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6385
前 言
巴蜀地区，虽偏居祖国西南一隅，却山川秀丽，物阜民丰，地灵人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从古至今，巴山蜀水哺育、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文化名人。诸如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巴金等文学家，扬雄、李鼎祚、房审权、来知德等易学家，张栻、唐甄、吴虞等思想家，陈寿、常璩、李焘、李心传、刘咸炘、郭沫若、蒙文通等史学家，魏了翁、虞集、杨慎、李调元、谢无量等博物学家，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等改良学者，李阳冰、文同、王光祈、张善子、张大千等艺术家，唐君毅、贺麟等现代新儒家，以及张澜、邹容、张培爵、朱之洪、杨沧伯、熊克武、黄复生、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家。历代巴蜀文化名人，灿若繁星。他们或出生于巴蜀，或成长于巴蜀，或在巴蜀为官，或流寓于巴蜀，为巴蜀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祖国统一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发展和传承了独具特色而又异彩纷呈的巴蜀文化，使巴蜀大地以富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著称于世，享有“蜀学比于齐鲁”，“文宗自古出巴蜀”，“天下诗人皆入蜀”，“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蜀学“冠天下而垂无穷”等历史殊荣，彰显出巴蜀文化的璀璨夺目、成就非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历史长河中被广为流传，或被载入史册，名垂千古，值得我们今天为其著书立传。
经过全面调查、系统收集、精心研究，我们选取籍贯为巴蜀各地或在巴蜀生活、任职过的俊贤、名达，并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天文、地理、历算、军事等各个领域贡献大，对巴蜀乃至全国及全世界有深远影响或者有传奇故事的历史文化名人，编纂成这部综合性辞书——《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
一
由于时代变迁，典籍散落，欲全面把握历代巴蜀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贡献，殊非易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原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傅平骧、周子瑜、萧源锦等11位教授，协作分工、数易寒暑，辑录巴蜀文化名人1446人，编纂成《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收录巴蜀文化名人多的一部工具书。
三十余年后，我们决定修订《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得到《巴蜀全书》编纂组及原编委萧源锦教授的鼎力支持。《巴蜀全书》乃收录巴蜀历史文献的大型丛书，旨在对承载巴蜀文化厚重底蕴与独特魅力的巴蜀文献进行调查、整理和研究，于2010年列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编纂组从资料和经费方面对本次修订工作给予了极大帮助，而萧源锦教授则直接参与修订工作。
原《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虽辑录了四川文化名人1400多位，但缺少先秦和近现代文化名人，某些类别如军事、艺术、天文、宗教、中医等也鲜少涉及。鉴于此，编者对此进行修订成《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分古代卷和近现代两卷。以先秦至清末为古代卷，是在《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的基础上增补100余人而成。近现代卷为全部新编，收录卒于1912年之后、2015年之前的文化名人800余位。文化名人的选录，以对巴蜀文化的贡献为主，尤其是有学术论著见于著录或传世之人；优先选取籍贯为巴蜀地区的名人，兼及任官或流寓巴蜀且对巴蜀文化影响深远的名人，如李冰、文翁、诸葛亮、杜甫等。这些文化名人是巴蜀各地区、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著作和作为，是当时巴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亦是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
全书编纂体例和语言风格，大体仍沿袭原《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即以人物为条目，人物排列则以时期、生卒年先后为序，每一条目内容包括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身份或头衔、生平经历、成就著述、故址墓葬、纪念地等，突出主要文化成就和特点，且用浅近文言写成。凡古代地名、职官名、年号、名物制度等，皆简略括注，以便读者。
