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之路

著名华人学者、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华人教授傅晓岚教授10年潜心研究，探寻中国创新之路；以翔实可靠的数据、典型丰富的案例、科学严谨的分析，描绘出一幅生动全面的中国创新发展路径蓝图 

本著作整合了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政策层面的研究成果，*次系统全面地从开放创新的视角诊断了中国的创新活动。她的这本大师级著作指明了“中国特色的开放创新”之路。

作者简介傅晓岚（Xiaolan Fu），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大陆华人终身教授，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会士，剑桥大学和清华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2015年，傅晓岚教授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聘请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十人顾问小组”成员，是全球学界代表。
译者简介李纪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短期访问牛津大学多次。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技术创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主持30多个研究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国家科技部项目8项等。

目录

推荐语Ⅰ

 

丛书序Ⅲ

 

序（林毅夫）Ⅴ

 

译者序Ⅶ

 

前言Ⅸ

 

绪论

 

第1章引言

 

1.1创新及其来源

 

1.2文献综述

 

1.3本书目的和结构

 

第2章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

 

2.1引言

 

2.2创新投入： 研发活动和研发人员

 

2.3创新产出： 专利和期刊论文发表

 

2.4整体创新绩效的国际比较

 

2.5产业分布

 

2.6跨所有制结构的创新

 

2.7区域差异

 

 

部分国际知识转移与技术起飞

 

第3章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
来自中国的证据

 

3.1引言

 

3.2发展中国家的FDI、吸收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

一个理论框架

 

3.3中国的FDI和创新

 

3.4FDI和创新能力： 经验证据

 

3.5FDI与区域创新效率

 

3.6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

 

3.7结论

 

第4章技术密集产业中本土企业的加工贸易、FDI和国际竞争力

 

4.1引言

 

4.2理论和文献

 

4.3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

 

4.4方法

 

4.5数据和测量

 

4.6结果

 

4.7稳健性检验

 

4.8结论

 

第5章本土和外国的创新努力与中国的技术升级

 

 

5.1引言

 

5.2理论框架

 

5.3FDI和创新在中国

 

5.4数据和方法

 

5.5结果

 

5.6结论

 

附录5.1研发活动产业特征

 

附录5.2非参数线性规划估计方法

 

第二部分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和技术赶超

 

第6章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创新实践：
中国的开放式创新

 

6.1引言

 

6.2中国创新活动的开放性： 概述

 

6.3政府政策在影响企业创新实践中的作用

 

6.4中国影响开放式创新的政策

 

6.5中国开放式创新实践

 

6.6中国开放式创新的趋势和挑战

 

6.7结论

 

第7章作为约束和风险响应的开放式创新：
来自中国的证据

 

7.1引言

 

7.2理论和假设

 

7.3数据及方法学

 

7.4结果

 

7.5结论与讨论

 

附录7估算限制因素和风险

 

 

第8章大学在产业创新中的双重作用：
中英对比

 

8.1引言

 

8.2文献及理论框架

 

8.3中国的大学以及产业创新

 

8.4方法论和数据

 

8.5结果

 

8.6结论

 

附录81中国样本的变量相关系数

 

附录82英国样本的变量相关系数

 

第9章技术学习、隐性知识获取以及产业升级：
中国的光纤光缆产业

 

9.1引言

 

9.2隐性知识的外部及内部来源

 

9.3中国的光纤光缆产业： 概览

 

9.4数据和方法论

 

9.5结果

 

9.6结论

 

附录9相关系数

 

第10章绿色技术的飞跃：
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比较

 

10.1引言

 

10.2新兴经济体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以及技术进步

 

10.3中国和印度太阳能光伏产业科技发展及成长

 

10.4中国和印度太阳能光伏产业中的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

 

10.5国家创新系统与技术的获取、适应和发展

 

10.6结论

 

第三部分成为全球创新领跑者

 

第11章国际化、逆向学习和企业能力提升：
基于华为与中兴的案例研究

 

11.1引言

 

11.2国际化和知识来源： 理论综述

 

11.3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概述

 

11.4方法论

 

11.5案例信息

 

11.6逆向学习

 

11.7结论

 

第12章国际合作与中国的转型：
从模仿到创新

 

12.1引言

 

12.2国际合作和根本性创新： 文献综述

 

12.3中国的创新： 概述

 

12.4协同创新与中国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 实证证据

 

12.5结论

 

 

第13章创新效率与创新的跨国差距

 

13.1引言

 

13.2国家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

 

13.3创新活动的跨国差异： 典型事实

 

13.4估算专利边界和专利效率： 模型、数据和方法

 

13.5结果

 

