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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139942
目 录
徐宗懋 蒋经国与台湾
赵海成 尘封的日记与照片
姚小平 死亡右派蔡恢的惟一影像
何蜀 画魂师表
孙卓 我的母亲
张永芳 两个人的故事（下）
陈悦 远航
杨民青 徒步串联五千里
吕建国 初中生活的记忆
高岩 宣传队逸事
邹海宁 难忘春华岁月
蔡登山 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
胡剑 远去的童子军
郭耀宗 七十年前的合影
张宏文 之江大学校歌及其他
田承军 美国传教士与泰山孤贫院
马庆芳 日踞时期的台湾日月潭
冯克力 百姓的亲情
赵海成 尘封的日记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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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芳 日踞时期的台湾日月潭
冯克力 百姓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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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台湾 徐宗懋
4月间，台湾各地出现“蒋经国热”，在曾经当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发动下，有关蒋经国百年诞辰的各种纪念活动：展览、出版、音乐会、座谈会等等报道与评论，席卷了媒体；相对于此，反对党则破口大骂，反对派的名嘴在电视上争相数落蒋经国的“政治罪行”，东一句“独裁者”，西一句“死人”。一时间，正反两种声浪相互激荡，就如同台湾其他大大小小事情一样。
两岸信息的密集交流
说来也巧，笔者与《老照片》结缘，就是从写蒋经国开始的。十一年前，笔者写了一篇《蒋经国与他的家人》，附以图片，投稿《老照片》，后刊在第五辑中。当时两岸对彼此的了解还很有限，对同一件事的印象往往有截然不同的道德出发点，原因是双方长年政治洗礼的差异。《老照片》的价值正在于透过图文重现往事，以创造多元的思考空间。十年来，大陆已换了一代的领导人，台湾更经历了二次的政党轮替，大陆和台湾各自的变化，透过公开的交流，微妙地影响了人民的视野。对于大陆人民而言，台湾似乎分为两部分：一是某种民国时期人物的延续，像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何应钦这些人；二是台湾本地社会的人物，如邓丽君、琼瑶、三毛、周杰伦、陈水扁、马英九等人。对于前者的再认识，等于是提供民国历史的反思，后者则是两岸间即时的参照，无形中对情绪和思维冲击更大。
尽管如此，对大陆百姓而言，台湾社会的变化本质上仍停留在信息层面，不过对于住在台湾的我们而言，这些变化实等同于我们自己的变化。从蒋经国执政，到他过世，一直到今天，笔者从青少年到青年，到今天的半百之龄，其间风风雨雨，点滴在心头。回首前尘，值回味的是社会文化的转变，有些东西是传统中国的，有些却是过去未曾有之，尤其值得去深究的。蒋经国重要的政治训练，完成于他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他的政治组织的技巧和风格，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蒋经国是怎样由一个马列主义者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开明专制者，又是怎样于过世前一手将台湾推进多党代议政治的时代的呢？
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蒋经国贯彻国民党党国体制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号称始于1924年的国共合作。从那时起，军队里开始设党部和党代表。然而这种党国体制却是半吊子的，因为真正的苏联体制，党权高于军权，党代表可以剥夺军事指挥官的职权，并直接执行军事指挥。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党代表从来不具备这么大的权力；相反地，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身旁竞潜伏着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果是真正严密的党国体制，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监督军队是依靠戴笠领导的特务机构，而非思想统一、纪律严格的党组织。正是由于党政军并没有真正结为一体，蒋介石指挥各部一致行动时，有时竞不得不像支使传统的江湖兄弟那样，屈尊请托。抗战前，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那时他浑身散发着布尔什维克气息，在赣南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发动群众，消灭旧社会陋习。对于蒋经国这个在苏区故地重新插上红旗的怪异的竞争对手，中共一时还有点摸不清底细，颇感纳罕。而等到蒋经国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举吸引年轻人加入时，这才让一向长于发动和组织青年的中共方面感到了竞争的威胁。
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实行改造，首先是检讨在大陆惨败的原因。胡适、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国民党未能贯彻民主宪政，导致神州失利，因此应加强民主建设，他们创办了《自由中国》，而且批判言词日趋激烈。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蒋经国则几次在内部更直接地说，当初正是因为这些人，国民党才吃了这么大的亏。所谓国民党的改造，就是要采取某种办法，保证不会再吃这种亏。1950年，蒋经国出任“总政战部主任”，创办政治作战学校，毕业后的政战人员直接被派驻部队、学校、电台、报社、宗教团体等等。1952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的三青团，透过一套“救国救民”的论述，加上宣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鼓动年轻人的热情。在组织和思想双重控制下，中共地下党在台湾失去了社会活动空间，两次遭到全面的捕杀。1955年，国民党将领孙立人因涉嫌勾结美国，被解除职务，遭到长期软禁。1957年，因驻台美军治外法权问题，台北群众攻击美国大使馆的刘自然事件，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以及雷震等人入狱事件等等，背后都有蒋经国的影子。他跟共产党斗，跟美国人斗，跟自由派斗，意志坚强，冷酷无情。台湾社会被打造成战争堡垒，知识分子普遍感到精神苦闷。不过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国民党度过了危机的阶段，重新站稳了脚步，过去成为致命伤的军队派系问题也成为历史，几次台海海空战事显示，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也较内战时期大为提高。
