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81185丛书名: 先声文丛
富人治村与村政的开放性 003
富人代表人民 009
鲁中的富人治村 012
发达地区的贿选 018
苏南村干部的由土变流 032
陕西眉县的富人治村 037
赣南村干部的收入 045
村干部收入与职业化 050
村医村教与村治 060
负担不重的人成为中西部村治的中坚 065
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演变 073
二?村庄政治与农民参与 079
无公德的个人 081
为什么会出现刁民 086
讲理与讲狠 096
维稳不能回避矛盾 102
鲁中土地调整与村庄善治 108
开会形成村民共识 112
三?资源下乡与农民参与 117
以工代赈的问题 119
土地整理中的农民参与 123
转移支付应注重农民参与 130
财政资源应该如何下乡 135
清远农村的资金整合 141
村级债务是村治的溃疡 145
无核的乡村，转移支付无法救生活力 152
四?村治的制度探索 159
小政府与便民服务平台的悖论 161
小概率事件与基层治理的困境 166
利益越多乡村治理的制度就越复杂 174
中西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监督机制 181
幸福村落建设的秘诀 191
基层治理必须简约低成本 198
苏南的能人治村与中国村治的几种类型 204
上海的乡村治理：
在西部与东部之外的村庄类型 218
五?村治的社会基础：阶层、派性、宗族 231
农民分化如何影响村治 233
从乡村利益共同体到分利秩序 240
征地拆迁催生派性政治 248
贫穷的村集体不能承担村治之责 253
赣南的宗族力量与村治 263
清远农村的自治下移 276
鲁中的小亲族与村庄政治 286
六?村治的动力 293
中国村治模式必须多样化 295
内生与外生：两种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 303
上级与下级：责权利不对称分配问题 310
基层创新造就中国奇迹 317
富人代表人民？
在沿海一个乡镇调研，发现县人大代表选举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普遍出现了组织安排候选人未选上的情况（即将组织安排作为替补者选上去了，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却落选了），而且经常出现没有列为正式候选人却在另选他人栏得票当选的情况。最激烈时，全镇甚至有1/3的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没有选上人大代表。有了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以后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乡镇在推荐正式候选人上就十分谨慎。激烈竞争人大代表是否意味着农民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了，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权利？显然不是，而是当地的富人希望能当上人大代表，以获得一个好听的名义，以及有与富人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全镇最近一届县人大代表有14人，其中县乡干部2人，一个是放在本镇选举的县委副书记，一个是时任镇人大主席。村社书记主任5人，社区干部1人，全镇最大企业的出纳1人，企业家5人。企业家当然是富人，当选人大代表的5个村社书记主任无一不是企业家，因此，全镇14个人大代表，有10个是办厂经商的企业家，或者就是老板。该镇本届政协委员有13人，政协委员是不用选举而是按界别推荐的。除镇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是列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以外，另外11个政协委员，无论是通过经济界推荐上去，还是农林界推荐上去，当上政协委员的几乎都是企业家，是老板，是富人群体。当然，其中最多的是既当老板又当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者。在一个更发达的乡镇调研，也问到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让人意外的是，从全镇10个人大代表到县政协委员竟无一个村干部。倒是有几位村支书是县党代表。问及原因，是这个镇为工业强镇，镇里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有200多家，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这些企业家为主。本来村干部也大都是办厂经商的富人，只是村干部往往只是中等规模企业的老板，还达不到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需经济规模的级别。既然由乡镇产生的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办厂经商的老板，可以想见全体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中富人所占比例肯定是极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是一种荣誉，最为重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是一种权力。