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4338
战争摧毁了人性，还是人性引燃了战争？
本书不希望给你一个答案，只希望与你一起思考，一起审问欧洲！
审问欧洲，审问的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而是历史。历史即使没有正义，也是寻求正义的更好工具。每个对“二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
战争中的强弱、胜败，以及法律和道德意义上是非、对错，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基于生存本能和利益权衡，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在战争过程中的行为和态度，都是变化多端，而没有*的公理或正义可言。所谓朝秦暮楚、身在曹营心在汉、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告密、背叛、出卖、投敌，等等，既暴露了人性的阴暗面，也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社会的危机。政治上对立的阵营，民族间由来已久却并非渊源有自的仇恨，极权的疯狂和灭绝人性的残酷，芸芸众生颠沛流离的命运以及茫然无所适从的哀鸣或者山呼，詈骂或者幽怨……在动荡、战乱的世界里，穷者无安身之所，达者无立命之地，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本书特色在于：
（1）作者作为二战的亲身经历者，以及欧洲史、二战史的研究专家，对二战时期及战后的历史事件、人物一一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入木三分的剖判，在如此沉痛的话题下隐藏的心愿无非是和平，以及“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2）既往学者和欧洲各国人民，针对战争罪行竭力为自己辩护，在战争的胜利以及取得胜利的英勇斗争方面却极力给自己脸上贴金。作者跳出这一“罗生门”式困境，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以及*后的胜利都是所有人的“责任”，和平与团结、发展也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应该被审判的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而是历史；值得被期待的也不是谁之正义或何种公理，而是未来。正如本书评论者、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所言：“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欧洲），还是此岸（美国）。”
（3）本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的一位亲人（其姐夫）在战争中的抵抗斗争及其导致的结果。这段真实的故事使作者感到的道德困惑，不亚于著名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虚拟的经典案例：一个年轻人到底应该上战场保卫国家，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立场和眼光，思量了同样的哲学问题：在战争与人性面前，何谓责任？何谓恰当的行为？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然而它就像战争一样——战争摧毁了人的身体和物质环境，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摧毁了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正如本书序作者诺曼•M.奈马克教授所言：“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也许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历史中，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热情——对于真理的探寻所必要的热情。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德国纳粹，“二战”时的欧洲不论是国家政府、地方机构，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机下，选择被动顺从、主动合作或是奋起抵抗。
在本书中，广受称赞的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
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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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 ［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 ［美］戴维•伍顿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目 录
序 i
前言 ix
导论 xix
第一章 周而复始：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 001
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015
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 033
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 063
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 080
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 112
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 145
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175
第九章 战争结束，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 191
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 203
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224
尾声 240
延伸阅读 246
导 论
20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1942—1943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í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罗乌［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1918—1930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900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1940—1945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1945年4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明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定义“合作”与“抵抗”，还有，某些特定群体和个人应该划归到哪个范畴下。还有一点，西欧和南欧这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犯下残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纳粹斗士的挑衅之下发生的。