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4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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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留下了厚重而丰富的典籍，这些典籍传承着文明，记载着历史，讲述着中国故事。
2.本书作者刘明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十余年，并曾受委派赴美调查埃默里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籍，纵意饱览了大量珍本、孤本。他在书中甄选五十余种“国宝”级别的珍本、善本，并以专业而生动的笔调呈现其魅力。
3.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首先从文物研究和考古学的方法去研究古书的版本，规避一味的文献学本位立场；其次将古书视为一定阶段的记录文献的实物，做还原学术史的工作；*后是借鉴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特别是引入西方汉学的研究理念，从书籍史、阅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诸多方面切入，延伸古书版本研究的触角。
4.书中配有古籍书影一百余幅，以增加古籍的直观性和可感度，让读者置身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涵养心灵、滋润新知。
《中国古书版本笔记》是作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古籍采访、编目、整理工作时的学术笔记。作者撷取流传至今的宋元版等珍籍五十余种，以雅俗共赏的笔调，将实物记录、版本源流、批校题跋、鉴藏印记、递藏关系、书林掌故等内容融为一炉，在典籍层面纵深挖掘，多方位考索，以充分揭示它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在撰写时，注重行文的严谨有据和雅俗共赏的统一，并配有相应的书影，以直观展现灿烂的古代文明积淀，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心灵、滋润新知方面的作用，激发爱护古籍、保护古籍和传承文明的历史责任感。
引言
郑振铎旧藏殿本《毛诗》
宋临安府学本《群经音辨》
宋绍兴本《广韵》
宋本《切韵指掌图》
新疆博物馆藏东晋写本《三国志》
宋严陵郡庠本《通鉴纪事本末》
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
郇斋旧藏宋本《荀子》
影印宋本《荀子》序言
元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
元本《新编证类图注本草》
宋本《汉官仪》
宋本《长短经》
刘幼云旧藏敦煌唐写本《刘子》
启功旧藏敦煌唐写本《刘子》残片
元陈仁子东山书院本《梦溪笔谈》
清宫旧藏宋本《楚辞集注》
宋嘉定同安郡斋本《楚辞集注》
明乔缙刻本《贾长沙集》
宋本《曹子建文集》
曹植集里的《七步诗》
明潘璁本《阮嗣宗集》
清影宋抄本《陆士衡文集》
宋本《陆士龙文集》
影印清影宋抄本《陆士衡文集》序言
影印宋本《陆士龙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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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州本《陶渊明集》
影印宋明州本《陶渊明集》序言
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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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漪堂抄本《徐孝穆集》
周叔弢旧藏宋本《寒山子诗集》
涵芬楼旧藏元本《王右丞集》
明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明郭云鹏济美堂刻本《河东先生集》
郇斋旧藏蒙古本《歌诗编》
宋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
清宫旧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金刻本《磻溪集》
清康熙刻本《玉岩诗集》
北宋刻递修本《文选》
谈北宋雕李善注《文选》的版本
宋明州本《文选》
宋刻本《六臣注文选》
宋池阳郡斋本《文选》