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每年“两会”都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县政府每年要向县人大报告工作；县人大有权力监督政府部办委局；人大政协的提案，政府部门必须认真对待；人大政协还可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满意度的打分；当然，政府官员还要由人大选举；政府任命的部门负责人要由人大批准；人大代表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质询，等等。当县政府要向两会报告工作时，当两会代表的提案政府必须答复时，当政府负责人必须由人大代表选举时，当政府部办委局必须要由人大进行是否满意投票时，以及两会代表可以质询政府官员时，基本上是由企业家等富人群体构成的两会成员就会对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产生压倒性的影响，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必须要反映这些企业家的预期，满足这些企业家的感情，代表这些企业家的利益，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施政就会变成对企业家利益的回应，这就从某种意义上，真正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群众的利益无人代表，所以就无法被政府工作所回应，人民的政府也因此面临变质的危险。有时候，有些人会说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没那么大。但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希望借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获得政治地位，扩张人脉关系，占据更加有利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位置，从而想方设法乃至通过贿选来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最终地方人大和政协几乎都是由办厂经商的富人组成时，这个人大和政协就可能对地方政治悄悄地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如果继续无视这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上的巨大改变，而只是在体制框架下面加强人大政协的权力，中国政治的走向就可能出现问题。
后记
基层创新造就中国奇迹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从动力的角度来看，不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谓“锦标赛”体制的激励下，全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各尽所能，从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因此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能力上讲，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无非是两条，一是招商引资，二是项目落地。能否成功招商引资，又往往与项目能否顺利落地有关。项目能否顺利落地需要有体制性力量来支撑。中国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让项目落地的能力。正是项目可以顺利落地，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创造了条件。具体地讲，任何一个项目的落地都需要进行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都要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都会遇到因为土地不可以移动所产生的钉子户。如何顺利征迁并有效应对钉子户？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有以下一些体制和机制性力量在起作用：第一，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即越是基层，责任越大，权力和利益越小。正是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极大地激发了基层进行体制、机
制创新的能力。第二，基层体制的创新，比如通过设立片长、联村干部、工作组、包干、约谈、进度公示等等来激发体制活力。第三，通过任务包干制来调动村干部积极性。具体就是，在县乡—村—村民的结构中，县乡将任务和利益打包到村，由村干部来负责完成任务同时获得利益。村干部是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这种包干制实质上就是让村干部有了剩余索取权。县乡默许村干部为完成任务而从既有结构的灰色地带获取利益，且鼓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可能涉黑的狠人来当村干部。其中第三是村级权力的运作。基层治理中，项目落地最后要落到村里，因此村级权力及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很重要。但总体来讲，中国奇迹的主动方面在基层治理体制和机制方面，在前面两个方面。