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媒体、国家与民族（施莱辛格教授分析政治话语与身份认同问题的集大成之作）

《媒体、国家与民族》一书出版于1991年，当时正值世界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之际。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本书集合了格拉斯哥大学文化政策系教授菲利普?施莱辛格关于冷战时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多篇精彩文章。
本书由话题连贯的三个部分组成，在其中，施莱辛格教授为读者设置了各种具有挑战性的议题，诸如“媒体在塑造现代公众方面的力量”、“政治话语的创造与传播”，以及“新时代下的身份认同”等。对于任何关注媒体与国家关系，以及现代世界中政治传播结构的人来说，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本书主要提出了三个关键主题：首先，“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概念被证明是建立在国家和其对手相互竞争的交流策略上的；其次，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集团的外部敌人，巩固了西方的民族认同；后，集体认同所涉及的国家与民族因素，包括那些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的复杂问题。
通过对一系列特定案例的分析研究，施莱辛格揭示了政治话语在传播学领域的复杂作用。如果你对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或文化研究领域感兴趣，抑或已经意识到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菲利普·施莱辛格（1948— ）
格拉斯哥大学文化政策系教授，并于2007年成为该校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学术主任。曾在斯特林大学、格林尼治大学、欧洲大学学院、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并作为访问学者游学于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瑞士提契诺大学、法国图卢兹政治学院、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等。著有《将“现实”联系在一起》（1987）、《媒体、国家与民族》（1991）等，并且是《电视里的“恐怖主义”》（1983）、《犯罪报道》（1994）、《媒体访问》（2003）等书的合著者。

【目录】
前言
致谢

部分 政治暴力和新闻媒体
部分导读
章 对暴力的理解
第二章 “恐怖主义”、媒体、自由民主国家：对正统的批判
第三章 处理人质事件时的媒体政治：以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为例

第二部分 与旧意识形态敌人的斗争
第二部分导读
第四章 论反暴乱思想的形式和范围
第五章 从文化角度看共产主义
第六章 政治口号的出现与消亡：以“欧洲共产主义”为例

第三部分 集体认同问题
第三部分导读
第七章 论民族认同（一）：文化政治和媒介学家
第八章 论民族认同（二）：社会学理论中的集体认同
第九章 无解的困局：欧洲变局中的集体认同