本次的修订和补充工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将书名改为《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原因在于：巴蜀文化诞生发展的地理范围主体是四川盆地，而四川盆地自从秦并巴蜀以来，一直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之中，基本没有变化或变化较小。秦设巴郡、蜀郡；汉初沿袭秦，后属益州；唐属剑南道，宋置川峡四路，元置四川行省，明代为四川布政使司，清起为四川省。设重庆直辖市后，四川盆地主体才分属两省市。因此，我们梳理巴蜀历代文化名人时，要尊重地域的一体性。同时，还要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历史上，巴、蜀曾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王国、地区，在战国以前往往单称，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巴地与蜀地、巴人与蜀人互相接触、交流和融会，很早就成为统一的区域文化——巴蜀文化，与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区域文化同为祖国文化宝库中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增列条目。编者从方志、正史、碑传等梳理了历代巴蜀文化名人，再与原《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所列人物条目比较，发现不但少了先秦和清以后的人物，更缺少军事、艺术、宗教、中医等方面的名人，一些条目亦存在少量错误，因此进行了适当补充和修正。收录人物时限，起于上古，迄于2015年(卒于2015年以前)。原《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缺“先秦”这一时段，本次修订则专门增列，收录这一时期名人10人。同样，补充近现代文化名人约800人，专门作为一卷出版。之所以进行这种修订，是因为巴蜀文化不是无源之水，巴蜀文化名人不能缺少先秦人物；而近现代文化名人亦无计其数，他们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同时，历史上的巴蜀，除今重庆、四川主体地区以外，还包括今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名人，也适当收入。
第三，改行政区划历史地名括注的“今地名”为2016年的名称。原《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出版时，“四川”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1997年6月18日，重庆从四川分出，成为直辖市。从《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出版至今，三十余年里，不少行政区域的范围或名称发生改变，特别是从“县”升为“市”者不少。为了利于目前读者使用方便和市、县（区）地域文化建设的需要，本书对今四川辖境的历史文化名人，括注“今地名”时省略的省一级，而是以“今××市××县（区）”和“今××（地级市，省‘市’字）××市（县级市）”标注，如“今成都市双流区”“今成都都江堰市”等。文中出现的今四川、重庆以外的行政区划地名，则以“今××省××市（县或区）”标注。
第四，修改附录。书末附录，将原有的《人物姓氏笔划索引》，改为《巴蜀历代文化名人姓氏拼音索引》，并补充《巴蜀历代文化名人籍贯(今地)索引》，以符合当今读者的检索使用习惯和利于巴蜀各市县进行地方文化建设时参考。
修订而成的《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共收录巴蜀历史文化名人2000余人（其中古代卷1540人，近现代卷约800人），将成为一部完备的关于巴蜀文化名人的工具书，为人们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巴蜀文化的源流、发展脉络及特点、重要文化名人的生平爵里、文化活动及主要成就提供参考。
二
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辈出，极具特色。以《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收录的1540人来看，以秦汉、宋、清时期为多，且地域集中在成都平原，文化名人类别以文学家、史学家居多，且家族性优势显著。
首先，巴蜀历史文化名人在时间分布上，明显集中于秦汉、宋、清三个时段。
《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分为七个时段收录文化名人，分别是先秦10人、秦汉67人、三国两晋南北朝41人、隋唐五代124人、宋490人、元明215人、清593人。除去先秦邈远难以计算持续时间，其他六个时段都易于计算，长的秦汉达420年，短的清代则为275年，其他四个时段持续时间都在300—400年之间。因此，考虑时代愈久远而文献愈难流传等因素，可以忽略时段长短对文化名人数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秦汉也可视为一个集中分布时段。而秦朝短祚，故两汉是巴蜀文化名人初盛时期。这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可以得到印证，该目录收录两汉时期蜀郡、广汉郡士人共112人，这些士人十之八九都是文化名人，但限于多数人未有学术著述传世或见诸著录，不符合本次入选标准，故仅录入其中的40人而已。
巴蜀历史文化名人虽然在数量上存在时代分布不均之特点，但各历史时期都有或多或少的名家名作出现。
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神秘灿烂，这从三星堆青铜器、金沙金器、历法、阴阳、三才、五行、南音、原始道论、巴蜀图语等可见一斑。先秦巴蜀文化表现出诸子共治、诸学互启、不主一家、不专一学之特色。其代表人物有：大禹、古蜀五王、彭祖、尹吉甫、苌弘、臣君子、尸佼、文信侯门人等。其中，大禹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之部落联盟首领、贤圣帝王，他治理滔天洪水、划定天下九州等一系列成果，后来成为儒家和道家的共同源头。因此，大禹不仅是巴蜀文化的人文始祖，更是中国的人文始祖。
