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994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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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50余幅牛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珍藏的精美插图和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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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详述植物园四百年的魅力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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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段科学与艺术的盛宴，一部是植物历史的缩影。
16世纪初，欧洲植物园的主要作用是为医生提供草药。但从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开始对植物感兴趣。欧洲人不断从世界各地引进植物，并对植物进行研究，发现植物的经济价值。植物园成了科学家们的实验室，用以研究不同种类植物的特性以及培育稀有植物品种的技术。
本书介绍了1501—1900年植物园的历史，并配有来自牛津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珍藏的插画。1501年是一个起点，当时zui早的一批植物学书籍得以出版，这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不再依靠已知的权威而开始直接观察自然的一个转折点；1900年标志着人们开始通过遗传学研究植物，人们对植物及其功效的研究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间基因研究的巨大作用使人们于植物学知识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人们对于植物如何移植和培育的大多数基础知识还是在1501—1900年建立起来的。
章 人类与植物多样性
四季的植物
植物多样性与新品种
被子植物
第二章 走近植物
植物学考察
图书馆
植物园
植物标本馆
第三章 植物神秘主义、神话与怪物
天堂般的花园
创造伊甸园
形象学说
占星植物学
植物奇珍
第四章 实用的植物
药用植物
食用植物
生活中的咖啡因
第五章 植物：权力的象征
欧洲帝国
植物运输
以植物谋权
意外迁移
“逃出”植物园
第六章 让植物适应环境
温度与温室的发明
肥料的魔力
繁殖植物
第七章 理解植物
分类和命名
植物性别与杂交
理解变异
花园的荣耀不限于视觉享受。
——鲁德亚德·吉卜林《花园的荣耀》
多年前的一天，我那不信教的祖母正在厨房里忙碌着，两个传教者敲了敲她的门。他们问我的祖母，是谁把她的花园装饰得如此宽敞漂亮，我祖母的回答十分经典：“我丈夫和他那该死的辛苦工作。”而几个世纪以来，我祖父那样“该死的辛苦工作”正是园丁们的标志。他们改变了植物的栖息地，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模仿植物的生长自然环境，创造属于他们自己设计的奇迹。然而，在一代代业余和专业园艺家的手中，不仅是景观，植物本身也被改变了，尽管并没有那么明显。这种“该死的辛苦工作”包括从原产地采集和运输植物，使其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在外国气候下繁育植物，还包括选育往往无法在野外生长的奇特品种。即便花园本身不复存在，这些植物中繁殖zui多的品种仍将幸存。时至今日，我祖父“该死的辛苦工作”成果还在一座房子底下悄然生长。
本书zui初的创作灵感来自亚伯·埃文斯于1713年发表的《维特姆诺斯》一诗，该诗意在赞颂18世纪初期负责管理建于1621年的牛津大学植物园的小雅各布·博瓦尔特，诗中描绘了他作为植物培育者的角色。本书收录1501—1900年的植物图片，探究人们种在花园、田间或种植园里的植物以及在那四百年间我们对这些植物的认知的演变过程。1501年是一个起点，当时zui早一批植物学书籍得以出版，这也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不再依靠已知权威，而开始直接观察自然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1900年标志着人们开始通过遗传学研究植物，我们对植物及其功效的了解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间基因研究的巨大作用，使我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我们对于植物如何移植和培育的大多数基础知识还是在1501—1900年建立起来的。人们对于植物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不可避免，这个过程已历经几个世纪，可以追溯到本书主要探讨的时期之前很久。因此，本书并不按时间顺序，而是按主题记述的。