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
表面上，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台湾和大陆很相像，街头到处张贴着标语，电台播放的尽是歌颂领袖的歌曲或是抨击敌人的评论。然而，台湾和大陆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分野。首先，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学说，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政治，这是辛亥革命的建国哲学，也是国民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任何人都不能窜改它，任何反民主的手段都只能解释成权宜之计，至于权宜多久，那是可以讨论的。在基本意识形态上，这个哲学并没有把某一阶层的人民视为天然的敌人，必须严加打击管控。再者，台湾毕竟是实施财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决定了资金、人员、居住地点和工作机会的快速自由流动，这与僵化的政治控制有着根本的不同。事实上，当经济越发展，这股流动力力量越大，甚至终出现冲破政治控制的趋势。此外，既然台湾经济运作与美国、日本的资本主义体系连为一体，其文化观念和行为价值自然逐渐受后者影响，这不是任何当政者主观上能逆转的。
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亚洲四小龙”研究热，为何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能继日本之后，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亚洲新兴工业体？他们将原因归于“儒家的工作伦理”，甚至归于韩国、台湾、新加坡当局的铁腕统治（即使香港也不存在民选首长和具有权力制衡性质的立法机构）。西方学者显然面临道德上的两难，既不能过于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只能说开明专制有助于制订明确、公平的市场规范，抑制市场原始掠夺陛格，引导其步入正面循环，让大多数人在成长中受益，从而产生继续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力量。
开明专制中的社会心灵变化
在笔者个人的成长记忆里，童年日子过得非常平静。我家住在高雄芩雅区，房子前面是稻田和石子路，经常有打赤脚的儿童卖棒冰和拾荒，少数还会讨饭。我亲眼见过一对兄弟为了争夺要到的残羹，吵得面红耳赤。接下来的几年，石头路铺成柏油路，稻田上盖起了成排的房子，卖棒冰和拾荒的小孩不见了，倒是经常看到崭新纸箱包装的电视和冰箱，由货车载着开到某一住户。人们谈论着电影、电视、春节除夕晚会、体育赛事、穿着打扮，等等。媒体上有关领袖和主义的宣扬，不仅不刺耳，反而带来一种安全安定以及心有所属的幸福感。我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什么人会被抓被关，如果有，那也是可怕的“匪谍”或“叛乱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国家”、“民族”、“政府”和“国民党”四者很微妙地混在一起。事实上，这正是党国体制下的社会集体心理。蒋经国执政后期，由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演化力量，开始让上述四者出现区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可及，而是在大大小小的权力不断更替中实现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也是从一开始的怀疑、抗拒到适应、接受，一直到习以为常和处之泰然。
基层民主冲击党国体制
台湾光复以后，省议会、县市长、县市议员均实施直接民选。选举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掌握经济和媒体资源，又因为新的政党不被获准成立，反对者无法集结成组织性的力量，其政治言论还受到一系列安全法令的限制，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叛乱犯的帽子。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下，反对派自然难成气候；尽管如此，选举的形式毕竟存在，个人还是可以以无党籍的名义参政，无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一般可拿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选票。选举季节一到，台湾民众对于满街跑的宣传车已习以为常。他们也很清楚，选举当天，要拿投票单、身份证、印章到邻近的投票所，几十年来一直是如此；换句话说，选举的形式和民众投票的权利意识一直是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只是公平性，包括发表言论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以及组织政党的权利。如果竞争的条件公平，反对派的席次必然可以大幅增加。
