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之谜

历史之谜不仅是民间市井的重要谈资、解开谜团更是史学界的重大果题。探索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更是为了澄清历史大案、拔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演进的轨迹，为后世提供科学客观的历史依据。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历代史学家不断研究读者论坛，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中国历史之谜》将历史上众多的谜案予以梳理，将富有代表性的史学研究成果和争鸣观点集中表述，有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资料性和趣味性。

是人还是神  黄帝之谜
传说与真相  龙的崇拜之谜
博大风范  “华夏”名称之谜
一脉相承  汉字之谜
人造“景观”  河图洛书之谜
书的涵义  《左传》之谜
真假“孔子”  儒学变迁之谜
仅次于皇室  孔府之谜
争吵两千年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
来自何方  楚文化之谜
文化内涵  古人姓氏之谜
“秋天”的太阳   “三正”历法之谜
千古冤案  秦始皇“坑儒”之谜
谁烧了兵马俑  秦俑之谜
埋藏着的秘密  秦始皇陵之谜
事实还是传说  徐福东渡之谜
昭示千年的显赫  马王堆汉墓之谜
制造神话  两汉“谶纬”之谜
争议人物  王莽之谜
主大夫的灾难  东汉“党锢”之谜
生前欺天，死后欺人  曹操陵墓之谜
诸葛亮的发明  “木牛流马”之谜
消失的世界  楼兰古城之谜
始作俑者  玄武门政变之谜
开考时刻  科举制度创立之谜
他们是谁  乾陵石像之谜
舞权者的工具  唐代“太子监国”之谜
留给后人的难题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后归宿  杨贵妃下落之谜
夷狄之后  唐皇室血缘之谜
牧童遥指何处  “杏花村”之谜
倾斜与离合  西安雁塔之谜
开一代文臣政治  “杯酒释兵权”之谜
难以洗脱的罪名  “烛光斧影”之谜
化友为敌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谜
自欺欺人  宋代“火运”之谜
□□还是私商  北宋纸币之谜
春光还是秋色  《清明上河图》之谜
州官一把火  古人避讳之谜
脚的秘密  古代妇女缠足之谜
“一朝两制”  辽代统治方式之谜
明人写宋词?  《满江红》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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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它是确有其物，还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人于深渊。”
    许慎《说文解字》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绀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潜渊”。
    罗愿《尔雅翼》中也称：“龙者，鳞虫之长。”“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嘎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
    由此可见，到了汉代，“龙”已经开始脱离现实生活及自然界中的具体动物形象，而成为一个集诸种动物灵性与特长于一身的特殊动物。它“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且“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似乎已□□□□。这时的“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龙的艺术形象大致相符。正因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龙是我国古代先民的图腾，是一种虚无的想象的动物。
    那么，龙□早期的原形是什么呢?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龙的现象源于鱼或者蛇。据考古发现，□原始的龙的形象当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龙纹，它的造型与后世的龙有很大的差别，是蛇身鱼形，它们是仰韶文化氏族居民的图腾形象。在山西襄汾夏墟遗址也曾发现与半坡相似的龙纹。据此，有学者指出，后世所见的龙的形象与造型，是由半坡长鱼纹演变而来的。从半坡到夏墟的原始龙纹看，龙起初是一种生活于水中的蛇状长鱼，夏人和仰韶文化古人之所以把它作为图腾族徽，反映了他们常常面临洪水灾害，企望人类能像龙鱼那样在水中生活，于是把龙鱼当作□□保护神来崇拜。
    何新在其《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怀疑过龙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并假定龙的真相和实体实际上是云。但他在其后出版的《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却认为，“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CrocodilusPorosus的一种巨型鳄——蛟鳄，或者说，它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他指出，从动物学的角度言之，鳄类的寿命极长，可达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而且，有些鳄类动物确也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即可以敏锐地感受气压变化从而预知晴雨。每当下雨前，鳄类常作怒吼，“其声如雷，闻之可占雨。”这是鳄类动物成为古人心目中的雷神、雨神和鼓神的重要原因。在远古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猛兽中，巨型蛟鳄无疑是□神秘和□具有威胁性的，远古人类既恐惧之，又崇拜之，故而常把鳄看作地神、水神和战神。还需注意的是，不仅在中国，在古代巴比伦、印度和玛雅文化中，均发现了蛟鳄（鳄龙）崇拜的遗迹。
    
    对此，樊树志先生认为：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但他所实行的种种社会措施，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以当时的眼光看之，就有倒行逆施之嫌。其结果是改革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便如同流星般地迅即而逝，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光武中兴以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
    也正因为新政本身的诸种复杂性，后人对于王莽的描绘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帝位篡夺者、□大的伪善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等等。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王莽的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使他得到了“□□□□个□□□□者”这一错置对代的称号；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8年就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皇帝”，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毕汉斯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指出，王莽不是班固《汉书》中所说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从积极方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从消极方面来看，王莽不过是一个过分依赖古文经学的有点迂腐的儒生。
    
