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6527023
编辑推荐
我是记者，看到爱情，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与李敖有关的女人，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午夜列车上，一位妇人的追寻，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天问”，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叫魂”试验，在德国问路为什么尽量找女性。
内容简介
解密一个大报的新闻后台操作，打造中国*新闻案例读本。 南方周末的《后台》提供了一个优秀媒体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进行新闻实践的范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经验，弥足珍贵，往往比一般理论更具生命力。 本书选自南方周末未曾公开发表的文字，包括没有发表的报道，包括内部刊物上披露的“新闻背后”的秘事，包括勤奋的新闻人对专业、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目 录
编者的话
没有写在报上的新闻
遭遇“深喉”
逃亡的警察，你还好吗
我是记者，看到爱情
崔永元长征：上下不讨好？
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与李敖有关的女人
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
神雕之死
附：神雕之死
午夜列车上，一位妇人的追寻
我害怕“黑户”那双期盼的眼睛
在美国，我人生次说出了那四个字
政变为何成为“嘉年华”
才走唐僧路，又行长征路
9岁儿子指导我写稿
差点被日本遣返
城管“英雄”，小贩“凶手”？
附：城管副队长之死
提问高强
电话那端的命运
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吧
他，和他们的世界
给“牛钉子户事件”收官
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
探访西半球后一个神秘国度
深思成就深度
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三道招牌菜
“叫魂”试验
为邱兴华而哭
《时代》正变成另一个《经济学人》？
附：专访《时代》执行编辑：我们如何改版李丹婷
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
附：你不会懂得我伤悲袁蕾
“我”懂得他们伤悲
附：袁蕾访谈黄婷
专题：境外采访秘诀
在德国问路为什么尽量找女性
“千万不要在东京机场打的”
没有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
我们不说，他们说
批判的武器
许知远离开之后的“观察家”
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天问”
没有写在报上的新闻
遭遇“深喉”
逃亡的警察，你还好吗
我是记者，看到爱情
崔永元长征：上下不讨好？
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与李敖有关的女人
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
神雕之死
附：神雕之死
午夜列车上，一位妇人的追寻
我害怕“黑户”那双期盼的眼睛
在美国，我人生次说出了那四个字
政变为何成为“嘉年华”
才走唐僧路，又行长征路
9岁儿子指导我写稿
差点被日本遣返
城管“英雄”，小贩“凶手”？
附：城管副队长之死
提问高强
电话那端的命运
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吧
他，和他们的世界
给“牛钉子户事件”收官
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
探访西半球后一个神秘国度
深思成就深度
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三道招牌菜
“叫魂”试验
为邱兴华而哭
《时代》正变成另一个《经济学人》？
附：专访《时代》执行编辑：我们如何改版李丹婷
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
附：你不会懂得我伤悲袁蕾
“我”懂得他们伤悲
附：袁蕾访谈黄婷
专题：境外采访秘诀
在德国问路为什么尽量找女性
“千万不要在东京机场打的”
没有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
我们不说，他们说
批判的武器
许知远离开之后的“观察家”
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天问”
媒体评论
南方周末的《后台》提供了一个优秀媒体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进行新闻实践的范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经验，弥足珍贵，往往比一般理论更具生命力。以此为例，企盼有更多新闻同行能把他们的新闻实践和思考加以总结和升华，促进创新，增加活力。
在线试读
遭遇“深喉”
一直想面见一位朋友，但是我至今不知道他（姑且以男性“他”称之吧）的名字，甚至性别。