宋淳祐本《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宋元善本书志两种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提要两种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两种
宋元官刻本概述
后记
引言
拙编的书名存在三个关键词，即“古书”“版本”和“笔记”。先来说“古书”，也称以“古籍”，一般界定为1912年之前经抄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此界定强调的是它的物质性范畴，广义而言从事古代文史哲学科的研究者也可以说是古籍研究，只是依据的文本是当今的整理本，所以与重在载体形态的“古籍”研究有了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以传统的线装古籍作为依据的古籍研究者，更注重它的形式要素，或者形式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关注点之一。
此形式要素也就是拙编书名中的第二个关键词“版本”。版本研究是否能够称之为“学”，是否具备学科属性，暂且不论。版本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古老学问，在当下学术语境中是否有必要传承，古代文史研究还能够在多大维度上运用古籍版本学，则很值得思考。不争的事实是，现在独立开设版本学课程的寥寥无几，版本学也基本是附著在文献学课程中顺带一讲。这是它的现状，也充分印证了它的边缘地位。
再来说第三个关键词“笔记”，五十篇文稿基本都是针对个案的古书版本而展开，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相互之间也不具备逻辑关系，故以“笔记”称之合适不过了。有些类似传统的“经眼录”，但又不敢高攀，还是用“笔记”比较适宜。坦白地讲，自己很喜欢此三个词的组合，它道出了拙编的范围是“古书”，关注的是古书的“版本”，而“笔记”是有关古书版本心得的表达方式。
掐指算来，自己关注、从事古书的版本钻研十五年有余，确实是出自心底里的喜好。初的结缘还是在读大学阶段，偶然的机遇使我读到了魏隐儒老的《古书版本鉴定丛谈》。尽管超出了当时的学力，还是一发而不可收地迷恋上了。研究生三年基本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度过的，日与线装古籍为伴。感谢刘蔷老师的指引，使我走上了以古籍为对象的研究道路。碰巧毕业又工作在有丰富善本古籍收藏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虽不能闲庭信步式地纵意饱览；但十余年的工作都是围着它在转，耳濡目染，也积累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如今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是在所里的图书资料室主要做老本行古籍工作。有人说人只是天地间行色匆匆的过客，我不管是大学后的求学阶段，还是工作有变动，都与古籍相伴，未曾离开过这个领域。到文学所图书室做古籍工作时间还不长，以后的古籍之路需要自己慢慢摸索前行。虽然古籍情怀未曾稍减，但身体状态毕竟不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了。有时候自己常想，人过不惑之年了，踏实做好本职，一切顺其自然好。现在想来，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有四个片段印象深，至今铭记在脑海中，影响了我对古籍尤其是版本之学的认识，研究的“套路”也随之形成。
其一是读到有人当面褒奖赵万里先生学问好，赵先生以书皮子工夫作答。现出版有赵万里先生的纪念文集，可以看出赵先生确实没写过多少纯粹版本研究方面的文章。先生有关版本的认识和积累主要集中在《中国版刻图录》一书中，谈鉴定的文章几乎没有写过，大多数还是传统的以文献内容为主的文史学问。因此可以说先生的回答是过谦之言，他留下来的成果可不是“书皮子”。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个道理，前辈大家更多地是把版本的学识当作治学的门径，而并不刻意把版本之学的自身作为研治对象。放到今天依然如此，所谓的版本学处理的仍是大框架的文史哲学科，自身很难说有独立的地位。将版本学视为治学门径，我想在当下的文史研究中仍不无启发之益。