总的来说，比起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滔天罪行，德国在西欧的战争罪行相对克制。在波兰、巴尔干国家、苏联沦陷地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大量游击队的挑衅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在这些国家，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军队，也称国防军（Wehrmacht），杀人有时是为了找乐子，或是改变当地的种族结构。欧洲大陆似乎上演着两种战争：西边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而东边，是大规模的德国殖民和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国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种族“十字军东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边的战争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东边的战争虽然开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却仍在延续，主要是反对苏联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和东欧人内部的血腥冲突。比如，在波兰，最后的反共产主义武装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显著的是，“二战”在东边留下的最持久的负面影响是种族清洗，而在西欧，除了德国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下实施的犹太人大屠杀外，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清洗。
在“二战”中，有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在这些国家的合作、抵抗和报复问题。这些国家就包括捷克（当时叫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现在叫捷克共和国）、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巴尔干国家和苏联部分沦陷地区。但“二战”时的欧洲不止有纳粹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还有一大帮政治独立的德国盟友：芬兰（严格来说，只能算参战友国，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部长、外交、军队、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门。（一些沦陷的国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纳，成为其盟友，但不过是白费力气，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傀儡政府。）
在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里，个人在反纳粹群体里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不过他们纠结的并不是应不应该服从德国人，而是应不应该服从自己的政府，德国人毕竟山高皇帝远。确实，这些政府表面上与德国达成口头的结盟，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值得怀疑。事实上，无论今天大量的史书和电视节目怎么描述，这些盟国政府里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德国的事业，关键还是要看地点、时间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了。难怪在战后审判中，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
在战时欧洲还有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也因时间、地点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讽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与纳粹势力地缘相接，这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的军工业，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德国合作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这些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二战”期间合作与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德国占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毁灭，但至少也让其中一些国家实现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战”期间，自愿参与到冲突中的民众数量节节攀升，这是因为“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两边阵营都有信念无比坚定的政治斗士。结果，当战争结束，要开始清算的时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肃清行动席卷欧洲，数百万人成为报复的对象，还有数百万人成了报复的牵头人和执行者。据我估计，“二战”之后，每2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个因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调查，实际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不少人因为战时的行为受到谴责，却也因为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甚至有时还被授勋。比如法国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战时忠诚地与德国合作，残忍迫害犹太人，令人发指，战后被判五年的“国家之耻罪”（dégradation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个法庭宣告无罪，理由是他“持续参与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二战”后的法国政府还原谅了与德国纳粹合作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级别，但是，1998年，一个法国法庭判处帕庞长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间犯下了战争罪行。
再来说说匈牙利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战”期间，对于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他有时助纣为虐，有时从中阻拦，至于倒向哪边，就要看他如何判断战争形势和可能的结果，以及他那些亲近的幕僚中谁在他跟前说得上话。同样，对于本国的犹太人，霍尔蒂迫害过，也保护过，至于采取何种态度，就要看当时军事行动的风向和他治下那些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终，他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监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
