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8923514
-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深化之作——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重要成员迪克·赫伯迪格，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后又一力作，是作者学术思想转变并深化的忠实记录。
- 流行文化研究的杰出之作——
通过将青年亚文化同消费、时尚、设计、品味等问题相关联，作者带我们经历了一场从亚文化穿越后现代主义并走到它的“另一面”的旅行。
- 丰富生动的个案剖析，为当下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鲜活范本——
朋克、摇滚、摩登少年、雪佛兰轿车、波普艺术、比夫漫画……各类物、形象和文化现象的生产和消费，尽收赫伯迪格笔下，他对其广泛的文化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品味之影响的描绘，分析之精辟、文笔之优美，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场有关形象与物的旅行，始于19世纪早期亨利·梅休笔下的伦敦贫民窟的小贩文化，终于在美国中西部“正午时分”搭车前往“无地之路”。作者运用符号学、大众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透析了各式各样的流行事物和文化现象，呈现出一个充满细节的景观，作者认为，唯有将分析建立在这些具体对象之上，我们才能抵消相关理论学说的局限性。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1）“年轻的生活”关注的是作为“亚文化”存在的青春形象；（2）“品味、国家和流行文化”关注的是作为消费与时尚的物；（3）“命悬一线”关注的是英国波普传统在当代的艺术形象；（4）“后现代主义和‘另一面’”则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时尚做了系统检视。
这份“旅行”记录的路线看似随意，却暗含了作者在这个世界中对价值、意义和方向的追求。在这里，市场和符号的“逻辑”合谋表明，如今“没有地方可以去，除非去商店”。
总序
致谢
引言
第1部分 年轻的生活
1 隐在亮光之中：青年监控及其形象呈现
2 错误的身份：为什么约翰·保罗·里奇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第2部分 品味、国家和流行文化
3 走向一种品味的地图学：1935—1962
4 作为形象的物：意大利的踏板摩托车
5 低级趣味：关于波普艺术的笔记
第3部分 命悬一线
6 设法应付“然而”：在比夫漫画的怪诞世界里
7 “星球一号”的底线：应对《面孔》
第4部分 后现代主义和“另一面”
8 对“后”学的审视
9 附言1：致命的策略
10 附言2：言语之后
11 附言3：空间与边界
12 附言4：学会在通往无地之路上生活
索引
译后记
总算有一本能清楚解释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了……本书对流行文化的后现代分析，详尽、机智、诙谐，出自一位同样对大卫·拜恩、比夫漫画、《面孔》杂志、约翰·伯格、罗兰·巴特、让·鲍德里亚和詹姆斯·布朗着迷的作者之手。
——《方钉子》
……对于我们之中那些既希望缅怀雷蒙·威廉斯又情不自禁地喜爱凯莉·米洛的人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振奋与欣慰的作品。
——西蒙·弗里思，《媒介教育杂志》
按照一些当代文学理论家的说法，我们正处于书本（book）终结的时代。“书本”这个词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和组织性，而这种连贯性与组织性，在个体声音已被去中心化、被虢夺特权及失去想象性回响的世界里，既不恰当，也不再需要。随着声音与书本消融在大量半完工状态的“文本”、众声喧哗的声音和不可通约的“多重立场”中，早期时代环绕在人类书写话语中的神圣光芒，已化为乌有。在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时刻之间，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本书刚好把这两个时刻并置在一起，就像大部分书理所当然所做的那样——它们在过去一直这样做。本书的写作，没有特定的起点，也没有一个主题的事先预示，只有一个构思的想法，然后被策划出来，后成为现实。大部分写作在“书本”处于预备过程中就已发生，本书也是如此。许多发表于此的文章，是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为不同期刊、杂志和读者所写。只是在对它们进行回顾时我才意识到，从一篇文章到下一篇、从一组关注点到下一组，这样的次序，似乎是在构建一种富有深意的框架和趋势。然而，我希望，这种方式是自然而然地出现，而非被迫性的。总是有一些问题会周期性地出现：一方面，这些问题均关乎消费、文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波普”、流行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还关乎“激进”批评的“危机”与“一般 [学术] 知识”的局限之间的关系。直到后一页，本书的写作就像是——虽然我并不总是如自己写作时一样清楚地意识到——经历了一场有关形象与物（如本书副标题显示的那样）的旅行；一场从亚文化穿越后现代主义并走到它的“另一面”的旅行；一场开始于 19 世纪早期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笔下的伦敦贫民窟的小贩文化，结束于在美国中西部“正午时分”（noon plus one）搭车前往无地之路（road to nowhere）的旅行。