其中关键的方面是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二我们通常会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天一个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实践出来的。尤其是城市建设和项目落地都要涉及利益调整，而凡是利益调整都必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利益调整必然引发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就是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2015年暑假到浙江省宁海县桃源街道调查得知，桃源街道共有98个工作人员，管42个村社。我们感到震惊的是，2015年，小小桃源街道竟然有80多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加上之前的跨年度县级重点项目，桃源街道同时有140多个县级重点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重点项目都实行责任制，无论是由县领导牵头负责还是由街道领导牵头负责，主要的落实人和责任人都无例外地是街道，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设立了项目建设工作小组，有专门的组长，由县和街道领导兼任，有小组成员，由街道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兼任。桃源街道总共98名工作人员，同时负责140个重点建设项目，这样小的政府是如何来完成如此巨大数量的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并摆平理顺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这就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街道为什么要承担几乎是无限的重点建设项目任务的责任？访谈中得知，所有项目都有责任人，且所有项目都有建设进度计划和项目完成时间，不能按时完成任务，项目责任人是要受到处分的。与几乎是无限的必须要完成的责任相比，承担项目责任的桃源街道的领导以及具体负责所在项目建设任务的责任人却可能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和资源。按时顺利完成项目任务一般没有奖励，不按时不顺利完成项目任务则必有严厉惩罚。也就是说，在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时，普遍存在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在基层，责任是无限的，而权力和利益则是有限的。责大权小利少。街道必须充分调动所有资源来完成任务，想出各种办法来完成任务。第二，街道可以想出的办法首先就是进行制度创新，组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来适应上级任务的要求。桃源街道首先将所有街道干部分成四个大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若个重点建设项目，大组下面再设小组，每个项目都有小组负责。其次是充分依托街道下面过去在42个村社所设片区，充分发挥片区的作用。再次是在每个村设一名“联村干部”，由“联村干部”协调村干部参加到各个相关点重点建设项目的工作中。这样，街道加村干部，就创造出了各种各种的适应性的结合，以最有效地调动可用资源来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按时顺利完成。第三，机制方面的创新。为了按时顺利完成任务，各种重点建设项目的责任小组都会在机制上想办法。机制上想办法，可能违规，却不一定违法，在各种灰色地带进行机制创新。比如，征地拆迁中遇到钉子户，就找到钉子户的各种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做工作。如果钉子户的兄弟姐妹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拿财政工资，这就好办了，就可以再协调县里的相互部门找到钉子户的兄弟姐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钉子户工作。有些地方甚至会要求必须做工作让钉子户答应拆迁，否则就不要来上班。这样的连带责任当然没有道理，但地方政府可以说，你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党员，就有为国家分忧的责任。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却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再比如，建设重点工程，一户钉子户不愿拆迁，就妨碍了工程进度，其中一个办法是制造出事故，比如工程车“不小心”碰倒了房子，并且地方政府支付比一般拆迁户更高的补偿，其中原因是工程车“不小心”碰倒房子时，房子里还有家具没有搬出来，受到了损失。这个时候很少会有房子被碰倒的钉子户不接受补偿。既是无奈，也多得了补偿，算是顺水推舟。在巨大的责权利不对称分配压力下面，在已经最大化了的体制创新条件下面，为了完成任务，基层政府就会在灰色地带进行大量的机制性的创新，这些创新一旦被实践证明有效，就会极快地传播复制，就成为了强有力的基层治理能力的来源。正是这些灰色创新空间的存在，而使中国基层治理能力的弹性极大。转型时期，灰色空间的存在十分重要，如果所有事情都依法治理，所有事情都透明公开，转型时期的各种利益纠葛、复杂矛盾，就永远不可能摆得平理得顺。