战后有多少国家元首、总理、内阁成员、军事高层、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和演员在法庭受审，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绞刑，说出来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一系列的肃清行动早已在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在一些德占国家，在德国许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国的官员和政客罔顾德国威胁，没有采取防御措施。报复行动延续到战后，而在西方盟国或苏联的庇护下，规模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旧制度残余，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都被视为腐败和失职的。他们希望，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社会良知的政府，多点诚信，少点腐败。
即使在战争肆虐的时候，通敌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至于由谁来领导，纳粹德国也好，美英也罢，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这一概念只是没有传到苏联人和共产党的耳朵里，他们觉得美国人会利用统一的欧洲来对付自己。如此说来，“二战”后的很多高见和问题其实在战时就已浮现，并有人在着手处理。讽刺的是，战争时期政治斗士设想的新欧洲最终得以创建，其背后的功臣与其说是战时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说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战时和战后已经被杀，而且通常都被认定为乌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战时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诺。
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一再地直接和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希望在战后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未来欧洲在世界的角色，欧洲大陆可能的统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属性等等。不过，有一点，数百万欧洲人都毫无异议，只是东欧人比西欧人更坚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外国占领者、移民、难民或本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不认同纳粹的手段，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都认同纳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就连西欧也未能免俗。简而言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重要的欧洲计划存在，这个计划就是种族清洗。
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欧、北欧和南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为迫切地想要实施种族清洗。原因很简单，西欧和北欧在早先几个世纪就已经通过义务教育、强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种族清洗，必要时还会强力执行，而东部的种族净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国灭亡之际方才开始。不过，在两次战争之间以及“二战”期间，仇外情绪在欧洲旧大陆蔚然成风。
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只是具体的困境也因国别有着天壤之别。在丹麦，每一个政府机构，上至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国侵略中幸存下来，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继续效忠傀儡政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抵抗运动，到底哪种选择符合祖国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国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转投同盟国阵营，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
当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分崩离析，意大利人不得不问自己，该向谁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国王，还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击队战士？游击队里分为不同阵营，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时，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的德国部队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监禁或处决，没有半点迟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兰和其他同盟国军队正奋力将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意大利城市和地标一顿狂轰滥炸。与丹麦人不同，“二战”期间的意大利人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和国家危机。
对于合作、顺从、抵抗和报复这四个相关主题，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研究。关于合作与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从这四个主题中挑一个出来就特定国家展开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国、丹麦、挪威和低地国家为对象的作品。另外还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国家的合作却鲜少出现在学界的作品当中，而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类地方的合作为主题的作品压根儿不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时帮助大家认识到，“二战”时哪些行为是合作、抵抗和报复。当然，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事件不仅对欧洲、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
——诺曼•M.奈马克（斯坦福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
迪克是东欧和中欧研究的伟大开拓者……在这部书里，他汇集了大量占领时期的道德难题，就像那些杰出的人如斯托拉以及不是那么勇敢的大多数人所遭遇的一样。它联结起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对立双方的经验：东方和西方，被占领方和合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关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来被削弱时，欧洲情愿与纳粹势力达成和解。一个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本书指出，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是此岸。