    由于两个人生年相近，经历直仿，所受教育也比较类似，所以在对待当时的统治学说——儒学上的观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两个人都尊奉孔子、扬雄，却不以释老之说为是，但在对待孟子的观点上两个人有了不同的意见。王安石历来崇敬孟子，并以孟子为效法榜样，它对于孟子的学说除个别有异议外，一般是坚决赞同的，并常常在论著中引为立论依据。由于王安石崇敬孟子，不仅自为之解，而且在他担任宰相期间，还规定《孟子》为诸生考试的必修科目，尊《孟子》为经。司马光对孟子则不以为然，它甚至有专著《疑孟》，驳斥了孟子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他说孟子宣称愿学孔子，但所持论点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又说孟子有些谈话与经传不符，有的看法和主张违反了君臣之义、人之大伦和实际情况，不仅无益于治，而且将使那些尸位素餐之人用此观点欺骗君主。王安石之所以特别崇尚孟子，是因为孟子的政治主张王安石极力赞成，孟子有一点卓而不群的傲世风格，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司马光从维护君权，严守等级名份出发，对于孟子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民贵君轻，傲慢罔上的言论，十分反对。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相容的政治观点，司马光据君臣之义，守孔子之道，当然要责难孟子，，此外，王安石把《孟子》和周礼作为变法活动的理论依据，也是司马光非疑《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待荀子的观点上两人也有分歧。荀子是以谈礼著称的大儒，王安石却说他断然不知礼，驳斥荀子的性恶说，认为如果人生性是恶，那么都不会有恻隐之心。王安石反对荀子的重要原因，是荀子把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与王安石主张变法的论点不想吻合。司马光的观点与荀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认为国家的治乱本于礼，礼可以安固万世，而刑可以输劫一时，用处要小些，对于政治措施，司马光与荀子一样，也主张节用裕民，当然也不是完全赞同荀子的观点。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思想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总的来看，仍然是大同小异。
    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冲突是在王安石主张变法之时。1068年，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认为理财是当务之急，他的着眼点在于府库，即国库的收入和积存。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裁省浮费，减少皇帝大臣的赏赐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节流主张，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囚，并且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想法。司马光揭穿了王安石的空淡，认为“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利。王安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后来的变法中迅速变成行动。这就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意见分歧转化为激烈的矛盾斗争。司马光在论证法不可变的时候，还认为：□□，法可以变，但当时不必变，有弊病可以修补改正；第二，即使要变法，也要有良匠、美材，而现世不具备；第三，王安石变法弊多利少，如果长此以往，将梁倾屋倒，无地容身。在用人上，司马光也反对任用“奸巧”的吕惠卿，而王安石则把吕惠卿当成变法的支柱。此外，王安石好想象，善辞令；司马光拙于辩，务实际，二十来岁的宋神宗之所以听王不听司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两个人终因变法意见不合，发展到私人意气，相以为仇的地步。1071年春，司马光离开永兴，到洛阳专致于编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从此十五年不问政事。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变法处于困境，一些新法名存实亡。1085年，宋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马光被召人京，上台执政。如果说司马光在反对新法时，尚且知道对于时政应该存善革弊，那么重新上台后的司马光也犯了和王安石同样的急躁病，他即不问新法是否尚有可改之处，也不问废除新法需要时间，而是将仅剩的新法全部加以废除了。
    司马光任相时，风烛残年的王安石深为忧虑，当他听到变法被废除时，感到非常绝望和失望。幸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还对他的文章节义加以称道。不久，任相一年多的司马光也去世了。从此各领风骚之间的变法之争，成了历史。
    
    若是仅止于下嫁亲王，此事便仅止于皇宫轶事，事实上，孝庄太后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成为清初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顺治一朝，她基本居于幕后，偶尔出谋画策。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三，年仅二十四岁的皇帝不幸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临终前讨论继位人选，孝庄太后坚持立顺治帝年仅八岁的第三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顺治帝极其信任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支持这一建议，以玄烨出过天花，今后不会有生命之忧的理由打动了顺治皇帝。正月初七日，顺治病故，玄烨即位，改元康熙，孝庄太后承担起教育、抚育幼孙的重任。为避免出现朝臣专权局面，顺治帝规定，军国大事经四位辅政大臣议定后，必须由孝庄太后□后裁决。四位辅政大臣，以鳌拜权势□重，野心□大，他排挤掉其余辅臣，独断专行，对小皇帝构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惟一可依赖的人便是祖母孝庄太后，在重要关头，她教给小皇帝处置方略，每每奏效。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帝举行杀政大典，网年后，他用□□游戏的办法一举消灭鳌拜集团，十六岁的少年皇帝真正“亲政”。孝庄太后正式退出政坛。康熙二十六年（1687），太后身体不适，她立下遗嘱，要求葬在顺治、康熙祖孙两人的陵旁：“太宗（皇太极）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顺治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
    雍正二年，她的愿望得到满足，孝庄太后的灵枢被正式安葬于清东陵，称为昭西陵。她的儿子顺治帝和她的孙子康熙帝长眠在她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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