他是我在调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中的举报人，隐姓埋名在医疗系统里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神秘的线人。
我无法描摹他的形象，但我想他明显的性格特征是不轻言放弃。9月与10月，在我出差期间，他以每星期一封的频率给我寄举报信。他在信里称还以同样的频率给深圳的一些监管机构和国家监察部寄信。
举报信全部是打印文字，信封有六个鲜红的惊叹号，没有署名。举报信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个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朱志祥被‘双规’后又安然出来，能量之大让人不解。”举报信称：“而在近4年来，他巧立名目，吞噬的工伤社保金远多于此……”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题材，尤其是在国家总理都强调要守护好社保基金的背景下。
信封上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打过去都接不通的手机号，旁边注明：只能发短信。我不清楚这个手机号码是否失效了，就试着给他发信息。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回复。我推想他可能因为我没有及时回复而扔掉了这个号码。
如果没有内部举报人，如此大的黑幕，记者以一己之力根本没法揭开。但现在，这个调查大题很可能与我失之交臂。我清楚这些内部举报人的心理，他们在举报无望后，常常会销毁一切痕迹，包括销掉电话号码，以求自保。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短信却忽然在几天后的深夜降临：“能联系上你真好，如果你有足够的坚持与勇气，就可以发现巨大的黑洞。”我一下子就笑了，发给他短信：“我以为你已经销掉手机号了，看得出你是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回复：“只是尽一名医务人员的本分而已，其实私下里，很多医务人员都是见不得那些不讲医德的行为的。”
我不敢肯定他的举报动机是纯粹地为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与涉案医生朱志祥的个人恩怨。所以先面见他，有利于我判断他的动机，也有利于进一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到了深圳后，不断地通过短信希望和他见面。他回复：“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害怕丢掉工作，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和朱志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一些“精神异教徒”。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良知特别敏感，即使是利益共同体的受益者，也会时时反思这个利益体内那些挑战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行为。我曾经接触过向央视举报美容材料“奥美定”的“深喉”，一位心怀任侠的卫生系统官员。我也曾经碰到过某省巨大腐败窝案的举报人，一位游走在政商两界的良知之士，数年不息地和腐败战斗。我也碰到过由地下转向地上的举报者，一个叫黄元勋的煤矿主，连年举报，富裕的家庭变成一贫如洗，唯有举报材料如山。在多次受到生命威胁后，他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贪官被扳倒之日，他和当地民众一起放鞭炮相贺，在电话里向我欢声大喊……
想到此，我意识到不必急着和这位神秘举报人见面。举报人差不多每天给我发短信，询问调查的进程，提供我需要的大量涉案人和监管机构的电话。
他建议我找到几位知情医护人员。我一一给他们写信道：“你看到这封信时，请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不，这个社会其实不乏好人，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藏在暗处，他们沉默着，他们缺乏勇气。在这个不乏好人的社会里，可悲的是好人的孤立无援与孤军奋战，所匮乏的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相互支援。只要好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哪怕是能够暗中团结起来，黑暗就不会可怕，真相就没法被遮蔽!”
一些医护人员被打动了，他们提供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况。例如，医院曾编制一个会自动乱收费的电脑程序，一些医生为拿回扣而滥用药物医死了人，如此等等。但他们多以口头陈述为主，缺乏书面证据，这对一个调查报道来说有致命的危险。
必须找到书面证据。在一个僻静的餐馆里约见了一位内部医护人员。这位医护人员告诉我，他曾经复印了深圳二院烧伤科上百本涉嫌乱收费的病历。后来，时任烧伤科主任的朱志祥被“双规”后安然释放，令他绝望，一怒之下他把病历全烧掉了。
在此后的十余天里，我陷入了寻找物证的僵局中，甚至懒得给那位举报人复短信。有一天，他发来了这样的短信： “说实话，没有您的消息我很是不安：一为无法彻底帮助您，二怕您灰心走了……您不能放弃啊，没有您真相如何大白!”
