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0352462
1. 崇文书局人文学术品牌“我思”，重点作品。
2. 本书集中展现了邓晓芒教授几十年来关于传统批判和思想启蒙的思考。
3. 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出版。
4. 全书共15篇文章，其中7篇书中提供了现场版讲座音频链接的二维码。
邓晓芒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前夕，本书以‘批判与启蒙’为主题面世，对于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多年来，我致力于实践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并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动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但如此集中地将自己这方面的文章作为一个专题汇集起来还是第*次。”
上 篇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一、一个原则：自否定
二、双层视角：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
三、双重标准：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
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二、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家争宠”
三、要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
一、什么是“现象学还原”？
二、对中国传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现象学还原
三、中国传统文艺和语言流变中的现象学还原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一、解题
二、中国道德的内涵
三、中国道德的等级
四、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五、如何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六、结论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一、儒家的结构性伪善人格
二、康德的道德哲学对儒家的“休克疗法”
三、如何看待人性中的“根本恶”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中 篇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一、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
二、第三次启蒙的特点
三、第三次启蒙的任务
四、结语：启蒙的未来前景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一、启蒙无需监护人
二、启蒙需要“言行的某种不一致”
三、启蒙不是一劳永逸的
启蒙的进化
一、从萧萐父先生的启蒙思想谈起
二、明清之际中国“启蒙”的缺陷
三、当代中国启蒙需“逆流而上”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一、西方的启蒙概念
二、文化的自我反省
三、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一、新保守主义对五四精神之疏离
二、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之继承
三、新批判主义对五四之反思
四、总结
下 篇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分歧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一、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
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革新
评刘小枫的“学理”
一、引子
二、何种政治常识？
三、何谓“人民主权”？
四、刘小枫政治学的“丛林法则”
五、担纲者及其“精神内伤”
前言 | 邓晓芒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前夕，本书以“批判与启蒙”为主题面世，对于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多年来，我致力于实践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并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动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但如此集中地将自己这方面的文章作为一个专题汇集起来还是第一次。感谢梅文辉君为我搜集文章和编排成书，他的热情让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年轻一代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正说明这些思想切中了当前的现实，因而与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合拍的。
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真是令人五味杂陈，其中不乏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充斥着诸如“危机”“奋起”“坚持”“胜利”“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大快人心”“高歌猛进”“浩劫”“崩溃边缘”“拨乱反正”“走向未来”等字眼；但在这些表面上惊涛骇浪的喧嚣之下，仍然未受触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一旦条件适合，立马原形毕露，几千年传统中陈腐僵死的观念迅速“合乎国情”地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百年前的“咸与维新”一夜之间变成了百年后的“咸与复旧”。最奇怪的是，这些复旧人士居然就是当初的激进人士，在他们眼中，启蒙话语早已“过时”，只有孔、孟、韩非才是最新时髦，他们甚至还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新潮流。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一味求新不顾传统的人，我不想领导任何潮流，不论是维新的还是守旧的，我只想搞清楚中国当代的问题何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够适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今天的发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冲动。在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我认定回归理性和常识、提升理论辨别力和击破那一个个令人着魔的巫术邪说，正是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我今年已满七十岁了，从我自觉到这一历史使命并有目的地看书学习、锻造自己的思维能力开始，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思考使我深信，操现代汉语的中国人决不是天生没有思维能力，而只是没有好好地锻造和发挥出来。
我们缺乏的只是一种谦虚务实的态度，我们总是幻想自己像武侠小说中一样，靠碰运气得到一门独门绝技或一部武术秘籍，立马就功力大涨，将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瞬间击倒。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我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人道和人权，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意淫。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已经不再处在《三国演义》的时代，有识之士也早已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呼声；40年前，国人上下也再次吹响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号角。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似乎都已经成了尘封的过去，谁还在鼓吹这些，是要被视为“冥顽不化”的。我本人恐怕就属于这些“冥顽不化”者之列。