其二是在库房工作时，一位老馆员顺手就指着刚提出的一部书说是高丽（朝鲜）本，只看书的外貌而不及其他，便能准确判断。就如同黄丕烈手跋看多了，能立即鉴定出某某手迹是否出自黄氏之手。也如同有人说黄永年老一看书根，就能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版本。实际上这都是掌握了形式要素的结果，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总结的结果。注重书籍的形式要素，而与文献内容不一定直接发生关系，或者说与文献内容是两个平面的范畴。诸如此类的形式要素正是传统版本之学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要义，概括为四个字就是“观风望气”。尽管它不牵涉文献内容，但却有时候决定着文献内容的“命运”。福建出现一部古书即刘克庄的《南岳旧稿》，有人鉴定是宋版，比如我的老组长程有庆先生便持宋版的意见；有人鉴定是明版，主要就是这么两种意见。古籍鉴定的本质是基于客观的主观功夫，说得直白点，就是看谁根据主观经验积累作出能接近或符合客观真相的判断。所以既然是鉴定，当然会存在不同的意见，很正常的事。但它对学术研究却是休戚相关，如果是宋版，那么它非常接近刘克庄原稿之貌。如果是明版，那就比较“遥远”，甚至是出自明人的重编。两种鉴定结论，所带来的文献价值高低判然有别，对学者研究的冲击力也各不相同。这些都是不关涉内容的形式要素，而它与文献内容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三是工作之初恰巧遇上国家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安排我到库房作善本书珍贵名录的誊录和整理工作。次进入善本库房，而且还是善本库房的“战备库”难免有些紧张。工作内容是按照申报书表格将项目一一填写，诸如书名卷数、行款、版式、卷首（末）序跋、手跋、开本及版框尺寸等等，有一套著录的规范，表面上看很机械。除了动脑，还要动手，而且手上功夫更重要，因为要保护善本书的安全。通过这项工作，掌握了古籍的著录规范，还养成了有一是一的思维定势，久而久之也就只会写“实在”的东西，缺陷是理论素养不够，思想的灵光也不具备。概括地讲，版本之学是技术性、实践性很强的行当，需要摸书，需要多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写版本的文章要看到实物（至少是影印件或数字化影像），看不到实物就写是大忌。还需要有一套术语规范，不规范便是不专业的表现，甚至闹出笑话就不应该了。
其四是读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关于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的鉴定，先生之所以定为“金刻本”，依据是“此书版式刀法纸墨与潘氏滂喜斋旧藏《云斋广录》如出一辙”，两书行款也相同。此鉴定个案很有意义，说明形式要素的积累会出现规律化的总结，进而指导新的个案鉴定。假如再出现一部符合此规律特征的古书，也会指向“金刻本”鉴定倾向。同样的事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文选》，其版心特征极为特别，因缺乏可以类比的印本而不容易理解。直至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了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文管所藏的辽刻蝴蝶装佛经，版心样式与《文选》相同，才有所解释。印证大致同一时期书籍形态的“类同性”，也为符合此类特征早期印刷品的鉴定提供依据。又如辽宁省图书馆藏有一部宋刻本《扬子法言》，行款版式及刀法与国家图书馆藏宋本《荀子》也存在相类之处。典型的当属南宋杭州的“书棚本”，同一家、同一类或同一地区所刻的古书往往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再如日本回流的南宋刘仕隆宅本《钜宋广韵》的牌记样式，与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间王叔边刻本《后汉书》，以及日本藏的南宋绍兴间朱中奉宅本《史记集解》和魏十三郎书铺刻本《新雕石林先生尚书传》相类，印证它的刻年也在南宋初，符合同一时期采用相同或相近的书籍特征。这些都是可以形成规律化总结的事例，从而将符合一类特征的形式要素固定为一条规律，规律多了就可以建构体系化的论述，而这正是版本学梦寐以求的事情之一。我们经常会说版本学不可以称为“学”，因为它自身不具备学科的规律性和体系性。症结还是在于个案做得不够，个案之间的联系性缺乏总结。当然流传到今天的实物已经不那么丰富，限制了这种联系性的“建立”。但据粗略估计，存世古籍量在五上下，如此海量的古籍还是有机会找到古书之间的规律性、书籍演变的规律性，名副其实的版本学还是能够确立起来的。
……
应该说上述四个片段奠定了我对古籍版本之学的认知和体悟，重形式要素，并不太关注书籍的文献内容，并努力探索形式要素层面的规律性。也正是在此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系列个案性的古书版本文章，并陆续在报刊中得以发表。借此机会，要向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报刊编辑老师说声衷心的感谢！重读这些旧稿，依然感觉到倾吐在笔尖文字中的激情和喜悦，深夜灯下的背影也依稀隐现。当然更多地是遗憾，觉得有必要逐篇重写，使之更完美。主要的还是要关注古书的内容，即它的文献面貌，比如成书的问题、编撰的过程、作者的发覆、文本的校勘和诗文篇目的发掘等，有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其版本。