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66966
知名历史学者王笛三十年学术探索的总结和研究方法的转变轨迹。
产品卖点
1、作者王笛为知名历史学者，师从著名学者罗威廉，系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出版多种著作，口碑颇佳。
2、本书系作者对其三十年海内外学术生涯方法论总结，系作者首次对自己学术探索经历的梳理。反映了作者在史学研究上的方法转向和具体实践，读者可从中窥见三十年来史学研究的风云转换。
3、作者的研究转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计量史学为中心，中期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近期以文本解读为中心。不仅反映了作者在方法上的探索和发展轨迹，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同时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4、作者兼及中西方学术环境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对双方学术传统均有了解，并坚持用中英双语进行写作，这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和广大读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鸣沙丛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由作者不同时期的11篇文章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展示了作者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写作于不同的时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点，体现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是作者三十年来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学术轨迹，从数据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开始，到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深描，*后致力于历史文本的多角度阐释，反映了作者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导言 三十年的学术探索
编
早期研究：以计量史学为中心（1980~1990年代）
章 计量历史：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一 清初四川人口的恢复与移民
二 人口的数量考察
三 耕地面积的修正
四 粮食亩产和总产估计
五 清代四川的人口压力
六 人口、耕地与粮食问题
第二章 施坚雅的影响：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
一 经济区域与市场系统
二 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
三 集市的作用及其功能
四 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
五 区域市场发展的局限
第三章 跨国研究：华人社区的冲突、控制与自治
——二战前美国城市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
一 华人社区中的社会组织
二 华人社区组织的功能
三 组织间的冲突
四 华人社区内的控制和自治
五 华人组织在不成功的同化过程中的角色
六 融合还是同化
第二编
中期研究：以日常生活为中心（1990~2000年代）
第四章 从下往上看：晚清街头文化、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一 街头与城市商业
二 街头与民众日常生活
三 谋生街头
四 街头的节日庆典
五 街头改良
六 街头控制
七 创造新的地方政治空间
八 从改良到革命
第五章 下层群体的考察：“茶博士”
——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别冲突
一 茶馆业和雇工
二 “茶博士”
三 在男人的世界讨生活
四 工会及会员问题
五 性别冲突与工会内部权力斗争
六 暴力阴影下的茶馆工人
七 男女茶房的社会形象
八 政府管控
九 下层民众之间的冲突
第六章 诗歌作为历史资料：城市之韵
——19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
一 竹枝词及其作者
二 城市景观与公共空间
三 节日、庆典和宗教仪式
四 大众娱乐活动
五 对城市人的描述
六 阶层、民族和性别
七 精英对民众的批判
八 诗歌中的历史
第七章 从微观到宏观：微观世界的宏观思考
——从成都个案看中国城市史研究
一 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
二 进入城市的底层
三 茶馆的微观历史
四 变化和延续
五 公共政治中的民众和精英
六 “无意义”的小题目怎么变成有意义
第三编
近期研究：以文本解读为中心（2000~2010年代）
第八章 图像的解读：图像与想象
——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
一 什么是历史的想象
二 想象和情感与历史观和方法论
三 想象的时间和空间
四 图像的解读
五 图像与想象
六 图像的局限
第九章 文本解读：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
——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一 档案中的叙事
二 社会学调查的叙事
三 小说的叙事
四 袍哥的个人叙事
五 文史资料的叙事
六 怎样解读不同的叙事
第十章 从语言看历史：神秘的语言和沟通
——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
一 联络的秘密政治
二 隐语与自我身份认同
三 饮茶吟诗中的力量角逐
四 从语言揭示隐秘的历史
第十一章 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与19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
——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中心
一 沈宝媛与“农村工作者”
二 沈宝媛社会调查的学术渊源
三 调查者沈宝媛
四 沈宝媛的调查方法
五 沈宝媛对袍哥命运的认识
六 社会学调查怎样成为历史资料
后记
怎样解读不同的叙事
如果这五种叙事是讲述同一人或者同一件事情，那是理想的，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叙事中对同一人和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或相同描述，但是这种资料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过，至少本章所使用的资料涉及的是同一个群体——袍哥，这使我们能够用五种资料的不同叙事来构建这个已经消失的秘密社会。这五种不同的叙事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叙事方法、不同的政治背景，因此它们对袍哥的叙事存在较大差异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五种袍哥叙事中，前三种是当时人们留下来的记录，是同时期（1940年代）人们对袍哥的三种不同角度的观察。种是官方的，第二种是社会学的，第三种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第四种和第五种是1949年以后的记述，而且是1980年代完成的，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有相当距离。第四种是袍哥个人亲身经历回忆，第五种是别人为袍哥撰写的历史。我想指出的是，上述五种资料，虽然都不能简单地看作信史，但是它们对于我们了解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都是珍贵的记录。认识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种资料都提供了一个文本，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描写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对袍哥的一种认识。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真实和虚构两方面的因素，即使虚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产生的。因此它们在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可能误导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探索。
这五种资料从哪些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袍哥的不同面相？其一，从官方的角度，我们看到虽然政府也的确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直到中共1949年末接管成都，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势力的扩张。虽然民国政府公布了那么多禁止哥老会的禁令，但在档案中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这个组织进行打击的运动，这和1949年以后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应该认为，民国时期袍哥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纵容态度是分不开的。当然，袍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和民国时期四川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四川直到1935年才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正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袍哥奠定了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袍哥弥补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包括参与税收和地方治安。如果没有袍哥，社区的日常生活将会更加混乱。