但我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动摇，因为这些指责并不是理论上的证明，而是风气的转移和时尚的流变，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我凭自己一生的经验所认定、所想清楚了的事情，怎么能够说变就变？不管人家如何，我这一辈子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为标本，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在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以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已经感到，中国人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深入人性的根基方面其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西方思想的精髓，我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发出来的创新思想是完全可以站在时代的最高层而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的。
邓晓芒
2018年10月20日，于喻家山
1.1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P5）
当代新儒家只有以西方普遍价值为基础，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才能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土壤，而反过来，如果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引进西方的东西，最终只能是对西方普遍价值的阉割。这也是我主张在西方可以弘扬儒家文化的学理依据，因为西方具有弘扬任何异文化的价值基础，具有宽容精神和多元并存的共识。中国人要真正弘扬儒家文化，只有等到普遍价值在中国扎下根来以后，而在目前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正是为了能够让普遍价值在中国成为共识，从而为弘扬儒家文化提供条件。（P16-17）
1.2 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
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样，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表现在人们不自觉的思维方式中，而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去建立一个“好的社会风气”。最奇诡的是，哪怕人们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却又都一致认为，这些字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仍然是绝对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这就造成了当前国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心态，即尽管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人人都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样，但必须从娃娃抓起，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P22-23）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P28-29）
1.3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甚至更早，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都在对这种固化了的思维模式发起冲击，但始终没有能够冲出集体无意识的包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彻底的现象学还原。必须在人性的直观被给予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几千年来的世界观，清除中国文化历史地加之于人的本性之上的各种解释和规范的遮蔽性，还原到我们对人性的第一印象，从中建立起不带先入之见的本质直观和前谓词逻辑。这一工作在今天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这就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性科学已经预先为我们探索出了一套普遍价值的原则，胡塞尔所做的不过是去掉遮蔽于其上的科学主义的迷雾，还原出它自身的逻辑关联。只有在中西文化互渗和交融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超出我们自身长期以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局限性，立足于西方文化首先揭示出来的人性科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具体批判和抽象继承，这就是现象学的还原。（P36-37）
1.4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是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它可以扩展到朋友或师生关系上，通过“推恩”推广到其他人身上，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很难扩展到陌生人身上，更不用说扩展到敌人身上了。（P65）
要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自以为“诚”的过分自信。未经反思、未经怀疑的诚，要么是幼稚，要么是伪善。传统道德的心理基础恰好就是思孟学派的“反身而诚”，就是主张返回到小孩子“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返回到小动物式的天真状态，以“赤子之心”为最高境界。一旦达到这一境界，就不要反思，不要怀疑，而要坚守。而建立在这样一种出自本能的道德心上的道德，也就和动物式的本能没有多大差别了。（P74）
1.5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对于自己的“本心”的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中止判断”，其实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堕入内心的无底深渊，失去“安身立命”的牢固根基。但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掩盖而获得的“安心”显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儒家信徒们的本意也许并不是要伪善，但建立在儒家心性论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之上的“君子”人格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伪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伪善使得儒家士大夫能够不止于空谈心性，而是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地投身于经国大业，自认为有这杯酒垫底，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问心无愧”、无须忏悔。（P80-81）
真正的真诚不在于强迫自己排除任何私心杂念（“破心中贼”“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取得真君子的资格（如果做不到就瞒和骗），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不真诚并为之愧疚。这样的人就扬弃了乡愿而能够使自己越来越真诚。（P86）
1.6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隐居是对社会的逃避或拒绝，而由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所以也是对自己本性的逃避和拒绝。隐居生活根本说来是“非人”的，是自然原则对人性原则的压抑。退入内心其实是另一种隐居，也是一种更隐蔽的自我欺瞒和自我逃避，它通过“阿Q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和可耻的非人原则，使人的自我竟站在非我一边来对自我本身作幸灾乐祸的凌辱和戕害。（P98）
