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78654丛书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当代人类学的缺陷以及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困境，基于人类学作为一门为人类提供福祉的学科本质，以藏彝走廊一个族群杂居村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哈巴村为范例，从存在（beings）的基本维度出发，致力于探索族群主体多层面的共生逻辑，揭示族群共生的基本属性及其人学意义，从而构建一种超越二元论和分离主义的族群认知范式。
目 录
章 导论
节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ethnic group”叙事
一 “ethnos”的历史叙事：从自我言明到二元对立
二 作为“原始”的“ethnos”：“欧洲文明”之镜像
三 “ethnic group”的政治内涵：科学的名义
第二节 汉语语境中的“族群”表达
一 台湾的“族群”研究与政治实践
二 中国大陆的“族群”与“民族”
第三节 我是谁？人类认知自我的困境
一 “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困境
二 人类学的后现代之路
第四节 存在的共生维度：一种方法论
一 共生进化的社会科学意义
二 基于共生主体的民族志书写
第二章 走进哈巴村：历史与地理
节 哈巴村的村落历史
一 哈巴村的历史记忆
二 村落历史考辨
第二节 族群的地理空间分布
一 级阶梯：回族与彝族
二 第二级阶梯：纳西族与汉族
三 第三级阶梯：傈僳族与纳西族
第三节 哈巴村的族群迁徙历史
一 自称“纳喜”的本地人
二 “裳人”与“四外人”
三 “藏回”与纳西族的渊源
四 来自安南银厂的彝族
五 自称“永北扒”的傈僳族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族群语言与社会结构
节 族群语言结构
一 语言的因素结构
二 语言的语法结构
三 语言的功能结构
第二节 族群的亲属称谓体系
一 纳西族亲属称谓体系
二 回族亲属称谓体系
三 “四外人”亲属称谓体系
四 哈巴村彝族亲属称谓结构
五 傈僳族亲属称谓体系
第三节 亲属制度与家族组织模式
一 纳西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二 回汉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三 彝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四 傈僳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第四节 亲属制度的外延与族内共生形态
一 族群亲属制度的外延
二 拟亲属称谓制的内生功能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
节 族群的日常生活
一 族群的居住空间
二 族群的饮食习惯
三 族群的服饰特征
四 经济生活方式
第二节 哈巴村的公共空间
一 哈巴村的集贸市场
二 哈巴村的节日庆典
三 哈巴村的政治空间
第三节 族群交往的共生属性
一 族群共生的内在动力
二 族群交往的共生属性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宗教仪式与族群象征
节 丧葬仪式的过程象征
一 分离阶段：告别日常生活
二 边缘阶段：仪式中的抚慰与保护
三 后阈限：重返日常生活
第二节 族群的宗教特征与认知结构
一 纳西族与东巴教
二 回族与伊斯兰教
三 彝族与“毕摩”信仰
四 傈僳族与“尼扒”信仰
五 “四外人”的混合宗教
第三节 风险认知与选择
一 传统社会风险与象征禁忌
二 象征结构中的现代风险
三 风险认知中的选择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共生结构中的族群情感与想象
节 婚姻制度与身份选择
一 跨族婚姻家庭与民族身份选择
二 藏族身份的诱惑
三 家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叠
第二节 纳西语境中的“屋名”与自我归类
一 谁是正宗的纳西族？
二 “我”属何族？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区分的地缘差异
一 “老熊湾”与“山里”
二 “山外”与“山里”
三 “江边”与“山里”
第四节 族群认同与自我归类的社会情境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族群主体的共生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节 族群共生的结构性特征与模型建构
一 族群共生的结构性特征
二 族群主体共生的评价模型
三 数据说明与变量操作化
第二节 族群共生效应分析
一 历史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二 文化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三 想象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第三节 族群共生的主体责任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
一 族群共生结构：一种认知模式
二 族群的共生属性：从认知论到存在论
三 走向共生：一种生存性智慧
参考文献
节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ethnic group”叙事
一 “ethnos”的历史叙事：从自我言明到二元对立
二 作为“原始”的“ethnos”：“欧洲文明”之镜像
三 “ethnic group”的政治内涵：科学的名义
第二节 汉语语境中的“族群”表达
一 台湾的“族群”研究与政治实践
二 中国大陆的“族群”与“民族”
第三节 我是谁？人类认知自我的困境
一 “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困境
二 人类学的后现代之路
第四节 存在的共生维度：一种方法论
一 共生进化的社会科学意义
二 基于共生主体的民族志书写
第二章 走进哈巴村：历史与地理
节 哈巴村的村落历史
一 哈巴村的历史记忆
二 村落历史考辨
第二节 族群的地理空间分布
一 级阶梯：回族与彝族
二 第二级阶梯：纳西族与汉族
三 第三级阶梯：傈僳族与纳西族
第三节 哈巴村的族群迁徙历史
一 自称“纳喜”的本地人
二 “裳人”与“四外人”
三 “藏回”与纳西族的渊源
四 来自安南银厂的彝族
五 自称“永北扒”的傈僳族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族群语言与社会结构
节 族群语言结构
一 语言的因素结构
二 语言的语法结构
三 语言的功能结构
第二节 族群的亲属称谓体系