13.6标杆中国与世界创新前沿

 

13.7结论

 

附录131样本国家的主要变量平均值

 

附录132a样本国家的专利效率

 

附录132b样本国家的专利效率

 

附录132c国家之间创新排名的比较

 

第14章能力、激励、制度以及国家创新绩效

 

14.1前言

 

14.2国家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 理论框架分析

 

14.3提升中国的创新绩效： 政策选择

 

14.421世纪的创新政策发展空间

 

14.5结论

 

第15章结论：
开放式国家创新系统和中国的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前言

这本书是我过去10年间研究中国创新问题的总结之作。10多年前，作为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国际创新标杆研究”（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Benchmarking）项目成员之一，我正式开始研究创新问题。该项目主要比较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与美国的创新活动。创新是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以及学术界学者共同关注的、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问题。自1978年伊始，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分别由体制改革、投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所驱动。但直到21世纪初，创新在中国仍只是一个概念，没有真正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更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甚至对“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这一问题都极少讨论。在目睹了工业化国家为争夺创新领导地位的竞争，以及这些国家制定的创新和技能的优先发展政策之后，我开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文献进行研究。我坚信，创新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在学术研究上，同时也是实际经济活动中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所关注的话题。事实上，无须等待太久，中国政府已经于2006年开始改变发展战略，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我对中国产业竞争力、投资和对外贸易等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已在这些领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创新，我关心的个研究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获取创新知识和技术，及其相关的创新扩散是如何进行的。随后，我开始逐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条件和过程，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走过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关系、各种路径的优缺点和有效性。此外，我在产业界的工作经历，以及我之前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研究，都有助于我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创新之路。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和研究范式。《中国创新之路》这本书是我过去10年所发表的部分学术期刊论文的节选，也包括了近期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从模仿到创新过程中所面临挑战的一些研究成果。总体来说，这是一本历经10年研究和思考而写成的严谨学术之作。针对“中国创新之路”这一主题，我对所有已发表论文和未发表新论文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并在精心组织的基础上对某些数据进行了更新。我们知道，学术期刊的论文都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审过程（这也使我获益良多），因此，我可以基于众多同行评审的建议，反复修改、深入研究、识别并总结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重要影响因素、运作机制和实际案例，以便更全面深入地分析中国创新之路。尽管每章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我希望本书终可以实现“1 1>2”的整体效果。在这里，我要特别向众多给予我无私帮助的组织和机构致以衷心的感谢。自2005年以来，我对中国创新的研究一直受到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英国科学院、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airncross Foundatio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支持。我感谢这些机构信任我，并对我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我特别感激以下期刊的版权持有人，允许我将这些期刊中的论文全部或部分修订后编辑到本书，这些论文以及对应的期刊如下：Xiaolan Fu, Carlo Pietrobelli and Luc Soete, “The role of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atch-up（新兴经济体中的国外技术作用和自主创新： 技术变革和追赶）”, World Development, 39（2011）.（对应本书的引言）Xiaolan F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China（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和中国的区域创新能力）”,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6（2008）.（对应本书的第3章）Xiaolan Fu, “Processingtrade, FDI and Exports of Indigenous Firm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China（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本土企业的出口：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层面研究）”,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2011）.（对应本书的第4章）Xiaolan Fu and Yundan Gong, “Indigenous and Foreign Innovation Efforts and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Upgrading（自主与外来创新努力以及技术升级的驱动因素）”, World Development, 39 （2011）.（对应本书的第5章）