事实上，只要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存在，必然会冲击到党国体制运作的根本。举例说，假设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相当于书记）是台北市的实质权力者，但如果台北市是由无党籍人士当选市长，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又如何去指挥他？就算台北市长是由国民党籍人士当选，由上级指派的市党部主委如何去指挥由全体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国民党籍市长呢？这套制度实施下去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会逐渐集中在民选首长手中；二是国民党领导层必然也会依靠党部民主程序产生，只有政党内部的权力运作与社会权力运作保持一致时，政党才能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否则会被后者所淘汰。这个道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现实中却是充满净扎、混乱和痛苦，因为没有人会自动交出权力，价值观念的转换更代表过往信仰的重组，往往激发心灵的创伤。
剧烈变动的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笔者刚从大学毕业，投入社会。台湾正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今天看来，这些杂志的文字水准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不少报道也是捕风捉影，耸人听闻，但当时只因它们敢于冲破禁忌，包括直接抨击当局基本政策、直接批判一些蒋家成员的特权，或重新评价一些敏感的历史事件，就吸引了大量读者。于是，“警备总部”动辄签发公文，以“伤害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为由，查禁某份杂志的某一期，严重的则是整本杂志被禁掉。尽管如此，法令除了不准发行某一期杂志外，并没有实质处分杂志的发行人或总编辑。于是后者又立刻登记创办另一份新的刊物，反正只要有利可图，被查禁反而是刺激销路的方式，这无疑又鼓舞他们发表更激进的言论。
可以说，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言论的冲撞开始。除了关关开开的党外杂志之外，每到选举，党外人士的场子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党外人士缺乏经济资源，只能靠支持者捐钱，艰困的环境使得党外人士个个能言善辩，虽然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言，但无庸置疑，他们更能贴近地方的情绪。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党外人士选上省、县市议员的比率逐次增加。尤其那些著名政治犯的家属，只消在选举造势台上哭诉不幸的家庭境遇，就能获得可观的选票。至于刚出狱的政治犯，更善于利用选举，他们的胆量更大，技巧也更熟练。今天台湾知识分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把民主化的过程神圣化，往往把党外人士描述得个个勇敢无畏、广受爱戴，实际上价值和信仰的转变不是先验的，而是充满实验、曲折和学习的过程。笔者当时所见党外人士的宣传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对他们并不存什么景仰，而是令人生畏一大多数心中多年崇敬的历史人物、事件被一一否定，现有的政治秩序有被推翻之虞，怎能不心生恐惧？因此，把票投给国民党，不只是支持国民党继续执政，也是维系自己存在的价值（尽管这包含相当成分的幻觉）。事实上，近二十年间，党外人士的总得票始终没能突破百分之三十，这固然与不公平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害怕混乱，尤其老一辈的国民党人始终无法走出大陆失败的梦魇：街道示威不断，派系斗争激烈，领袖威信荡然无存，民心军心浮动，结果后出现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己沦为丧家犬。其实就广义而言，中国人搞民主，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某种阴影，叛乱犯、武装造反组织、游行示威、流血冲突事件、外国政府干预、境外敌对势力等等，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人真正放心。
蒋经国后的人生抉择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贯彻党国体制三十载的蒋经国，为何会在人生的后一刻，决定选择走向现代代议政治？他没有完整地阐释他的思想论述，也没有提出实践步骤，只是突然地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报禁和党禁。此时，他的健康已亮起红灯，随时会撒手人寰，他已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政治部署，以便让民主化的工作循序渐进。
……
4月间，台湾各地出现“蒋经国热”，在曾经当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发动下，有关蒋经国百年诞辰的各种纪念活动：展览、出版、音乐会、座谈会等等报道与评论，席卷了媒体；相对于此，反对党则破口大骂，反对派的名嘴在电视上争相数落蒋经国的“政治罪行”，东一句“独裁者”，西一句“死人”。一时间，正反两种声浪相互激荡，就如同台湾其他大大小小事情一样。
两岸信息的密集交流
说来也巧，笔者与《老照片》结缘，就是从写蒋经国开始的。十一年前，笔者写了一篇《蒋经国与他的家人》，附以图片，投稿《老照片》，后刊在第五辑中。当时两岸对彼此的了解还很有限，对同一件事的印象往往有截然不同的道德出发点，原因是双方长年政治洗礼的差异。《老照片》的价值正在于透过图文重现往事，以创造多元的思考空间。十年来，大陆已换了一代的领导人，台湾更经历了二次的政党轮替，大陆和台湾各自的变化，透过公开的交流，微妙地影响了人民的视野。对于大陆人民而言，台湾似乎分为两部分：一是某种民国时期人物的延续，像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何应钦这些人；二是台湾本地社会的人物，如邓丽君、琼瑶、三毛、周杰伦、陈水扁、马英九等人。对于前者的再认识，等于是提供民国历史的反思，后者则是两岸间即时的参照，无形中对情绪和思维冲击更大。
尽管如此，对大陆百姓而言，台湾社会的变化本质上仍停留在信息层面，不过对于住在台湾的我们而言，这些变化实等同于我们自己的变化。从蒋经国执政，到他过世，一直到今天，笔者从青少年到青年，到今天的半百之龄，其间风风雨雨，点滴在心头。回首前尘，值回味的是社会文化的转变，有些东西是传统中国的，有些却是过去未曾有之，尤其值得去深究的。蒋经国重要的政治训练，完成于他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他的政治组织的技巧和风格，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蒋经国是怎样由一个马列主义者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开明专制者，又是怎样于过世前一手将台湾推进多党代议政治的时代的呢？