一 纳西族亲属称谓体系
二 回族亲属称谓体系
三 “四外人”亲属称谓体系
四 哈巴村彝族亲属称谓结构
五 傈僳族亲属称谓体系
第三节 亲属制度与家族组织模式
一 纳西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二 回汉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三 彝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四 傈僳族亲属制度与家庭组织模式
第四节 亲属制度的外延与族内共生形态
一 族群亲属制度的外延
二 拟亲属称谓制的内生功能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
节 族群的日常生活
一 族群的居住空间
二 族群的饮食习惯
三 族群的服饰特征
四 经济生活方式
第二节 哈巴村的公共空间
一 哈巴村的集贸市场
二 哈巴村的节日庆典
三 哈巴村的政治空间
第三节 族群交往的共生属性
一 族群共生的内在动力
二 族群交往的共生属性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宗教仪式与族群象征
节 丧葬仪式的过程象征
一 分离阶段：告别日常生活
二 边缘阶段：仪式中的抚慰与保护
三 后阈限：重返日常生活
第二节 族群的宗教特征与认知结构
一 纳西族与东巴教
二 回族与伊斯兰教
三 彝族与“毕摩”信仰
四 傈僳族与“尼扒”信仰
五 “四外人”的混合宗教
第三节 风险认知与选择
一 传统社会风险与象征禁忌
二 象征结构中的现代风险
三 风险认知中的选择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共生结构中的族群情感与想象
节 婚姻制度与身份选择
一 跨族婚姻家庭与民族身份选择
二 藏族身份的诱惑
三 家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叠
第二节 纳西语境中的“屋名”与自我归类
一 谁是正宗的纳西族？
二 “我”属何族？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区分的地缘差异
一 “老熊湾”与“山里”
二 “山外”与“山里”
三 “江边”与“山里”
第四节 族群认同与自我归类的社会情境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族群主体的共生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节 族群共生的结构性特征与模型建构
一 族群共生的结构性特征
二 族群主体共生的评价模型
三 数据说明与变量操作化
第二节 族群共生效应分析
一 历史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二 文化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三 想象主体的共生度和共生效应
第三节 族群共生的主体责任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
一 族群共生结构：一种认知模式
二 族群的共生属性：从认知论到存在论
三 走向共生：一种生存性智慧
参考文献
前 言
序 言
许宪隆
当“社会治理”成为现时一个热门词语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到名家或经典那里寻求理论观照。既往的社会秩序研究中，社会学家通常会从现实经验中抽象出一个理想的类型，构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以便获得相关规律性和因果性的认识。如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事实类型”作为社会行为分析的起点，提出了“有机团结”的理想类型。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因此构建了一个“唯意志行动”模型，以突出个体的能动性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功能。在韦伯那里，任何科学研究不可能把现实所有的个别现象都涵盖进去，“理想类型一词适用于有关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分类和陈述，亦即根据或参照行动者心中的思想和行动取向所依据的一个或几个行为准则做出的分类和陈述”（Max Weber，1949：90）。社会学家构建的这些理想的类型，并不是仅仅针对具体现象的经验概括或普遍性归纳，而是通过概念形成的一个能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
贯穿本书的核心概念――“共生”，无疑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特质，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力和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微观的历史和现实细节中暂时性地抽离出来，对“民族”“族群”“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等颇具争议的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解释路径。正如作者所言：共生不仅是人类社会乃至大自然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也是特定时空坐标中中华各族人民的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方法论，共生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视野和认识，而且使我们建设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参照和方法。因此，“共生”作为一个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工具，对于中国民族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先天性地具备理论上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在作品中致力于构建一种经验式的、微观的分析与逻辑的、宏观的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正如柯林斯指出，“要想迈向更为成功的社会学科学，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努力以更为连贯一致的方式重新构想宏观社会学，把它奠基在彻底经验性的微观基础之上”（Randall Collins，1981：82）。如何把多民族“共生”操作化为一个可以分析和解释的工具，这是本书在民族学领域做出的一次尝试。从听得到的“历史主体”和看得见的“文化主体”出发，本书在探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努力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主体”和“文化主体”向“想象共同体”转换的社会场景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路径，而且将分析过程建立在口述史、服饰、饮食、建筑、亲属称谓、丧葬习俗等具体微观事象的基础上。从上述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抽象“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和作为具体主体的“族群”，在本书的方法论上得到了难能可贵的统一。