Xiaolan Fu and Hongru Xiong,“Open Innovation in China: Policies and Practices（开放式创新在中国： 政策与实践）”,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 2 （2011）.（对应本书的第6章）Xiaolan Fu, Hongru Xiong and Jizhen Li,“Open Innovation as a Response to Constraints and Risks:Evidence from China（开放式创新作为企业应对制约因素和风险的措施： 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Asian Economic Papers, 13 （2014）.（对应本书的第7章）Xiaolan Fu, Jizhen Li and Martin Johnson,“Internal and External Sources of Tacit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th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Industry in China（隐性知识的内部和外部来源： 来自中国光纤光缆行业的实证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9 （2011）.（对应本书的第9章）Xiaolan Fu and Jing Zhang,“Technology Transfer,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Leapfrogging in Green Technology: Solar-PV Panel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India（绿色技术的转移，自主创新和跨越式发展： 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产业）”,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9 （2011）.（对应本书的第10章）Xiaolan Fu and Qing Gong Yang,“Exploring the Cross-country Gap in Patenting: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探索专利的跨国差距： 基于随机边界法的分析）”, Research Policy, 38 （2009）.（对应本书第13章的部分）Xiaolan Fu and Rongping Mu,“Enhancing China’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Policy Choice（提升中国创新绩效的政策选择）”, China & World Economy, 22 （2014）.（对应本书第14章的部分）本书的第8章基于与李纪珍合作发表在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的一篇工作论文译者注： 2016年，该文正式发表，具体见Xiaolan Fu and Jizhen Li.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Vol.70,Nos.2/3,pp.193217. 。第11章是在与孙忠娟合作的一篇未发表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很感谢我的合作者们允许将我们共同研究的成果纳入本书。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本书的许多章节已经在许多大学的研讨会和一些国际会议上做过多次宣讲，感谢这些会议和讲座的组织者和参会者所提供的众多专家反馈意见。在众多同事和朋友之中，我特别感谢那些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有益建议的人，他们是： 吕克·泽特（Luc Soete）、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艾伦·休斯（Alan Hughes）、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吴敬琏、林毅夫、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埃德蒙·瓦尔皮·菲茨杰拉德（Edmund Valpy FitzGerald）、胡永泰（Wing Thye Woo）、安妮·米洛（Anne Miroux）、卡洛·派措贝里（Carlo Pietrobelli）、胡鞍钢、穆荣平、宣二牛、拉吉尼斯·纳鲁拉（Rajneesh Narula）、皮艾尔·莫翰（Pierre Mohnen）、拉斐尔·卡普林斯基（Raphael Kaplinsky）、马莫·穆切（Mammo Muchie）、方新、吕薇、张建岗（Jiangang Victor Zhang）、马明杰、高建、黄宝金（Poh Kam ）、吴贵生、陈劲、李纪珍、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林至人（Cyril Lin）、约翰·奈特（John Knight）、安迪·可希（Andy Cosh）、迈克尔·基特森（Michael Kitson）、卡尔·达尔曼（Carl Dahlman）、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荷西·卡茨（Jose Katz）、弗朗西丝·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史蒂夫·雷纳（Steve Rayner）、克里斯汀·格林哈尔（Christine Greenhalgh）、余永定、琳达·岳（Linda Yueh）、姚洋、张静（Jing Zhang）、龚云丹（Yundan Gong）、熊鸿儒、杨庆功（Qinggong Yang）、马克·温特莱斯卡（Marc Ventresca）、迭戈·桑切斯安戈河（Diego SanchezAncocher）、谭益力（Eric Thun）、郝斌、张春燕和刘夏明。我还要感谢侯俊（Jun Hou）、马丁·约翰森（Martin Johnson）、彼特·鲁克（Peter Luke）和王紫芙（Zifu Wang）几位优秀研究助理的支持。同时，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劳拉·帕里什（Laura Parish）和克莱尔·普尔（Claire Poole）两位编辑对本书的出版必不可少的支持。我感谢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对本书后写作阶段提供资金支持； 感谢剑桥大学商学研究中心在我研究创新早期阶段提供的支持。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的同事和学生对于本书启发性的讨论和帮助。牛津大学的格林坦普顿学院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鼓励与支持。后，我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我的丈夫韶辉和儿子宇杰给予了我无私的爱和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