本书就是关于旅行的一种记录。如果它以书的形式集结在一起，而且确实如此，那么，也许在你对这种零散的片断文字进行阅读时，它给你的感觉，就像旅行者日记里的一些时断时续的随笔。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一致性的话，那就是写作的不一致的一致性（uneven consistency）。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 1 部分“年轻的生活”包含两篇文章。篇——本书的标题也取自此文——大致以 1983 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分校 20 世纪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为基础。重印于此的版本，是同年首发于《Ten.8》摄影杂志的版本。《Ten.8》摄影杂志是一本专注摄影理论和历史的杂志。本文追踪了两种刻板的青春形象的来源：作为麻烦的青年与作为娱乐的青年。前者多出现于 19 世纪“社会探索”的文学、社会政策文件和早期的纪实摄影；后者则出现于战后的市场调研、市场营销以及广告形象之中。这一概括性的谱系，其目的在于对目前备受关注的“青少年问题”作一个历史性透视，并且，文章后认为，今日英国的部分（镜头中的）青年人的粗暴表现，可以被视为对剥削、监管与窥视的一种对抗。这种对青年的窥探，在早期工业革命之后，已被各种利益相关的党派所滥用。作为本文的结论，我认为公开展示的青年文化扭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原来的被监视转变成一种被观看的快感。第二篇文章《错误的身份》，是关于南希·斯庞根（Nancy Spungen）和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之死，他们原本是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成员（如今足够引人注目的是，它已成为1986 年阿力克斯·考克斯 [Alex Cox] 执导的一部“主要新片”《席德与南希》的主题）。这篇文章以 1981 年我为艺术杂志《ZG》写的一个片段为基础。将它收录于此，不仅是为了纪念席德与南希之死，同时也是为了纪念朋克“亚文化”的“重要时刻”，以及亚文化的“否定”和“抵抗”的模式，而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更为早期的阶段。我从这三重的“祭奠”中所得到的经验是，理论模型就像人类的身体一样，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作为否定的亚文化”的观念与朋克相生共长，二者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亡俱亡……在“年轻的生活”这一部分，我试图对青年研究作一个告别。
第2部分“品味、国家和流行文化”，由三篇研究设计史和流行文化的文章组成，它们发表于 1981—1983 年，是我为艺术与设计理论杂志《布洛克》所写。在《走向一种品味的地图学》（本文收录于伯纳德·威茨 [Bernard Waites] 等人主编的《流行文化：过去与现在》[Popular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Croom-Helm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1981]）一文中，我试图描绘出 1935—1962 年人们对进口美国货（尤其是流行音乐和流线型产品）的不同反应。在《作为形象的物：意大利的踏板摩托车》中，我对意大利踏板摩托车这一商品作了个案研究。本文聚焦于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英国和意大利，就踏板摩托车的设计、产品，以及它的营销和广告投入等作了深入考察。这两篇文章，对所谓“中性的”品味类别提出一种社会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旨在揭开热销商品的“官方”评判的神秘面纱。
在这些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合法定义下，存续着一个隐秘的议题：它关乎国家、种族认同以及“遗产”（Heritage）问题。在消费价值观和流行文化广为传播的状况下，英国文化的特质被认为在战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批评者承诺捍卫“正宗的”（authentic）英国价值观，那些针对特定目标群体而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则开始成为堕落的象征。它们被认为对牢不可破的自立、自律以及老一套（男性）劳力的肌肉清教主义（muscular puritanism）的本土传统构成了一种威胁，从而导致了民族“软化”和“女性化”。家长主义者试图框定、控制和限定进口商品的流动，并决定它们的意义和用途。然而，这注定要失败，美国化和意大利风格迅速得以确立。这些商品的使用，非但没有导致英国文化的发展，反而在这段时期内被特定群体用来援引一种异国情调（一个是开放和富饶的“美国”，一个是平静和老于世故的“欧洲大陆”）以突显社会领域中的理想差异。
