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丛书·环绕上海

主编：李辉，当代作家。1956年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沧桑看云》《百年巴金》《封面中国》等；译著有《枯季思絮》《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中国股市绘本》等。

译者：殷鹏，江苏连云港人，80后，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供职于人民日报社。

“寻找中国”丛书总序

触摸历史，在别人的亲历中

我爱藏书，尤爱收藏西方人所写关于中国的书。站在书架前，一本本中国亲历记，排列成行，穿过百年云烟，与我面对。

岁月沧桑，一代又一代西方人走进中国。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考古学家、商人、外交官、记者、作家、画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想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中国历史前行，甚至参与中国历史的创造。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让曾经神秘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不再遥远。

走进中国，发现中国，是西方人的亲历记，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行程。

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间，影响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中国生活将近20年。大约在1271年启程东方时，他当然不会想到，会是他写出本亲历中国的书。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爱使用的一个形容词是“伟大”。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的旅行家，走在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繁华，必然留给他深刻印象。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发出如此感慨：“这条河流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以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中国印象。在风靡一代又一代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

在马可•波罗之后，更多西方人追随他相继走进中国。

早、的一个群体，是纷至沓来的传教士。

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成为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个穿起中国士大夫的服装。他掌握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就把中国标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中国。这位德意志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房子里，观天象，研习历法。汤若望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他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物令人耳目一新。汤若望成为宫中常客。在顺治皇帝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为

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戴，是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出现在插图中，他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

商人几乎伴随传教士联袂登场。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随之，矛盾与冲突，战火与侵略，不可避免地发生。从此，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高度浪漫化的中国，一个长期自尊、自大、封闭的古老帝国，在东西方观念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痛苦的历史行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行程，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提供能够发挥他们各自作用的历史大舞台。舞台之上，戏剧上演，不同主角轮流亮相，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电话、电报、报业、出版业的突飞猛进，随着航运、火车、航空的革命性变化，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世界各国关于中国的图书出版，渐趋潮流。那些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目击、回忆、叙述，使得他们成为好的作者人选。他们生活在中国，旅行在中国，时间或长或短，介入的领域互有差异。无论如何，他们俨然已是中国社会的新面孔，已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走进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亲历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行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叙述中国故事的这些作者，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却以笔下的记录、老照片、绘画等，留存百年之前中国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国之行，带给他们的新鲜感总是令他们难忘，灵感呼之欲出。他们的笔下，中国人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交融，中国人与山川万物若即若离的对应关系，得到不同形式的叙述。

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可以触摸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场景，细节……

转眼百年，诸多景象已经消失，社会生活的变迁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何不策划一套“寻找中国”翻译系列，让我们在百年之前的作品里，重温远去的场景；在诸多生活细节里，感受不一样的世界。对于今天而言，诸多场景早已成为历史。不过，在他们描述的故事、人物、场景之中，我们可以远望百年之前的中国，如何渐渐由封闭走到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一个农耕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这些回忆文字，辅以大量老照片和绘画作品，可以使我们对历史远景，多一些感性认识，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切入。

非常感谢海天出版社诸位同仁的厚爱，同意将“寻找中国”丛书纳入他们的出版计划。

感谢参与翻译的各位译者。这些译者，有的认识，有的未曾见面，他们却以极大热忱参与这个系列的翻译。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将“寻找中国”丛书呈现于各位读者面前，希望你们喜欢，更希望你们提出不同建议，以求把这套系列书做得更好。

一本书，一双眼睛。一本本书，一双双眼睛。目光所及，中国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生活演变、时代变迁，跳跃不停，呈现复杂、丰富、独特、差异的历史景象。

于是，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触摸历史。虽已遥远，依然清晰……

然后，阿周意外出现了。他是一个老头，个子很小，脑袋呈梨形。摘下帽子以后，那梳得又高又直的黑头发让脸显得更长。一条蓝色的长棉衫罩住了他的身影，他的右眼罩着一只黑色眼罩。从整体看，他似乎更显得可怜而非
可恶。他一只手攥着一把纸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中国朋友王熙洛写的几句推荐语：阿周先生不同凡响，他可以说一种像英语的语言，肯定能满足您的要求。

酒店经理给我推荐过一些会说英文的小帮手，并声称他们的英文说得“灰常标紧”（非常标准）；我和他们都一一简单聊过，但一旦当我从谈论天气这种泛泛的话题转移到某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时，就面对着一堆误解。与他们相比，阿周那只完好的眼睛中透出了理解，嘴里蹦出的也是相似的音节，真是又棒价又不高；所以此事立即解决。