三在责权利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基层要完成几乎无限的责任，就必须在机制方面进行创新，这种创新都是在灰色地带进行的。灰色地带的创新，运气好的话，任务完成了，什么麻烦都没有留下来；运气一般，任务完成了，麻烦事情有一点点；运气差的，任务完成了，麻烦一大堆，甚至出现了引起严重社会后果的麻烦；当然，运气最差的是，任务没有完成，麻烦还有一大堆。在巨大责任压力下面，既然完不成任务就会问责，那就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完成任务要在灰色地带创新，就可能引发负面后果，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或发生了人命案，比如出现了自杀的情况。出现了这样大的事故，这样的“创新”当然是不成功的，也是要被问责的，典型的就是当事人受到处分。相对于完不成任务肯定会被问责，还不如去创新试一试，这个创新当然是有风险的，但也有可能冒了点险，却完成了任务。即使没有完成任务，或冒险造成严重后果，也不过是被处分。与其百分之百地被问责，不如可能因冒险或创新失败而受处分。上级当然是不愿意下级去乱冒险的，机制创新不等于冒险。因此，上级就必须通过问责来对创造或冒险失败进行控制。问责是必须的。下级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必须受到处分。正是必须完成任务及尽可能降低创新引发问题的权衡，使下级在完成任务、控制风险及如何创新上进行仔细考量，只是胆子大是不行的。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责大权小利少的下级都具有极强的学习其他人在机制创新经验的积极性。同时，上级也必须要求下级在完成任务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而不能一味加大压力。万一出了事故，上级也必须保护这个冒了风险的下级，不然，其他人就会寒心。保护的办法是政治下、经济上，或调换工作岗位。
上级要求下级完成任务，下级为了完成任务而在创新中出了问题，点子低没办法。上级则一方面要“打”，一方面要“保”。“打”就是处分，处分是台面上的和政治上的，“保”是台下的和经济的。只有保而没有打，或保过了，下级就会过于冒险，过于冒进，搞出很多恶性事件来。不保护，下级就没有动力去创新去冒险，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正是“打”与“保”的平衡，使责权利不对称所激发出来的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保持在高水平和高质量上。众多的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就使中国基层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完成各种“天下第一难事”，可以让各种项目建设顺利展开，从而最终创造了中国奇迹。所有自上而下的任务最终都要在基层治理中与群众面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使基层在巨大的责任压力下面，在边缘地带灰色地带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且这种创新的成功经验会极快地复制传播，而成为全国性的经验，从而在基层治理上形成了静悄悄的革命。因此，中国基层治理几乎是完成了其他任何体制都不可能完成的压缩现代化的动员与建设任务。
2011年H省南溪镇三江村。凌晨。
村主任的选举已经白热化了，两边竞选团队严阵以待，准备几个小时后去收割选票。
但其中一方经过精确算票，仍然感到没有胜选把握，决定再从对方铁票中买几票，于是给一家打电话，这家人有三张选票。从一张票1万元，到三张票5万元，再到10万元，终于买定。
最后这一方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他们在当天选举中险胜。为选举付出资金也超过千万元。
连续几年来，南溪镇各个村子的选战，愈发激烈。只不过，和宣传治村理念，炫耀远景的画面不同，在这里，双方阵营都以重金直接购买村民的支持。
因为几乎无村不贿选，且都是支付现金，在选举期间，据说市银行现金全被提空，而从省城紧急调运现金过来。而且，村委会选举期间，镇上所有中华烟都被买光，因为除了送钱外，一条一条地送中华烟也是选举的一个部分。
南溪镇的贿选到底是什么情况？贿选的动机和滥觞的原因又是什么？直选本来作为基层民主的“必然道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蜕变？
一?千万村官
虽然之前的调研中一再遇到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案例，也听说了很多关于贿选的信息，到沿海H省南溪镇调研，看到贿选之普遍，还是相当吃惊。
据南溪镇的同志讲，南溪镇1995年出现贿选苗头，2005年贿选即已十分普遍，那时南溪镇的行政村还没有合并，每个村的规模只有几百人，贿选金额一般只有几万、十几万元，额度比较小，且只限于村委会选举。2008年，南溪镇行政村合并，一般行政村都是由过去两到三个村并为一个，人口规模大都在一千多人。这一年全镇村委会选举中开始普遍出现大规模、正规化的贿选，贿选金额也上升到百万元。不仅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贿选，而且村支部选举中也开始出现贿选。到了2011年，贿选变得十分疯狂，小小南溪镇，竟然有三个村的单人贿选金额超过千万元，村支部选举中贿选已经普遍和常规化了，甚至人大代表、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选举中也普遍出现了贿选。