——蒂莫西•斯奈德（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
伊斯特万•迪克带领读者对欧洲历史上一段黑暗岁月的一些*黑暗的方面进行了全盘检视。他绝不迎合民族神话和未经检验的关于民族美德的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迪克所写的，是人类给自己造成的大灾难之一。书中诸多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和令人深感悲痛的行为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
——《纽约书评》
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
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诺曼•M.奈马克，序，Pi）
历史向来是不完美的，即便如此，“历史”本身也许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但是，要发挥历史的这项技艺，就要准备好接受模糊不清和人类行为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受害者、肇事者和夹在中间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事实原本的样子。就这点而言，伊斯特万•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每个研究“
二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诺曼•M.奈马克，序，Pviii）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心甘情愿拾起这个主题。事实上，在贝拉•斯托拉的悲剧里，我们发现了战时合作、抵抗和报复的诸多矛盾性。他和同伴到底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贝拉•斯托拉的一生和牺牲所纠缠的“职责”问题，给了我更多启示。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有谁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是向谁负责？上帝？国家？政府？正义？人性？……（前言，Px-xi）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导论，Pxxii-xxiv）
合作的问题，到了东欧就更是疑难杂症了，那里的侵略者和占领者不止一个，有心合作的人还要决定究竟为哪个占领者服务。有些人选择始终效力于一家，有些人根据局势权衡利弊，谁得势就效力谁，相较而言，后者的生存概率更高。但是也不能说得那么笃定，生存这档子事，更多靠运气，而不是靠奴性和阴谋这样的特殊天分。（第三章，P62）
总之，德国的盟友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能看出残忍与仁慈的交错，混合着犬儒主义和偶尔的人道主义考量，以及他们对彰显国家主权的渴望。（第四章，P88）
匈牙利人的局促不安通过一个小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个故事传遍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对美国宣战，但接收信息的（美国）官员不是很了解欧洲的情况，故而问了几个问题。他问：
“ 匈牙利是一个共和国吗？”
“ 不，它是一个王国。”
“ 那你们有一个国王。”
“ 不，我们有一个上将。”
“ 那你们有一支舰队。”
“ 不，我们不临海。”
“ 那你们有什么声索吗？”
“ 有的。”
“ 针对美国的？”
“ 不是。”
“ 针对英国？”
“ 不是。”
“ 针对俄罗斯？”
……
“ 那你们的主张究竟是针对谁？”
“ 罗马尼亚。”
“ 那你们会对罗马尼亚宣战吗？”
“ 不，先生。我们是盟友。”（第四章，P90）
参加抵抗运动，就不能相信别人，要躲藏、撒谎、威胁、勒索、抨击，必要的时候还要杀死可疑的人，哪怕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下令的是你从未谋面的上级，你还没法确认真假，却要盲目相信来传达命令的特使。如果这个特使刚好是一名警察特工，那这份信任可能就放错地方了，一场悲剧就会上演。（第六章，P117）
据说，在德国统治之下，要保护一个犹太人的性命，需要大约25 个人的力量，这个数字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数百万人都在偶然间参与保护过犹太人，或者至少没有向当局告发。但是，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人，尤其是生活在最残酷的德占区之外的人，本可以这样做，却没有这么做。（第六章，P144）
总而言之，“ 二战”时期的武装抵抗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的对象是纳粹，不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带来的浩劫与苦难。从军事角度来看，只有少数抵抗组织，比如南斯拉夫、俄罗斯和波兰的一些抵抗组织成长得足够强大，能让德军感到严重头痛。但是，如我们后面所见，战时的抵抗运动的确对战后的民主进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八章，P190）
而最糟糕的就是蔓延全欧的同情心和人性危机。大多数欧洲人都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宗派人士和同性恋邻居的命运冷漠视之，不仅如此，还有数百万欧洲人参与了抓捕，或者至少从那些受害人的消失和死亡中牟利。确实也有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被迫害人士尤其是贵族子弟、知识分子、修女、牧师、警察和那些不愿意“
同流合污”的人。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欧洲人的——或者是更能代表欧洲人的——仍然是这些人：随时准备把犹太同胞交给盖世太保的挪威警察，兢兢业业为纳粹占领者准备一份精确“
犹太人名单”的荷兰官员，一接到当局电话就毫不迟疑地奔赴铁路站的匈牙利医生和助产士，他们火急火燎自然是为了当局承诺的加班费，更是为了在等待驱逐的犹太妇女身上寻找藏起来的珠宝。还有一些国营铁路公司把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的人运送到东欧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他们把这些犯人塞进家畜用小车，却收着游客团的费用。如果真的有欧洲的火车司机为了逃避把人当货物一样运到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告病假呢，那人们可能会好奇，这样的司机又有多少呢？（尾声，P241）
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欧洲，旅行和生活，就跟在美国、加拿大或巴西旅行和生活一样。论起这一切的进步，战后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居功至伟，但战时抵抗组织的年轻男女也功不可没——或许还要得益于一些合作者的努力——他们曾梦想打造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尾声，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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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抵抗和报复的案例研究