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呵护态度，沿着两条彼此观照的线索展开其研究目标。其一，从“存在”（beings）的基本维度出发，致力于分析族群作为“互为主体”存在（to be）的共生情景以及族群主体多层面的辩证位置，从而揭示一种超越二元论和分离主义的族群认知和行为范式。本书*后一部分总结说：共生即存在，共生使存在而存在，这是族群的本源属性，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其二，以“民族共生”作为抽象比较分析的“理想类型”，探索影响民族共生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作者提出了“共生度”“共生力”“共生责任”等新概念作为分析的变量，并赋予了相对具体的、可观测的内容，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年轻学者，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在对当代社会科学以及后现代方法论的反思中，如何解构其中的权力与规训而构建以共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作者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的一项学术关怀。围绕“共生”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建构了一系列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相对于传统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研究而追求“异”的考察，本书立足于民族学的原初学科价值而追求对象主体的“同”的辨识，即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存在方式，致力于构建民族学的共生话语探析――这不仅是我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当下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类的真切守望。对于中国民族学而言，这还有助于我们解决深陷其中的伦理困境和方法论的焦虑，促使我们在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现并解决这个体系中心潜在的知识危机，进而渐次达成“跳出学科看学科”的新境界。
“共生”本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个基本法则，基于这种法则的启发，我曾经在散杂居民族研究团队中提出多民族“共生互补”的概念，尝试把人类社会的这种普遍现象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学术理念和分析工具。这一初衷得到学界热情的鼓励，近几年已刊发相关论文上百篇，前年由梁润萍和黄贞两位博士辑出《共生互补论集》出版。对于袁年兴博士的这部新著，如果仅仅定位为**部系统阐释“共生互补”理念的框架和基石，未免有些削足适履，也贬低了作者自初稿形成后6年来在北京大学的博采众长、在民族地区的苦乐体验，以及在各类学术沙龙的“抛砖引玉”。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政治大变革、经济大调整、文化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新常态层出不穷，西部、民族、民族走廊、民族关系、民族治理、一带一路……这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拓展了充满想象的空间。时代呼唤不断创新的学科知识和学科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散杂居民族研究的精品力作，更具有学科升华的学术价值。
是为序！
2015年秋于南湖犁香草舍
许宪隆
当“社会治理”成为现时一个热门词语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到名家或经典那里寻求理论观照。既往的社会秩序研究中，社会学家通常会从现实经验中抽象出一个理想的类型，构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以便获得相关规律性和因果性的认识。如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事实类型”作为社会行为分析的起点，提出了“有机团结”的理想类型。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因此构建了一个“唯意志行动”模型，以突出个体的能动性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功能。在韦伯那里，任何科学研究不可能把现实所有的个别现象都涵盖进去，“理想类型一词适用于有关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分类和陈述，亦即根据或参照行动者心中的思想和行动取向所依据的一个或几个行为准则做出的分类和陈述”（Max Weber，1949：90）。社会学家构建的这些理想的类型，并不是仅仅针对具体现象的经验概括或普遍性归纳，而是通过概念形成的一个能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