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突出成就体现在经学、文学和诸子学等方面，主要内容有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天府之国”的形成、文翁建石室以兴学化蜀、东汉以“周、孔”并称之“周公礼殿”、蜀学之“七经”教育、小学训诂、汉赋、天文历法、五斗米道等，呈现出“蜀学比于齐鲁”、古今经学皆治且不专守师法家法、道教创立、儒道兼容等特点。此一时期，巴蜀易学、文学名家辈出,诸如胡安、司马相如、文翁、落下闳、张叔、王褒、赵宾、严遵、扬雄等，成为巴蜀文化名人初盛时期。本次共收录此时期的文化名人共67人。其中，巴蜀文学家西汉扬声，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分汉赋四大家之三。尤其是一代文豪司马相如，其不但传承蜀中好文之传统，而且为蜀学奠基，使西汉蜀学因“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而得以大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社会动荡，但蜀中相对安定，巴蜀文化持续发展，在史学、道教、军事等领域成就辉煌，尤其是史学，成就显著，谯周《古史考》、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都是史学名著。然此时期文化名人数量总体不及两汉时期，仅收录有41人，代表人物除谯周、陈寿、常璩外，还有诸葛亮、秦宓、范长生等。其中，诸葛亮理民治国，续结吴好、平定内乱、安抚夷越、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峻刑重法、肃正风气，为蜀汉时期巴蜀经济和文化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集忠、孝、义、谋于一身，被称为智慧之神、千古名相。
隋唐巴蜀文化在诗歌、术数、易学、禅宗、雕版印刷、蜀刻石经、《花间集》词等方面成果突出。代表人物有：陈子昂、赵蕤、李白、李鼎祚、马祖道一、宗密、毋昭裔等。其中，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先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半个世纪，其人其事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巴蜀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白之诗歌，诗风雄奇豪放，意境奇幻莫测，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可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纵横变幻，极人才之至”，成就唐诗峰。
先秦
大禹(？—？)
姒姓，名文命（一说禹即为名），字（高）密，亦称大禹、戎禹、夏禹，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炎黄部落联盟首领、夏朝开创者。
传说禹为黄帝玄孙，颛顼孙（一说禹为颛顼六世孙），鲧之子。其出生地，先秦以来文献多语焉不详。《荀子·大略》载：“大禹学于西王国。”杨倞注曰：“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仅云“禹兴于西羌”，然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则云：“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并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引唐代李泰《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西汉初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产高密(即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陆贾《新语·术事》有“大禹出于西羌”的记载，桓宽《盐铁论·国病》云：“禹出西羌。”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曰：“秦宓言：‘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松之注引《帝王世纪》：“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载禹为蜀人，其云：“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蟠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沫水》“广柔县”条云：“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新唐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下“有石纽山”。宋欧阳忞《舆地广记》“绵州石泉县”下“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帝王世纪》谓“鲧纳有莘氏，胸臆坼而生禹于石纽，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熏修祼享，岁以为常”。《大清一统志》“龙安府祠庙”下云：“大禹庙，在石泉县东南石纽山下。”清人刘沅认为：“中国言水利者，蜀先。大禹，蜀人也。”禹兴西羌为蜀人，自是战国以至两汉、唐宋明清相承不替之传说。尽管近世顾颉刚诸学者对此说多有驳论，但近年来成都平原和岷江上游之考古资料，以及羌地世代传颂之大禹治水民谣、石崇拜等民族民俗学材料，皆能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亦证“禹兴于西羌”之说确有依据。
禹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之部落联盟首领、贤圣帝王。千百年来，华夏民族传颂禹治理滔天洪水、划定天下九州岛之事。尧时，洪水横流，禹父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治水不成，为舜所殛。舜命禹继任而治水，禹乃随山浚川、决河导江，终于平定洪水，使民陆处。舜死后，禹继位，建立夏。后东巡狩，会诸侯，铸九鼎，象九州岛，死后葬于会稽。
禹功盛大，德行深远。洪水为害时，“禹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之”，不忍天下之民葬于鱼腹，勇于担当，仁德爱民；“禹不以鲧诛而废国事”“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不入门”，大公无私，乐于奉献；其“焦心劳思”“薄衣食”“卑宫室”“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勤俭廉洁，艰苦奋斗；“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而使治水失败，禹则革故鼎新，顺应水性，疏而导之，科学治水；治水功成，禹则“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使民族团结，天下和谐。大禹功高德厚，载之史册，流传千古。