章探讨了植物对地球生命，尤其是人类的重要性，也探究了植物多样性及1501—1900年我们对植物急剧增加的这部分认识。
第二章讨论我们如何通过考察未知地域、培育活体植物以及保存书籍、手稿和植物标本馆来拓宽对植物的认识。关于植物利用的知识也被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活体植物随四季变换，可供观赏和研究，甚至还可能进化。植物标本馆有“冬季花园”之称，其中干瘪的植物易于研究，但它们并不会变化。因此图书馆、花园和植物标本馆共同刷新了——并将持续刷新——我们对植物的认识。
第三章涉及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或增加或削弱了人们对植物的现有认知。17世纪的日记作家、树木培植家约翰·伊夫林认为花园及其中的植物蕴含着“伊甸园”的隐喻。这个观点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随着欧洲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拓宽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伊甸园和“亚当、夏娃”堕落的本质争论不休。他们言之凿凿，延续着古人的理论，认识到地球上存在着物理限制。但当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教会的权威和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真理的信仰被动摇了。人们对植物的认识也受到许多新奇观点的影响，而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影响。
第四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讨植物园的功能。植物园通常与医学教学相关，有着提供药材和食材的双重功能。医药和食物从16世纪初就与经济、政治一起，助长了欧洲称霸全球的雄心壮志，而这种情绪在19世纪中叶迎来高潮。欧洲殖民者建立了全球植物园网络，而农作物和医药研究也借此机会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部分。
第五章则进一步探讨了“植物作为权力载体”这一主题。我们能够见证新大陆的发现挑战了以有限知识、真假参半的理论和古代权威为基础的植物学假说。随着物质和精神世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期间开阔起来，已知植物多样性也得以增加，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也更加深入。人们能够成功运输植物，于是植物园中的各色植物也成了寻常景观。然而，植物探索和引进并不总是良性的过程。许多有风险的实践已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物种灭绝，破坏了当地经济。
在第六章中，我们探讨了植物远离自然生长环境的一些可行性，尤其探讨了控制光、温度、土壤养分和植物繁衍方式的必要性。新发现的植物不仅能够提供食材和药材，它们还为人们创造了验证生物学基本理论的机会，这是第七章所探讨的内容。例如，人们曾一直认为只有极少数几种植物存在性别，这一观点直到17世纪才被推翻。实验证明，植物的性别是普遍存在的，这打破了此前人们对“植物具有单一性别”的固有认识。林奈在18世纪中期提出了轰动植物学界的分类法，其基础便是植物存在性别，而植物性别这一概念也开启了一个科学的新世纪和错误的道德论战。科学研究使人们能够合理利用植物以促进农业生产，这为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提供了依据，也引领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zui初理解到当时尚未被命名的遗传学规律。本书大部分内容创作于20世纪中叶建造的一座城市——巴西利亚。它所在的国家于16世纪初期被西方探险家所发现，这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我透过公寓的窗户看向纵横交错的街区，街上的大多数树木都不是巴西中部本土的品种，许多甚至不是南美洲土生土长的。发现、迁移植物并使其适应人类生存环境并不是欧洲和北美洲独有的，也不是止于19世纪的现象，它延续至今、全球盛行。本书收录了1501—1900年出版的植物图片，从zui广义的角度探索植物园作为研究植物多样性的“实验室”所具备的功能。生长在植物园中的植物随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的变化而变化。植物发现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人们也不再拘泥于欧洲的地界，而是把眼光投向充满异域风情的热带。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可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种植更多种类的植物。新发现的植物突出了植物丰富的多样性，也佐证了植物生物学的理性认识。