我们此处选取了三个互为独立的武装抵抗行动，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法国，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匈牙利境内，如今属于塞尔维亚。之所以这样选取，是因为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和报复已经广为人知，文献翔实，可以给感兴趣的人提供更多读物，而第三个惨剧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研究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一窥反法西斯斗争和种族政治冲突之间的纠葛。这三个行动分别是：1944年3月，共产党游击队在罗马的拉塞拉大街（Rasella）炸弹袭击德国军警，作为报复，党卫军在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e
Cave）处决了335名意大利平民；1944年6月，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协同攻击德军，作为报复，党卫军士兵在法国中西部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实施了大屠杀；1941年末，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向匈牙利士兵零星开火，当时的匈牙利是德国盟友，占领了南斯拉夫北部的巴奇卡地区（Bachka），作为报复，匈牙利军队和宪兵队屠杀了至少3000平民。当然，“二战”期间还有成千上万起类似的游击队袭击和德国或非德国的报复。两个德国的例子，再加上一个匈牙利的例子说明，不光是德国，还有德国盟友，都会遭受他们所称的恐怖袭击，作为应对，他们会实施反恐行动。
注意，虽然参与游击队行动的犹太人占比很少，但犹太人群体遭到的报复却是最严厉的。1941年，在俄罗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枪毙了大约100万犹太人，大多都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罪名是进行“土匪”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在这三起事件中，大量犹太人被杀，至于他们是否完全无辜，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德国党卫军有关的两个案例中，数百无辜平民被射杀或活活烧死，罪魁祸首却没有受到当局的审判，而在第三个匈牙利的案例中，事态发展在“二战”中显得有些特别，大屠杀的军事指挥官在战争期间被本国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不过，最重要的被告人还是可以——或者说获准——逃到纳粹德国。有一个莫大的讽刺，在奥拉杜尔实施大屠杀的人在战后并没有受到法国实际的惩处，而战后南斯拉夫北部的无辜匈牙利民众却被铁托政权大规模杀害和驱逐。
拉塞拉大街和阿尔帖亭洞窟
如我们所知，1943年7月，同盟国军队登陆西西里岛，随后墨索里尼的追随者逼他辞职，不久，墨索里尼被捕。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新总理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表面上还在继续战争，私下里却在和同盟国秘密协商，1943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国王和他的政府逃亡到意大利南部，投奔同盟国，留下军队和政府机构群龙无首，无人发号施令。
德军进行了出色的反击。德国派出小股部队，规模不大，但果断坚决，盘踞在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希腊以及法国的庞大意军被他们解除武装。另外，德国空降兵还解救了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决定在意大利北部组建起所谓的萨罗共和国（SalòRepublic）——一个傀儡政权，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得人心。接着就是一场内战，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部队之间展开。尽管意大利王国对德宣战，但他们想简单几步就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天真了一些，为此所做的努力也败北了：罗马到1944年6月4日才解放，意大利北部一直到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的前几天才解放。同盟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好的一次机会是在1944年安齐奥登陆后，那时安齐奥（意大利城市）和罗马之间没有一支德国部队，个别美国军官能开着吉普进入永恒之城（罗马城的别称）。但是美英的坦克没有接到命令向前挺进，而是困在了海岸附近的一个大型隘道。
在罗马，有三支主要力量在开展大量反纳粹抵抗运动：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温和派（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战前的政体，但要把法西斯党剔除在外，温和派想要民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不过，各方都接受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意大利无罪，或者至少要弥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巴尔干半岛犯下的罪行。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党，同盟国在安齐奥登陆后陷入艰苦鏖战，便对游击队施压，让他们去攻打德军，在盟军的激励和助长下，共产党甘冒风险。
第一次重大的游击队袭击是由共产党策划和执行的，他们注意到，有一支德国军警连队每天都在罗马中心行进，穿过窄小的拉塞拉大街，而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奇怪的是，这支纵队在到达拉塞拉大街的时候总是唱着同一首歌。这些军警都是从提洛尔征召来的，提洛尔属于意大利，但当地人却说德语，在1918年之前都还是奥地利公民，两次战争期间是意大利公民，现在又成了德国公民。（现在，提洛尔南部居民是意大利公民，当地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罗马的德国人很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那里只有象征性的部队，德国军警只有两支连队，总计400人。
1944年3月23日，游击队员伪装成环卫工人，在一个垃圾车里面藏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导致33名德国军警死亡，数百人受伤，几名士兵终身失明。在随后的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德国士兵向隔壁建筑开枪，导致一些平民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全部16名游击队员毫发无伤地逃走了，没有一人被抓。
德国进退维谷，现在该怎么做？他们考虑了三个选项。希特勒建议对袭击发生区域进行大规模报复和摧毁。南部战场总指挥阿伯特•凯塞林元帅（Generalfieldmarshall Albert Kesselring）建议以命偿命，为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处决10名意大利人。德国驻罗马外交官倾向于不要实施报复，主要是因为德国驻守这个城市的兵力薄弱。