以下列举一些典型的贿选案例。
1. 精英合谋的乡村纸牌屋
卢革村卢建新办了一个年销售额数千万元的五金商店，他2005年当选村委会主任，2008年当然要竞选连任。卢有一个弟弟在出生后即与江东村一叶姓家的女儿换养，卢的弟弟因此变成江东村的叶姓村民，叫叶均法。叶均法也是头脑精明之人，办厂有一定规模，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叶也想竞选村委会主任。但叶姓在江东村是独姓，张姓才是江东村最大的姓。叶均法为了更有把握选上村委会主任，打电话让在北京做生意的铁哥们儿张某回来帮忙竞选。张某回到南溪镇上，发现卢建新竞选村主任的对手是自己干妈的儿子孙某，张某因此提出一个建议：请卢建新退出村委会选举，自己则全力辅助卢的弟弟叶竞选村主任。张某的提议显然是不妥当的，是不够朋友不讲义气的，也无依据。卢建新为了让弟弟当选，决定退选，并在选举前两天贴出公告表明自己要退出本次村委会选举，希望村民支持孙某竞选村主任。因为卢本人过去当三年村主任，威信比较高，本来有100%把握当选村主任，现在退选，也有可能在背后搞小动作，让村民在另选他人栏选他。张某为了让自己的干兄弟孙某有100%把握当选，于是在选举前一天，将叶、卢和另外一些朋友召集到一起，要求卢拿出50万元保证金保证孙某可以当选为村主任，同时张某出50万元保证金保证叶选上村主任。
在村委会选举前一天下午六点，卢革村突然有一石姓年轻人决定参选村委会主任，然后找人分头动员拉票。当时动员的口号有两句，一句是“选石就是选卢”，另一句是“每票1000元，选不选得上都给钱”。孙某开始以为卢建新已经退出村委会竞选，自己稳操胜券，没有想到突然会杀出一匹黑马，措手不及，再找人活动已来不及，结果，石某在第二天的村委会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石某为此次当选花费大约100万元。
江东村的选举，因为张某大力支持，卢建新的弟弟叶某顺利当选。为选举，叶也拿出数十万元买票。
押在中间人那里的保证金，因为孙落选，卢的保证金就给了张某。而因为叶当选，张某的保证金得以退还。卢是为叶而出的50万元保证金，这个损失就不应由卢来承担，因此叶给了卢建新50万元。叶为当选村委会主任，花费也超过百万元。
以上卢革村和江东村2008年的村委会选举，虽然故事曲折一点，但贿选在这一年的南溪镇所有村很普遍。即使没有竞选对手，可以肯定能当上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也必须拿出几十万元来向村民选举自己表示感谢，一票少则100元，多则1000元。
在财富的基础上，权力可以在人际和小圈子内部进行交换和输送，是中国乡村版的纸牌屋。
2. 百万是村级政治的门槛
2011年村委会选举，南溪镇各个行政村的选举白热化。卢革村和江东村这一年的竞选激烈程度是比较低的，但村委会主任竞选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2011年卢革村村委会选举，上一届当选村主任的石某当然要继续选（不选就没有面子，且因为家里办厂，拿一二百万元竞选村主任还是拿得出来的），有一个在成都做生意的村民也想选村主任，他来咨询卢建新，卢说，你们要想竞选村主任，拿100万元肯定是不够的，200万元也不保险，有300万元应该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石某已当村主任，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就给每个选民1000元，你们来竞选，他也会提高每票的金额，你们要竞选得过他，就不能只出与他一样多的钱，而要出得高才行。这个村民听了卢建新的分析，知难而退。
南溪镇朱家村是2011年村委会选举竞争最惨烈的村。参与村委会主任竞选的徐某志在必得，另外一派也不甘示弱，双方竞相许诺每票价值由1000元到1500元，又升到2000元，直到5000元，不甘示弱的另外一派终于退出，徐某顺利当选村主任。朱家村是一个大村，有2000人，选民就有1000多人。这次选举，徐某一个人即出800万元，另外亲友团帮助弄了400万元，共计1200万元买票，创造了南溪镇村委会选举的历史。
三江村2011年选举也白热化了，两边竞选团队激烈竞选，精确算票。到了选举当天凌晨，一方算来算去，仍然感到没有胜选把握，决定再从对方铁票中买几票，给一家三口打电话，从一张票1万元，到三张票5万元，再到10万元，终于买定，最后在当天选举中险胜。为选举付出资金也超过千万元。
中里村2011年选举，竞选双方感觉激烈竞选会两败俱伤，不划算，因此，一方给竞争对手100万元，让后者退出。但在选举当天，村民都不愿意投票，因为其他村的选举都给钱了。没有办法，参选方只好再拿出100万元分发给村民，让村民投票。
因为几乎无村不贿选，且都是支付现金，在选举期间，据说市银行现金全被提空，而从省城紧急调运现金过来。而且，村委会选举期间，镇上所有中华烟都被买光，因为除了送钱外，一条一条地送中华烟也是选举的一个部分。
3.党员与选票
2011年，卢建新计划冲击一下卢革村村支书，全村有50多个党员，卢建新花了50多万元，以每票2万元买了30票，但最终只得26票，未能当选支委，更不可能当选村支书。卢建新说，看来2万元一票少了点，若出5万元一票，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当上村支书的。因为卢建新的冲击，老支书也拿出几十万元买票，最后，老支书得到38票。另外两个当选支委分别得到32票和28票。
老支书之所以继续当选，除老支书也出了钱以外，毕竟很多党员都是老支书发展起来的。有一个党员，卢建新托人送去4万元，上午送去，下午退回来，直接对卢建新说，你的钱我不要，我也不选你。卢建新选票中，有30人收了钱，有4个人收钱却未投票，其中三个人事后退还了所收2万元，一人既未投票又未退钱。
南溪镇社区书记是一个老书记，威信很高，没有人与他竞选。但在2011年，其他村支部选举都因为拉票而让党员有收入，自己不出钱就不好意思，因此自愿拿出几十万元给每个党员分点，意思意思。