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想要结识左邻右舍只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乘坐住家船！因此，阿周和我一起向苏州河走去。苏州河把上海一分为二，然后垂直地流入黄浦江。我们是步行过去的，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在“老大”（首席船夫）看到我们之前，以随意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接近他们的住家船仔细看一看。阿周先生说，要想谈成满意的价格，装作这种态度十分必要。经过多次无果而终的尝试，我们看到一条看起来很不错的住家船停在桥边。这条住家船的“老大”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神情凝重，留着山羊胡，看起来像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站在船头，陷入沉思之中。（他后来告诉阿周，我们在半英里之外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们！）因此，我们毫不费力地就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结果还租用他的船一个月（含四名船夫，不包吃）。价格总共是四十块钱，包括小费—或者叫赏钱！所以，在第六天早晨，我们带着两个煎锅、一个水手柜、一个铺盖卷、四十捆木柴和阿周先生购买的一些生活物品就出发了。我们收起跳板、拉起锚、踏着翻涌的潮水，驶向苏州河的一段未名河段。

住家船十分舒适，它两头扁平，大约三十英尺长，头尾两端各有一个小的露天甲板。船中间是一个低矮的、像小屋一般的船舱，前端是客舱，后端有一些红色抛光的木刻。船舱一尘不染，每边有五个窄小的窗户，每个窗户都挂着深红色的窗帘，与船舱红色的木刻交相呼应。船舱里的铺位很舒服，一个可以放铺盖卷，另一个放着水手柜。此外还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头顶上还有一个架子，可能是书架。客舱后面是阿周的房间，而船尾则是厨房和船夫的住处。

住家船两侧的水流哗哗作响，传递出繁忙的河运交通声。平底帆船、大型驳船和货船要么停泊在码头，要么伴随着船桨滑动有节奏地摇摆着，沿着熙熙攘攘的水道，载着沉重的麻类植物、豆糕、柳筐和草席向目的地驶去。其他的船运载猪、家禽和蔬菜，还有的船装载着
棕色陶罐，这些罐子体积硕大，足以装下阿里巴巴故事里的两个壮汉。

“拿破仑”（我找不到更好的名字来称呼这位住家船的“老大”）和他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站在船上。船的四周用长竹竿围了一圈，防止碰到桥顶或路过的其他船只。船在行进中有轻微但规律的波动，感觉就像船桨在船尾摆动滑行。我从船舱后部向船尾的甲板望去，试图找到到底谁是第四名船夫，发现在后面的长桨边上站着两个女人！她们穿着裤子，但确实是女人！在“拿破仑”的字典中，“船夫”显然是一种通称！当天晚些时候，我向阿周委婉表达了我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质疑；并不是说我反对特殊，但是—

阿周解释说：“老人有一个妻子，一个女儿。每个人都住船屋。那该怎么办？”

“但老人说有‘四位船夫’，不是吗？”我 皱着眉头。阿周开始掐指计算。“老头自己，一个船夫；他大儿子，一个船夫；他细（小）儿子，一个船夫。”他犹豫了一下，眼睛四处观望并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是的，”我鼓励道，同时也忍住“细儿子”这一发音带给我的欢乐，“三个船夫。”

“老人说，”阿周坚决地继续说道，“两个女的算一个船夫！”

这事以后，对于这条有“四名船夫”及惊人真相的船，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启示号”。

离开上海几英里之后，微风从东边轻轻吹来。“拿破仑”让船夫在甲板上排成一排，升起一根可以移动的桅杆，并沿着桅杆横着架起一根竹条，再升起一块方帆。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航行，速度和岸上沿着纤道一路小跑的搬运工和雇农一样。渐渐地，水面的船只也
减少了，面向运河的工厂和茶馆也变成了深远宽广的稻田，中间点缀着树荫覆盖的茅草屋顶小房子。

夜晚逐渐降临。“拿破仑”发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一处泊船点，那里停了一百多只船。这些船只聚集在一起，不完全是因为船上的人彼此相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害怕劫匪。我们一靠岸，就和“老大”一样快速、仔细地把所有窗锁都闩上、把舱门钉上板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经验丰富—这样就不需要蚊帐；因为没有蚊虫能够在打了药的空气中存活太久。在这种像是局部麻醉的环境中待了十五分钟以后，我决定宁愿英勇地死在外面、同任意数量的强盗斗争，也不要在密封严密的住家船中憋死。然后，我才明白，船舱内部外部都可能出现蚊虫袭击。于是，我向伟大的中国户外打开窗户，然后躺下来睡觉，并安慰我自己：无论麻烦来自哪里，对我都没多大关系，我近的邻居已经在二十英里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