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2059530
内容简介
美利坚共和国在衰落、在走下坡路吗？布鲁斯•阿克曼给出了肯定回答。他将原因归结为：美国体制的反民主性，人民不再在场，司法权力在消极主义与能动主义之间的选择原本就是政治性的，总统所代表和控制的行政权力不间断地扩张，联邦政府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国会权力利益集团化。这一切都在侵蚀着美国体制的民主性，将其拖入了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在此发展了施莱辛格的“帝王总统论”，认为美国总统在过去半个世纪已经成为美国宪制内的危险分支。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反恐战争只不过是更深层病理的症候而已。阿克曼记述了通常认为相互孤立的一系列发展——总统初选的兴起、民调专家和媒体化妆师的角色，到白宫“沙皇”的集权、军队的政治化、再到为证成总统夺权而对宪法学说的操控，这些各不相同的变化将在21世纪联手催生根本的宪法危机——阿克曼也在亡羊补牢前提出了一系列可能降低前路风险的改革。本书出自作者2010年春季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塔纳人类价值讲座，同年秋季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岁末阿克曼因此书入选《外交政策》杂志的年度百位全球思想家。
目 录
序言总译序导言胜利论部 危险的分支章 主义的总统第二章 政治化的军队
第二部 正当性问题第三章 三种危机第四章 总统宪政主义
第三部 重建第五章 政治的启蒙第六章 法治的复位结论居安思危致谢索引
第二部 正当性问题第三章 三种危机第四章 总统宪政主义
第三部 重建第五章 政治的启蒙第六章 法治的复位结论居安思危致谢索引
前 言
启蒙革命的历史起始于美国，接着又到达法国，在而后的两个世纪内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印度和南非，都代表着在现代时期在此共同主题下晚近的重要变奏。所有这些事件都分享着两个特征。，它们都是革命（revolutions）-动员起来的群众致力于打破旧秩序，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政体。第二，它们都是启蒙（enlightenment）革命——它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威建基于人格崇拜，如希特勒的德国，或者神圣权威，如阿亚图拉的伊朗，其基础在于人类创造一个更为自由和公正的体制的理性力量。而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不朽希望。 1848年以降，这一世界革命的运动分成为两个大阵营——一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边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两者都是启蒙主义的孩子——他们都反对建立在传统、宗教或殖民主义之上的政府；他们都致力于动员起群众运动，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而有些时候，他们也都成功地推翻了旧体制，启动起一种革命性的政府。 诚然，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程度取决于作为特定革命之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版本）。但是，分歧不应当遮蔽住他们共同的启蒙理想——普罗大众经由动员起来的理性行动，即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我们迈入21世纪之时，共同的启蒙理想可以让不同的启蒙传统进行相互间的学习。重要的是，当华盛顿、、甘地或曼德拉史诗般地完成新政体的创设时，革命的故事并未因此终结。维持革命之理念的斗争要延续数十载，乃至数个世纪——在这一时间进程内展示出许多成功与失败。这种业已丰富且仍在积累的历史经验应当激发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努力比较每一民族之革命经验的共同和差异之处。 美国宪法史在这一场对话内是一种重要资源。本文集所收录著作即将展示，现代美国政府并不是在1787年的那个“神奇时刻”一蹴而就的，其时，一小组胜利的革命者齐聚费城，以我们人民的名义提议了一部新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两个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每一代人都见证了新群众运动的努力，它们改造了18世纪的建国遗产。有时候，这些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方法；有时候，努力只能产生更为有限的调整。但是没有这些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的努力，美国的18世纪宪法早就将为一系列新宪法所替代——而这正是在法国与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故事。
媒体评论
在《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一书中，美国*原创力也*影响力的宪法理论家，布鲁斯·阿克曼教授敲响了一记宪法警钟——总统权力不间断的持续扩张。凡是关心美国未来的读者，都应细心聆听阿克曼的警告以及他所开出的避免宪法灾难的药方。 ——杰弗里·斯通，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战争与自由》作者 我并非初次向阿克曼教授的贡献表示敬意，他敢于并且情愿用法学圈内那些更温和和“理性”的同事们所摒弃的笔调来写作。 ——桑福德·列文森，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的不民主宪法》作者 布鲁斯·阿克曼敲响了美国激进主义的警钟。 ——《外交政策》杂志
在线试读
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可能代表着非常不同于总统的政治和法律理念。这一点同样放慢了大型变革的步伐——经常迫使总统满足于空隙性的胜利，即便总统的雄心壮志是彻底打破传统。 议会政体所产生的模式与之存在着鲜明的对比。经典的英国政体在设计宪法舞台时强调下议院的权威，而且只有下议院可以代表人民——即便是当普罗大众并不怎么关注议会内的喋喋不休。如果首相和她的政党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她们就可以在一次选举胜利后主张一种决定性的人民授权。 相比之下，美国的体制并不承认任何一个特定分支充当人民全权代言人的主张。在通过立法时，众议院代表着人民，但是它的提议经常被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同样会主张代表着人民——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而且，即便是在国会两院取得共识之时，它们的判断有时也会被总统所否决，总统会主张他本人而非国会对人民需要有更好的理解。再进一步，即便是所有的政治分支实现会师，联邦法院还可以说它们都不正确。在这一体制内，新兴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赢得为我们人民代言的特别权力，需要在选举中的一系列胜利。 即便如此，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人成功地在建国和重建期间重构了宪法的根基；而同样的事还发生在20世纪的新政和民权革命时期——这一点我已经在别处做过论述。 别害怕：我并不打算把话再重复一遍。我只是希望警告指出我的作品引入学术对话的一个令人误解的标语。如仅作只言片语的理解，我的“宪法时刻”理论可能导致一种错误印象：美国的传统授权了在一刹那所发生的大转变——无论如何，这正是“时刻”一词的语义含义。 但是，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如果说英国选民将一个新的多数党送进下议院，就可以翻手为云，而在美国，一次成功的宪法时刻需要至少10年，经此，新兴的运动才可能展示出正当地代表人民所必需的广泛且持久的民众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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