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

重磅推荐：

1.全美百万级畅销书，连续34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且还在继续。

2.《从0到1》作者彼得·泰尔、《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昆等美国政界、学术界、投资界大咖推荐，引发美国精英群体警醒和争论的一本书

3.《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彭博年度书单推荐图书首位；《华盛顿邮报》年度图书首位；《时代周刊》十佳非虚构图书；美国亚马逊年度编辑推荐图书；科克斯奖非虚构奖入围；哈德逊书店年度畅销图书榜榜首；《出版人周刊》畅销书榜非虚构类榜首。

4.《纽约时报》《科克斯书评》《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周刊》《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环球邮报》《国民评论》《书单》《图书馆杂志》等美国数百家传媒倾力推荐。

5.一部引起美国精英阶层震撼的社会评论，一趟从乡下到耶鲁大学的风雨路程，一场从童年阴影到自强不息的心理救赎，一个影响世界政治、经济、阶层、文化未来走向的社会问题。

6. 好莱坞传奇、曾导演《美丽心灵》《天使与魔鬼》《达·芬奇密码》《阿波罗十三号》朗·霍华德将执导《乡下人的悲歌》电影版。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 万斯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层，*后他们的外孙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标志。

    但是随着家族故事慢慢发展，我们发现万斯的外祖父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重要的他的母亲，都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却从没完全逃离过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万斯便是在这样混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成长，但也是这群“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使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然而综合来看，像作者一样成功脱离贫困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旧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仿佛是一条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社会评论，通过作者的成长故事与经历，以“局内人”的角度，带领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视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J.D. 万斯，成长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贫苦小镇，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后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目前在硅谷一家投资公司任管理职务。

序：这是我的故事，却是美国的问题

章：贫苦、疯狂和脆弱

第二章：逃离肯塔基，却逃不出乡下

第三章：挣扎的中产生活

第四章：童年的压力

第五章：破碎的身份认同

第六章：游走于不同的“爸爸”之间

第七章：阿公之死

第八章：母亲的世界有缺陷，但她无法改变

第九章：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被嘲笑

第十章：海军陆战队教会我的：吃饭、早起、规划

第十一章：如果你失败了，应该怪谁

第十二章：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第十三章：那些我不知道的，让我失去了很多

第十四章：童年经历如影随形，我一直在抗争

第十五章：穷孩子的成功比想象得要难

结语：我们是一群很牛的乡下人，却无法改变孩子的命运

致谢

序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们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穷困，生活在铁锈地带（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从我记事时开始，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至于我家的情况，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瘾作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现在，人们看到我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但恕我直言，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让人们知道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我想让人们了解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

    令人吃惊的是，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悲观的群体。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虽然真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现实是，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确实如此，我们从未如此脱离过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贫苦孩子进步的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大军，还有许多人不选择为了获得更好的机会而搬迁。我们的男性正遭遇一场特殊的危机，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养成了某种性格，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解释：“J.D.，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当时的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我那艰难的亲身经历教给我：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每一块重3到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装有8到12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

    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雇员，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有位同事同时干着两份全职工作，但并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在地砖公司的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寻自己开飞机的梦想。一小时13美元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钱了——一间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干过几年的员工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翘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我在那儿工作结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员工发明了一种游戏：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会定上计时器，然后每个重要的“里程碑”都会在仓库两端互相喊叫——“35分钟了！”“45分钟了！”“1小时啦！”

    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么？”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板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讨论机会平等时，这样的事例不可忽视。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这些事情也是我所担心的。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用坏的方式来应对的，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位于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更深的层面。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和现代美国总体的经济面貌完全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在这本书里面关注的是我认识的这类人，即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因为白种人比黑种人或其他任何人种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这就是说，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摘下种族的有色眼镜，来从中感受阶层和家庭是如何对穷人造成影响的。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一听到“福利女王”，脑力里就会浮现出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懒惰的黑人母亲这一有失公允的形象。这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的论据与这种形象并无关系：我认识一些“福利女王”——有些还是我的邻居，但都是白人。

    这本书并不是一项学术研究。前几年，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吉·切迪（Raj Chetty）都曾发表引人瞩目、研究出色的著作，其中显示：上向社会流动在20世纪70年代衰退，且再没有真正恢复；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的遭遇更糟（令人震惊的是，阿巴拉契亚和铁锈地带表现糟糕）；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现象，其实存在于整个社会。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但他们都已经有说服力地指出：美国出了问题。虽然我会运用数据，也会借助学术研究来说明问题，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读者相信一个纸面上的问题，而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出生就被这样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故事离不开我生命中那些人物。所以，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的回忆录，而是我们整个家庭的。这是一部一群来自阿巴拉契亚的寒门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两代人之前，我的外祖父母一贫如洗而又彼此相爱。婚后，在逃离身边令人窒息的贫穷的希望的驱使下，他们搬到了北方。他们的外孙（我）毕业于世上好的学府之一。