凯塞林的建议被采纳了：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就拿10 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来偿。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中校起初希望只处决死刑犯。结果只找到4 名意大利死刑犯，所以目标群体不得不扩大，就把政治犯、普通刑事犯、拉塞拉大街围观的人、意大利战俘（包括一名将军）和78 个犹太人都算进去了——他们辩称反正犹太人怎么都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罗马的民众开始谴责游击队的袭击，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尤其愤怒，他认为这是对圣城的攻击，是在为共产党接管政权做准备。但至少教宗还试图去帮助党卫军选中要处决的人。不幸的是，在他的斡旋调停下每获释一个人，都有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捕。最终，335 名意大利人在罗马郊区的阿尔帖亭洞窟被杀死，行刑的是党卫军里未经训练、没做好准备的士兵，还喝得醉醺醺，场面惨不忍睹。
德国的报复还是起了作用的。罗马的抵抗运动从此式微，一直到战争结束。自那时起，德国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挟持人质（随后射杀人质）以及报复被《海牙公约》认定是完全合法的，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连美国所主导的1948 年纽伦堡审判也认定其是合法的。［ 参见军事行动的东南欧战场，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Wilhelm List）。］卡普勒在1948 年被意大利法庭判了终身监禁，但1977 年他的妻子偷偷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非常虚弱的卡普特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偷救出来。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一些狱警帮助了她。她带着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就去世了。卡普勒的副手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上尉的一生就更加惊险刺激，2013 年他以100 岁高龄在罗马去世的时候，他的故事就公之于众了。毋庸置疑的是，他是幸存下来活得最久的德国战犯。战后，普里克逃到阿根廷，在那里成了一个屠夫，用自己的名字生活，又用重新生效的德国护照去了一些地方，包括意大利。1995年，让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大感意外的是，他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法庭释放了他，理由是他后来一直行为规矩，结果引发强烈抗议，尤其是意大利的犹太人组织，导致他再次被捕。他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不过由于他年事已高，就只是软禁了。这种监禁应该不是很严苛，因为他还能定期在两名警察的监视下离开软禁的屋子。他自己从未为任何罪行感到愧疚，甚至连额外多杀了5个人也无异样的感觉。当时33名德国士兵的死需要330名意大利人的死来补偿，不过由于笔误，有335人被带到洞窟。普里克担心如果把多出的5个人释放了，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就把这5个人也杀了。这样的辩词站不住脚，因为普里克接到的命令是只处决意大利公民，结果里面有一个囚犯其实是德军逃兵，所以就把这个德国人给放了。
普里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游击队袭击的一个恼人困境。德国军警都是征兵来的，他们不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从前犯过战争罪。这些警察的国籍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先是奥地利人，然后变成意大利人，之后又是德国人，他们的国籍是因政局改变而被强加于身的。
绝大多数大屠杀的受害者都与意大利抵抗运动无关。游击队应该知道抵抗会带来残忍的报复。普里克和卡普勒在盖世太保总部就折磨过无辜民众，但那些行为与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没有联系。普里克下令多杀了5个额外的人，他有罪，但如果换个军事指挥官，处在他那个位置上，又有多少人会有不同的举动呢？
就算挟持人质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不再合法），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阿尔帖亭洞窟的受难者通常被称为人质。传统上来说，在被占领的城镇，占领者会从备受尊重的人当中选出人质，以防止占领者受到攻击。不过，这里的暴行是一种报复行为。另外，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试着去厘清一个问题：如果以命换命，多少人质偿一名被杀士兵的命是“合法的”，5换1，10换1，还是100换1？在“一战”期间，通常游击队每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只有少量人质会遭处决。但是，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最少会处决10个人，在塞尔维亚，死一个德国士兵，就有50个平民被绞死或击毙，死一个德国军官，被杀平民数就上升到100。
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在道德上还是站不住脚的，但占领军面临的困境让他们难以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为了报复德国士兵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巴尔干半岛被杀，德军处决了千千万万人。我们知道，比起这样黑暗的记录，盟军甚至苏联红军的行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从一个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角度来看，拉塞拉大街行动也不是徒劳无功的。这次行动加深了意大利受害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罪魁祸首的形象。这样的宣传路线在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得到了延续和利用，效果很好，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Rossellini）在1945年拍的一部著名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和很多其他战争电影就是很好的证明。
时至今日，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还在辩论参与炸弹袭击的游击队员是否应该向德国当局投降，这样也许能避免335人的大屠杀。不过，很有可能即使他们主动自首，报复还是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人呼吁他们投降。
用炸弹炸死德国警察的一对游击队夫妇卡拉•卡波尼（埃琳娜）［Carla Capponi （Elena）］和罗萨里奥•本蒂韦纳（保罗）［RosarioBentivegna （Paolo）］在战后的意大利被尊为英雄。他们最终当上了共产党议会的二把手。如果有人批评他们的行为，这对夫妇往往会回应说，如果不肯冒着无辜平民被杀的风险，武装抵抗根本成不了事。有一个激进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不先打碎一个鸡蛋，是做不出煎蛋卷的”，这个理论就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抵抗者区分开了。有些人选择不那么致命的行动手段，就会背上低效甚至懦弱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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