人认同监狱存在的第三个理由
理由为隔离犯人维护社会秩序，第二理由为惩罚犯错者。——编者注
是矫治。然而那是否真的有效？1954年，原美国监狱协会（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更名为美国犯罪矫治协会（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但真正致力于“矫治”的方案却屈指可数。矫治经费只有6%投入监狱内，而明明六成到八成的囚犯有药物滥用前科，相关治疗计划自1993年以来却减少一半，于是2012年监狱内等待毒瘾戒断协助的人数已经累计到5.1万人。2004~2005年，州立监狱内仅四分之一的囚犯参与教育项目，接受职业训练者低于三分之一，但有约三分之二在狱内从事劳动工作。研究显示，如我所开设的高等教育项目，是降低累犯比例的关键，但是自1994年以来类似计划大幅减少，因为被监禁的学生被排除在联邦或州政府的教育奖助外。监狱系统内一度曾有350个教育项目进行，仅一年之内直坠到剩下7个。
我了解这样的状况以后唏嘘不已，不过我也明白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衰退。对我而言，有关监狱的光怪陆离慢慢显得没那么有冲击力了。由于太常出入监狱，脑袋做过太多分析，我不禁担心自己后会思考僵化，失去洞察。有一回我和计划赞助人聊天，居然下意识描述在欧提斯维尔监狱的经验“就像在家”。我自己听了吓一大跳，身处以前全然陌生的环境，我真的觉得就像在家？
于是我决定撞开制度的大门，挖掘深层的真相，解答挥之不去的疑惑，这样才能召集到具有同样理念和热血的人。
计划在我脑海里逐渐成型。为何我们应该关心所谓做错事的人？我要在全球找出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亲眼见识世界各地的监狱究竟是什么模样，通过监狱来了解各个国家。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经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一句名言：
“据说没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卑微的那群人。”
这趟旅程也让我可以好好审视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实验和出口产品。2008~2011年间，全球各国的监禁人口提高了78%，换算起来已经有1030万人住进监狱，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尚未被定罪，必须苦等数年才有机会接受审判，但又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舆论很少将目光从美国的监禁危机转向全球的监狱问题——这是美国建立并传播到各地的。
司法应当崇高且公开，由所有公民背书认可。然而，监狱作为今日司法体制的核心，缺乏的就是透明。它们仿佛从未存在，多数人一生没有看见和接触过，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问题是，既然看不到，为什么你愿意背书？所以我想从基础的层面揭开这隐秘空间的面纱，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我希望自身以及读者都能担任见证人，因而这趟旅程对于我，还有我的读者，都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而我在路程起点，就已经预期到这是一趟人性故事之旅。
人性。我们以各种辞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
“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记在里头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我想强迫自己和其他人一起注视囚犯，别转开眼睛，就像我们不能不看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湾事件（Guantnamo）一样；那些丑闻是极其难得的机会，美国建立的“土牢”（oubliette）——在此借用14世纪的法文词汇，其原始含义是“被遗忘”——终于忠实呈现在大众眼前，司法体系毕竟源于人性，所以同样有瑕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点。
为了避免陷入只观望不动手的窘境，我开始自发去监狱做志愿者，不限于研究和写作，而是实地接触。大学提供12个月的休假研究，我申请了学术补助并结合媒体工作机会；这类媒体报道归在文化和旅游类别下，除了提供资金，也容许我探索监狱高墙外面的世界。由于司法制度和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我必须理解文化背景才能观察得更深入。监狱就像一面丑陋的镜子，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清晰的缩影，在监狱的日子好比是经过提炼浓缩、充满讽刺的人生。
针对要探讨的主题，我挑选了九个国家来说明。许多关于司法和监狱的基本概念，我们以往视为理所当然，实际接触以后却又觉得陌生困惑。在各种论坛或造势大会及报章媒体等等，我看到太多改革的呼声，出发点是基于经济压力或公共安全。的确，这些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因素。然而，关于监狱基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社会是否有讨论过？这时候，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回到理论的草图上。我要再次质疑刑罚、救赎、宽恕、第二次机会这些概念，因为我是从那里起步而成为监狱改革运动者，所以希望能有更多人，更多民主制度下具备投票权和思考能力的公民，不只是关切这些问题，也挺身而出激发真正的改变。
也许我能将热情和好奇传染出去，大家一起成就更好的社会。
站，卢旺达。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不是那种典型的拥有翔实数据、政策分析和改变方案的关于刑事司法改革的书，也并非由一个刑事司法的专家所写。这本书的核心在于人，是作者一路上遇见的那些人。
——俄亥俄州立大学莫里兹法学院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华盛顿邮报》
卓辛格笔下的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各自对待犯人的策略，除惩罚本身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南非为解决种族斗争问题而建立的“真理与和解”委员会、巴西的单独监禁、乌干达和牙买加的艺术教育。卓辛格与犯人们见面，带他们打破坚冰，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参与让犯人和受害者面对面交流的“修复式正义”活动、创意写作课和戏剧讲习班。
——哈佛法学院教授珍妮•苏克，《纽约时报书评》
贝兹•卓辛格为写《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调查了九个国家的监狱，她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
——约翰•洛伊德，《金融时报》
这本书控诉了美国的监狱制度以及它对全球监狱制度的影响，它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科克斯评论》
1 报复与和解
卢旺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杀人犯做朋友，就别与我们有牵连。
——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 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
种族屠杀。
被害者的国度
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词源于金亚卢旺达语（Kinyarwanda），意为“草地上的司法正义”，也就是由部落成员充当裁判者，是一种传统式小区审判体系。——编者注
，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弒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
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也因此卢旺达。
决定以后，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
“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
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
