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46240
妙言妙喻
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里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
——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本书第131页
在这部《法国文化史》的*后有一段充满文学意味的话。作者引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后著作《法兰西的特性》中的话说，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在漫无边际几乎静止不动的水面上航行，那水面便是“悠久的历史”。不过，我想说，这水面虽然看似波澜不惊，没有政治史、军事史那样大开大合的场面，但是它的下面却是水草、鱼虾、暗礁、潜流，甚至有漩涡，一样变化万端。更重要的是，这个看似平静的文化史河流，托起的却是“国家”这条大船。
——读《法国文化史》笔记，本书第224页
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具有宏阔学术视野和透辟学术眼光的通人。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本土学术问题考察研究的同时，他将视野时时投向海外，通过广泛的跨域对话，深度参与*前沿的学术争鸣，别求新声，绍介新知，从而丰富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就是他这一长期努力和成果的体现。
在本书中，葛兆光先生秉承其一贯坚持的“站在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延长线上”的四个研究角度，即“时间缩短、空间扩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尤其是统摄全局的“问题复杂”的视角出发，从近代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周边的考察，到生物学家洛克深入西南边陲考察纳西族文化的意义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和对话，显示了强烈的预流意识、清晰的求真意识和自觉的通人意识。
本书较全面地展现了葛兆光先生对海外学术论著的观察和思考。
侧看成峰：卜正民主编“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中译本序
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解说”
到“内向超越”之路
——读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置思想于政治史背景中
——再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
文学史：作为思想史，还是作为思想史的背景？
——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十八世纪的思想与学术：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
——评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
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
——评夫马进教授主编《中国东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
在历史、政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
——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回首与重访
——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重印本导言
寻找主轴与路标的文化史
——读《法国文化史》笔记
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
——马伯乐论著中译本序言
深入中国边陲
——读《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
附录一 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序
附录二 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李焯然《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序
附录三 阅读短札一束
1，普林斯顿的几个历史学家；2，伊东忠太《支那旅行谈》；3，明治日本学者的海外旅行；4，释宗演的中国游记；5，赖肖尔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解说；6，矢野仁一的《燕洛闲记》；7，往来于东海——读松浦章著《江户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
附录四 见微与知著——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
存目
后记
侧看成峰？——哈佛版“帝制中国史”书系中译本·序
一
我曾说过，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超越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不仅仅是新发现，也包括历史观念变化后更多史料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这四点当然说的只是清末民初以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现在虽然已经是21世纪，而且这套“帝制中国史”也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欧美学术界的作品，不过，无论这四点变化是否属于“现代性的历史学”（据说“现代性历史学”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阶段已经过时），或者只属于“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学术始终与世界现代学术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它表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与通史叙事之变化，仍然还在这一现代历史学延长线上，这套著作中呈现的历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别归入这四个方面。
二
说到“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说，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问题复杂”。所谓“问题复杂”，说到底是一个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变动与多元。20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比起传统史学来，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打破原来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其转化为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进行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但到了21世纪，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因此，这一套帝制中国史书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说，也呈现了晚近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这或许也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我一直强调学术史要“别同异”。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特别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别把他们研究“中国史”和我们研究“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有人误读我的说法，以为我是把海外中国学看成“异己之学”，将海外学者“视为另类”，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所以，我才认为特别要重视这个“异”。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三
这套“帝制中国史书系”，值得击节赞赏的地方很多。比如，我们常常以为欧美学者总是习惯追随新理论，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新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举一个例子，我很赞成《清代》卷中罗威廉的一个批评，他说，一种所谓“后殖民主义”观点指责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精英，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应当走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道路，因而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原因。罗威廉冷静地指出，这一说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需要记得，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国家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这才是同情理解历史的态度；再举一个例子，在讨论中国史的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学者总能不时引入世界或亚洲背景，使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对照，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断。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欧美学者在历史中说故事的本事，自从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的《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以来，西方学者对历史如何叙事，重新有了更大的兴趣，而卜正民正是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仿佛讲故事一样的方式对元明两代历史的叙述，会让我们想一想，中国通史著作非得写得一本正经地教条而枯燥吗？
四
近些年来，东洋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中国读书界的热烈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一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帝制中国历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和议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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