贯穿本书的核心概念――“共生”，无疑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特质，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力和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微观的历史和现实细节中暂时性地抽离出来，对“民族”“族群”“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等颇具争议的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解释路径。正如作者所言：共生不仅是人类社会乃至大自然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也是特定时空坐标中中华各族人民的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方法论，共生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视野和认识，而且使我们建设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参照和方法。因此，“共生”作为一个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工具，对于中国民族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先天性地具备理论上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在作品中致力于构建一种经验式的、微观的分析与逻辑的、宏观的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正如柯林斯指出，“要想迈向更为成功的社会学科学，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努力以更为连贯一致的方式重新构想宏观社会学，把它奠基在彻底经验性的微观基础之上”（Randall Collins，1981：82）。如何把多民族“共生”操作化为一个可以分析和解释的工具，这是本书在民族学领域做出的一次尝试。从听得到的“历史主体”和看得见的“文化主体”出发，本书在探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努力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主体”和“文化主体”向“想象共同体”转换的社会场景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路径，而且将分析过程建立在口述史、服饰、饮食、建筑、亲属称谓、丧葬习俗等具体微观事象的基础上。从上述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抽象“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和作为具体主体的“族群”，在本书的方法论上得到了难能可贵的统一。
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呵护态度，沿着两条彼此观照的线索展开其研究目标。其一，从“存在”（beings）的基本维度出发，致力于分析族群作为“互为主体”存在（to be）的共生情景以及族群主体多层面的辩证位置，从而揭示一种超越二元论和分离主义的族群认知和行为范式。本书*后一部分总结说：共生即存在，共生使存在而存在，这是族群的本源属性，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其二，以“民族共生”作为抽象比较分析的“理想类型”，探索影响民族共生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作者提出了“共生度”“共生力”“共生责任”等新概念作为分析的变量，并赋予了相对具体的、可观测的内容，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年轻学者，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在对当代社会科学以及后现代方法论的反思中，如何解构其中的权力与规训而构建以共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作者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的一项学术关怀。围绕“共生”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建构了一系列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相对于传统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研究而追求“异”的考察，本书立足于民族学的原初学科价值而追求对象主体的“同”的辨识，即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存在方式，致力于构建民族学的共生话语探析――这不仅是我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当下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类的真切守望。对于中国民族学而言，这还有助于我们解决深陷其中的伦理困境和方法论的焦虑，促使我们在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现并解决这个体系中心潜在的知识危机，进而渐次达成“跳出学科看学科”的新境界。
“共生”本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个基本法则，基于这种法则的启发，我曾经在散杂居民族研究团队中提出多民族“共生互补”的概念，尝试把人类社会的这种普遍现象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学术理念和分析工具。这一初衷得到学界热情的鼓励，近几年已刊发相关论文上百篇，前年由梁润萍和黄贞两位博士辑出《共生互补论集》出版。对于袁年兴博士的这部新著，如果仅仅定位为**部系统阐释“共生互补”理念的框架和基石，未免有些削足适履，也贬低了作者自初稿形成后6年来在北京大学的博采众长、在民族地区的苦乐体验，以及在各类学术沙龙的“抛砖引玉”。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政治大变革、经济大调整、文化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新常态层出不穷，西部、民族、民族走廊、民族关系、民族治理、一带一路……这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拓展了充满想象的空间。时代呼唤不断创新的学科知识和学科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散杂居民族研究的精品力作，更具有学科升华的学术价值。
是为序！
2015年秋于南湖犁香草舍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