全球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政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惊觉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似乎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他们纷纷开始阅读J.D. 万斯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

——朱莉·维哈格（Julie Verhage）、西蒙·肯尼迪（Simon Kennedy），彭博推荐书单

万斯先生以悲天悯人、体察入微的笔触进行社会学解读，讲述了社会底层的白人如何驱动政治反抗，推动唐纳德·J. 特朗普的崛起。万斯探究缜密，充分运用*手资料，举重若轻地以文明的方式解读了这场混乱的选举，他的文字无论对民主党还是对共和党都极有启发。

——珍妮弗·西尼尔（Jennifer Senior），《纽约时报》评“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精英通常认为我们的社会危机就是“经济停滞”或“不平等”。而J. D. 万斯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抽象的学术文章一直未关注到的真正的民众生活。

——彼得·蒂尔（Peter Thiel），畅销书《从0到1》作者，企业家、投资人

这是一本动人的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如何从一个多灾多难、因毒瘾而支离破碎的亚巴拉契亚家庭走出来，成功考取耶鲁法学院。《乡下人的悲歌》意义深刻，它给美国那个通常不受关注的角落打开了一扇窗，并以真诚、有力的话语表达了殷切希望。同时《乡下人的悲歌》的出版也标志着一位天才原创作家的兴起，这本书也是所有关心美国当下真实状况的人的书。

——蔡美儿（Amy Chua），畅销书《虎妈战歌》作者，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万斯用引人入胜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像他那样成长起来的人成功会如此困难……真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

——《华尔街日报》

书中的观点提出及时、影响深远，书里讨论的社会阶层的健康和经济问题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

——《科克斯书评》

    我上耶鲁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但在那的年教会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会来纽黑文招聘，求贤若渴，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学生称这次招聘为FIP，全称是秋季面试计划（Fall Interview Program），届时会举办长达一周的晚宴、鸡尾酒会、在酒店举行的宴会以及面试。我参加FIP的天恰好在第二学年开学之前，当时我已经有了6个面试，其中包括我心仪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公司的华盛顿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公司邀请我去纽黑文贵的一家餐厅参加那场“恶名远扬”的晚宴。流言称那晚宴实际上是一场面试：候选人要风趣、有魅力、积极，不然就永远不会被邀请到华盛顿或纽约的办公室参加终面。我到餐厅的时候想，贵的一顿饭竟然要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下吃，真是煞风景。

    晚餐之前，我们都被要求待在一个包厢里，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岁的女人端着酒，酒瓶用精美的亚麻布包装。她们每隔几分钟就问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续上一杯。刚开始我紧张得喝不下去，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侍者询问我是否需要来点酒、要什么酒时回答是，“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后她总该不问了吧，但她又说：“您要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还是霞多丽（chardonnay）？”

     我觉得她是故意整我。不过还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两个品种。所以我点了霞多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白苏维翁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而是因为霞多丽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些。但我只是躲过了颗子弹，那夜还很漫长。

      在那种场合下，你必须在害羞和张扬之间找到平衡。你不想让同伴讨厌，但也不希望他们连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试着做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对周围的环境太过着迷了，只是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盯着餐厅的华丽装饰，想着它们有多贵。

    那些酒杯看上去纤尘不染。那哥们儿穿的西装肯定不是Jos. A. Bank正装店买一送三大促销的时候买的，因为看着就像丝绸做的。铺在桌上的亚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单还柔软，我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摸摸它们，别让别人觉得我很奇怪。

    长话短说，我需要一个新计划。在我们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我必须要集中精力完成手头的任务——找到工作——然后离开这取笑穷人的地方。

    我再忍耐了两分钟。我们坐下以后，女侍者问我要清水还是“闪闪发亮的水”。我翻了个白眼，虽然我觉得这餐厅是挺震撼的，但说“闪闪发亮的水”也太显摆了吧，好像在说“闪闪发亮的”水晶或“闪闪发亮的”钻石一样。但我还是点了“闪闪发亮的水”，可能对身体更好吧，因为听起来更干净。

    我小啜了一口，但马上吐了出来。这是我喝过的难喝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铁站买一杯健怡可乐，但却忘了饮料机做健怡可乐的时候是不会放糖浆的。这个高档地方的“闪闪发亮的水”就是那样的难喝。“这水有问题。”我提出抗议。侍者向我道歉，说她会给我再拿一杯圣培露气泡水（Pellegrino）。那是我才意识到那“闪闪发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尴尬极了，幸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个同学。我安全了。现在开始不许再犯错。

    接着，我低头看了看餐具的摆放，发现数量有些奇怪。为什么有9个器皿？为什么要用3把叉子？为什么有好几把涂黄油用的餐刀？我想起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明白了这是一种传统习惯，餐具的数量和摆放都是有规定的。我谎称去卫生间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精神向导：“那么多该死的叉子我怎么办？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乌莎解答道：“先用外围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个器皿盛不同类的菜，哦还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汤。”有了这个解答，我便信心满满地回到餐桌，准备惊艳我未来的老板们。

