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纵横

　　20世纪文学评论巨擘夏志清传世之作，简中版首次结集

　　会通中西观照中国文学，眼光独到，见解超脱，锋芒尽显

　　抱持人道主义立场，审视中国文学得失

　　《中国文学纵横》收录了夏志清十四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与论文，均为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发表，也是他本人希望能够传世的作品。夏志清纵论中国传统戏剧、古典乃至近现代小说，观点独树一帜，不乏惊人之语；他和同行的论争更是不留情面，锋芒尽显。

　　全书分四辑：*辑从批评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辑专论中国的传统戏剧；第三辑是关于古代和近代中国小说的评论；第四辑侧重现代小说，专门分析了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和女性在左翼革命小说中的角色问题。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贵在他既熟悉西方文学的精神与内涵，又了解中国文学的脉络与审美。因而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汉学家，也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者的面貌。他的文章多有新解，文字针对性强，批评时不留情面，譬如与普实克、浦安迪等学者的商榷文字，就很见锋芒。

　　夏志清（1921—2013），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纽约州立大学、匹茨堡大学等校。196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刘绍铭（1934— ），广东惠阳人，生于香港，笔名桑鲁卿、二残、袁无名。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是著名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李欧梵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

　　编辑说明

　　校订余话

　　序言

　　致谢

　　I 理解中国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III 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 

　　战争小说初论

　　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

　　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老残游记》新论

　　《玉梨魂》新论

　　IV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注释

序　言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五十六年，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耶鲁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三年时间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阵中文客座讲师，接着又去了另外两所大学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从1961—1962年的匹兹堡大学，到1962—199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都在教授中国文学，书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1992年7月，我因心房纤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国汉学家的身份在学界活动，尽管近三四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作了。

　　本书收录了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论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时发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传下来的。部分的三篇文章从批评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以传统戏曲为题，一篇研究《西厢记》各版本的年代先后，另一篇则讨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五部戏曲作品。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一篇讨论《红楼梦》研究专著的书评，四篇新论分别研究演义小说和清代至民国初年的三部小说，外加一篇关于两位新小说倡导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录五篇文章，但只有写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篇可与第三部分的几篇好文章相提并论；《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错，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状况，论点虽无差误，但字里行间透出了一点“欲说还休”的顾虑。这一部分余下的三篇都是小说选集的导论或前言。不过，我显然擅长进行简洁而具有说服力的总结。总体来说，我对作品、作家的评断标准一向都是好作家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家，能捕捉特殊的人类困境。除了《隋史遗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撰写的关于传统小说、戏曲的论文都是用英文，为的是与我的美国同僚交流切磋，而我为上述几部小说集所作的前言或导论都是为学生而写的，受众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浅。若有兴趣看看我对陈若曦、白先勇、於梨华等当代作家的评价，可参看我写的一些中文评论。《黑色的泪》（Black Tears）本身不长，我的导论也就相对简短，不过我对彭歌所有现存的小说曾经作过一篇中文评论文，初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拿来翻一翻。

　　正因为我读英文博士时曾读过大量英译的欧洲文学，所以当我有机会以终身教授的身份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时，我也希望能够同样精通中国文学。执教之初我讲了一门元杂剧的阅读课，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与高克毅合编的一部元杂剧选集也终于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学生翻译，另一部分则是即将发表于杂志《译丛》（Renditions）的译稿，此外，同样任教于哥大的商伟教授亦将为选集撰写导论并校订译文。1966年，我受邀参加伊利诺大学的明代思想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明朝研讨会，于是放弃了研究明代小说的想法，决定撰写一篇关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汤显祖的五部戏曲作品，以及大量有关汤显祖的文献资料，终于写成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一文。后来，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发出征稿通知，我有意再作一篇明传奇的论文，趁我还算年轻，少说还能再研究十部明代戏曲（明代戏曲的标准本中包含六十部作品【应指《六十种曲》——编注】），这样一来便也能算在这个领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与愿违，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作明传奇，便劝我继续研究小说，于是我便放弃了钻研明代戏曲的计划，写了一篇分析演义小说的文章，也算是首创吧。后来我给研究生开中国文学的课，在70年代中期设计了一套三年制的课程，年读唐宋诗词，第二年元杂剧与明清戏曲，第三年是小说的阅读研讨课。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时若没甚进展，至少也能与前朝的作品不断邂逅。