第三篇文章是《低级趣味：关于波普艺术的笔记》，我将这些主题延伸到艺术与时尚领域。一种类似的辩证法被认为规定了美国标志的吸引力，因为战后英国的新一代艺术家，急于从 1950 年代早期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定义的现代主义以及英国单调乏味的视觉环境中解脱出来。美国流行文化的“浮华”意象进入“纯粹”的艺术领域，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的成员们不仅认为这不正当，而且他们还抛弃了对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非常关键的批评概念，即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深度模式”。我并非要谴责或取消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保洛齐（Paolozzi）、汉密尔顿（Hamilton）、晚期的布莱克（Blake）、琼斯（Jones）、波舍尔（Boshier）、菲利浦斯（Philips）等一些波普艺术家，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只是满足于将他们对图像、形象与批量生产的物象所形成的魅力传递给观众。我认为，一部分波普艺术的直接影响和根本价值，来自它对易接近的、直接的和“表面”之物（而非复杂的、隐匿的与“深刻”之物）的颂扬，这在艺术领域就形成了一套评价现代主义姿态的激进的标准。
第3部分“命悬一线”包括两篇论述英国波普传统在当代传承（“比夫”卡通团队与《面孔》杂志）的文章。《设法应付“然而”》根据1986 年 3 月我在埃克塞特艺术与设计学院（Exeter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的演讲写成。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比夫的怪诞世界”的漫画，试图从中找出理想的读者并描述他们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的、形象饱和的“感觉结构”。《“星球一号”的底线》一文首次发表于 1985 年的《Ten.8》杂志，我对《面孔》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作了深入考察，反思了它在 1980 年代的适当性。我以《面孔》创刊五周年的一系列照片为由头，梳理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讨论中的一些主题和问题。这篇文章是“关于面孔”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就如我在原文指出的，它还表明了一种内心的变化。这种变化关系到生活、政治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我自己从拜物教的整体风格中区分开来——这种拜物教的整体风格与绵延不断的皇家婚礼结合，却又与遥远的大西洋群岛发生冲突，并被世界上可耻的政权以及创办很久的专制的贸易联盟所支持——它们在 1980 年代把这个地方称为“小不列颠”（great britain）。顺便说一下，对智力的“选项”和一场“世界之战”这样的类比，我们不应该太过认真。我们很少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且智力劳动与战争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现实关系——至少在我谈到的领域是如此。这些论文是对虚拟领域的映射，而不是真实的情节，并且，如果说我已经懂得了一丁点的后现代主义，那么我至少清楚，军事上的隐喻仅仅是隐喻而已，我们应该始终保留改变自己想法的权利。后，没有人能够选择一直生活在我所说的“星球一号”或“星球二号”中。相反，我们所有人正在不断地穿梭其间。
后一部分“后现代主义和‘另一面’”分为两部分。《对“后”学的审视》一文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作了一种历史学的和阐释学的概述。它写于 1986 年夏，是我为《传播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Inquiry）所写，该文是对同一期斯图亚特·霍尔访谈中的问题的回应。在访谈中，霍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论争。该部分的第二部分是专为本书写的四个“附言”。我试图通过检视“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工业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一种建设性的精神。这当然不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想法，这些“附言”代表着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去面对一种我能掌握的内容。我期待直面一些真正的核心问题，它们以一种未阐述和未确认的方式潜伏在本书其他地方。在“附言”中，我试图彻底地抛弃一些早期的“拒绝行为”（refusals），超越亚文化分析与阿多诺所谓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局限，去解决近期围绕着“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去探索真正增益于人生和充满正能量的维度。在本书的后，我试图做到“接地气”，我终放弃了那些完全是总体化知识的宏大姿态（这也是布莱克“常识”中的愚蠢主体）；同时，我还试着以一种细声细语的方式去说话，将自己视作一个有限的，性别化的，受特定视野、观念、阅历和知识所限制的个体。