我重新鼓起了勇气。通过一些医学专家的途径，在广东工伤康复中心找到了两个被多收161万元治疗费的工伤病人。由于医药费用是社保买单，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被乱收费。但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掌握他们收费单据的工厂方，我从工厂方那里拿到医院的大量非法收费单据。我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我发短信给举报人，他的回复把我逗笑了：“我和你一样相信，没有迎不来的黎明……”
就在证据收集越来越顺利的几天中，报社热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深圳的自杀者，在死前想找记者傅剑锋聊聊。为了挽救这名自杀者，我立即电话回复。不过当时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新买了一个手机号回复他。结果一听声音，觉得其哭腔是装出来的。谈了几句后他就问我在哪里，是不是在深圳。我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不像一名自杀者死前想说的话。我出其不意地反问他：“你是医生吗？”电话对面的声音一下子慌了，说：“是的。”我明白了七八分，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安慰了他一番再挂机。我把这一情况发短信给举报人。举报人告诉我：“可能是你去广东工伤康复中心的采访，让对方知道了你在调查。这个所谓的自杀电话是来刺探你行踪的。”他建议我第二天就返回广州，然后再用广州的固定电话给这名“自杀者”打个安慰电话，要透出调查没有成功被迫回广州的假信息，使对方放松警惕，再杀一个回马枪返回深圳继续调查。他的建议和我的想法竟然惊人一致，不由生出心有戚戚焉之感。
后来，他帮我找到了初向深圳市社保巾心举报烧伤科对工伤保险的病人乱收医药费的举报人。这位举报人告诉我，他也因为看不惯那些昧着良心的敛财行为而去举报，但害怕被报复，所以至今没有到社保局去领20万元的举报奖金。由此看来，我的那位举报人的建议一点也不是多余之举。
40多天里，这位始终没有现身的“深喉”时时指引我，使我收集到了所需的各类证据。 《两起工伤病例多收161万天价医疗黑洞吞噬社保基金》的报道终于出炉，涉案的医生朱志祥被正式“双开”了。紧接着，央视义曝光了深圳人民医院的另一起天价医疗事件。神秘举报人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在所有人都不敢言的时候，你以良知做了该做的。世上我只感佩你。”后面是连续十个感叹号。我立即回复他：“敢言对我来说是职业要求，而你身处其中，却如此勇敢，这才是真相能揭开的核心原因。我向所有富于良知的人致敬!”
他没有再同复，他像一粒沙子消失在大海中那样无迹可循了。
我陷入沉思中。我想起了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如果没有中情局长费尔特暗中提供关键性的线索与证据，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揭开这一白宫政治黑幕。直到30年后，费尔特才在逝世之际向美国人民说出了真相。他的孙子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称： “家人都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美国英雄，他不顾个人安危，将国家从一个极度不公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穿越30年的时空，从英雄般的“深喉”费尔特到我的这位芸芸众生里的神秘朋友，我看到了闪耀在不同国度的共同精神——即使身处利益体系之中，也不轻易向利益体系内的不合理潜规则低头，而是守住良知的底线，默默地为公共利益承担起道义与责任。
我在想，或许要在多年以后，我的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才会在午后的阳光里邀请我去喝上一杯咖啡，然后讲述一个关于良知与良心的理由。
（相关报道：《两起工伤病例多收161万 天价医疗黑洞吞噬社保基金》，《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逃亡的警察，你还好吗
早认识徐健，是源于一次在MSN上和一位律师朋友聊天。朋友说，有个叫徐健的警察因为举报上级领导，遭到报复和打击，现在四处逃亡，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你看能不能关注一下？
当时，我心中很纳闷，一个警察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即使得罪上级，也可通过组织来协调解决，何来生命危险？疑惑不解，但我还是让朋友把联系方式留给徐健。
晚上，徐健打来电话。在一阵急促、颤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疲累。电话信号也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飘忽在空气中。从他冗长而复杂的叙述中，我慢慢明白，这是一个听上去荡气回肠的冤屈故事。
事情大抵是这样：据徐健称，他是北方某市一个刑警，因为不愿意掺和领导之间的人事纠纷，而遭致报复，后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开除。就在徐健向上级部门申诉的过程中，另一个灾难意外地落到他头上。
一名高层领导的夫人因为嫉恨丈夫包“二奶”，破坏了他们原本幸福的家庭，决定出价20万元雇人杀了“二奶”。她找到了徐健。她认为这位“下岗”刑警对领导有怨恨，应该是杀手的好人选。见面那天，徐健看到两个黑衣壮汉跟着领导夫人。刑警出身的徐健知道如果当时不答应接下“杀人生意”，自己肯定会被灭口。两天后，徐健收到了笔预付款17万元和一张事成之后兑现的“3万元白条”。惊骇之下的徐健，带着钱和其他证据，连夜向省里有关部门举报，将自己蒙冤受屈，那名高层领导贪污及其夫人准备雇凶杀人的阴谋统统揭开。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有人在黑白两道放出话来，要整死徐健。屡受威胁的徐健从此被迫踏上逃亡申诉之路。
说着说着，这个汉子禁不住呜咽起来。“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一定要到广州，去你们报社，把录音和‘3万元白条’的证据当面给你们看。”徐健非常执拗，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南方周末是我后的希望!”