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蒋经国贯彻国民党党国体制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号称始于1924年的国共合作。从那时起，军队里开始设党部和党代表。然而这种党国体制却是半吊子的，因为真正的苏联体制，党权高于军权，党代表可以剥夺军事指挥官的职权，并直接执行军事指挥。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党代表从来不具备这么大的权力；相反地，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身旁竞潜伏着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果是真正严密的党国体制，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监督军队是依靠戴笠领导的特务机构，而非思想统一、纪律严格的党组织。正是由于党政军并没有真正结为一体，蒋介石指挥各部一致行动时，有时竞不得不像支使传统的江湖兄弟那样，屈尊请托。抗战前，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那时他浑身散发着布尔什维克气息，在赣南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发动群众，消灭旧社会陋习。对于蒋经国这个在苏区故地重新插上红旗的怪异的竞争对手，中共一时还有点摸不清底细，颇感纳罕。而等到蒋经国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举吸引年轻人加入时，这才让一向长于发动和组织青年的中共方面感到了竞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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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
表面上，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台湾和大陆很相像，街头到处张贴着标语，电台播放的尽是歌颂领袖的歌曲或是抨击敌人的评论。然而，台湾和大陆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分野。首先，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学说，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政治，这是辛亥革命的建国哲学，也是国民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国民党的政治神主牌，任何人都不能窜改它，任何反民主的手段都只能解释成权宜之计，至于权宜多久，那是可以讨论的。在基本意识形态上，这个哲学并没有把某一阶层的人民视为天然的敌人，必须严加打击管控。再者，台湾毕竟是实施财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决定了资金、人员、居住地点和工作机会的快速自由流动，这与僵化的政治控制有着根本的不同。事实上，当经济越发展，这股流动力力量越大，甚至终出现冲破政治控制的趋势。此外，既然台湾经济运作与美国、日本的资本主义体系连为一体，其文化观念和行为价值自然逐渐受后者影响，这不是任何当政者主观上能逆转的。
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亚洲四小龙”研究热，为何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能继日本之后，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亚洲新兴工业体？他们将原因归于“儒家的工作伦理”，甚至归于韩国、台湾、新加坡当局的铁腕统治（即使香港也不存在民选首长和具有权力制衡性质的立法机构）。西方学者显然面临道德上的两难，既不能过于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只能说开明专制有助于制订明确、公平的市场规范，抑制市场原始掠夺陛格，引导其步入正面循环，让大多数人在成长中受益，从而产生继续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力量。
开明专制中的社会心灵变化
在笔者个人的成长记忆里，童年日子过得非常平静。我家住在高雄芩雅区，房子前面是稻田和石子路，经常有打赤脚的儿童卖棒冰和拾荒，少数还会讨饭。我亲眼见过一对兄弟为了争夺要到的残羹，吵得面红耳赤。接下来的几年，石头路铺成柏油路，稻田上盖起了成排的房子，卖棒冰和拾荒的小孩不见了，倒是经常看到崭新纸箱包装的电视和冰箱，由货车载着开到某一住户。人们谈论着电影、电视、春节除夕晚会、体育赛事、穿着打扮，等等。媒体上有关领袖和主义的宣扬，不仅不刺耳，反而带来一种安全安定以及心有所属的幸福感。我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什么人会被抓被关，如果有，那也是可怕的“匪谍”或“叛乱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国家”、“民族”、“政府”和“国民党”四者很微妙地混在一起。事实上，这正是党国体制下的社会集体心理。蒋经国执政后期，由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演化力量，开始让上述四者出现区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可及，而是在大大小小的权力不断更替中实现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也是从一开始的怀疑、抗拒到适应、接受，一直到习以为常和处之泰然。
基层民主冲击党国体制