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能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从管理这些书籍的人身上汲取知识。我尤其要感谢植物科学图书馆的安妮·玛丽·汤森德，她为整合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还要感谢编辑卡罗琳·布鲁克·约翰逊为我梳理手稿，并让我集中研究1501—1900年这段时期；感谢黛博拉·苏斯曼出版本书，感谢小点公司和露西·莫顿为本书提供设计。zui后，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感谢卡罗琳在本书的构思、创作和诞生期间，在两个大洲奔波。
史蒂芬·哈里斯
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遗传学出现之前的植物学发展，并介绍了人们如何发现、研究和利用地球上的植物，以获得健康、财富和快乐。
——《牛津时报》
这本书中含有大量精美的版画和珍贵的早期手稿的复制品，探讨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植物园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人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新的植物，并将这些植物用于医学和商业目的。这涉及了研究种子萌发条件、达尔文的重大发现、消除神秘主义的影响、对植物生长研究有重大帮助的温室技术等值得研究的内容。
——阿黛尔·克莱恩，芝加哥植物园
第四章 实用的植物
美妙的小东西，归根结底，
是我们父辈了解的美妙之物。
他们半数的药方可以让你起死回生，
他们大多的教导都是谬误。
——鲁德亚德·吉卜林《我们的老父亲》，1897
人们与食用和药用植物有着密切联系。因此，zui早一批现代植物园与医药、农业等植物研究实践有关也并不稀奇。自古以来，对植物及其保存方法的研究都被明确证实以人类为中心、为了满足人类填饱肚子和改善健康的需求。埃及的《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前1550）涉及的药用植物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公元后1500年欧洲的植物研究则是被迪奥斯科里德（“植物药理学之父”）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植物学之父”）两人的著作所引导的。
植物研究通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哲学视角和应用视角。在西方文化中，哲学方法起源于希腊。收集植物学常识被归为医学等研究领域。然而“实用”常常被认作贬义词，“这是个模糊而愚蠢的词，从柏拉图时代至今，人们一直试图用这个词向别人隐瞒他们在一般性知识上一无所知的事实”。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将炼金术士分为两类：重实践的“实验派”和重理论的“经验派”，他认为前者大多数是骗子，而后者态度认真；两者之间是通过经验获取知识和通过知识获取经验的差别，这种区分含有贬低的意味。
药用植物
在欧洲的医学界，诊断疾病的医生和直接为病人提供草药的药剂师各有分工。医生认为，细致的研究对有效利用植物制作药品非常重要；对植物错误鉴定可能有致命的效果。而收集、处理和售卖药用植物原料正是那些被污蔑的草药师和药剂师的工作。他们的技艺通常被归为迷信和秘术。泰奥弗拉斯托斯甚至嘲讽过用剑、狗和神奇圆圈采集曼德拉草的“繁文缛节”。形象学说的支持者威廉·柯尔曾抱怨医生们将采集药草的工作留给了药剂师，他们“通常听信那些愚蠢的采药姑娘的话，这些人带回的草药也通常并非他们所求，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事了”。普林尼也在公元70年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可是渐渐地，经验这个在各领域，尤其是在医学领域zui为出色的老师让位于为文字，甚至只是言语。因为坐在讲堂听讲比起在特定季节去野外找寻各种植物更令人感到愉悦。”
1889年，牛津药剂师、植物学家乔治·德鲁斯抱怨道：“我们从事医学的朋友……几乎把植物学从他们的科学训练项目中除名了。他们要研制新的催眠药或者高效的可降温有机化合物，放在吱呀呀作响的药剂架上，我恐怕这种强烈的狂热会妨碍他们，让他们不再关注治疗学这更谦逊、更不张扬的‘仆从’。 ”
植物志
《大植物志》法语原著的英文译本（1526）是早期英国植物志中zui著名的，它强调了植物重要的实用功效，强调了上天赋予植物舒缓人类疾病的作用和自然界的启示。书中写道：“哦，这卷宏伟之书的读者或实践者，这本高贵的书是为你们准备的。我恳求你们运用智慧，审视上天赐予人类的恩典，使人类拥有完备的知识，认识到这本广博之书中所有草木的价值。”
16、17世纪的放血等疗法十分残忍，因此当时的人看起来也比今天的人更坚壮。尽管《大植物志》创作于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它却持同样的看法：“古时候人们常常用它（白藜芦）入药，就像我们今天运用胶旋花一样。由于那时人类的体质更为强壮，或许可以忍受白藜芦的强药性，而现在人的体质则要弱得多。”
《大植物志》也灵活运用基督教神话和罗马、希腊神话。那些被疯狗咬过的人被劝诫去恳求圣母玛利亚，“你要是被咬了，就赶紧去教堂向圣母献上祭品，祈求帮助和痊愈”。而苦艾的医疗价值则被归功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狄安娜。这本植物志zui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揭露了“制造假药”的方法以保护社会大众：“为了让你们远离那些贩卖假药的骗子”，也关注获取医疗信息的途径，“让你们了解人类如何利用花园绿植和田间野草，如何利用药剂师配制的昂贵药物”。