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 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
“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 “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纽约。”我嗫嚅回答。
“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
“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 28位见证者》。
“你穿黑色！”为我包装书本的男店员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欢粉红色。”
走出大门，詹姆斯看见我买的书，叫道： “选得好！”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双亲，然后逃到南非，进入肯尼亚医学院，到银行上班，但觉得上班族生活无趣，于是回到卢旺达做出租车司机。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没想到看上去这么乐天的人也是大屠杀受难者，我暗忖哪里还需要手上这本书，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过纽约的人脉认识艾迪，他是演员也是社会运动人士，穿着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裤、皮夹克，戴了墨镜，来到高尔夫山丘饭店。“欢迎，”他立刻伸手，“你应该认得我吧？”
“认得你？”
“电影啊！”艾迪摆了姿势，双臂交叉，一脸剽悍，之后忽然爆笑。
啊，没错，他在我朋友拍摄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Kin-yarwanda，肯亚旺达，卢旺达的旧名）中饰演狱卒。那是部就大屠杀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开车绕进市区，周边风景有三个主色调： 橙红大地，翠绿山峦，奶油色房屋。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路面还很粗糙，没有多少汽车，只有计程摩托车来回穿梭，险象环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办，我就一路跟着，拜访了一个促进和平的社运组织，一个标志上写着“和平、善行、爱国”的年轻人社团和一所学校。他搬了些捐赠书籍进入校园。
“贝兹，你有没有领薪水？”回程时他问起。艾迪有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惯，就是思绪变换太快，前一分钟嘻嘻哈哈，突然间就神情凝重态度严肃。我回答有。
“我没有，每天就是奉献与捐献。我本职是作家，但是也挺爱演戏的，除了我老婆，我就爱这两件事。”艾迪写了一本书，是诗集，书名叫做《他们的罪行是我的耻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图族。
“很多人为屠杀幸存者写书。”他解释，“不过迟迟没人为犯罪者发声，为没有杀人但因此染上污点的人发声。我们活在耻辱中。”
这番话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上课时也会给学生看一部名为《判决之后》（Beyond Conviction）的纪录片，剧情讲述三个犯罪受害者选择与犯人对话。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药的兄长强暴，两人会晤过程令人纠结。她逐步揭开心上疮疤，哥哥也惭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无法直视妹妹。后，在妹妹请求下，他终于抬起头。妹妹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视线被泪水模糊，画面上那难以想象的大和解太过震撼。妹妹说她已经原谅哥哥，只有宽恕能够治愈伤口，帮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学着原谅自己。
我向学生提出一个残忍但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 如果必须选择，你希望是这案子里的哪一边，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大家直觉表示，当然是加害者，谁愿意被害？我追问，大家真的确定吗？愿意一辈子背着那个十字架，永远记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呕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以余生来背负，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义，不假人手的监狱。被害人经历梦魇，但在梦魇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较之下，有自觉的犯人要终生面对耻辱。
我来卢旺达的时候也带上了一本《判决之后》，以及许多关于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书籍，原本以为参访监狱时能派上用场，却决定下车以后全部送给艾迪。
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你愿意谈谈大屠杀吗？”
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
“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
“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学生，而普通学生则讶异于受刑人与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卢旺达青年听完后竖起耳朵，我们也想见见受刑人，他们说，干脆申请一个Facebook账户好了。
我接着询问学生，进入监狱以后打算做什么。他们望着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来，表示他不打算讨论大屠杀，所有人对这话题已感到疲惫。他们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释出善意，达到和平与谅解。这个意见在学生间发酵，可是当我进一步询问：
那么到底打算做些什么？他们还是沉默。
我说，写下来吧。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这招见效。大家马上动笔列出建议： 足球、唱歌、跳舞、辩论会、电影欣赏、短剧表演。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投票表决，挑选每月一次的参访行程适合安排什么活动。之后也为这个计划取名：
“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的监狱访问计划（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缩写NAR’s
PVP。青年团体与和平组织喜欢很酷的代号。
星期天，桑托斯刚从教堂走出来，服装相当体面，而我只有牛仔裤和球鞋。与学生团体见面前，我们两个坐下来讨论如何遴选参与活动的囚犯。我写下“回归”（reentry）一词，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结束，准备回家。桑托斯用力点头。
“对，贝兹，我们应该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着我，眼神有点羞赧：
“我可以问一件事吗？‘贝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这只是外号，是小时候姐姐们取的，其实我的本名是出自《圣经》的“芭丝谢芭”（Bathsheba）
《圣经》中译本译为“拔示巴”或“巴特舍巴”。——译者注。
“是个女王！”他叫道。
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 “UMUNYAMAHIRWE”。
“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好、个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
“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我跟他说： ‘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我不禁自问： 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我挺喜欢你们的计划。”他点点头，长睫毛底下眼神柔和： “假如是我去监狱，也不想看见一群愤怒苦闷的人。他们迟早要回家，带着愤怒苦闷回到社会不是好事。”