当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把四川置于中央统辖范围之内时，袍哥已经发展到如此的规模，政府不但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打击，而且必须更多地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其二，社会学的调查再次证明，在抗战时期的四川，地方领袖几乎都是袍哥成员，望镇乡保甲、治安的头面人物便是好的证明。这也印证了本章开始时所引用的廖泰初在《太平洋事务》上关于袍哥在四川成年男性中比例非常高的说法。从雷明远捉匪的事迹中，我们看到袍哥是土匪的克星，袍哥在地方安全事务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但在官方——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产党——的历史记述中（包括本章关于贺松的记述），他们却与土匪联系在一起。因此才有了《袍哥与土匪》这样的题目出现。这个现象可以有若干种解释：一是袍哥背景的复杂性，不可否认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二是官方话语的影响，使袍哥消极的方面被扩大；三是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对袍哥形象的再创造。在现在的国家话语中，袍哥都是无恶不作的恶棍，但是从本章关于望镇袍哥的故事中，我们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和这个家庭建立的友谊，这是否暗示当时袍哥的形象并非那么可怕，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的袍哥，看起来和一般人民也差不多？关于雷明远失去佃田的事情是耐人寻味的。在我们的概念中，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似乎可以轻易迫使地主继续出租这些田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他可以杀人，但是在佃田的问题上却是无能为力的，后导致了其权力的衰落。
其三，在这五种叙事中，可能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小说是上不了台面的资料，其实，文学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着独特的用处。正如德塞都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沙汀所描述的故事离真实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如果我们了解沙汀的写作方式和故事源泉，就会发现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性。沙汀的写作类似另一位四川乡土作家李劼人，李在1920年代写了《市民的自卫》，30年代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历史小说，被文学批评者称为历史的“纪事本末”，缺乏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李劼人类似，沙汀的小说都是根据他对四川乡场的个人观察和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所涉及的茶馆的茶客、讨论的问题、文化、习俗等都是有所根据的，诸如联保主任、壮丁、兵役科、吃讲茶、喊茶钱、团总、哥老会、打醮、派款、收粮等。沙汀后来回忆《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创作时，也承认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写实的，“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其四，个人经历的回忆是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袍哥大爷蔡兴华的回忆有相当的资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有些事情回忆者并不愿意讲出来，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袍哥的面貌，很可能是不完全的，而只是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面貌。另外，由于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一直以国家话语来解释历史，所以这些老人在回忆历史的时候，难免落入这种话语的俗套，他们对自己历史的回忆，难免用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种方式经常是无意识出现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由于年代久远，其回忆的准确性一定会受到影响，因而不能仅仅依靠他们的回忆来看待历史，还需要其他材料的补正。
其五，尽管本章引用文史资料所提供的事例具体生动，但这种政治化的表达影响了资料的价值。这类资料很显然有着先入之见和政治倾向，这样会影响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因为撰写人难以持公允的态度。本章所引述的关于贺松的叙事便大量使用有倾向性的形容词，诸如“专横独断”“残忍狡诈”“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疯狂地垂死挣扎”等，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其实我们应该理解，一个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人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因为地方政府、政策、人事、历史、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写作，地方文史资料的编写体例留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因此不能对他们过于苛求。而且应该意识到，正是他们长期的努力，才抢救了大量的地方历史，如果没有他们，一些资料和故事就永远消失了。他们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
五种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有什么共同点呢？综合这五种袍哥叙事，可以发现，这五种叙事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章所提到的贺松是学校教师。但他们不是正统精英，而是以下层为主，所以袍哥难免被正统精英所歧视。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正统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都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以成都为例，“哪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这样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他们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
第二，袍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烈扩张其实是和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的。过去四川地方社会有着各种民间组织，在地方治安、经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清醮会、土地会等。但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摧毁了这些组织，政府又无力填补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给袍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袍哥渗透进入了地方政权，特别是低级政权，上面提到的雷明远和贺松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甚至通过地方选举，进入地方议政机构。我们还看到，虽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组织，但是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为政府服务，地方上许多事务都要依靠他们来实行，如抗战中贺松成为修机场的民工大队长。甚至有些袍哥从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摇身变为合法政党组织的负责人，贺松成为青年党县党部主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说，袍哥在四川乡村权力结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四，不同文本都参与了袍哥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虽然各种叙事各有不同，但是1949年前后的叙述也是界限分明。“袍哥”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虽然存在不少的消极因素，但并不总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他们也经常被视为和政府对抗的好汉。但是政府和精英却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并建立了其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权。我们现在对袍哥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传统社会精英和现代革命话语长期影响的结果。从清初到民国，袍哥为非法的、政府明令查禁的组织。晚清地方改良精英把袍哥与江湖盗贼等列在一起，有其政治动机，与官方关于袍哥的话语一致。不过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不过几年之后，袍哥成为倾覆清朝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在辛亥革命后一度得以公开活动。民国时期，虽然政府压制袍哥的活动，但是这个组织却不断壮大。在1949年后共产党的革命政治话语中，袍哥变成了和土匪一样的集团。
袍哥的覆灭固然是共产党国家机器打击的结果，但也是这个组织传统与国家机器对抗的必然结果。虽然在民国时期，这个组织试图与地方权力结合，并由此扩张了组织的规模和影响，不过共产党政权不允许与国家机器相对抗的这样一个组织的继续存在。这个组织被摧毁了，但是它所留下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回答。
出自第九章《文本解读：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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