蚕丛(？—？)
神话传说之蜀人祖先，古蜀王之一。《华阳国志·蜀志》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唐李善注《文选》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云：“蜀之先名曰蚕丛、柏濩(huò)、鱼凫、开明。”蚕丛被视为古蜀国代蜀王，亦是中国历史上“教民养蚕”之祖，从《蜀王本纪》迄今日川西民间口头传说，都盛载其事。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于成都平原之瞿上建立都城，立国治蜀，其以胆略智慧，发展生产和经济，铸就古蜀国之辉煌。
因文献不足，蚕丛之历史一直模糊不清。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众多贴金纵目人面像，或谓且有长长眼球者乃蚕丛王之化身，然亦有学者予以否认。故蚕丛王之史，至今依然为谜。
柏灌(？—？)
传说中的古蜀王之一。《华阳国志》叙蚕丛后云“次王曰柏灌”，蜀汉来敏《蜀王本纪》、晋左思《蜀都赋》皆云蜀国“次王曰柏灌”，故柏灌乃古蜀王之“次王”。然“柏灌”之称，《蜀王本纪》云“柏濩(huò)”，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则曰“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作“伯雍”，无从可考相异之由。
考古学者多将蚕丛、柏灌、鱼凫称为一脉相承之古蜀王。任乃强于《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谓蚕丛为早之蜀族，居岷江之上游；自蜀王柏灌始，蜀族向外迁徙；至鱼凫时，已从彭县海窝子进入成都平原，建立蜀国。而段渝于《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一文中却云三代蜀王之来源不同，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亦异。其引民族学家蒙默之说，谓“柏灌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地区今都江堰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刘少匆于《柏灌钩沉》一文中另出新意，谓今彭县多大柏树，树上多栖吉祥之白鹤，故蜀人以柏鹤为氏。而蜀人念“柏鹤”字不准，致后世文献以鸟形写成“柏灌”，并以讹传讹，皆用“柏灌”之称。今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长青村有一座方圆4亩、高3米之圆形土丘，被当地人称作“八卦山”或“八卦墓”。然《温江县志》却云，此地“历代相传为蜀王柏灌之墓”。故“八卦”或为“柏灌”之讹。
鱼凫(？—？)
传说中古蜀先王之一。《诗·大雅》曰：“凫，水鸟也。”鱼凫本为捕鱼之水鸟，被古蜀人视为部落图腾。由此可知，鱼凫时代的古蜀人或已由山野走向川泽，从采集经济走向渔猎经济，故有学者谓鱼凫氏是古蜀王序列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文物考古亦可见端倪：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已有鸟之器物，这当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而第三期之器物兼有鸟、鱼图案纹饰，可见鱼凫氏取代柏灌氏或许为历史事实。
鱼凫王国为何消亡？如何消亡？历史文献记载仅寥寥数语。如《蜀王本纪》曰：“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华阳国志》亦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而《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则说：“(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今成都市温江区多留有鱼凫之传说故事和遗迹。
杜宇(？—？)
杜宇亦为传说之古蜀王。《华阳国志》叙“鱼凫”之后记载道：“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可见杜宇悉农事，教民务农。杜宇之来历，《华阳国志》缺载，而《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蜀王本纪》曰：“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太平御览》则引《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可见杜宇不是蜀之本地人。《华阳国志》又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此说虽不免后人附会之言，但可见杜宇时蜀国地域广阔，农业、畜牧业之盛。杜宇治蜀，蜀中从此告别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而进入先进的农业时代，故受蜀人之爱戴。杜宇禅位于开明，同于尧禅位于舜之义，故蜀国此时亦处于禅让制时代。
鳖灵(？—？)
