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570942丛书名: 理想国译丛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1）——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如何到达丹麦”。
★如果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主要依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宣告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点，那么他的两卷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力图（通过政治秩序的演变）阐明历史走向这一终点的复杂而崎岖的路径。——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般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 政府还高效而廉洁。——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里将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类时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叙述的历史截止到法国大革命；本卷接着讲述*卷遗留的故事，探讨这三大组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和互动。
在这第二卷中，福山继续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人格化的、负责的政治制度为核心，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描绘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结果。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
导 读 如何到达丹麦/刘瑜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第3章 官僚体系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第5章 腐败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第12章 民族建设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亚
第15章 地理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第17章 不叫的狗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第19章 非洲风暴
第20章 间接统治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第22章 共同语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第26章 三个地区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1章 政治衰败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很少有一本长达600页的政治学著作会以一个悬念结尾，福山三年前出版的史诗般的政治学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就留下了一个有待回答的巨大问题……《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就是他给出的答案……福山丰富的真知灼见使他堪称民主问题写作的泰斗。
——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一个作者在他分析与写作能力*提供的一部魄力十足的著作。这项计划始于重写并更新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但是福山比亨廷顿出色之处在于，他能够用一种迷人的散文风格传达复杂的思想，他集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和精彩的讲故事者于一身。现实世界的某些事情正陷入混乱不堪，让人想不到严肃的政治学还可以如此好看。
——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 Groot），《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未来模式
在21世纪初，有些政府视自己为自由民主制的标准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湾的君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伊朗国内存在严重分歧，庞大的中产阶级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海湾君主国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坚持至今，仅仅是因为坐拥大量的能源资源。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样也是靠资源生活的国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成为区域性强权。在俄语世界之外，没人觉得它的政治体制值得效仿。
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是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严重挑战的是中国。正如这两卷书多次提到的，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传统，也是少数几个从未发展出本土法治传统的国家层次社会之一。中国复杂丰富的传统，以儒家道德代替正式的程序规则，对统治者实施一定的约束。这个传统也被遗赠给其他东亚政治体，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有时，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冲破过去的束缚。后时代中国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三十五年后，中国的政权现在正经受政治衰败，正在丧失作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中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议程将会大大不同于过去一代。它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出口导向型的旧模式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现在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消费需求。粗放型的增长在中国已难以为继，人口大规模流入工业经济的红利也开发殆尽。为了追求高增长，中国已积累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癌症村”点缀乡村、食品安全体系失灵等等严峻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提供必要的技能，以维持生产力的普遍升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更多个人自由，真正的创新能否得以持续。随着中国经济变得复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需求也在增加。跟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的体系能否跟上社会的实际步伐，还很有疑问。
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流动。中国快速增长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财富不断增加的民众，他们产生的要求和愿望不同于过往构成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农民。
鉴于这些挑战，中国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拥有足够自主性，转向更开放的体系，鼓励更多的经济竞争，允许信息在社会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强大，即使没有立法部门和游说团，也能对共产党的决策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富有。……
就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而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未来若干年的行为将是重要的考验。假如它在和相对的规模上继续增长，仍然满足于生活在现有统治之下，那就不得不说，鉴于它对威权政府的支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假如它也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中国体制的真正考验，不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的时候，而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
发展的更大挑战也许并不在于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形式，而在于许多国家渴望成为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却永远无法如愿。有些观察家认为，由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穷国可能会掉入贫困的陷阱。经济增长的发生需要限度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在贫困和政治分裂中创造制度，又非常艰难。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我们在本书中看到，意外和巧合的作用—偶尔涌现的领袖、无计划的制度引进次序、战争等活动引出的意外后果—促使部分国家发生意想不到的演变。难道在历史上逃脱这个陷阱的社会都是幸运的，没有相同运气的社会永远都不会发生如此演变？
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启动，的确有运气和意外的成分，这可能对个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对后续社会就不那么重要。今天，已经积累下来一大堆有关制度的经验，更有愈益扩大的国际社会愿意分享信息、知识和资源。此外，有多重的路径和入口通向发展。如果进展没有在一个方面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因果关系的相互关联的链条，随后就会开始产生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本书有关发展的一般框架所表明的，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这不是我的结论：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终自我修复。我不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在过去，民主政治体制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型的挑战，还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众抗议、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很难根据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来判断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在一个时段显得不可克服的问题，到了下一个时段却消失了。民主政治体制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威权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
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当时，亚努科维奇次被推翻。假如当初上台的是有效的民主政府，清理腐败，提高国家制度的可信度，就会远在普京强大到可趁机而入之前，在西部乃至讲俄语的东部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相反，橙色联盟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浪费精力，反而为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卷土重来和2014年离职后的危机铺平道路。
相比于威权的中国，印度也一直被政府表现上类似的欠缺拖了后腿。自1947年建国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印度一直作为一个选举式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它的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庇护。印度2014年大选的获胜者当中，34%面对悬而未决的犯罪起诉，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指控。法治确实存在，但极其缓慢和无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机会获得审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几近瘫痪，无论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还是像干净的饮用水、电和基础教育那样的服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尽管在过去曾引起过争议，仍以决定性多数票在2014年当选为总理。选民希望他会以某种方式一扫印度例行政治的废话连篇，实际上做出点事。
不幸的是，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它的麦迪逊式宪法，特意在各级政府设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变成否决制，一旦与政治化结合起来，证明无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后退。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政治妥协，是可以获得解决的。但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已有好几年没有通过预算；由于无法在支付过去债务上达成协议，还在2013秋季关闭整个政府。美国经济仍是奇迹般创新的源泉，但美国政府很难再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所以，生活在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人，不应把它的继续存活下去视作理所当然。没有自动的历史机制可使进步不可避免，还可防止衰败和倒退。民主国家的存在和继续存活，只是因为民众希望如此，并愿为它做出牺牲，民主要占据上风，还需要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乃至纯粹的好运。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公众参与和政府效率之间存在两难取舍，但如何保持二者平衡绝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的事。普遍进化可能会决定某些制度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出来，但特别进化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政治体制会与环境永远保持适应。
即便高质量的民主政府供应不足，对它的需求却很大，而且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新社会群体都在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基辅、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等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断地意外爆发，要求政府承认民众的平等尊严和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还看到，每年都有数百万贫困人口，从像危地马拉或卡拉奇那样的地方，不顾一切地涌向洛杉矶和伦敦。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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