索引

前言

近年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不少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而本书的写作即与这些事件密切相关：自由民主国家出现了政治暴力；冷战及其对人们思想造成的重大影响；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近来重新成为讨论的焦点。我向来对媒体社会学抱有强烈的兴趣，故而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多从“交流”这个切入点下手，当不足为怪。不过，我绝不认为这是一种局限；相反，我认为这是广泛探讨的起点。
尽管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并不连贯，各章节的写作目的和时间也非常不同，但终促使我将这些散乱的文章联系在一起并汇编成书的理由，是我意识到，定义与解释的争论过程在政治文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或以一句过时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斗争及其背景。
编辑原稿的主要工作是剔除重复的内容。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在某些情形下需要补充背景知识并更新关键的参考书目。而对于补充背景知识这项工作，需要我在写多（写得十分详细）和写少（只写个梗概）之间做一个权衡。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选择了后者。
部分中的几章，探讨的是媒体在报道政治暴力方面的角色及围绕政治暴力展开的争论。其中，章是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提供了一个在探讨如何将“暴力”的范畴概念化诸问题时的切入点，并阐述了暴力与合法性、与国家的关系。这为第二章提供了背景。第二章对自由民主国家意图对“恐怖主义”相关报道展开审查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这两章的写作大背景，都是国家与其敌对势力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宣传策略。而我之所以给“恐怖主义”加上引号，是因为它和“暴力”一样，都是在政治话语中颇具争议性的词—任何想要给“恐怖主义”下一定义的企图，都是在控制大众对于当前社会斗争的理解。在第三章中，我从理论剖析转向了分析审查实例，那就是著名的伦敦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关于类似人质绑架事件的成因，以及国家力量的运用问题，那时提出的各种问题直到今天仍未消失。
部分的内容提供了讨论“国家和社会的敌对势力与暴力问题的关系”的视角，而第二部分则对这一主题的一个关键方面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在1989年“东欧剧变”宣告冷战正式结束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摩尼教式的精神世界中：即使我们并没有接受它，也不得不与之争辩，否则就得直面其引人注目的存在。
由此，我们就进入了第四章。第四章对国内恐怖主义的斗争与结束不久的冷战之间产生关联的多种方式进行了考察。曾经的意识形态强敌对当下的反暴乱实践所能造成的干扰，已经微乎其微。而相关的恐怖主义研究，也不再受其影响，进而逐步发展壮大。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我与已故的良师益友菲利普·埃利奥特一起写的。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这两篇文章本可以继续延伸，而成为一本著作的；不过，我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想法，只是终的成书一定会与埃利奥特写的有所不同。在第五章中，我把大众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报道以及政治科学对其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阐述一个观点：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话语，其结构复杂且十分微妙。这里涉及了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冷战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将会进行详细解释。正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冷战的双方都需要一种相对清晰的政治概念，所以相对模糊的“欧洲共产主义”才会两边不讨好。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我对双方敌对的外交策略进行了说明。这些外交政策中的某些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造成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欧洲或称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地区应该实行怎样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仍旧摆在我们的政治议程上，而且这些问题可能比以前更加难以预测。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我阐述了构筑敌友印象的另一种思考方法，以及敌友印象在构建我们想象中的政治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讨论了存在于社会集体和文化集体中的个体认同问题。这是后的一个主题，展现了我近期工作的一些成果，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开始写这一部分时，我正在意大利的一个“欧式”机构中工作。这促使我展开了一条与“审问”有关的研究线索，并很可能会坚持做下去。第七章和第八章原本是一章，但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把它分成了两篇，这也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奉行的原则。在第七章中，一项关于近年来媒体理论的调查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理论研究应该是我们对“国家”、“文化”这类集体概念进行思考的基石，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它被粗鲁地冷落了。更可怕的是，不少人就“交流对于文化集体的重要影响”提出的大量严峻问题也被有意地回避了。在第八章中，我已然开始从各种当代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当然，关注于“交流的过程”，往往会让问题显得过于初级。为了弥补这一点，我显然还需要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第九章。这一章也是首次以英文出版，它阐述了当下关于“欧洲性”的争论的动态领域。
就这样，本书从多方面对民族国家、政治暴力、政治合法性、敌友印象的构筑，以及涉及媒体的当代社会斗争方式与集体身份认同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进行了探讨。毋庸置疑，今后，随着各种关系不断发展，我们又有必要重新对它们进行思考了。但那就是后话了。

菲利普·施莱辛格
1990年9月于斯特灵

施莱辛格以其一贯的揶揄口吻和条理清晰的逻辑提醒着我们，集体身份认同并非全部取决于国家法令或新闻媒体的情报运作。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毫无疑问，施莱辛格的研究确实有助于阐明人们对本书所涉问题的思考。它证明了当代媒体社会学的成就及其局限性……书中没有所谓秘方良药，读者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学到更多，并取得更好的进步。
——《人类学批判》

本书详尽介绍了“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被创造、传播、转化，并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相关案例研究展示了施莱辛格针对欧洲政治变局的诸多有价值的思考，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性改进。
——《英国社会学杂志》

施莱辛格关于媒体和集体认同的精辟见解，有效增进了我们对当代政治话语斗争的理解……本书充分展示了政治传播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国家人为地制造其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方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加拿大传播学期刊》

章
对暴力的理解

在当代自由民主政体中，我们理解事物的框架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暴力问题的思考的？显然，我们首先需要应对定义和分类的问题。因此，我将先从理论层面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进行简短的评论。这让我进一步思考了控制社会记忆以操作关于当代暴力的认知是何等重要，同时，也为讨论当前官方对大众传媒与政治暴力的关注提供了舞台。我的这些思考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为各位呈现。

问题

迄今为止，学界仍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明确概念能够定义“暴力”。相反，正如许多当代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暴力”这一术语，如今正遭受着概念和语义上的双重贬值。在许多人的论述中，“暴力”被视为某种社会病态的一部分，而罹患这种社会病的我们始终生活于混乱和衰退的威胁之中。而亦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此类论述“岂止是杞人忧天，甚至可说是一种危言耸听的灾变论”。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观察
到，对于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居民来说，对于“暴力”的这般阴暗印象和其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持此论者对“暴力”的理解尚停留在狭隘的“身体暴力”层面：