传说中的古蜀王名。扬雄《蜀王本纪》曰：“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师旷《禽经》引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于蜀。时荆州有一人，化从井中出，名曰鳖灵，于楚身死，尸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阳，忽复生，乃见望帝，立以为相。其后巫山龙斗，壅江不流，蜀民垫溺。鳖灵乃凿巫山，开三峡，降丘宅土，民得陆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栅，周三十里。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后数岁，望帝以其功高，禅位于鳖灵，号曰开明氏。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华阳国志·序志》载：“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后汉书·张衡传》录张衡著《思玄赋》云：“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唐李贤注曰：“鳖令，蜀王名也。令音灵。殪，死也。禅，传位也。引，长也。”文献叠陈望帝因鳖灵治水有功而禅位与他。鳖灵因生长于多江湖的荆楚，识水性，善治水，溯江西上，先至南安（今四川乐山），后至郫邑（望帝都城，即今郫县）见望帝。帝知其治水经验，任以为相，命其继续完成治水事业。及岷江水患平，蜀民安处，勤于耕稼，乃受禅得国，是为丛帝，又称开明帝。后其历代子孙继承王位，皆称开明帝。现四川郫县的望丛祠，即为杜宇、鳖灵的合祠。
彭祖(？—？)
彭祖，一作彭铿，或云姓篯名铿，传以长寿见称。原系先秦传说中的仙人、养生家，后被道教奉为仙真。
孔子对彭祖推崇备至。《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庄子、荀子、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亦论及彭祖。《庄子·刻意》曾将其作为导引养形之人之代表，《楚辞·天问》谓其善于食疗。《史记·楚世家》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刘向《列仙传》将彭祖列入仙界，称为列仙，彭祖逐渐成为神话人物。道家更奉彭祖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道家典籍多载彭祖之养生遗论。晋代医学家葛洪之《神仙传》特为彭祖立传，谓君王派人求道于彭祖，其曰：“仆遗腹而生，三岁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令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得度世。所闻素又浅薄，不足宣传。”唐杨炯《庭菊赋》载：“降文皇之命，修彭祖之术，保性和神，此焉终吉。”
《华阳国志》载：“孔子‘……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谓彭祖为蜀地人。今眉山市彭山区东不远处有彭祖祠。葛洪于《抱朴子》曰：“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谓其得道成仙。
苌弘（前582？—前492）
字叔，又称苌叔。东周蜀人（出生于今内江市资中县西北边境与资阳市相邻一带）。周代著名学者、天文学家、政治家。
苌弘少时喜读书，通晓天文、历数，精于音律、乐理，学识渊博。《史记·封禅书》载“苌弘以方事周灵王”，《天官书》言天数者称“周室，史佚、苌弘”，至周景王时仍任大夫，常以星象言吉凶征兆之事。周敬王即位（前519），因参谋迁都辅佐兴邦有功，升任内史大夫，执掌朝政。周敬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间（前496—前495），孔子自曲阜西行，特拜访苌弘，向其问“乐”。二十八年（前492），赵简子派晋大夫叔向施反间计，周敬王信谗杀苌弘，事见《左传·哀公三年》。
历代文献皆载苌弘生活于故乡资中之事，古人以苌弘之事赞誉资中，资中民间亦多流传苌弘之传说。资中祀苌弘，其来久矣！北宋《诸道图经》、南宋《舆地纪胜》，明《蜀中广记》《资县志》、清《四川通志》、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皆有载。宋时资中人为纪念周大夫、忠臣苌弘建有“苌公祠”(一说建于“县北”，即宋代资州龙水县城北二里许；一说建于“青泥坊”，即旧时资州龙水县城关外)。明《资县志》、清《四川通志》又载：龙结乡龙水村（今发轮镇龙水村）书岩洞“有苌弘旧迹，旧传为苌弘读书处”。始建于隋开皇七年(587)之龙水县城，仅距苌弘洞二里，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祖禹曾任此县知县，设龙水书院，大兴教育。南宋状元赵逵隐居苌弘洞，历代文人名士皆来此地缅怀。资中县城西北约25公里之甘露寺，附近有一河名“龙洞”，传说为苌弘避难与修身之处。自隋代以来，龙洞河崖壁留下无数石刻摩崖造像。明代道家宗师张三丰于壁上题诗，赞苌弘乃“无价明珠一颗”，其诗文至今依稀可见。始建于唐代之甘露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内有清嘉庆资州州牧赵遵律《游龙洞碑记》（八咏），碑文记载周大夫苌弘精忠报国，坚贞不屈，勇敢自尽，“血化碧珠”之事迹颇为翔实。资中县重龙山永庆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之来鹤亭，始建于宋代，明代嘉靖年间重建。《来鹤亭碑记》云：“宜苌公弘为孔圣师，王公褒以文章显，宋有二赵（即状元赵逵，丞相赵雄）诸公，我朝如张公……历代名贤以纪胜亭。”国画大师张大千所绘《四川资中八胜图》之一“珠江夜月”，“珠江”（即资中境内沱江河段）即得名于“苌弘碧血”之故事。明、清和民国时期之州、县志均载，明代资中人为缅怀苌弘，成化年间于州城正东街建乡贤庙，又于城北郊两路口建“苌弘故里坊”。资中人还于北宋始建之资中文庙乡贤祠内，竖有苌弘牌位，至今依然。
苌弘之赤胆忠心为世人颂扬。《庄子·外物篇》载：“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庄子赞苌弘曰：“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贤，而身不免乎戮”。清人张汉题诗苌弘墓云：“贰被忠臣墓，先师访乐人。三年消碧血，万古化清怜。地下追彭化，天中重鬼神。如何薄西路，抔土冥湮云。”后世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苌弘化碧”即由此而来。
商瞿(？—？)
姓商，外瞿，字子木，双流(今成都市双流区。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八《蜀志遗事》之考证，以及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双流县”、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双流县”和《大清一统志》、乾隆及嘉庆《四川通志》之记载)人。孔子弟子，七十子之一，易学家。