台湾光复以后，省议会、县市长、县市议员均实施直接民选。选举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掌握经济和媒体资源，又因为新的政党不被获准成立，反对者无法集结成组织性的力量，其政治言论还受到一系列安全法令的限制，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叛乱犯的帽子。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下，反对派自然难成气候；尽管如此，选举的形式毕竟存在，个人还是可以以无党籍的名义参政，无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一般可拿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选票。选举季节一到，台湾民众对于满街跑的宣传车已习以为常。他们也很清楚，选举当天，要拿投票单、身份证、印章到邻近的投票所，几十年来一直是如此；换句话说，选举的形式和民众投票的权利意识一直是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只是公平性，包括发表言论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以及组织政党的权利。如果竞争的条件公平，反对派的席次必然可以大幅增加。
事实上，只要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存在，必然会冲击到党国体制运作的根本。举例说，假设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相当于书记）是台北市的实质权力者，但如果台北市是由无党籍人士当选市长，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又如何去指挥他？就算台北市长是由国民党籍人士当选，由上级指派的市党部主委如何去指挥由全体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国民党籍市长呢？这套制度实施下去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会逐渐集中在民选首长手中；二是国民党领导层必然也会依靠党部民主程序产生，只有政党内部的权力运作与社会权力运作保持一致时，政党才能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否则会被后者所淘汰。这个道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现实中却是充满净扎、混乱和痛苦，因为没有人会自动交出权力，价值观念的转换更代表过往信仰的重组，往往激发心灵的创伤。
剧烈变动的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笔者刚从大学毕业，投入社会。台湾正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今天看来，这些杂志的文字水准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不少报道也是捕风捉影，耸人听闻，但当时只因它们敢于冲破禁忌，包括直接抨击当局基本政策、直接批判一些蒋家成员的特权，或重新评价一些敏感的历史事件，就吸引了大量读者。于是，“警备总部”动辄签发公文，以“伤害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为由，查禁某份杂志的某一期，严重的则是整本杂志被禁掉。尽管如此，法令除了不准发行某一期杂志外，并没有实质处分杂志的发行人或总编辑。于是后者又立刻登记创办另一份新的刊物，反正只要有利可图，被查禁反而是刺激销路的方式，这无疑又鼓舞他们发表更激进的言论。
可以说，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言论的冲撞开始。除了关关开开的党外杂志之外，每到选举，党外人士的场子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党外人士缺乏经济资源，只能靠支持者捐钱，艰困的环境使得党外人士个个能言善辩，虽然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言，但无庸置疑，他们更能贴近地方的情绪。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党外人士选上省、县市议员的比率逐次增加。尤其那些著名政治犯的家属，只消在选举造势台上哭诉不幸的家庭境遇，就能获得可观的选票。至于刚出狱的政治犯，更善于利用选举，他们的胆量更大，技巧也更熟练。今天台湾知识分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把民主化的过程神圣化，往往把党外人士描述得个个勇敢无畏、广受爱戴，实际上价值和信仰的转变不是先验的，而是充满实验、曲折和学习的过程。笔者当时所见党外人士的宣传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对他们并不存什么景仰，而是令人生畏一大多数心中多年崇敬的历史人物、事件被一一否定，现有的政治秩序有被推翻之虞，怎能不心生恐惧？因此，把票投给国民党，不只是支持国民党继续执政，也是维系自己存在的价值（尽管这包含相当成分的幻觉）。事实上，近二十年间，党外人士的总得票始终没能突破百分之三十，这固然与不公平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害怕混乱，尤其老一辈的国民党人始终无法走出大陆失败的梦魇：街道示威不断，派系斗争激烈，领袖威信荡然无存，民心军心浮动，结果后出现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己沦为丧家犬。其实就广义而言，中国人搞民主，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某种阴影，叛乱犯、武装造反组织、游行示威、流血冲突事件、外国政府干预、境外敌对势力等等，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人真正放心。
蒋经国后的人生抉择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贯彻党国体制三十载的蒋经国，为何会在人生的后一刻，决定选择走向现代代议政治？他没有完整地阐释他的思想论述，也没有提出实践步骤，只是突然地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报禁和党禁。此时，他的健康已亮起红灯，随时会撒手人寰，他已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政治部署，以便让民主化的工作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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