评论

绪论

第1章引言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与产业迅猛发展，经历了华丽的巨变，成功完成了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世界制造工厂”的转变，从小型的低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910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3.728万亿美元译者注：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3.7万亿美元，但这一国际统计的数据与中国国内统计数据有差异。，而工业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980年的50％上升到2012年的95％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不断提高的产业竞争力不仅表现在出口规模上，出口商品的结构升级同样令世界震惊。中国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80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26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出口商品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0.9％上升到2012年的11％。更引人注目的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从1980年的90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19480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占到了38%，占全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量的16.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4)。因此单就贸易量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体。尽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然而，由于对国外技术转移和模仿的严重依赖，以及在核心技术上自主创新和创造力的匮乏，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受到了广泛批评。随着中国因非熟练劳动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贸易顺差缩水，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对可持续增长的影响越发明显，中国不得不更多依靠科技密集型的发展路线走出“刘易斯拐点”。如何实现从依赖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对于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国而言，这一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吴敬琏，2013)。所以，考虑到中国过去的30年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结构化变革所面临的挑战，现在正是探讨以下问题的好时机： 中国过去的创新之路是什么，未来又将走向何方？中国是如何快速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在21世纪，中国如何大幅度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从而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如何实现“压缩性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跨越基于模仿的传统工业化的后发道路，并不断升级价值链？中国如何在低碳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并重新拥有像李约瑟(1954)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中提到的全球领先的创新实力(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power)？中国的创新模式存在吗？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上述这些重要问题，不但引起了学术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也是政策制定者与产业实践者关注的话题。作为经济发展依旧快速、稳定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任何重要变化都将对全球商业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视中国为发展的典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已取得的成功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因此，本书将会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决策和实务启示。1.1创新及其来源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是一种“不断内生变革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产业变革过程”(Schumpeter,1942:  83)。创新被广泛认为是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因素(Romer,1990)。本书所指的创新不仅仅是指新的创新(novel innovations)，还包括基于现有思想和技术的传播扩散而产生的创新。它不仅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非技术的创新，如新的管理实践和新的制度结构。换句话说，创新是对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新的组织管理方法、新的市场营销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的引进或应用。一个完整的创新链(innovation chain)既包括新知识的创造，也包括新知识的商业化。创新是由一系列不同的主体相互协调一致的结果，它可以是偶然发生的，也可以是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本地和全球人口、人的感知、情绪和意图或已有的科学知识等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结果(Drucker,1985)。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创新可能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努力，如研发活动或其他有组织的创新实践； 也可能来源于企业外部，如从其他组织或该技术使用者处获取的有用技术和知识(von Hippel,1988)，也就是被称为发生在终端用户的创新，即用户创新。目前，伴随着创新范式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企业也许会开放自己的创新过程，并通过结合企业内部及外部的创新资源和想法，依靠内部与外部两种通向市场的路径进行创新(Chesbrough,2003)。在宏观层面上，创新可以由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多个国内的主体共同努力产生(或偶然获得)，也可通过获取多来源的国外创新得到。创新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转移机制在国家间、地区间和企业间扩散。这些扩散和传播的方式包括： (1)许可； (2)国际贸易中的货物流动，特别是商品进口； (3)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FDI与OFDI)而引起的资本流动； (4)通过移民、旅游、国外留学生和国外工作而产生的人员流动; (5)国际合作研究； (6)借助媒体和互联网的非实体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传播； (7)加入全球价值链，并受益于供应链运作中的国外技术转移。部分知识是知识所有者有意转移给接受者的，这可能激发出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很大部分知识溢出并非有意为之。近年来，创新的模式变得越来越开放，对外部知识和资源的利用也变得更加容易。可以说，国际性的知识扩散对处于不同创新阶段的企业都是有价值的。企业创新需要日益多样化的技术，而企业如何成功地将外部知识整合到创新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成功的整合可以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企业加速外部知识利用的主要原因如下： 技术的融合、获取外部研发投入交易成本的减少，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Narula，2003)。国际技术转移、自主创新和产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及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的作用，已成为创新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也存在很多争议的话题。其中一个争议是，技术变革的来源是自主性的还是依靠国外的创新帮助，抑或是来自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创新的投入很高，有风险，并存在路径依赖。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直接引进发达国家开发并成功应用的技术比较有效。理论上，如果创新很容易扩散及应用，那么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便可以迅速追赶，甚至通过对先进技术的获取与快速应用来赶超技术先进的国家(Soete,1985； Grossman和Helpman,1991,1994; Romer,1994;  Eaton和Kortum,1995)。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技术扩散与技术应用需要一定的成本和条件，它们依赖于大量且准确定向的技术努力(welldirected technological efforts)(Lall,2001，2005)和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由于技术进步往往具有特殊需求或有特定方向，工业化国家的发达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可能并不适用，这也造成了是依靠自主技术还是外来技术来进行产业升级的争论(Atkinson和Stiglitz,1969;  Basu和Weil,1998;  Acemoglu,2002;  Fu和Gong,2010)。此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跨国公司的利益与东道国的社会利益一致(Lall和Urata,2003)。对于自主或国外创新来源的影响，现有的实证研究各执一词。大量研究都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升面向当地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Gorg和Strobl,2001)。伴随广泛、持续的关于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作用的争论，国家和产业政策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备受关注。