商瞿少孔子二十九岁。好《易》，孔子传之，颇能记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所述稍异)即孔子卒后，商瞿以所受《易》学授徒，经六传“至齐人田何”，再二传至汉武帝中大夫杨何。杨何为西汉五经博士之首位《易》博士，故其开汉代《易》学宗派。《易》乃儒家经典之作，历代学者赞扬之推崇之，称为“群经之首”。《易》经孔子之传述和历代学者之研究，成为中国文化之重要经典之一，而商瞿是《易》之传人，对《易》学之发展功不可泯。故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封其为“蒙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其为“须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商子”。事迹见《史记》《汉书》。
巴蔓子(？—？)
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身世未详。周武王灭商纣王，“实得巴蜀之师”（《尚书》）为助。周立，封姬姓子弟为巴王，统巴人之地，建都江州（今重庆市），乃当时“南土诸侯王国”之首。经春秋，至战国时，巴国内乱，国君遭受胁迫，蔓子将军曾向楚国国君求援，并许巴国三城为酬，包括其故里忠州。楚王平息巴国内乱后，派使臣来巴国要求践约，蔓子将军慷慨以答：“许诺，为大丈夫之言。然，巴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言毕，刎颈自尽，满座大惊。楚使持蔓子将军头颅归报楚王，楚王叹曰：“使吾得忠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举国悲痛，亦以上卿之礼葬其无头之身于国都。
中国历史上身首异处而能由交战两国以“上卿”或“诸侯”之礼举哀或安葬之将军，从古至今仅二人，一为战国时巴蔓子，一为三国时关羽。关羽因轻敌战败遇害，使人痛惜；巴蔓子刎头存城，笃信笃行，大义凛然，更使人景仰。其故里原名并非忠州，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朝廷以蔓子、严颜故，改名忠州。乡人立祠祭祀。常璩《华阳国志》有传，《忠州直隶志》卷七《武备》亦载其事。
李冰(？—？)
战国时人，“能知天文地理”，善于治水，著名水利家。
秦昭襄王末年（约前276—前251），李冰为蜀郡守。《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载，其上任后，凿离堆，修都江堰，“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此外，其于南安(今乐山市)凿平溷崖(今乐山大佛所在之凌云山山崖)以通水道，于僰道烧毁“蜀王兵栏”大滩，导文井江(今崇州市西河)，导洛水(今石亭江)，穿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盐井陂池，开五尺道(连接四川与云南)，建成都二江七桥等，嘉惠蜀人。
李冰治蜀，首功乃建都江堰。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部分构成，可谓承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之思想，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诸问题，不但消除了旱涝水患，兼有灌溉、航运等作用，使成都平原从此由“水乡泽国”变为“水旱从人”之“天府之国”。都江堰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其设计之巧妙，规划之完美，布局之合理，取材之简便，乃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罕见之奇迹，亦为世界上古老之水利工程，被称为“活的水利博物馆”。从建成至今，2270年间一直生生不息(虽经历代不断维修、改造，但至今仍在使用。其总长约1165公里，2200多道分堰，520多条支流，灌溉面积300多万亩)。2000年11月，都江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古老的水利工程焕发出新的活力，发挥着文化教育之功能。
都江堰泽被天府，蜀中永世仰流风。两千多年来，巴蜀儿女世代称颂李冰泽惠蜀地，尊其为“川主”，各地建“川主祠”以祀之。1974年春，都江堰市岷江（外江）出土一尊东汉建宁元年（168）雕刻之李冰石像，其上题记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可见1800年前李冰已为蜀人所铭记。唐代导江县（今都江堰市）已建李冰祠；杜甫《石犀行》赞誉李冰治水功勋曰：“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此诗千百年来在蜀中广为流传。北宋开始流传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治水之神话，《太平广记》中二郎神之原型乃李冰之子，范成大指称冰擒神锁镇于伏龙观，《朱子语类》载朱子说灌口(今都江堰市)与梓潼“二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并说“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李冰父子被册封为王，俗称“二王”，蜀人很早就于都江堰左岸山上建二王庙以祀。每年清明时节，人们于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放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1955年，郭沫若题词曰：“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其事迹，《汉书·沟洫志》有载。秦汉秦汉
卓王孙(？—？)
蜀郡临邛(今成都邛崃市)人。卓王孙祖先乃山东冶铁商。秦灭六国，其祖辈迁至蜀郡临邛，传冶铁技术至蜀。卓王孙承祖业，精于冶炼。其募贫民开采铁矿，冶炼生铁，铸铁具，供民之使用，并远销云南诸地。因其善于经营，终致巨富，拥有家僮千人(《汉书》作八百人)。
卓王孙与当地县令王吉多有往来。某日，卓王孙于家宴请王吉诸友，司马相如列于其中，由此引发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故事，流传千古。事见《史记》《汉书》两书之《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传》及《史记·货殖列传》等。