    接下来平安无事。我有礼貌地交谈，谨遵琳赛的教诲闭着嘴嚼东西。我们那桌人谈了法律、法学院、公司文化，甚至一点政治。和我们一起用餐的雇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个人都收到了录用通知，连我这个吐掉“闪闪发亮的”水的家伙也拿到了。

    这场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试中的天，正是在这顿饭上我才开始明白，我发现了我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发觉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就业指导处强调面试时要语音语调自然，要做面试官乐意与之共事的人。这当然很有道理，毕竟谁会想和一个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对于求职者来说重要的场合强调这些东西似乎还是有些奇怪。我们被告知，面试不会太关注分数或简历，有了耶鲁响东东的牌子，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好工作的大门。所以面试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我们能否很好地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而难的测试却是根本就没让我参加的那场：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观众。整个星期我都惊叹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国的律师。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至少十几场面试，大多数面试也以录用而告终。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非常沾沾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法院辩护过的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找工作就是去网上看招聘帖子，投几十份简历，盼望得到回复。幸运的话，也许一个朋友会帮你把简历放在上面。如果你能胜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会计，那么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规则基本都是相同的。

      问题是，几乎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这是个专业术语，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我是参加漫长的FIP周后几场面试的其中一场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面得不咋地。他们问我的兴趣，喜欢的课程，期望从事的法律专长等。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经过多次实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完美，我提出的问题十分老练，显得我对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想要从事法律的哪个领域。我甚至不知道我问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是什么意思。整场面试就像是在作秀，但我并没有表现得像个混蛋一样，所以也一直顺风顺水。

    然后我碰壁了。后一位面试官的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为什么想在法律公司工作？这本该很好回答，但我已经太习惯于谈论我对反托拉斯诉讼萌发的兴趣，因此可笑地被这问题抓了个措手不及。我本该说想要像优秀人才学习或从事于富有挑战性的诉讼领域之类的话，但说什么也不能说当时从我嘴里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不过工资挺高啊，哈哈！”面试官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只眼睛一样，当然气氛终也没有缓解。

    我确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试大忌。不过幕后，我的一位推荐人已经在给公司打电话。她告诉人力说我聪明、优秀，会成为一名很棒的律师。“她对你大加赞赏。”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以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入围了下一轮面试。终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在我认为是招聘环节中重要的一环栽了个大跟头。古语云，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但显然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学年快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了参加《耶鲁法学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的写作竞赛而努力学习。《杂志》刊登法学分析的长篇文章，主要面向学术界人士。那些文章读起来就像电器说明书一样，枯燥、程式化、夹杂着外文。（举个例子：“虽然评级制度前景广阔，但我们指出，制度设计、贯彻和实施层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辖区在推诿而不是推进。”）玩笑归玩笑，加入杂志社可是正儿八经的事。这是法律界雇主的看中的重要课外活动，有些雇主甚至只招参与过杂志编辑的学生。

    有的学生来法学院就是为了当《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写作竞赛于4月举办。3月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准备了好几周了。听了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建议，我一个好朋友去年圣诞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咨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盘问编辑技巧。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帮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个一年级学生）设计了一份竞赛前后一个月的学习策略。每个角落，人们都在通过朋友圈和校友群了解这场学年重要的测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来这儿的时候，是整个法学院的两个俄亥俄州毕业生之一。我猜《耶鲁法学杂志》非常重要，因为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经是那个杂志社的一员。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紧锁的黑匣子，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钥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发布消息，却自相矛盾。耶鲁为自己是一所压力小、竞争小的法学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一理念有时候却与实际传达的信息矛盾。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张杂志社工作证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学校跟我们说杂志对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么重要，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但这是获得某些工作的先决条件。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许多职业选择和兴趣来说，在杂志社工作纯属浪费时间。但我不知道我要选择哪条职业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兴趣所在。

      这只是说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例子。但是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这里列出了我初来耶鲁法学院时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在此列出。

·面试要穿西装。

·穿特别宽松的西服是不得体的。

·切黄油的刀不只是装饰性的（毕竟，要用黄油刀来切的东西用勺子或用食指挖着吃更好）。

·仿皮革和皮革不是同一种材料。

·鞋和鞋带应搭配。

·某些城市和州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去一所更好的大学不仅让你有面子，还能带来实惠。

·金融是一种人们从事的行业。

    阿嫲总是非常厌恶对乡下人的偏见——人们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一群流着口水的蠢货。事实上也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让自己获得成功。不明白其他很多人做的事情通常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为此我在大学时失去了工作机会（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和卡其裤明显不是得体的面试装），后来在法学院，要不是每走一步都有人帮助我，我还会失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