植物园提供了一个培训医生的机会，训练他们辨认自己所开药方中的植物，也就此铲除了卖假药的江湖骗子。17世纪初，药剂师约翰·帕金森出版了两本书，即《帕金森的人间天堂》和《植物剧院》，这两本书强调了关于植物的实用知识对于医生和药剂师的重要性。然而这两本基于帕金森实践经验的书，与约翰·杰拉德那本虚构的，甚至带有几分神话色彩的《植物志》（或称《植物通史》）（1597）相比，实在是鲜为人知。
约翰·杰拉德是一位富有的理发师和医生，也是当时公认的植物学权威。他在伦敦的霍尔本拥有一座品种丰富的植物园，许多在植物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前去参观，包括帕金森和医生、植物学家马蒂亚斯·德·奥贝尔（1538—1616）。《植物志》插图精美，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被那些渴望了解植物，尤其是其药用用途的公众追捧。这风光的表面之下，掩盖着一个事实：这本书是抄袭佛兰德斯学者兰伯特·多登斯（1517—1585）的著作，是其译本。杰拉德不仅盗取了多登斯的文本，将其翻译，还自作主张地添了自己的论断和想象，破坏了原书的客观性。比如，他声称自己曾目睹鹅颈藤壶生下了一只鹅，散播了一个12世纪以来就在欧洲流传的荒诞神话。《植物志》满篇错误，让人不禁去想，在出版前，马蒂亚斯·德·奥贝尔被要求修改的原稿差错zui多的版本会是怎样的。1597年出版的《植物志》扉页是寓言故事和当时重要园林植物图案的绝妙组合。1633年，该书出版了第二版。这一版本由药剂师托马斯·约翰逊（1600—1644）对全书进行修订。他更正了许多杰拉德的错误，增添了几百处新插图和描述。
杰拉德的成功证明人们需要大量关于植物的书籍，而且如果要出名，那么就不要让事实妨碍讲好一个故事。在17世纪初的欧洲，能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需求量很大。1679年，剑桥的庸医理查德·塔尔伯（1642—1681）向路易十四（1638—1715）出售了一种“秘密”药方，因此发家致富。塔尔伯的秘密就是他买下了英国所有上好的金鸡纳树皮，将其磨成粉再倒进酒中。塔尔伯发现，金鸡纳树皮必须来自zui佳产地才能够有好的疗效，酒精则能促进有效成分的溶出。然而，到了18和19世纪，医生要在英国植物园内种植所有的药用植物已是妄想。
自古以来，尽管本土和引入植物的相对价值因时代潮流而异，但总是一同被使用。15和16世纪的植物志中常提到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植物能够治愈这个国家特有的疾病。帕拉塞尔萨斯和波尔塔这两位形象学说的鼓吹者也因此贬低外来的药用植物的价值。1664年，罗伯特·特纳声称“在怎样的气候下产生的疾病，就能在怎样的地方找到治愈良药”。这种信念从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大自然在当地的药草中蕴藏了治愈zui易感染的几种疾病的良方，在这个国度还有所有其他的国度里都是如此。”人们认为荨麻和酸模是一同被发现的，因为后者的叶片能够舒缓被前者刺伤皮肤的疼痛，这便是此种信念的证据之一。
另一方面，异域植物也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17世纪，人们用铁梨木治疗梅毒。用异域植物做药品并不是近来才有的现象。埃伯斯纸草文稿描述了约150种药用植物，其中就包括一些从其他地方引入埃及的植物，例如乳香和芦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前699—前626年在位）的《亚述植物志》中囊括了约200种植物的名称，涵盖了对东南亚的水稻、阿拉伯的没药和印度的姜黄等植物的介绍。
由于生长环境和时令有所差别，植物的形态和成分各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其不同的基因组成，也可能是因为植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植物可能外表相似，但即使它们在同一地区生长也会产生极为不同的药用效果。药剂师已经付出大量努力，试图从全球特定地区采集植物原料，从而确保药品质量可靠、始终如一。在花园中种植植物能够保证特定药用植物的供应终年不断，尽管这存在降低有效药用成分的风险。
在西方文化中，药用植物的使用通常要经过对古代权威手稿和印刷品的比对。这一过程可能存在漏洞，因这种做法通常不考虑将这类文献中的植物名称与其现代名称对应，而且这种做法有所偏见，因为这种做法大面积忽视了农民的知识。此类文献中蕴含的知识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而传统情况下的知识却可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这些口口相传的传播者可能并不了解古代文献，甚至不愿意关注它们。另外，由于种族、信仰或性别原因，这类文献中也没有囊括其他一些重要的信息。这种未被记录的药用植物知识很容易就会被湮没或被零散地、断章取义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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