直接地，它（暴力）以交通事故等形式广泛存在着—对于多数受害者来说，暴力是偶发的、意外的、无法预测的，也是无法控制的……间接地，暴力普遍存在于大众媒体和娱乐产业中……甚至更久远一点，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两种暴力同时存在的，那个充满着恐怖的大规模屠杀的年代……另外，在社会的某些领域和场合，身体暴力也是十分普遍的，甚至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可以说，和平与暴力共存。
只是，现在的你，感受到“和平”了吗？霍布斯鲍姆写下这番话的时间，距离本书写作之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欧洲部分地区的人民不但没有感受到“和平”，反而是切身体会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惨重后果。除此之外，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还见证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暴力的发展历程，其中大多数是民族主义运动，偶尔也有反体制运动；有些政治暴力的范围仅限于一国之中，而有些则是发展成了国际性的事件。这些运动大多都被打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与其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相反，其对物质层面的作为乏善可陈。以“国际化的恐怖主义”为例，暴力行为从中东之类的冲突频发地区起源，这之后往往会被输送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北爱尔兰的地区冲突终是在大不列颠岛上解决的。但这些仅仅是恐怖主义暴力的大量实例中为公众所知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由各个国家针对自己的国民所实行的内部镇压得到的关注则少了很多。
因此，谈到当代的“暴力”概念，就会冒着过于包罗万象的风险，它可能包括了多种不同的权力运用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譬如所有犯罪性暴力、公众骚乱和军事行动。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课题弄简单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建议把“对于暴力的理解”作为一个出发点去下手，把目标放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上。虽然这样肯定无法让暴力现象消失，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各类思维模式进行评估，并予以选择。
在思考暴力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时，必要的一步是思考它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我们搞清楚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思考一下“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定义的限制

要想了解对暴力进行定义的危险性，我们需要略微参考一下那些关于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文学作品。当然，对暴力进行定义和归类是很难做到中立的，因为这牵扯到它究竟合法与否的问题。有一句十分著名的口号，即“汝之恐怖分子，彼之自由战士”，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一点，它强调了在评估某种力量及其使用者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
要想对暴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就不能过于宽泛地对“暴力”下定义。这样，我们就能够大概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多么的暴力，以及随意对待暴力会带来多么惨重的后果。而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诸如象征性的抗议、不平等的经济决策对穷人的恶劣影响、政府官僚主义的不义以及民众的死伤等关联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虽然照理说，选择这样一个概念上相对保守的立场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是相当难的。我随机选择了几个对于暴力的细节性定义，旨在阐明其中所蕴含的逻辑分析上的问题。
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阿兰·薛内斯，他致力于研究过去两个世纪所发生的暴力行为，并提出：“世界上一种没有学术争议的、可以衡量的暴力就是身体暴力。其伤害直接作用于人体。它有三个特点：野蛮、可见、痛苦。其根源在于使用了物理上的力量。”社会学家罗宾·威廉姆斯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无可争议的暴力就是那些造成身体伤害的暴力，这些暴力具有目的性，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其造成的影响直接可见。”而哲学家泰德·杭德里克则进一步提出了限制对暴力的定义的想法，他说：“暴力行为……就是把一种强大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用于对抗人或事，以及攻击某种社会准则。”
想要把这些定义整合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的确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再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分类。比方说，在上述的三个例子中，薛内斯认为暴力的基本含义是对于单个人类个体的身体暴力；威廉姆斯认为暴力是对不特定目标造成身体伤害，拥有目的性、直接性等严格的约束条件；杭德里克将人和事都包括在暴力的目标之中，并将对于暴力的讨论限制在了“攻击社会准则”这一框架之中。
公平地说，这些定义之间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并且我们或许可以用某种更加概括的方式把三种论述中的精华元素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囊括各方面诉求的定义。然而，这样的话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棘手。因为对“暴力”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能为其相关研究和分析提供可靠的规则或标准。我们或许能够就定义达成一致，但是之后在分类的细节问题和寻找相关证据的方法上，又会产生更多的争论。
因此，薛内斯把暴力分为“个人”和“集体”两类。犯罪、自杀和事故被归为“个人”暴力；而苏联国家恐怖主义和西方反国家恐怖主义则属于“集体”暴力。威廉姆斯将集体暴力和个人暴力做了区分。集体暴力包括“内战，革命，游击战争，暴动，叛乱，政治清洗，骚乱，处死政治犯以及暗杀”。而个人暴力则囊括了“蓄意杀人，过失杀人，强奸，人身侵犯，故意毁坏公共财产，以及其他对他人及其财产的攻击、破坏”。而杭德里克则颇有见地地指出，我们应当去探讨暴力是否意在改变现有的民主政治体系。
如此多相异的分类策略令人不禁想要放弃这条探求暴力定义的理性道路。正如政治科学家麦肯齐所说：“让问题起源于神话传说，也好过一个定义。”他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和暗喻。总之，毋庸置疑的是，当我们在讨论我们生存的时代是否比之前更加暴力时，我们必须强调：一，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交流沟通如何构筑了我们关于目前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的看法；二，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就像连续剧一样每天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然而，这仅仅只是可供研究的一条线索而已。正如亚历克斯·施密德在研究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时所指出的，要想搞清楚现代社会究竟有多暴力，只能以实验为根据，并通过严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比较来得出，而这又需要我们收集海量的数据。理想状态下，我们需要达成以下目标：一，实行一种明确、公认的对于暴力的分类方法；二，明确所研究的时代；三，研究对象是几种可比较的社会形态；四，需要通过足够的证据和数据，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概括性的结论。
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赘述太多。但是很显然，即使我们竭尽全力列举一个社会中可以被明确归类为暴力的行为，暴力的分类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我们所处的政治制度的影响。比如，当英国为福克兰群岛战争进行动员的时候，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属于在外交失败的情况下合法地运用政府权力。而如果我们参考过去十年英国政府对于国内暴力的关切程度，就会知道这场“局部战争”及其导致的伤亡，不会像足球流氓、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矿工罢工之类的事件一样被统计公布。
除此之外，我还想谈一点，就是关于社会上的一种为保守“客观”的应对暴力的方法，即犯罪统计，经常用于进行国际间的比较研究。但正如我们所知，不仅在不同文化之间，对暴力犯罪的分类方法和对于犯罪动机的理解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关于犯罪的新闻报道、执法力度、逮捕率、判刑尺度等在不同时代也都是不同的。当然，这样的不同并没有给对暴力的比较研究产生不可逾越的阻碍，但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权力、暴力和国家