4 选战之后的民风乡情
因为贿选过于普遍，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查处，只能对贿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在公开场所，镇政府领导都在讲，村委会选举要公开公正公平，但在小范围内，镇领导的态度十分鲜明：镇里只重选举结果，不重过程。村庄选举中出现的贿选、拉帮结派，镇里一概不管。倒是在选举现场，因都是武警到场，没有人会在选举现场打架、砸票箱。否则，就会以破坏选举直接抓起来。
在南溪镇的村委会选举中，还有很多有趣的规律。比如，几乎所有选举都是在两派之间展开，而不会出现三派、四派之间的竞争，原因很简单：村委会主任最终候选人是两个人，得票过半数当选。虽然各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也会分化，但最终结果仍然要合为两派对垒，虽然下一次对垒的阵营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因为选举所涉及金钱数目巨大，竞选的动员能量也十分巨大。首先，每一派都会组成一个庞大且高效的竞选班子，在选举前一个月甚至更早就开始策划活动，其次，竞选团队会对全村所有选民进行精确分析，包括经济状况、社会关系、个人倾向、利益偏好，然后定向收买。一般来讲，在两派竞选中，村民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双方的铁票，比如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一部分是中间票，即两边都没有特殊关系或两边都有点特殊关系的。选举拉票主要就是拉中间票。给了中间票好处，也一定要给自己铁票同样好处，不然就说不过去。问题是对方铁票能否收买？想方设法打入对方铁票仓中，不惜高价收买，这样的收买对于改变竞选均势意义重大。一旦收买对方铁票，选举必然会白热化。从2011年村委会选举来看，各竞选班子一般都可以把本派得票精确到个位数。
再次，因为竞选双方投入资源多，动员范围广，再加上南溪镇经济本来就发达，就使得选举时，可以将各种关系复活，血缘的、宗族的、亲友的、同学的、拟亲的、生意的等等血缘、地缘、业缘、趣缘、义缘关系都被深度动员，彻底开发，所有这些关系又都要面对巨额贿选利益的考验，由此产生巨大的动员能量。这种一种巨大动员能量在选举中爆发出来，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每次一次选举都是对已有各种关系的拷打，就有各种关系被破坏掉。选举过后，村庄变成人情的荒漠。
激烈竞选还有后遗症，即之后的两派斗争。朱家村主任花1000多万元当上村主任，自然要争村庄决策主导权，村支书不让，两边冲突，政府无法免去主任职务，只能免掉支书，新支书上去仍然不合，就再换，连换三任支书都搞不好。镇里不能免村主任，对立一派可以上访告村主任违建等等，上级来查处，拆掉村主任价值数百万元的住宅，等等。刘皋村主任也被举报，价值300万元的住宅也被拆掉了。还有若干选上村主任后陷入村庄持续冲突，以至于自己所办工厂垮掉的例子。
二?贿选的动机：复杂的经济-心理情结
为什么南溪镇乃至整个H省农村都普遍存在严重的贿选呢？
南溪镇有大大小小数千家企业，由此可见在南溪镇这块土地上所聚集的经济密度。这种经济密度可以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财富本身，二是经济发达带动地方土地与房产升值，三是经济体的高度关联，四是经济密度附着在意义生产的方面，五是经济密度与政府部门的联系。简单地说，高度发达的经济会将其价值附着在各个方面。贿选的发生大都与以上各方面有一定关系。
（一）集体资源有变现谋利的空间
南溪镇经济发达，工厂众多，这些工厂大都是在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至今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家庭作坊，譬如说在刚办厂时，农民买一台机床即在自家房屋内开始生产，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逐渐在宅基地上扩建厂房，这样的扩建可以达到很离谱的程度。又因为经济发达，外来务工人员很多，即使不办厂，也可以通过出租住房获利。因此，在南溪镇，宅基地是稀缺资源，村民对宅基地指标的要求很强烈，宅基地指标如何分配基本上由村干部说了算。
经济发展带来土地非农使用的需求，土地非农使用可以产生巨额利益。无论是征地，还是非法使用农地用于建设，村干部都可以在其中起到作用。
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当上村干部后，通过运作土地资源掌握土地资源分配来谋取利益，是发生贿选的重要原因。2011年贿选最严重的朱家村和三江村恰恰是征地最快的两个村，政府征地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配合，而村干部积极配合，政府一般会有给予村干部回报的默契，最常见的回报方式是为村干部特批一块建设用地，这块建设用地所具有的价值可以高达百万元也不奇怪。且征地过程中，因为土地转变用途和改变所有权性质，而具有大量利益空间，具体操作征地工作的村干部也就有谋利空间。
也就是说，贿选首先与村干部谋利的空间有关。村集体资源越多，产权界定越模糊，村干部越可能从中捞取好处，村庄贿选就会越严重。
村集体资源主要表现为资金、资源、资产，统称“三资”。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三资”管理混乱问题，H省也开始加大“三资”清理和管理力量，南溪村镇两级一致公认，这两年，南溪镇村级“三资”管理规范程度极大地提高了，村干部再想借集体资源产权模糊来捞好处的可能性降低了。这个意义上看，村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降低了。也是因此，南溪镇的乡村两级干部都认为，2014年村级选举不再可能出现2011年选举中过千万元贿选的情况。事实上，2014年，H省对贿选采取了零容忍的断然措施，南溪镇2014年村级选举中没有发生贿选。