　　一个学者若对自己专攻领域——无论是元杂剧还是现代小说——之外的中国文学所知甚少，那他便无法将中国文学之优美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从而提出问题。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这样便无须为一些宏大的难题所烦扰。但我早年一直攻读英文博士，对西方文学传统也算精通，脑海里便始终盘桓着两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后，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极大的不满，他自称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朋友，与延安、北京的许多著名作家私交甚笃。他读到我书中一些“反共”的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也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但他们在阅读这六本小说的同时，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头传统批本，希望借此摸索出书中的微言大义。此外他们还同时向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找寻灵感与启发。我对这种阅读研究方式无法苟同，理由与根据都写在我对浦安迪（Andrew H. Plaks）《〈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言》（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书评中，初刊于1979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书亦有收录。

　　后来，应李鹤株（Peter H. Lee）之邀，我为于1983年举办的东亚文学国际会议撰写了《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并在文中细述了我跟芮效卫（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文章发表后，芮效卫、浦安迪并没有回应，前面提到的普实克也没有再作辩驳。

　　夏志清无疑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这本集子的学术文章不仅出色，更是真正值得被赞许为那个已用得太滥的形容词──“seminal”，极具开创性。

——韩南（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

　　重读这些文章，让人重新感觉到夏志清的评论眼光独到。这些文章确实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每篇都看到令人耀眼的观察力，并且不因时间和西方日趋成熟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褪色……文章见解超脱，恍如鲁殿灵光，解释为何某些文学作品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他大多数则不必理会。他的论文一如既往地继续激发每代学生回应他的洞见并理清自己的思想与个人批判的偏见。

——何谷理（华盛顿教授，著名汉学家）

　　中国古典文学 

　　——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万芷均 译

一 

　　相比起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不论在形式上，还是思想上，都大量借鉴西方文学，少了点独特的中国韵味，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家岌岌可危，文明落后僵滞，中国现代文学大致就在这样的境况下诞生了。现代文学，尤其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作品，是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中至关重要并且仍在不断发展的一部分，也必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密切关注。至于中国人自己，不管身处何地，只要心系中国的命运，也必当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虽然在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文学让人大失所望，但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众多作家便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讲述他们眼见、耳闻、亲历的真相，由此也可证明，即便受阶级斗争意识的影响，坚持真实的现代精神也很能经受考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对本国当代文学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大学生远多于热爱本土文学的美国同龄人。

　　总的来说，本文探讨的对象仍以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为主。中国古典文学的发轫早于儒家思想，但它主要表达的主流中国文化却服务于尊儒的集权政府。古典文学土生土长于中国，其体裁类型也是明显的中式。创作者基本都是求取仕途的读书人，但他们也没有与民曲民谣、口头文学就此断绝。相反，到后来虽然许多文人自幼习惯用文言作诗词，但仍大量运用通俗白话创作戏曲和小说。然而，除了民谣和部分口头文学，民众对古典文学形成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外来的语汇、思想（以佛教为主）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对外国人而言，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会存在理解上的问题。至于由利玛窦（1552—1610）等耶稣会教士传入朝廷的近代西方文明，因为在17—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鲜有提及，所以把文学史的现代时期定为20世纪，想也不为过。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当代海外的接受之前，自然应当首先估量一下两岸国人对古典文学的接受度，一种文学要是中国人自己都没兴趣，更不用指望外国人能靠翻译读得津津有味。毋庸置疑，历史上古典文学对士大夫学识、心性的培养至关重要，因而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样，凡有意攻读中国文化和历史专业的学生，至少也该将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品熟读于心，不论其文学价值与流行程度如何，读不了原文也应当读读译文。不过，即便是莎士比亚，其作品的内在价值也同样仰赖于对青年读者的长期培养，需要他们懂得欣赏莎士比亚，更需要他们首先愿意接受严苛的培养与教育。如果所有的年轻一代都对莎翁的诗歌置若罔闻，那么莎士比亚便会失去其内在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这种漠然的态度持续十几年，估计那时的教育学家们便会改换课程，把莎士比亚换成其他更受欢迎的作家。说不定未来的一天，专攻汉学的学生对古典文学也会只余下一点象征性的兴趣而已。