正如麦肯齐所说，解决暴力问题的一种办法是“把它和政治力量联系起来，把政治力量看作集体决策的必要基础”。我们若要对暴力的定义进行思考，势必要认清这些都是与规则系统紧密相连的。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对暴力的形式进行控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点（当然不是特点），国家以此作为把权力运作控制在政治秩序之内的关键：“国家的本质是一个人类群落，其（成功地）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宣告了物理力量的合法垄断地位……国家是使用暴力之‘权利’的来源。”比韦伯稍小一些的知名历史社会学家诺伯特·伊利亚也主张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实行权力垄断，他还指出：“当权力垄断正式形成，一个相对平静的、没有暴力行为的社会空间也就形成了。”此处所说的“暴力行为”是指未经授权的个人和团体对物理力量的使用。在现代社会，“酷刑折磨、监禁以及人身侮辱已经被权力中心所垄断，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见到。通过垄断，由统治者所施行的对于个人的身体威胁正在逐渐丧失人性”。
这种垄断暴力的“权利”导致裁判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了非人性的残暴一面。雷内·吉拉德曾对此进行过描述，实际上，国家的“权威”通过将复仇合理化（“一个被无止境的、无限制地重复的过程”）来保护我们。但是那些自称在从事社会保持工作的人，反过来也必须祈求所谓合法性能够在指责他们垄断了暴力的攻击中保护他们：在合法性的庇护下，他们采取的暴力措施和那些与国家作对的人所采用的暴力措施变得截然不同，于是，动用这些暴力措施也就变得合法了。尤金·沃尔特在他关于政治恐怖的研究中指出：

根据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案例，当某种暴力行为被规定或定义为一种合法的惩罚方式时，其有害性会被加以衡量，国家也会做出一些限制以避免这种暴力造成过分的伤害。权威所做的定义往往会把这种暴力行为从暴力这一概念中抽离出来，至少从社会全体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并且为它配备同样被社会所允许的带有胁迫性的工具和技术。

如果接受了该论点的定义，那么，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其本身或许就是与他们自己制定的用来限制政府肆意妄为的法律框架相悖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就国家的恐怖主义化或就其使用令社会无法接受的手段（譬如严刑拷打）展开讨论，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妄图予以否认、掩饰或加以美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