比如现存早的陶渊明集版本是宋明州本，如果仅局限在对它版刻的认识，而不去注意它的篇目、保留的异文等，便不会更深层把握该版本的价值。也就是说，版本范畴的研究关注的是古书的物质形态，目的是求实物之“真”；而文献范畴则关注典籍的形成、流传、层累性、变异以及文本价值等诸多方面，目的是求内容之“善”。只注重版本而不多做文献内证的工作，很多问题说不清，甚至版本的研究也可能流于“表面”。举个例子，明末潘璁刻了一部阮籍集，从避讳、版式字体特征等确定为崇祯本。但它保留了完整的阮籍四言诗，且仅见于此本，应该说内容才是它的价值。着眼于此，呈现在拙编里的文稿不再单纯地注重形式要素，而是努力做到与文献内容（基本不涉及思想阐发和艺术分析）相结合，将一部古书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尽可能地充分揭示出来。
在每篇具体的撰写上，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不妨简要而适当地介绍拙编的内容。举例来说，如《切韵指掌图》是一部小学类著述，了解它的绝大多数是专门搞音韵学的研究者，便侧重它编撰成书的介绍。介绍中不乏很有启发的话题，就是在宋代刻书业极为发达的背景下，古书的序言存在移植托名的现象，有书坊射利的目的，但一旦固定下来则带来著作权的“模糊难辨”。典籍相对容易固定化传播的刻本时代尚且如此，在以抄写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写本时代，更难避免作品的“作者”之争，比如《刘子》，材料记载刘昼虑己微贱恐不传于后世，而自愿托名刘勰以传。后世不察，遂至纷纭。《汉官仪》也是如此，本为刘攽所撰，而托题其兄刘敞。此类问题概述性地“传递”给读者，相信会引起一些新的思考。《通鉴纪事本末》《通典》和《荀子》是比较熟知的典籍，便侧重在版本的介绍，比如《通鉴纪事本末》经全书逐叶查检发现“敦”字阙笔，便推进了赵万里先生认为该本属南宋孝宗时印本的意见。《通典》是难得一见的北宋本，自然有不同于南宋以来刻本的独特现象，介绍了它版心的独特样式。《荀子》则纠正了曾持的怀疑属滕本之说。
在典籍的品种上介绍了两种医学典籍，即《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和《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版本与文献内容并重。还有三种古写本，即东晋写本《三国志》和唐写本《刘子》两种。《刘子》的此两种唐写本算是“初次”公布，刘幼云旧藏的一种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国学研究》和韩国的IDP通讯上，流传不广，现在将通讯的一篇略经修改后再与读者见面。启功先生旧藏的《刘子》唐写本残片，赖柴剑虹先生赐示照片，经校勘整理后是次发表，也藉此机会向柴先生表达衷心的谢意。此外就是集部的三十一篇，多数是汉魏六朝时期的别集和总集，与我个人关注的研究有关。如贾谊集的称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隋书·经籍志》里是将贾谊除《新书》之外的作品方可称为“集”，可后世将两者相合也称为“集”，印证了别集的“杂”的形态。四库馆臣说“四部之书，别集杂”，此可为一例。《七步诗》是否是曹植的作品，从现存实物版本的角度作了梳理，宋本和明初活字本的曹植集都不收《七步诗》，早进入集子是正德年间的舒贞刻本，此后经各集沿袭而“固定”下来。影宋抄本陆机集，意在向学界介绍“宋本”的存在，有助于陆机诗文作品的整理。影宋抄本《鲍氏集》也是相同的目的。沈约集和徐陵集两篇是与傅增湘商榷的，不是不尊重前贤，而是就事论事。沈约集是纠正一处讹误，即沈约集不存在岳元声本，而是阮元声本。徐陵集则意在指出古书的版本价值与文献价值并不平衡，明抄本的徐陵集有文物层面的版本价值，毫无疑问；但它的文献内容都是辑自类书、总集等，不具备“孤文秘笈”，不必要过于拔高。这种现象姑且称为物质属性与文本属性的不平衡，在利用古书时值得注意。《文选》是我十来年集中研究的领域，所以入选了五篇。
此外蒙古本《歌诗编》，注意到它的底本是北宋司马光写本，当更接近唐本的旧貌，恰恰它不收“集外诗”，为考察这些诗的真伪提供一个角度。宋周必大本欧阳修集，根据现存欧集的篇目，纠正了赵希弁《读书附志》的失误。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善本书志该如何写，有种意见认为书志原原本本地将书的面貌写出来（抄序跋、篇目等）是浪费笔墨，没有学术含量。但回头看看《郡斋读书志》及《附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私修书目，会有原书面貌记录不详细的遗憾。如果浪费笔墨地去多记录，我们对于古书的面貌就清楚多了。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在揭示独特的版本形式特征方面，《群经音辨》和《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版心上端均镌刻千字文编号，又不按千字文之序，值得研究。《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则以宋本中版本有“后”字，认为是继《唐宋绝妙词选》之后的著述。饶宗颐《词集考》则认为先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或对该说有所补正。《玉岩诗集》是康熙本，入选拙编是因为它反映了一段中琉关系史。后收了两篇体例方面的稿子，即提要稿和书志稿各一篇，是参与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提要和馆藏善本书志两个项目时所写。至于每篇围绕古书版本个案的稿子的撰写体例，想者会有体会，无需赘言。