2.1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中国当代启蒙之所以老是停留于启蒙的门口，是因为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如老庄隐士、魏晋名流、明清异端。这股源远流长的思潮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他们反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五四启蒙思想正是从这一点切入而使当时的一大批“新青年”趋之若鹜。但毕竟，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如果没有普遍理性作为平台，而只是一种个人气质和“性情”，甚至只是青春期的一种生理骚动，它就不能内化为人性中的一个必然的层次，而只是一阵过眼烟云，等而下之则堕落为物欲横流。这样一种“启蒙”，的确“没有出路”。（P111）
2.2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不是由少数精英提出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而是人类、包括每个民众的潜藏的本性，所以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他指出:“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这却是可能的；而只要让他们自由，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让他们自由”，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给他们自由”的意思，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自由不是谁能够“给予”的，因为人是生来自由的，只要不把枷锁套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自由的。所以可以说，启蒙是人的自由本性，它本质上是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而不是由一批精英来教育他们，来“启”他们之“蒙”。只不过这种自由本性要实现出来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懒惰和怯懦也是人的另一重本性。（P129-130）
2.3 启蒙的进化
萧（萐父）先生于生命的最后一搏，用中国传统道家（和禅佛）的狂狷精神抵抗近年来对启蒙铺天盖地的“反思”（实则拒绝）逆流，其情可感，其势则堪忧。我不反对作为中国人可以从我们固有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反正统因素（如道家隐者、魏晋人物、明清异端等等）来进入当代文化批判的氛围（正如鲁迅欣赏“女吊”一样），但我特别关注的是，与此同时要意识到这些精神典范的历史局限性，抓住他们的思想与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差别，使当代启蒙更上一层楼，才能摆脱五四以来以及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受固定思维模式限制而形成的怪圈，让中国现代启蒙实现自身新的飞跃和进化。（P147-148）
2.4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启蒙是在一种霸权语言自身的危机中，在以文化自省的方式反抗这种语言霸权的同时，创造新时代的新语言的运动。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也就是说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将保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宽容的精神，民主的制度，从而保证人类不断地、和平地进步与发展。（P174）
2.5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现实为基地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也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的体现，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东渐。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决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而恰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而闭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P181）
救亡和启蒙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双重变奏”，启蒙只不过是救亡的工具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的变化，启蒙已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立刻就抛弃了启蒙理想。（P188-189）
许多人都指出的五四重视民主与科学而忽视自由与人权，其源盖出于此。民主与科学是“看得见的”改进，自由与人权则是较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原则。但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恰好是建立在自由人权这类抽象原则的基础上的，忽视对这些理论基础的探讨必然导致对民主与科学本身的误解。（P195）
3.1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这一代学人，通常属于“老三届”知青的一代人。然而，这一代学人之间尽管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却也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对同一个中国现实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的分歧。他们都在同一个时期下过乡，当过农民，体验过中国农村的劳动生活和中国农民的纯朴及愚昧。但是，置身于同样的处境中，却可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态度。（P203）
3.2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P209）
3.3 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肯跟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愿意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不惜与公众唱反调。但正因为他们的意见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和超前性，因而往往对一个时代的公众生活产生极为巨大的启蒙作用，使社会趋向于更公正、更合理、更道德、更和谐。（P215-216）
3.4 评刘小枫的“学理”
上面的话，很早就想说了，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要批评刘小枫，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花时间。因为他博览群书，著述繁多，知识面极广；但又不求甚解，到处是漏洞，步步是陷阱；且行文飘忽，诗化色彩浓厚。所以你就必须每处去广为查对，每句都要进行梳理。检查下来，他自己所提出的众多命题虽牵涉古今中外，竟然几乎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但他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却使我的评论耗费了两万五千字，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历来的批评原则是，决不超过对方的字数）。幸好与他的其他文章比起来，他这篇文章还算是比较简明地表达了他想要说的话，而他学理上的漏洞因此也就比较看得明白些。写完该文，我再也不想对他的其他长篇大论作评论了，也算是放下了一门心事。因为本文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他的哪个观点的谬误，而是他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标本就足够了。（P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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