无论“三资”管理规范与否，经济发展一定要征用村集体所有农业用地为国有建设用地，政府征地一定离不开村干部的协助，而村干部协助政府征地，政府必在其他方面给予回报，这是一种默契。也就是说，在征地比较多的村，村干部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因此，征地多的村，贿选要比一般村更为严重。
以上可归纳为两点：集体资源管理越不规范，贿选越严重；集体资源越有变现机会，贿选越严重。
（二）赔本也要贿选，政治资本与社会声誉的诱惑
除了要当村干部捞好处而贿选以外，贿选的发生还有更多理由。不然就无法解释，在南溪镇，几乎所有通过贿选当上村干部者在任上都未能捞回用于选举的投入（但这并不影响前面所述村干部越是能捞钱，贿选就会越严重的判断），但几乎所有通过贿选上去的村干部都要在下一轮继续参选，并继续花钱选举。
第二个理解贿选的理由是，只有富人、有钱人、企业家，才有能力贿选当村干部，而当上村干部可能对自己办企业有好处。也就是说，虽然从村庄中无法收回投入，却可以借村干部这一身份从其他方面收回投入。
南溪镇的企业大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因此都是很不规范的，这种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用地大都是未批先建，违法建设；二是普遍存在偷税漏税，当了村干部，就可能更方便与政府各种部门打交道，更好地与政府部门互动，从而可以降低被政府部门查办的机会。
从调研来看，这方面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过，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比如朱家村和刘皋村村主任通过选举上来，却因为得罪了人，被村民举报而遭到政府部门查处，其经济损失都在几百万元。相反，其他大量没有当村干部的企业家却平安无事。或者说，至少在南溪镇，企业家还没有担心政府查处自己违建和偷税到一定要通过贿选来当上村干部以自我保护的地步。试想用上千万元贿选，这本身是多么高调啊！
因此就有第三个理解贿选的理由，即在南溪镇这个经济密度、产业关联度高、商业机会无限的地区，通过当选村干部来获得比一般单纯企业家更多的政治资本、社会声誉，从而可以助企业经营以一臂之力。
这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当村干部的活动面更加广大，结交面更加广大。在南溪镇这个企业家密集的地方，一般规模的企业家是被无视的，而若有村干部的头衔，其知名度、美誉度就可以轻松超过一般企业家，就可以在南溪镇这块热土上较一般企业家获得更多的生意机会。以南溪村村支书为例，他当书记，将企业交给夫人打理，夫人只有小学文化，但企业仍然打理得好。为什么仍然打理得好？一方面当然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一方面又是村支书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和知名度。他儿子结婚竟然办了200多桌酒席。南溪镇企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极高的，村支书这样的号召力和知名度，他的企业为其他更大集团公司搞点加工，是易如反掌的。
（三）由富而贵
除以上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南溪镇的贿选还有别样理由。
南溪镇经济发达，富人很多。在这样一个富人聚集的地方，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被人瞧得起，具有美誉度，有面子，有趣，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若能当上村干部，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自己可以与一般只是有钱的人不同，还多少有点权，还可以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还可以进入到政经一体、官商一体的更核心的南溪镇名人圈中。大家越有钱，通过钱来实现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展现自己独特价值就越难了。因此，通过参加选举来寻找人生的刺激，来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意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例如卢革村卢建新，他一直维持自己五金配件商店目前的规模，没有任何扩大的愿望，当然也比较容易维持得下去。他每年有几百万利润已经足够了。他说自己生了两个女儿，今后再多财产也无人继承。他在2011年拿出几十万元竞选村支书失败，无所谓。他说，拿个百八十万选村干部还是拿得起的，他当然也没有准备通过当村干部捞回来。他是想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其实还是当地有影响受欢迎的名人，通过当村干部可以实现比仅仅有钱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价值。