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想制作那部影片，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能像老一辈那样执着于大屠杀。他说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脑海里也满是回忆。十一岁那年的“灾难日”（Yom HaShoah），也就是犹太屠杀纪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来学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须穿上一身黑，普通课程全部暂停，每节课都换成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座谈或影片。整点时，各种活动中断，聆听校长通过广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学生亲属，以及他们死前所属的集中营。我们家在整理名单时，父母为了谁在哪里被杀还起了争执。
“不对，不对，雷切尔·苏拉是在奥斯维辛，不是布痕瓦尔德。”
“我要留在家里。”我大声说。
父亲转身瞪我。
“我没有黑色衣服。”我继续说。
“你没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结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没有黑色衣服？”
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万个鬼魂盘踞我家。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我噩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原声带。我祖父也仿佛无所不在，他在大屠杀中失去整个家族，于是训诫我们千万千万别踏上匈牙利，因为匈牙利人比纳粹还要狠。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全是你们的血，他这么说。我数得出祖父笑过几次、抱过我几次，却数不清他几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着意第绪语和父亲大吵，或讲过几次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纳粹同路人将曾祖父拖出犹太学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从集中营生还的人，后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她的故事我也听过太多遍：
双胞胎兄弟没逃过一劫，她靠脑袋灵光加上运气好保住一命。长大以后我去欧洲，要进德国还得说谎瞒骗父母。列车穿越边境时有股罪恶感哽住喉咙，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大屠杀，我只觉得疲倦。
“疲倦”不足以形容。应该是“精疲力竭”，“阴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坏的氛围充斥在家族间。我将童年记忆说给伊斯梅尔听。从他眼神里，我发现或许他比我自己还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好多次我宁愿自己成为受难者，干脆别活下来。”他老实说，“我知道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但并不希望一辈子以这个身份活下去。我是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却不是人生的幸存者。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尔的声音缓慢且颤抖：
“亲人没办法替换。我当然无法找人取代爸爸妈妈，不可能。但事实就是我已经失去父母，所以谁来代替他们照顾我？是国家。那么，让我好好活在这个国家，让我享受还存在的一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总是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刑罚是回头看，而宽恕是向前看
第二天，我系好iPod出去晨跑，外头风景如画。这片橙黄大地如此丰饶，路旁女性兜售陶器与艺品，搭配色彩鲜艳的狮威啤酒（Skol）广告。但伊斯梅尔那番话萦绕我心头。
他和我祖父两个人都是经历苦难活下来的。我跑着跑着泪流满面，次清楚意识到自己多么同情祖父，为他，为我们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尔和我祖父同为生还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灵魂。
“人对待人是如此不公。”鲍勃·马利的歌声在耳边响起。
我脑袋里又闪过另一段童年记忆，是普珥节（Purim），庆祝古时犹太人逃过亚哈随鲁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图种族屠杀的阴谋。那时家里堆满礼物篮，里面满是食物、红酒、葡萄汁。父亲在客厅读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给大家听，按照犹太传统，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要制造噪音盖过去。念到哈曼恶计被揭发，与十个儿子一同被吊死的桥段，父亲得一口气念完，以强调犹太人复仇得胜的光彩。
时至今日，我想问的是： 复仇是光彩的事？别人伤害你，于是你伤害回去，这种光彩难道不是伪善、冤冤相报吗？时常有人以“威慑”来诠释司法制度行使暴力，问题是已经将230万人扔进监狱，犯罪问题却迟迟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观点，以犯行者的人生满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学者戴德丽·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违反道德伦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弥补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说，“但不能声称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于是反过来先加害他们。”
为了解决惩罚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阵子。关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从脑袋里的数据库提取出许许多多与刑罚争议有关的文字。说是争议，正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宁（David Boonin）的精准描述：
“国家机关对某人做出的处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为何因为此人违反所谓公正合理的法律，就会使得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变得符合道德标准？”监狱在多数人眼中是报复。然而，若矫治合理，报复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出来发声。“‘报复’是抽离人性的词，糟糕的是多数人视其为正道。报复的本质与犯罪无异，只是先后顺序不同。”他这么解释，“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较容易找到借口。”
后一个登场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罚是“社会定义为合法的集体暴力”，而犯罪则是“被定义为非法的个人暴力”。“刑罚不具预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会激发未来的暴力。”
总结而言，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在刑罚过程中，我们迎接罪恶，并赋予它控制心灵的庞大权力。刑罚是回头看着过去，而宽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环，帮助我们不再受制于加害者造成的影响。因此有一句谚语说： 争端止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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