　　在古代，若要博取功名、著称文坛，就必须掌握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重要诗人、散文家的代表作品，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占据着的主导地位。然而，1905年废除科举后，古典教育自此不再是取得功名和学术成就的途径。到20年代，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的主要叙事媒介，古典文学的地位由此更是一落千丈。如今，随着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偏好科技、医学，以及人文学科中更有“钱途”的科目，中国古典文学这一文化遗产的存续几乎主要依赖高中教育里基本的名篇阅读和简单的文言写作。不过，当高中教育课程需要纳入新的学科和技能（如计算机）时，文言与古典文学教育势将退居次位。如果好的文化修养意味着自幼精读本国经典，虽不求文笔雅致，但至少能文法通畅地写作，那么可想而知，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人们的文化修养必将进一步下降。

　　除了老师，家庭、朋友对一个人的阅读取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的学生时代，要是课堂上教的、背的是唐宋大家的散文，那我们课余便会自己去读文言小说，我的朋友们或早或晚都读遍了五大名著（那时《金瓶梅》还是禁书），以及除此之外的许多章回小说。我猜，打倒“四人帮”以前，这也是大陆许多学生的写照吧：当时的小说无聊得很，外国小说的译本又不多，自然而然，学生们便会读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小说作为消遣。但是到了今天，电视触手可及，外国文学翻译比比皆是，从《堂吉诃德》到类型小说畅销书不胜枚举，更不消说五花八门的杂志期刊和琳琅满目的现代小说。与台湾的情形一样，传统小说在大陆的热潮终会过去。1981年，鉴于年轻一代的古文阅读能力普遍下降，一家报社的编辑促成了四十六册古文经典的白话翻译，从《诗经》到《老残游记》，内容十分丰富，也极获好评。现在台湾的青少年读者手里拿着的正是这些白话译本，即便如《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一类的通俗小说，也是以节缩本面世，只保留几段原文作为样章附在译本当中。

　　读了上文，大家也许会以为年轻一代之所以对古典文学兴趣索然，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下降；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证明，即使没有多年积累的文学根底，照样能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如果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开始受人冷落，那也只是因为其他读物更受欢迎罢了，譬如近的武侠小说、历史演义，或新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oria Holt）的作品。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比，读者当然会更倾心于19世纪与现代派的西方经典小说。这便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实。尽管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战中，有几部古典小说得到了新文学论者的推崇，但整体上传统小说都因其思想落后、缺乏人道主义而受到猛烈抨击。对于当时的文化领袖如胡适、鲁迅而言，西方小说有着毋庸置疑的显见优势。

　　既然中国传统小说的读者在这几十年间都已在逐渐流失，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大多数中国人完成学校教育后便不会再接触古典诗词、散文和戏曲。这情形跟美国差不多。今天大概只有人文学科的教师、职业作家和出版商还会继续阅读小说以外的古典文学。但平心而论，就中国文学的声誉而言，读者诚然越来越少，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却依然被尊为民族英雄，并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赞赏。虽然传统文学在“五四”运动中遭到抨击，但就我所知，还并没有一个人曾真正诋毁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施耐庵、汤显祖和曹雪芹；尽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判，但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超乎意识形态之上，成为文化的英雄。批斗旧文化是为了满足历史流转的一个冲动，而英雄崇拜则是文化演进的另一个必然。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不多，而历来的政治家又都以儒家思想为重，自然要对历史上的文学巨擘大事表扬。在我看来，相比1949年以前，屈原、杜甫、关汉卿和曹雪芹如今都受到了举国上下更大的尊敬。环顾四周，我们在邮票上缅怀着他们的过去，在小说、戏剧、电影里一遍又一遍上演着他们的作品与事迹。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供奉为鲁迅和的先驱，是帮助人民挣脱封建文化、关心民间疾苦的引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