拙编或许提供了一点版本研究的方法，但由于主要目的不是输出“方法论”，有必要再补充谈谈自己对于版本研究的看法。首先是考虑将古书视为不可再生的文物，转换眼光，从文物研究和考古学的方法去研究古书的版本，规避一味的文献学本位立场。其次将古书视为一定阶段的记录文献的实物，做还原学术史的工作。后是借鉴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特别是引入西方汉学的研究理念，从书籍史、阅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诸多方面切入，延伸古书版本研究的触角。坦白地讲，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跨学科，而跨界了总会有“风险”；需要努力尝试，但又得把握火候，很不容易，拭目以待吧！
曹植集里的《七步诗》
唐宋时的曹植集都没有收录《七步诗》，出现在集子里早是明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舒贞本有正德五年田澜序称：“《七步诗》散见诸书”，遂辑入本集，收在卷九末题“《七步诗》附”。“附”字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老实的，表明这首诗本不在集，而是据它书附入其中。但舒贞本之后的明嘉靖二十年（1541）胡缵宗刻本、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云鹏刻本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士豪刻本，均将“附”字删掉，堂而皇之地作为曹植本人的作品。是明人将《七步诗》坐实为曹植的作品，而曹植集通行本的面貌恰好又是明人建构的，遂造成《七步诗》真伪问题的分歧。故雍国泰先生称：“在目前流传的《曹集》中，即使载有《七步诗》的本子，也不能断然加以肯定。”甚为通达。该文比黄文发表早一年。《七步诗》问题在1990年代初之所以如此引起学界的注意，与1980年代出版《校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华书局2016年新版《曹植集校注》载赵振铎先生《再版后记》，称1980年代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载其父（即《校注》作者赵幼文）之语云：
书出版了，有人写文章评论，说明它有社会影响，应该是一件好事。论文里面有一些意见值得重视，下次再版时应该考虑采纳。
这件事提示基本典籍的整理工作，还是能够促发针对某些问题的商榷争鸣和深入思考。可以说，以文献整理来带动学术问题的工作方式，应该成为当下文史研究中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
《世说新语》创造的《七步诗》文本，据任昉“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乎在南朝齐梁时已流传开来。但南朝同时也有曹植集的流传，有本集作为依据，人们不必担心真的会“挂在”曹植的头上，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另外卓氏所言“《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很有启发性！说明考察曹植的《七步诗》，不要仅局限于经典层面的文献典籍（《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还要注重世俗层面的通俗记载。因为，自《世说新语》之后，曹植形象逐渐成为小说家言演义的重要素材，甚至还渗透到俗文化的层面，导致《七步诗》的情节及文字面貌也相应变化。李小荣老师有篇文章《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提及晚唐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二十称引《七步诗》，云：
问：此方因何有梵呗？答：疏陈思等。按《历帝纪》云：魏文帝曹丕是魏武帝操之子，在位七年。武帝有二子，［一］号曹丕，二名曹植字子建。况（兄）曹丕主，封弟曹植为陈思王。陈思，郡名也，美貌有文，兄丕每礼重。偏置甄［妃］一阁，［植］遂被甄妃。后凌逼不从，自啮其臂。德困沐发，兄见妃后臂啮损，问得事由，便欲杀之。令行七步，诗成即不煞，如不成即煞。诗曰：煮豆然豆〔以〕其（萁），豆在釜中治。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既成已，遂免煞之，除为何（河）东候（侯）也。