我始终认为一家报社承载不了如此沉重的厚望和寄托，但我尽自己所能。通话结束后，我和新闻部编辑商量，先和徐健见面，等基本了解背景和相关证据后，再决定是否报道此事。
很快，徐健来到广州。当时我还在贵州出差，他先到报社和一位编辑交流了情况。此后，他便在报社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非要等我出差回来，见上一面。他孤身一人耐心地呆在招待所房间里，每天给我发一则短信，询问我在贵州的采访情况和行程安排。后来，他告诉我，因为怕打搅我的工作，一直不敢打电话。
三天后，我匆匆结束了在贵州的采访，赶回广州。8月的一天，我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徐健。在打开招待所房门的一刹那，徐健探出头来，眼中闪过一丝迟疑和谨慎。也许是职业习惯，他直到看清我的面貌后，才小心地取下门上的保险链扣锁。
没有想象中北方大汉的伟岸和强壮，徐健是个中等个头、皮肤白皙的中年人。他说话语速很快，思维敏捷，表达逻辑严谨，和电话中判若两人。他说，只有在远离北方的广州，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夜里睡得稍微踏实一点。
徐健从枕头下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打开几个包层后，拿出一块电子表和一张边角磨烂的A4纸，上面有几行字。徐健说，八年举报和逃亡的生活，他就靠这两个物件支撑下来。那块带有录音功能的电子表录下了那名领导夫人的全部谈话——出价20万元请他去杀“二奶”；而那张纸上则是“3万元白条”，上面有这名领导夫人的亲笔签名。
徐健把这两件证据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两件证据分别藏于两个省。这次来广州，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己的经历，他分别去两省将两个证据聚到一起。
八年中，徐健先后写过3000多封申诉举报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也曾去公安部申诉和举报，公安部领导作了相应批示，但事情一直没有解决。
讲述中，徐健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突然，他沉默不语，把头高高昂起，看着天花板，试图掩饰自己发红的眼眶，但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八年来，徐健四处逃亡，妻子离他而去。他也从来不敢给家中老母亲打电话，因为怕电话监听暴露行踪。一位好友因执著地帮助徐健而耗尽家资，妻子气得和他离婚，徐健对那位朋友一直心怀歉疚。
绝望的时候，徐健曾想过与迫害他的人同归于尽，自己为自己“平反”。一位朋友甚至帮他找好了枪，但这位昔日的射击标兵还是放弃了。徐健知道，一旦跨出这一步，他一直渴望追寻的清白就会永远离他而去。
不知谈了多久，我们才想起都没有吃饭。于是，我带徐健到报社后面一家饺子馆。一路上，他双手紧抱装着两件证据的挎肩包，眼睛警惕地扫描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到了饺子馆，他挑了一张背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吃饭的时候，徐健先观察了一下大堂，然后双眼再没有离开过挎肩包。
六个饺子，一杯茶水，徐健说他已经饱了，我不知道他是客气还是真话。但他说，逃亡八年，他的胃已经坏了，吃不下东西，“原来120斤的身体已经瘦成90多斤”。
第二天，徐健准备回北方去，他买了一张便宜的硬座票，带着几个馒头上车。临走时，我向报社申请，给他报销了在广州的住宿费。
因为种种因素，这个报道没有公开发出来，但报社通过相关渠道，将徐健的材料和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上去。
现在的徐健仍然四处逃亡，他变得更加焦躁了。近，有人放出话来，同样以20万元要徐健的人头。我的手机里不时收到徐健发来的短信，说他现在存河北某个小县城里，每到晚上，他就找个浴室，在躺椅上对付一晚，那儿便宜又暖和，15块钱一晚。他频繁地换着落脚点，一个地方从不呆两个晚上。
近，徐健发来一则短信，说公安部督导组到了河北，他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一一向不惮以坏结果来揣度这条利好消息，但如果不幸失验，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又是一年多过去了，徐健，你过得还好吗？
一直想面见一位朋友，但是我至今不知道他（姑且以男性“他”称之吧）的名字，甚至性别。
他是我在调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中的举报人，隐姓埋名在医疗系统里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神秘的线人。
我无法描摹他的形象，但我想他明显的性格特征是不轻言放弃。9月与10月，在我出差期间，他以每星期一封的频率给我寄举报信。他在信里称还以同样的频率给深圳的一些监管机构和国家监察部寄信。