程郑(？—？)
西汉蜀郡临邛(今成都邛崃市)人。西汉工商巨贾。其祖籍乃关东(今山东)，战国时祖父辈为冶铁商。秦灭六国，天下统一，程氏之祖迁徙至蜀郡临邛。程郑见临邛盛产铁矿，人以冶炼铁矿致富，故仿效前人冶产之道，买家僮匠客数百人，开炉冶铸。日积月累，终而致富，成时蜀中首富。事见《史记》《汉书》两书之《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传》及《史记·货殖列传》等。
纪信（？—前204）
西汉巴西郡安汉（今南充市西充县）人，身世未详。汉王元年（前201），楚王项羽用谋士范增计，设鸿门宴，欲害沛公刘邦。纪信为护驾将军，救刘邦。汉王三年（前204），刘邦被楚王项羽围困于荥阳，“汉军绝食”，割地请和于楚，遭楚拒绝，处于绝境。“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以数千骑出西遁。”（《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知纪信冒汉王刘邦诈降后，勃然大怒，将其烧死。刘邦脱险后，南走宛业，复入成皋，遂成帝业。为表彰纪信救驾有功，西汉置信桑梓为安汉县。历代赞颂，皆以忠义誉。宋诰词云：“信以忠殉国，实开汉业。”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太守杨济感信之忠义，于城南（今为城西）修开汉楼以祀纪信，惜年久毁圮。明代监察御史卢雍正德十三年(1503)题碑“忠义之邦赞”云：“维昔纪信，委质高祖，荥阳围困，乃请诳楚。脱王之厄，甘焚其身，岂不爱身，义重君臣。炎汉开基，信功维元，当时不录，帝亦少恩……”2004年，南充西山风景管理区“重建斯楼”，高三十米，共六层，占地三十亩。楼前竖立纪信塑像高五米，持剑挺立，庄严雄伟。像后底楼大门两侧有邑人王积厚撰联：“纪信鸿门护驾，大灭楚威，忠义英迹传万世；将军荥阳任患，实开汉业，报国英名着千秋。”
纪信舍身诳楚，义救刘邦，成为功盖三义（韩信、张良、萧何）兴汉人。或曰没有纪信代死，何为西汉？《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汉书·高帝纪》有载。
张宽（？—？）
字叔文（《汉书·文翁传》作张叔），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蜀承秦弊，教育荒废。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欲振兴教化，储育师资，乃选属县才能出众之士张宽等十七人诣京师从博士受业。数年学成而归，文翁遂于成都立官学，招属县子弟入学，延张宽等为之师，于是蜀学比之齐鲁无逊色。其后宽入长安事武帝，任侍中，迁扬州刺史。宽撰《春秋章句》十五万言。《华阳国志》《益部耆旧传》有传。
落下闳（？—？）
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南充阆中市）人。闳精于天文历法。元封六年（前105），同县友人谯隆向汉廷荐闳，武帝征闳入长安，任待诏太史（住太史令署候命）。是时《颛顼历》行使已久，出现“朔晦月见，弦望亏满多非是”等弊端。武帝使司马迁等主持其事，选落下闳、邓平、唐都等精于历法者二十余人造新历。诸人据天象实测与长期天文记录，创《太初历》。其历自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至章帝元和二年（83）共施行一百八十八年（详见《汉书·律历志上》、《后汉书·律历志中》）。历成论功，拜闳为侍中，闳坚辞不受。闳对《太初历》曾作如下预言：“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此论断为闳从推算中得来。闳晚年自叙研究天算之经验曰：“我少能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晓达其意，后稍稍益俞，到今七十，乃甫适知矣，又老且死矣。今我儿子好学作之，亦当复年如我，乃晓知矣，又且死焉。”（《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关于落下闳姓氏，清人孙星衍据《太平御览》引《新论》称“洛下黄闳”，谓“落下闳乃姓黄而隐于落下耳”。另一清人阮元于其《畴人传》云：“《史记》称巴落闳，《汉书》称巴郡落下闳，并不云姓黄。据《风俗通》，则云姓有落下，汉有落下闳。今从《史记》《汉书》作落下闳。”此用阮氏说。事见《文选·公孙宏传赞》注引《益部耆旧传》《说郛》本及《益部耆旧传》《畴人传》。
杨王孙（？—？）
汉中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学黄老家言，宗养生之旨，家计富饶，厚自奉养。及病将死，告其子曰：“人死归土，土为死者真宅。我死后须裸葬，但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脱去布囊，以身亲土，汝勿改变吾意。”其子欲从父命，心不忍，欲不从，又父命难违。遂往见王孙友人祈侯，求劝其父。祈侯与王孙书云：“窃闻王孙病甚，令子裸葬。倘死者无知则已，如其有知，将裸见先人，深为王孙不取。且《孝经》云：‘为之衣衾棺槨’，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墨守道家之言。”王孙复书，言其主裸葬理由有四：一、时厚葬成风，裸葬为矫正世俗。二、人死无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三、厚葬有掘墓之危。四、裸葬使形魂归土，是谓反真，反真冥冥，无声无形，乃合道情。祈侯不能难，乃听之。王孙卒后，其子遵命裸葬。（此从《汉书》《华阳国志》本传。《西京杂记》云：“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所言颇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