这个意义上讲，排除所有利益的考虑，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钱的人越是可能通过竞争社区内的诸如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游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价值密集产生了意义密集，意义密集通过竞争村干部职位等等所有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表现出来。这样看来，南溪镇乃至全国农村出现村庄贿选，不能只归结为经济利益，更不能说就是要当村干部来贪污。
三?农民的精英观，富人就是能人
那么，地方政府和村民如何看待贿选呢？
南溪镇的经济密集，必然表现为事务众多，各种政务、村务，各种利益矛盾，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事务必然密集。也就是说，在南溪镇这样一块具有极强经济活力的地方，消极政府是不可能的，村民利益也时时面临调整。这个意义上，要在南溪镇这块土地上当一个消极无为的村干部是很难的，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南溪镇也是当不成村干部的。
举例来说，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就要搞规划搞建设，就要征地拆迁，就要面对巨大利益调整与分配，就一定会有钉子户出来。如果没有得力村干部配合政府，政府任何事情都办不好。因此，政府必然要求有强势的有能力的人来当村干部。
经济快速发展，当地村民就要抓住机会来获得利益，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各种尝试并因此引发各种矛盾纠纷。村民之间有了矛盾纠纷，就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村干部来帮助解决。
什么人才有能力来当这个强势的村干部？在南溪镇，只有有钱人、富人、财大气粗的人，才能当强势村干部，村干部本身与政府部门有极大的不同，就是政府部门有执法权，有国家暴力在背后作支持。因此，政府部门不需要以财大气粗来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基础，而是以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村干部则不同，村干部背后没有国家暴力的支持，且村干部所做工作都是细小琐碎规范性低、很难讲得清楚边界，因此难以精确使用暴力的地带，村干部就要靠国家权力以外的力量来表现自己的强势。
在取消农业税前，在中西部地区，村干部为了收取农业税费和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一个办法是使用身体暴力，这样就有黑恶势力进入村干部队伍中来。南溪镇现在要有强势村干部，当然可以不用黑恶势力，而可以用财大气粗的富人。富人当村干部，有头脑、有经济实力，在村级治理中，面对不讲道理的钉子户，他们可以说“我不仅说得过你，而且打得过你”，这个“打得过”，并不是真正打架，而是钉子户如果硬要胡搅蛮缠，富人村干部就可能通过自己结交的广泛关系来形成对钉子户全方位的打压，甚至可以动员在自己工厂当中层干部的钉子户的兄弟与钉子户绝交。富人村干部中的“富人”含义是具有极大的资源量，这种资源量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就是让自己办成难办事情的能力。
这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南溪镇，政府需要有能力的强势村干部，富人正是这样的理想村干部人选。而从村民来讲，因为富人村干部有能力解决自己可能面对的各种冲突，富人村干部更有气势压服钉子户从而更有能力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体系，维持村庄治理的有序，村民也欢迎富人村干部。
这样一来，在南溪镇的地域上，不是富人也就根本不要想当村干部这个事情了。既然必然是富人当村干部，村民就会认为，贿选让自己得点钱又有什么不好？
由此出现了富人治村不可逆和村庄无政治的两个后果。
四 财富与权力接管村庄
富人当村干部，是否会出现为富不仁以及富人村干部对抗政府的情况呢？
从南溪镇调研来看，虽然政府是欢迎富人当村干部以及默许贿选，富人村干部也早已替代了传统的村干部，甚至这些年当选为各个村村支书者，基本上都是前些年通过贿选当上村主任，然后入党再来当选村支书的。但从目前来看，南溪镇的富人村干部远还没有达到敢与政府对抗的地步，南溪镇甚至有大量富人村干部畏惧镇委书记如虎的例子，比如前面以一千多万元贿选当上村主任的朱家村主任见到镇委书记时，竟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富人村干部会如此惧怕政府？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力，而富人村干部几乎人人办有企业，企业对政府有极大的依赖，除正面依赖以外，南溪镇几乎没有企业不存在违法占地、偷税漏税和污染环境等等问题。任何一项问题查起来，企业都几乎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最有控制财大气粗富人村干部的能力。
正是因此，在南溪镇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富人阶层与一个强势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契合”。这个“契合”的结果之一是南溪镇地区最多数的一般村民却被排斥了出去。村民自治制度及其选举制度以与我们过去的和通常的想象相当不同的方式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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