举报信全部是打印文字，信封有六个鲜红的惊叹号，没有署名。举报信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个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朱志祥被‘双规’后又安然出来，能量之大让人不解。”举报信称：“而在近4年来，他巧立名目，吞噬的工伤社保金远多于此……”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题材，尤其是在国家总理都强调要守护好社保基金的背景下。
信封上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打过去都接不通的手机号，旁边注明：只能发短信。我不清楚这个手机号码是否失效了，就试着给他发信息。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回复。我推想他可能因为我没有及时回复而扔掉了这个号码。
如果没有内部举报人，如此大的黑幕，记者以一己之力根本没法揭开。但现在，这个调查大题很可能与我失之交臂。我清楚这些内部举报人的心理，他们在举报无望后，常常会销毁一切痕迹，包括销掉电话号码，以求自保。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短信却忽然在几天后的深夜降临：“能联系上你真好，如果你有足够的坚持与勇气，就可以发现巨大的黑洞。”我一下子就笑了，发给他短信：“我以为你已经销掉手机号了，看得出你是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回复：“只是尽一名医务人员的本分而已，其实私下里，很多医务人员都是见不得那些不讲医德的行为的。”
我不敢肯定他的举报动机是纯粹地为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与涉案医生朱志祥的个人恩怨。所以先面见他，有利于我判断他的动机，也有利于进一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到了深圳后，不断地通过短信希望和他见面。他回复：“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害怕丢掉工作，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和朱志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一些“精神异教徒”。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良知特别敏感，即使是利益共同体的受益者，也会时时反思这个利益体内那些挑战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行为。我曾经接触过向央视举报美容材料“奥美定”的“深喉”，一位心怀任侠的卫生系统官员。我也曾经碰到过某省巨大腐败窝案的举报人，一位游走在政商两界的良知之士，数年不息地和腐败战斗。我也碰到过由地下转向地上的举报者，一个叫黄元勋的煤矿主，连年举报，富裕的家庭变成一贫如洗，唯有举报材料如山。在多次受到生命威胁后，他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贪官被扳倒之日，他和当地民众一起放鞭炮相贺，在电话里向我欢声大喊……
想到此，我意识到不必急着和这位神秘举报人见面。举报人差不多每天给我发短信，询问调查的进程，提供我需要的大量涉案人和监管机构的电话。
他建议我找到几位知情医护人员。我一一给他们写信道：“你看到这封信时，请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不，这个社会其实不乏好人，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藏在暗处，他们沉默着，他们缺乏勇气。在这个不乏好人的社会里，可悲的是好人的孤立无援与孤军奋战，所匮乏的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相互支援。只要好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哪怕是能够暗中团结起来，黑暗就不会可怕，真相就没法被遮蔽!”
一些医护人员被打动了，他们提供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况。例如，医院曾编制一个会自动乱收费的电脑程序，一些医生为拿回扣而滥用药物医死了人，如此等等。但他们多以口头陈述为主，缺乏书面证据，这对一个调查报道来说有致命的危险。
必须找到书面证据。在一个僻静的餐馆里约见了一位内部医护人员。这位医护人员告诉我，他曾经复印了深圳二院烧伤科上百本涉嫌乱收费的病历。后来，时任烧伤科主任的朱志祥被“双规”后安然释放，令他绝望，一怒之下他把病历全烧掉了。
在此后的十余天里，我陷入了寻找物证的僵局中，甚至懒得给那位举报人复短信。有一天，他发来了这样的短信： “说实话，没有您的消息我很是不安：一为无法彻底帮助您，二怕您灰心走了……您不能放弃啊，没有您真相如何大白!”
