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67975
简帛吉书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作者二十余年躬临整理简帛古书,本书是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准备的握课讲稿,对简帛古书的研究提供了鸟瞰式的全景描述,每讲分课上讲校、参考书日和课后阅读的辅助材料三部分,极便读者参考和做进一步研究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这是一本教材,用以记录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授。
我的课,在注册表上,本来是叫“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出土文献”这个词,学界的用法比较宽,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书研究(如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还指出土古书的研究(即这里说的“简帛古书”)。比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三种文章都收,和中华书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概念当他们的世袭领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这样。
但我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它的讨论范围只是上述三种的后一种。说起这门课的讲授,我要感谢前不久刚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们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领导。这个教研室分两摊,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摊,其他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是另一摊。自1985年,裘锡圭先生调我来北大,有十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为了躲避是非,我主动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方面来工作。当时,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领导,他批准了我的申请,并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课程规划,其中有一条,是要我开设这门新课,帮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阔视野,开拓领域。而且他说,这应该是古文献专业的基础课。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有古文字这一摊,但我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传世古书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关专业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学科调整时,古文字虽然还在我们专业,但作为学科,却被划归汉语专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语言专业的学问,而不是当历史、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的古文献研究和上面说的出土文献研究,虽然都有“文献”二字,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谁也包括不了谁。有时,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会来问我,“古文献”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英文里的“古书”,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译法,册页类,他们叫book;手卷类,他们叫manuscript。此外,还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许多随上下文可以选择的翻译,好像没有十分贴切的词汇。有趣的是,近年来,我们专业成立基地(在*开大船的鼓舞下,我们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译,经*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译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经典和档案中心”,其中还包括档案。所以,为了避免误会,本书要花两讲的篇幅,讲本书的主题和讨论范围,整本书的题目,也改了一下,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材料是“简帛古书”,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书档案,也不是传世古书;内容则侧重于“学术源流”,不是个别词句的文字考证,不是某种文本的纠谬订错,也不是汉代那样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学诚所说,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更关心的是古书承载的学术发展,以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古文字学,对我只是工具性的东西。
1998年,我开这门课,学生来得太多,满满坐了一大教室,让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设想是把这门课变成一门讨论课,边教边写,边写边教,逐步完善,自己也是学生。但人这么多,根本无法讨论,大家来了,只是仰而受之,由我两个小时,唇焦口燥满堂灌,让我很难受。当时,课是临时上马,很多书还来不及细读,很多材料还来不及消化。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惭愧呀。1999年,我改变授课方式,找了间小屋,只能容十个人,上讨论课。结果,又是来了很多人,在我劝说下离去。近一次是去年,我还想开讨论课,来的人仍很多,除本校的学生,还有外校的学生,劝也劝不走,仍然讨论不成。但满堂灌,没有书在手,总是心里发慌。学生听这门课,不知从哪儿找材料,也难以下手。它逼迫我,还是早点拿出讲义好。因为,对于讲课,对于口头的东西,我越来越不自信,这里面有学与思的矛盾,有写与讲的矛盾,很难掌握。思而不学,求之太深,浮想联翩,东拉西扯,会表达不清,我是北京长大,说话短平快,容易语无伦次,满嘴跑舌头。学而不思,什么都掉书袋,一张嘴,就照本宣科,或者板书,一堂课抄不了几个字,还满头大汗,学生提不起神,我也鼓不起劲。有些擅长此道者,他们总结说,没有讲义,学生爱听,有了书,他们就自己看书,不听你讲,好像是没书更好。但我觉得,课堂讲授,容量太小,听者甭管多过瘾,都留不下什么记忆,就像从电影院走出来,刚才轰轰烈烈,现在空空荡荡。所以,我反复考虑,还是得有本讲义,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材料。只不过写时,尽量保持口语风格,让听者易于接受。我的讲授都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控制讲课时间,避免重复啰唆,在电脑上炮制的假口语。我更相信我的笔。这门课,到现在为止,只讲过三次,成熟自然是谈不上了,但写作却拖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听说,有尊贵长者曰,你们年轻人,千万别急着写书,好少写或不写,写书可是白纸黑字,一旦出错,那是活着有人骂,死了也有人骂,这是讲慎言的道理。但我比较欣赏,还是孙子的两句话,叫“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对我来说,写作是日常生活,有如呼吸吐纳,只是尽量多学,小心下笔,知道什么说什么而已。我不是烈女,活着比牌坊更重要。为求谨严,什么都不写,对我来说,身体轻松,心理紧张。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这本书,它的结构是分上下两部分, 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分六讲。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也分六讲。每一讲,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授本身,侧重的是思想脉络和发凡起例,以及有关发现本身;另一部分是参考资料,包括参考书目,补充说明的概念,有关的研究背景,以及某些阅读材料。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我并不因为出土材料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发现的作用只是推翻和代替它们,相反,倒是以传世文献做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我也并不因为出土材料的数量和覆盖面远不如传世文献,就以为出土发现没有重读和改写学术史的价值,相反,总是以这些发现做理解线索,重新考虑传世文献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我认为,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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