有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对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Amsden,2001;  Change,2003； Pack和Saggi,2006)； 而另一些学者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市场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的核心，亚洲“四小虎”，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都是成功的典范(Kruger,1974;  Baghwati,1984; 世界银行,1996,2005)。有些学者认为，结构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表明，要素禀赋和持续技术创新驱动对经济的持久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产业政策应鼓励符合国家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私有部门和市场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林毅夫，2011)。市场力量和私有企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政府远远不止发挥保障合约执行、确认知识产权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作用，政府需要扮演的是一个战略性、协调性的角色（Rodrik，2004）。由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显著的正外部性会影响知识和想法的产生； 同时，创新过程中伴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关于国家和政策作用的争论与本书所分析的国家创新能力和绩效问题密切相关。1.2文 献 综 述中国在创新和技术升级方面的经验，也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所感兴趣的话题。这方面的学术文献大致可分为几类。类是研究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能力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提升问题，如MacDonald等(2008)、Barlow(2013)、Someren和Somerenwang(2013)等研究。这些研究认为，美国、欧盟和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崛起到底是威胁还是机会，取决于政府部门、公有及私营机构能否重新思考他们的创新政策和商业发展道路(Someren和SomerenWang,2013)。他们还认为，研发和教育领域的“生存法则”(rules for survival)都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研究投入、科学家训练、论文发表和专利授予等(MacDonald等,2008)。第二类有关中国创新能力的文献涉及国家创新体系，或中国某种类型创新的一个或几个主体因素的影响。例如大学与产业联系、国有企业的整合作用、高端人才的作用、中国的颠覆式创新和低成本创新等(Zeng和Williamson,2007;  Feng,2009;  Simon和Cao,2009;  Tan,2011)。第三类文献主要涉及产业案例研究，其中大部分集中于高技术产业、信息通信行业(ICT)和绿色技术行业(Lu,2000;  Jakobson,2007;  Wang,2012;  Liu等,2012)。以上这些研究为中国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升级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特定行业、特定类型的创新，或是讨论一种创新的特定驱动因素，并没有从整体上、从国家层面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创新之路。现有研究对于中国的整体创新策略、驱动因素和创新绩效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只有少部分学术文献对此有所涉及(Varum等,2007;  OECD,2008)。其中，Varum等(2007)对中国在1978—2004年创新政策的转型和科技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描述。OECD(2008)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对于每一个重要主体(如政府、企业和大学)的特点和表现，以及政策和治理方面的作用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均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分析框架，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重要主体的地位和表现及相关政策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然而，中国如何实现目前的成就，中国怎样实现新的目标，中国又将如何成为一个创新型经济体，这一系列问题仍在研究中。我们对于中国创新之路的演进、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升级的影响，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过程和动因的演变的认识依然有限。1.3本书目的和结构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全面且严谨的研究，来探讨中国过去和未来创新型国家之路的建设。本书在我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整理，以更好地了解、分析和评估中国创新之路的发展过程。本书的研究将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和实证方法，并通过规范的案例研究深入分析代表性行业的领先公司。这些研究多数是以问卷调查或企业、行业、区域或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理论、制度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系统的方法来解释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动机、资源、障碍、政策效果评价、公司策略和其他驱动因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市场、私营部门和非市场非国有的机构(the nonmarket nonstate institutions)，如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除分析中国过去30年间的发展经验外，本书还探讨了一些中国近年来在创新方面的努力。例如，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以技术获取和技术升级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创新合作、多层级的激励机制改革、绿色技术的发展等等。此外，本书的研究还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下，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先进国家(如英国)进行了对比分析。本书还批判性地回顾了中国的创新经验，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分析了来自中国的可借鉴经验。本书分为3个部分，主要探讨创新来源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解释，研究创新体系框架和创新能力的建设，而核心是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因素。部分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际知识转移对技术起飞的作用； 第二部分分析了自主创新能力对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产业发展的作用； 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当前跨越(leapfrog)一些国家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努力，并评估了激励结构、制度安排、非常规知识来源(unconventional knowledge sourcing)以及共创措施(cocreation measures)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在正式展开这些分析之前，第二章先简述了中国过去三十年间在创新方面的努力和表现。部分包括4章。第3章使用中国各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本章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区域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强度(FDI intensity)与被投资区域创新效率正向相关。然而，这种正面效应的强度取决于吸收能力的强弱，以及此区域现存的创新互补资产(innovationcomplementary assets)。区域范围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增长进一步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对内陆地区的影响较小。我们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类型和质量以及区域的吸收能力和互补性资产，对于FDI作为驱动因素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至关重要。后，我们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提出了部分政策建议。第4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和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探讨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显著的信息溢出效应，为本土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业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对本土企业的出口倾向有抑制作用。自主创新、规模经济和生产力的提升是改善本土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出口表现的主要驱动力。第5章探讨了本土和外来创新努力(indigenous and foreign innovation efforts)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作用，同时也考虑到技术变革的行业特点和具体情况。基于中国企业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本章将生产力的提升分解为技术变革和效率提升，并探讨了本土和外来创新努力带来的影响。本土企业引领了低中技术产业的技术前沿发展，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在高科技领域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本土企业产业层面的合作自主研发活动(collective indigenous R&D activities)是本土企业技术升级并不断接近技术前沿的主要驱动力。外商投资似乎有助于提升静态产业能力，但外商投资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