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关乎我们所有人被迫与民族国家这一典型的现代范畴的关系。我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英伦风”与我引述的那些话语资源相关。为本书的基本路径提供主要理论与批评参照点的，有法国人，也有一些美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以及非常少的英国人。在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我就像许多艺术与社会科学的毕业生一样，曾试图逃离英国传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其他地方”，以此来策划自己的象征性背叛。但是到后，英国教育（虽很难吸收也很难理解）的烙印却依然明显。毕竟，在本书中所面对的争论，有着超出我们认知的更悠长的历史和更古老的起源。此处提出的许多关乎语言、意义与“真实”的问题，在过去北欧知识传统那里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而现在则倾向于被看作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即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之间的“荒谬”论争。符号或物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结论，这在以后也不太可能得到圆满解决。与此同时，旧的错误会重复出现。但是，有一个名叫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的英国人（他那沉着冷静的性格后来成为一种民族特征），在两个荒谬的命题（一个认为，只有物是实在的、普遍的；另一个认为，实在的是完全易得的，只有符号真正存在）之间，确立了一条中间路线。“奥卡姆剃刀” 定律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终将一些大问题简化到一个可管控的范围。对奥卡姆来说，真实的总是个体的，不是普遍的。科学只能通过调查个体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向前推进。英国经验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注重细节与结构的两面神似的（Janus-like）关节点上：一方面，它要求对特殊事物的光环产生敬畏感，对不可化约的自在之物的尊崇；另一方面，它要求对一致性力量的信仰、对持续性的信仰、对时间相对稳定性的信仰。我们不是在迷信权威的普遍前提下进行推理，而是追随了奥卡姆、培根、休谟、洛克和贝克莱等人的脚步，去对我们所知和所见的现象进行概括。我们总是有一个理由，回归到观察、感知和理性的直觉。后，我似乎已经沿着与奥卡姆平行的路径在跌跌撞撞地前行（尽管我走的路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碎石路——不过，这相较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来说，还是要归功于威廉·布莱克和英国浪漫主义）。这条路往往是两难之路（neither-nor），后的结果是，我既不“为”唯名论也不“为”实在论，既不“为”符号学也不“为”现象学，既不“为”后现代主义也不“为”文化主义，甚至更不是“为”文化研究——至少对教科书上所删汰的“趋势”和“传统”来说是如此，不过，目前正有人把这些称为“文化研究”。
如果我有一个偏好的话，那么这就是英国人执拗于特殊事物的偏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页的篇幅去讨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它就像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一样，毋庸置疑地摆在那儿，就像一个意大利踏板摩托车，既真实，又坚固，而且随时可以使用。很多人认为不必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这可能就像老话说的那样：用大锤子去敲核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希望就是，核桃被证明是如此坚硬和难以敲破，必须借助大锤。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要逃避这些论争的术语，它们规定并形成了本书的框架。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泥泞和被限定的国度。在这一国度中，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时机和境况：符号与意义，事件与结构，机遇，梦想，各种利益冲突，人欲横流，众声喧哗，各怀鬼胎等相互混杂。后，我试图在形象与物的边界行走，但我认为不仅仅是那些旧形象与旧物，而是那些触动我的形象以及那些我认为真正重要的物。
直到后一段，我可以确立本书写作的立场。福柯曾把“结构主义”与“反结构主义”的学术论争描述成由哑剧演员、翻筋斗演员、小丑和傻瓜轮番上演的一场杂耍。我虽然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我多么努力地要离开这种由圆形表演剧场、木屑味和废话连篇的刺鼻气味交织在一起的场合，它们总是会把我拉回来。本书将以傻瓜和笑笑先生的形象收束，到后，我与其他人一样都成了哑剧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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