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制度供给问题研究（L）

　　从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研究了我国百年合作社发展史中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农村合作社的制度供给问题。书稿首先对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中的基本概念诸如小农、小农经济、村社制、小农村社制和合作社等进行了厘清并梳理了对我国合作社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生主义的合作社思想、合作社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小农村社制条件下的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前提——作为正式制度的小农经济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村社文化对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约束，研究了历史上国民政府、乡村建设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合作社运动中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和混合型制度供给的供给方式和供给绩效，现实中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内在根据、路径选择、实现条件和现实困难等，通过案例研究了我国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合作社制度供给瓶颈如何突破，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外部条件如何调整以及在我国当前资本主导的环境下合作社制度供给如何突破”囚徒困境”。书稿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社的提案和相关部门的答复意见以及部分调研报告。

第1章 导言
1.1 研究动机
1.2 资料来源
1.3 国内外合作社研究综述
1.3.1 国外合作社研究综述
1.3.2 国内合作社研究综述
1.4 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2章 核心概念的设定
2.1 小农和小农经济
2.2 小农村社制
2.3 合作社
第3章 我国的合作社思想评析
3.1 民生主义的合作社思想
3.2 合作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
3.3 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
第4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前提条件分析
4.1 正式制度的约束——小农经济
4.2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村社文化
第5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历史研究
5.1 强制性制度供给引致的制度失灵分析
5.1.1 国民政府供给的农村合作社制度分析
5.1.2 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制度失灵分析
5.2 混合型制度供给的成功
5.2.1 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成功实验
5.2.2 互助组——初级社的混合型制度供给的正效应分析
第6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内在根据和路径选择
6.1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内在根据
6.2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路径选择
第7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实现条件和现实困难
7.1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特点
7.2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实现条件
7.2.1 我国农村合作社需求动因分析
7.2.2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实现条件
7.3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现实困难
第8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瓶颈的突破
8.1 维权组织转型型农村合作社
8.2 学习+资金互助型农村合作社
8.3 消费积累+医疗合作+社会服务型合作社
8.4 联合购销+深加工企业+股权信贷+农业保险型合作社
8.5 合作社企业家带动型合作社
8.6 附属于农民协会的合作社
8.7 农村合作社的制度供给原则分析
第9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中资本作用的实证研究
9.1 我国农村合作社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
9.2 资本与小农户的“智猪博弈”：西安果友协会实证研究
9.2.1 西安果友协会简介
9.2.2 以资本为纽带的资源整合为小农户提供了集体产品
9.2.3 以资本为纽带的供应商、销售商和农户资源的整合
9.2.4 以资本为纽带的制度资源的整合
第10章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外部条件调整
10.1 不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下的合作社：三个典型案例
10.2 我国农村合作社制度供给的外部条件调整
10.2.1 塑造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文化氛围
10.2.2 明确政府在扶持合作社发展中的定位
10.2.3 总体规划合作社的发展战略
第11章 结论及后续研究
11.1 结论
11.2 后续研究
附录
附录1 《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议》的提案及答复
附录2 《关于积极稳妥地发展资金互助社》的提案和答复
附录3 姜庄合作社调查
附录4 胜利果乡农民合作社见闻
附录5 关于新乡市合作社整体情况的调查报告
附录6 河北省农村资金互助社调研报告
参考文献
后记

　　这种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合作社一方面要发扬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社会的合作精神，但更重要的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来构建从而形成超越族产的公共积累。
　　不仅如此，在邹平实验的基础上，梁漱溟探索了我国不同于西洋社会的合作社发展原则。
　　一是以在农村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起点，而不是以西洋社会在城市组建消费合作社为起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根在农村，而农村又是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普遍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同时由于中国的贫穷，合作社应着眼于旨在“增殖财富”的生产合作，而不是消费合作，况且当时农村尚没有适合消费合作社生存的土壤，但是梁漱溟并不是排斥消费合作社，而是试图以流通合作社和金融合作社为两翼，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造产”，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其消费能力，待农民的消费能力足以支撑起消费合作社时再行组建，这样通过生产、流通、金融和消费的合作最终实现为消费而生产。这种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在梁漱溟邹平的合作社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以1936年为例，生产类、金融类和消费类三大类合作社各占比重为：生产类社数占总社数的65.2％，金融类社数占总社数的34.5％，消费类最少，社数仅占总社数的0.3％。
　　二是合作社经营采取兼营，而不是西洋来华专家所主张的单营原则。自合作思想传入中国后，关于中国应如何发展自己的合作事业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其中一条主线是合作社应坚持单营还是兼营：“中国政府聘请的西方合作专家主张中国的合作社应该单营（或称之为专营），即一个合作社只经营一种业务；而中国大多数合作者则主张兼营，即一个合作社应经营多种业务。”梁漱溟对于合作社坚持兼营的原则完全是对于邹平合作社实践的总结。由于研究院对邹平合作运动更多的是宣传、指导和支持，并没有太多其他的限制，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混乱，一个重要问题是“有的一村七八十户人家就组织有三社或四社，造成重复掣肘……所以邹平合作人士认为要效法日本的产业组合，由单营人手，渐进于兼营，并最后达于兼营化。”邹平合作五年计划中更明确规定“旧社由原有业务之整顿进而兼营他种业务，新社由单一业务开其端进而为业务兼营之发展。”
　　三是坚持营利原则，尤其是可以赚取商业利润，而不是坚持西洋社会合作社的非营利原则。关于合作社是否营利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合作社可以赚取商业利润，尤其是在“过渡时期的中国合作社里边，大概不能不有”，但“绝不可剥削他人的劳力以求产业利润”。
　　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以其合作社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社实验，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合作社实验者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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