我重新鼓起了勇气。通过一些医学专家的途径，在广东工伤康复中心找到了两个被多收161万元治疗费的工伤病人。由于医药费用是社保买单，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被乱收费。但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掌握他们收费单据的工厂方，我从工厂方那里拿到医院的大量非法收费单据。我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我发短信给举报人，他的回复把我逗笑了：“我和你一样相信，没有迎不来的黎明……”
就在证据收集越来越顺利的几天中，报社热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深圳的自杀者，在死前想找记者傅剑锋聊聊。为了挽救这名自杀者，我立即电话回复。不过当时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新买了一个手机号回复他。结果一听声音，觉得其哭腔是装出来的。谈了几句后他就问我在哪里，是不是在深圳。我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不像一名自杀者死前想说的话。我出其不意地反问他：“你是医生吗？”电话对面的声音一下子慌了，说：“是的。”我明白了七八分，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安慰了他一番再挂机。我把这一情况发短信给举报人。举报人告诉我：“可能是你去广东工伤康复中心的采访，让对方知道了你在调查。这个所谓的自杀电话是来刺探你行踪的。”他建议我第二天就返回广州，然后再用广州的固定电话给这名“自杀者”打个安慰电话，要透出调查没有成功被迫回广州的假信息，使对方放松警惕，再杀一个回马枪返回深圳继续调查。他的建议和我的想法竟然惊人一致，不由生出心有戚戚焉之感。
后来，他帮我找到了初向深圳市社保巾心举报烧伤科对工伤保险的病人乱收医药费的举报人。这位举报人告诉我，他也因为看不惯那些昧着良心的敛财行为而去举报，但害怕被报复，所以至今没有到社保局去领20万元的举报奖金。由此看来，我的那位举报人的建议一点也不是多余之举。
40多天里，这位始终没有现身的“深喉”时时指引我，使我收集到了所需的各类证据。 《两起工伤病例多收161万天价医疗黑洞吞噬社保基金》的报道终于出炉，涉案的医生朱志祥被正式“双开”了。紧接着，央视义曝光了深圳人民医院的另一起天价医疗事件。神秘举报人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在所有人都不敢言的时候，你以良知做了该做的。世上我只感佩你。”后面是连续十个感叹号。我立即回复他：“敢言对我来说是职业要求，而你身处其中，却如此勇敢，这才是真相能揭开的核心原因。我向所有富于良知的人致敬!”
他没有再同复，他像一粒沙子消失在大海中那样无迹可循了。
我陷入沉思中。我想起了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如果没有中情局长费尔特暗中提供关键性的线索与证据，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揭开这一白宫政治黑幕。直到30年后，费尔特才在逝世之际向美国人民说出了真相。他的孙子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称： “家人都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美国英雄，他不顾个人安危，将国家从一个极度不公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穿越30年的时空，从英雄般的“深喉”费尔特到我的这位芸芸众生里的神秘朋友，我看到了闪耀在不同国度的共同精神——即使身处利益体系之中，也不轻易向利益体系内的不合理潜规则低头，而是守住良知的底线，默默地为公共利益承担起道义与责任。
我在想，或许要在多年以后，我的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才会在午后的阳光里邀请我去喝上一杯咖啡，然后讲述一个关于良知与良心的理由。
（相关报道：《两起工伤病例多收161万 天价医疗黑洞吞噬社保基金》，《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逃亡的警察，你还好吗
早认识徐健，是源于一次在MSN上和一位律师朋友聊天。朋友说，有个叫徐健的警察因为举报上级领导，遭到报复和打击，现在四处逃亡，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你看能不能关注一下？
当时，我心中很纳闷，一个警察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即使得罪上级，也可通过组织来协调解决，何来生命危险？疑惑不解，但我还是让朋友把联系方式留给徐健。
晚上，徐健打来电话。在一阵急促、颤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疲累。电话信号也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飘忽在空气中。从他冗长而复杂的叙述中，我慢慢明白，这是一个听上去荡气回肠的冤屈故事。
事情大抵是这样：据徐健称，他是北方某市一个刑警，因为不愿意掺和领导之间的人事纠纷，而遭致报复，后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开除。就在徐健向上级部门申诉的过程中，另一个灾难意外地落到他头上。
一名高层领导的夫人因为嫉恨丈夫包“二奶”，破坏了他们原本幸福的家庭，决定出价20万元雇人杀了“二奶”。她找到了徐健。她认为这位“下岗”刑警对领导有怨恨，应该是杀手的好人选。见面那天，徐健看到两个黑衣壮汉跟着领导夫人。刑警出身的徐健知道如果当时不答应接下“杀人生意”，自己肯定会被灭口。两天后，徐健收到了笔预付款17万元和一张事成之后兑现的“3万元白条”。惊骇之下的徐健，带着钱和其他证据，连夜向省里有关部门举报，将自己蒙冤受屈，那名高层领导贪污及其夫人准备雇凶杀人的阴谋统统揭开。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有人在黑白两道放出话来，要整死徐健。屡受威胁的徐健从此被迫踏上逃亡申诉之路。
说着说着，这个汉子禁不住呜咽起来。“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一定要到广州，去你们报社，把录音和‘3万元白条’的证据当面给你们看。”徐健非常执拗，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南方周末是我后的希望!”