印证晚唐时《七步诗》还进入佛教僧徒面向公众的经义宣解中，直接因素是曹植与梵呗的密切关系。至于曹植与甄妃事则纯属小说家言，虚构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另一情节。作诗字句也存在讹字，带有明显的世俗文化印迹，反映的正是《七步诗》脱离经典文本界域而进入世俗流传中出现的变异和改造。李小荣老师还提及唐咸通间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云：
魏文帝立，乃欲诛之。公子！公子！乃何作双陆？初进之，帝方令七步作诗，乃免其诛。诗曰：煮荳然荳萁，豆在釜中泣。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免罪。初，为太后怜爱公子，文帝欲杀，白于太后。太后：吾不意此子若是！此乃由汝国法也！后乃免死。
双陆是皇权的象征，曹植作双陆意味着觊觎帝位，而不为曹丕所容。当然这同样是小说家言，情节虚构与《世说新语》和《法华经玄赞要集》则又不同。且与《法华经玄赞要集》所引《七步诗》相较，均作“一种同根生”，与传世本大都作“本是同根生”差异明显。藉此还原出的晚唐通俗世界中所传《七步诗》面貌，与经典文本很不同，呈现出经典与世俗并行不悖的两种界面态。而据考证作于北宋初的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录》，尽管并未提及《七步诗》，却也记载了有关曹植的故事，云：
韩仲卿（即韩愈之父）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之所以再引此条记载，是想说明大概中唐之后民间开始大量涌现以曹植为原型的逸事，而作为有“噱头”的《七步诗》自然成为编造这些逸事的主要素材。而这些记载相较于经典文献（即《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有着明显的通俗性。
而改造著者恐怕要属《太平广记》。书中卷一百七十三《俊辩》“曹植”条云：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记》。
同卷“边文礼”条和“荀慈明”条均注明出自《世说》，证与《世记》似并非同书。相较于《世说新语》不仅文字有差异，情节也很不同，还是有别于甄妃、双陆的又一情节。很难确定这则情节源自何时，但大致应也产生在晚唐五代北宋初这个时段内，再次印证曹植形象集中世俗化、故事化发生在此时期。在此过程中，着眼于情节的需要而不断移植、改造既有的《七步诗》面貌，从而造成其文本“变动不居”的现象。
《世说新语》本具备小说家言的特点，特别是营造的《七步诗》情节。但由于文人的喜爱和推崇，本身已跃居经典文献的“行列”。因此凡是经典性层面典籍中的《七步诗》，均祖出《世说新语》，而保持着大致的稳定性。而在通俗性层面，故事情节演义的需要则赋予《七步诗》更多的文本表现面貌。具体到《七步诗》进入曹植集之前的时代，由于《集》中根本就不存在《七步诗》，故不管《七步诗》在通俗世界如何变花样，都不会视为曹植本人的“真实”作品。况且着眼于通俗化需要，而构建出来情节本是小说家言的虚构，心知肚明，也就更不需要有所“忌惮”了。归根结底，还在于有“权威”定本曹植集作为约束。通过经典和通俗两层面的梳理，可以清楚《七步诗》多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世说新语》赋予的虚构性；而在曹植集呈现出的真实文本世界中，《七步诗》不过是一首压根不属于本集的“集外诗”。明人重编六朝人集存在尚博倾向，其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将相关的资料尽可能的一网打尽。但也因“务得贪多”而“失于限断”（《四库全书总目》之语），导致一些伪作混入其中。后人不察，不做版本源流层面的文献甄辨，很容易将之作为凭信的依据。职是之故，《校注》不宜将《七步诗》置于正文之中，完全可以视为伪作，多也只是列在“附录”中以供参考可也。
《曹植集校注》重加编校出版，有裨学界良深。绝不宜以此小眚而掩全书之大德，况且这也是尊重作者著述原貌的结果。怎么更好地处理？近读明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陈思王集》，正文卷四中也收录了该诗，但在篇题下有行小注，云：“《世说新语》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张燮显然清楚此诗的真伪性问题，附加此条小注以交待来源。《校注》也不妨照此方式，以编者按在篇题下附加此小注。尽管《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属常识，但如此处理可于“无声”之中避免歧解。新版《校注》是好的开端，期待有更多的六朝别集校笺整理大著付梓问世，从而将六朝文学文献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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