字长卿，小名犬子，后慕赵国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一说巴郡安汉（今南充市蓬安县）。少时好读书击剑，善属文。家本富有，因得仕宦为郎。事汉景帝，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故常郁郁。时梁孝王来朝，从文学之士邹阳、枚乘、严忌皆善辞赋，相如见而悦之，遂称病免官，游梁，为梁孝王门下客。居数岁，作《子虚赋》。会孝王死，相如始归蜀。过临邛，访邑令王吉，得与富人卓王孙相识。相如以琴音挑王孙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无以为生，复返临邛卖酒。卓王孙耻之，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相如与文君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居久之，得狗监杨得意引荐，以《子虚赋》见知于汉武帝，又作《上林赋》以进，帝喜，任为郎。后迁中郎将，出使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还报武帝，帝大悦，因拜为孝文园令。晚年因事免官，家居茂陵，郁郁而卒，年约六十二岁。嵇康《高士传》赞其人品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纵观相如一生，蔑视世俗礼法，托疾辞官，不慕高爵，嵇赞可谓切当之评。
相如与文君结为夫妇，为蔑视礼教之果敢行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其事以来，传为千古佳话。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陆游、田况、汤显祖等名家，均有诗咏颂其事。由宋至今，以此事敷衍成戏剧者达五十余出。今有邛崃文君遗址并建文君故里旅游景点。
相如为辞赋大家。《汉书·艺文志》载，相如有赋二十九篇，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美人赋》《长门赋》等六篇。前两篇前后衔接，为相如代表作。赋中极写天子诸侯田猎之盛，宫苑之宏丽，显示汉王朝气魄声威，于讽喻中隐含深意，然铺陈过甚，“穷极声貌”，转成病累。《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均为骚体。《大人赋》写世居中州之大人遗世轻举之事。汉武帝素好神仙，读后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赐相如锦缎四匹。《长门赋》早见于《文选》，有序。谓此赋是写失宠皇后悲怨之情，凄婉动人。《美人赋》开头为问答体，词藻靡丽。张溥《司马文园集题辞》以为“风诗之尤，上掩宋玉”。《西京杂记》卷二载，相如曾对友人盛览述作赋之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可见其赋作时构思之苦，功夫之深。
相如赋作，词采富丽，结构宏伟，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如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又云：“长卿之赋，非自人间来，神化之所至也。”其《甘泉》《长杨》《河东》《羽猎》诸赋，均仿相如《子虚》《上林》两赋之作。班固、张衡、左思等人赋作，亦常拟相如之作为式。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赞相如之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相如除赋外，尚有散文、诗歌及字书。散文今存《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封禅书》等篇。前两篇用辞赋铺陈之法写散文，意沉力劲，简当深切，后人评价甚高。李充《翰林论》称《喻巴蜀檄》为盟檄之“德音”。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称《难蜀父老》为“文晓而博喻，有檄移之骨焉”。两文于后世政论及告喻文体，均有一定影响。诗歌大都散失。《汉书·礼乐志》载：“武帝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可见西汉郊祀歌中有相如之诗，只是不能辨出而已。晋崔豹《古今注》云：“司马相如作《钓竿》诗，遂为乐曲。”《钓竿》诗亦久失传，唯南朝徐陵辑《玉台新咏》尚存相如《琴歌》二首。相如精通小学，写有字书《凡将篇》。此书虽在宋代佚亡，但《说文》《文选注·蜀都赋》《艺文类聚》《茶经》等书均有引文，亦可窥见此书之一鳞半爪。
相如对四川文化之发展甚有影响。《汉书·地理志》云：“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仅以好刺讽，贵慕权势。及相如以文赋显于世，乡党慕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隋书·经籍志》著录相如有集一卷，已散失。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史记》《汉书》有传。
卓文君（？—？）
蜀郡临邛（今成都邛崃市）人，临邛首富卓王孙之女。文君美姿容，喜音乐，有文学素养。年十七丧夫。司马相如落魄还乡，至临邛，于卓王孙府中识文君，以琴歌（见《玉台新咏》卷九）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结为夫妇。家贫无以为生，未几同返临邛，当垆卖酒。后卓王孙分与僮奴财物，遂仍归成都。现存《乐府楚调曲白头吟》（见《乐府诗集》）及《司马相如诔》（见《全汉文》）两篇，后世相传为卓文君之作。《西京杂记》载：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表示决绝，相如乃止。此说不足信。杜甫成都诗《琴台》云：“茂陵多病后，犹爱卓文君。”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文翁(前156—前101)
名党，字仲翁，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人，西汉循吏。其年少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汉景帝末年(或说孝文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守。其修水利，办郡学，遣弟子入京师从博士学，还以教授蜀中，又擢弟子才高者为吏，蜀中从此大化。班固《汉书·循吏传》首列文翁，后世称之“汉有文翁，千载吏宗”（宋·冯时行《修成都府府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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