我始终认为一家报社承载不了如此沉重的厚望和寄托，但我尽自己所能。通话结束后，我和新闻部编辑商量，先和徐健见面，等基本了解背景和相关证据后，再决定是否报道此事。
很快，徐健来到广州。当时我还在贵州出差，他先到报社和一位编辑交流了情况。此后，他便在报社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非要等我出差回来，见上一面。他孤身一人耐心地呆在招待所房间里，每天给我发一则短信，询问我在贵州的采访情况和行程安排。后来，他告诉我，因为怕打搅我的工作，一直不敢打电话。
三天后，我匆匆结束了在贵州的采访，赶回广州。8月的一天，我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徐健。在打开招待所房门的一刹那，徐健探出头来，眼中闪过一丝迟疑和谨慎。也许是职业习惯，他直到看清我的面貌后，才小心地取下门上的保险链扣锁。
没有想象中北方大汉的伟岸和强壮，徐健是个中等个头、皮肤白皙的中年人。他说话语速很快，思维敏捷，表达逻辑严谨，和电话中判若两人。他说，只有在远离北方的广州，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夜里睡得稍微踏实一点。
徐健从枕头下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打开几个包层后，拿出一块电子表和一张边角磨烂的A4纸，上面有几行字。徐健说，八年举报和逃亡的生活，他就靠这两个物件支撑下来。那块带有录音功能的电子表录下了那名领导夫人的全部谈话——出价20万元请他去杀“二奶”；而那张纸上则是“3万元白条”，上面有这名领导夫人的亲笔签名。
徐健把这两件证据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两件证据分别藏于两个省。这次来广州，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己的经历，他分别去两省将两个证据聚到一起。
八年中，徐健先后写过3000多封申诉举报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也曾去公安部申诉和举报，公安部领导作了相应批示，但事情一直没有解决。
讲述中，徐健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突然，他沉默不语，把头高高昂起，看着天花板，试图掩饰自己发红的眼眶，但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八年来，徐健四处逃亡，妻子离他而去。他也从来不敢给家中老母亲打电话，因为怕电话监听暴露行踪。一位好友因执著地帮助徐健而耗尽家资，妻子气得和他离婚，徐健对那位朋友一直心怀歉疚。
绝望的时候，徐健曾想过与迫害他的人同归于尽，自己为自己“平反”。一位朋友甚至帮他找好了枪，但这位昔日的射击标兵还是放弃了。徐健知道，一旦跨出这一步，他一直渴望追寻的清白就会永远离他而去。
不知谈了多久，我们才想起都没有吃饭。于是，我带徐健到报社后面一家饺子馆。一路上，他双手紧抱装着两件证据的挎肩包，眼睛警惕地扫描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到了饺子馆，他挑了一张背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吃饭的时候，徐健先观察了一下大堂，然后双眼再没有离开过挎肩包。
六个饺子，一杯茶水，徐健说他已经饱了，我不知道他是客气还是真话。但他说，逃亡八年，他的胃已经坏了，吃不下东西，“原来120斤的身体已经瘦成90多斤”。
第二天，徐健准备回北方去，他买了一张便宜的硬座票，带着几个馒头上车。临走时，我向报社申请，给他报销了在广州的住宿费。
因为种种因素，这个报道没有公开发出来，但报社通过相关渠道，将徐健的材料和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上去。
现在的徐健仍然四处逃亡，他变得更加焦躁了。近，有人放出话来，同样以20万元要徐健的人头。我的手机里不时收到徐健发来的短信，说他现在存河北某个小县城里，每到晚上，他就找个浴室，在躺椅上对付一晚，那儿便宜又暖和，15块钱一晚。他频繁地换着落脚点，一个地方从不呆两个晚上。
近，徐健发来一则短信，说公安部督导组到了河北，他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一一向不惮以坏结果来揣度这条利好消息，但如果不幸失验，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又是一年多过去了，徐健，你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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