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士王世襄——荣获2014中国好书

　　王世襄先生在文博界和民俗界的影响，是无人能比拟的：只要是王世襄鉴定过或收藏过的东西，就是品质的保证。他生前收藏的宣德炉、古琴、家具、古迹等，在几次拍卖专场中均以创纪录的天价成交，都引起行内的轰动；他生前所写的随笔、论文、专著、诗歌等，出版后无不引起轰动；他生前为征集保护中国古代文物所做出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王世襄先生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为人所关注。尤其是文博界和民俗界的人们，更是对王世襄先生的人生经历更感兴趣。著名人物传记作家窦忠如，王世襄先生生前的小友，他笔下的《奇士王世襄》真实记录了一代奇人的人生之路。数百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立体再现了王世襄多彩多姿的人生传奇。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爱好王世襄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将在出版界引起新的轰动。
 

　　《奇士王世襄》即《王世襄传》，只不过更具象化。王世襄（1914～2009），字长安，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世襄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称“奇士”毫不夸张。就其名声来说，多年前有一家杂志在访问王世襄时，曾冠以其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和“中国玩家”等众多头衔。猛然看来，好像不可思议；仔细想来，却恰如其分。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王世襄先生都不是浅尝则止，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现在人对王世襄先生深的概念是“京城玩家”抑或“中国玩家”，就这一点来说显然有失偏颇。
　　不错，王世襄先生以玩成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他玩的的确太精彩了，把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等普通人看来丧志的行当上升到学问的地步，恐怕是近百年来人，但这些何尝不合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他曾说“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可见“玩”仅是他灿烂人生的简单点缀，不过真是不同凡响！
　　确切来说，王世襄先生的“玩”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的。如书中介绍其人生经历：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可见，王世襄先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文物鉴赏、文物收藏、美术史研究、音乐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都璀璨夺目，至今仍引起无数人的敬仰。他在这几个方面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各行方家之圭臬。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不仅仅是夸张之谈。

　　窦忠如，字子徽，号嘉山，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中国*独立精神和践行能力的学者型青年传记文学作家”之评。1991年携笔从戎，戍边塞外，十年军事新闻路，千篇文章携囊中；2004年抛却羁绊，弃“官”归隐，潜心研习传统文化，矢志读书著述怡性。
　　出版著作有《王国维传》《梁思成传》《罗哲文传》《世间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清王府》《雾开清西陵——中国后一处帝王陵墓群写实》《大匠踪迹》、画说汉唐文化丛书》（《惊世奢华——解读满城汉墓》卷）、《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4卷，中文繁简体两种版本）、《中华国宝之谜丛书》（辑5卷）、《中华古建名胜丛书》（3卷）等数十部，有多部著作再版或重印，相关内容也被各类学术著述征引或报刊转载评介，并多次应邀做客央视和香港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传讲中国传统文化。

序

我不懂收藏，因为不谙藏品鉴别；我不懂收藏家，因为他们的胸怀和行为往往让我感佩不已。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能为我心目中真正的收藏家立传，比如本书的主人公——王世襄老。当然，对于为“奇士”王世襄老作传，我的心中还是有诸多“禁忌”的，因为他的收藏、收藏境界和学识修养，特别是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奇异“绝学”的，几乎都不是我等晚辈后生所了解和熟悉的领域。
但是，这同样不能成为我不能为其作传的理由和障碍，因为在我的骨髓里首先对于收藏，特别是一些诸如金石书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品的收藏，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喜好和莫名的偏爱，至于王世襄老所发掘和开拓的那些趣味“绝学”，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迷的性情之学或者说是兴趣之学。而随着我自2007年5月25日首次拜访王世襄老之后，以及在随后八个月间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遍遍地拜阅王世襄老那等身之巨著及相关书刊史料时，特别是在这期间得以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与其相交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的新朋老友中，使我感觉越来越接近于王世襄老的“真我”——奇士。
在诸多关于王世襄老的文字中，“玩家”与“奇人”是人们使用频率的两个词语，而我则以为这两个词都不甚确切，甚至有些俚俗不恭、以偏概全之嫌，而“奇士”则较为公允、中肯、沉稳、雅当。“奇”，自然是指王世襄老的成长历程与众不同、治学方法令人惊异、所收藏品奇特美富、举止行为出人意料、学术研究独树一帜、收藏境界开阔高远；而“士”，除了旧时对读书人的一种称谓之外，在这里更应该解释为是对人的一种美称。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文物学家和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之一，王世襄老学识宏博精深、著述厚重等身、学养高贵深湛、品操清远纯真、德行大气坚韧，岂是一个“人”字或“家”字所能诠释。当然，如果有谁要在“人”或“家”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我倒不会刻意表示异议，但是就如今市面上“大家”或“大师”泛滥这一现象而言，我还是想郑重地声明一下，我心目中的“大家”绝不是那种在某一领域取得点滴成就便自封头衔或利用媒体沽钓声誉的平平“专家”，更不是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囊腹空空如也者，窃以为这些都是浮躁功利社会豢养出来的浮躁功利之庸庸徒辈，而只有那些用高贵纯美品德滋养博大精深学问的人，才堪称一代“大家”。而作为王世襄老，他不仅是我心目中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家，更是世间极为少有但又不可没有的一位真正“奇士”。
结识“奇士”王世襄老，实在是一种天缘巧合。2007年1月，拙作《梁思成传》出版后，不问收获只顾耕耘的我又集中利用时间完成了《王国维传》的创作。之后正待休整再战时，一日接到出版界友人电话告知说《梁思成传》出版后“备受好评”，遂希望我能写作《叶恭绰传》这一选题。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历经世变的叶恭绰确实是中国收藏界可圈可点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当然也应该成为传记文学百花园中能够引起读者广泛兴趣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位传主。其时，这位友人正对收藏特别是家具收藏兴趣浓厚，所以当我随即将自己希望创作收藏家传记系列的初步构想提出来，并灵光火石地点出了近现代几位收藏大家的姓名时，没想到友人当即表示赞同，同时补充提出了当代收藏大家王世襄老的大名，这不由使我心怀忐忑地激动起来，因为王世襄老不仅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代品操高贵的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师罗哲文老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已结识并将深厚情谊延伸至今的一位挚友。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仅此两位健在者，罗哲文老和王世襄老在历经岁月磨难中都以坚韧和执着在文物研究领域做出了各自的卓越贡献，同时相互之间也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的个人感情。鉴于王世襄老是我们初步构思收藏家系列传记中健在的传主，随即决定将《王世襄传》作为之作。于是，当我于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罗哲文老汇报这一选题时，罗哲文老以一以贯之支持的态度表示了赞赏，随即还打电话向王世襄老鼎力美荐了我，并特意向王世襄老提起我就是《梁思成传》的作者。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老在翻阅当天《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关于《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一书的评论介绍时，在同一张报纸上他还看到了评介拙作《梁思成传》的文章，这不由引起了王世襄老的关注。因为当年王世襄老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南下求职时，正是由于有了正在四川李庄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才使他从求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遭拒的尴尬中得以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从而迈向了此后使他蜚声国际的学术研究新天地。所以，当罗哲文老如此向王世襄老引荐之后，我便于第二天即5月25日顺利地敲开了神往已久的神秘的俪松居大门，虔诚地拜访了令世人崇敬的一代“奇士”王世襄老。
在首次访问中，我不仅聆听了王世襄老满怀深情地回述其长达九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享受了一次令人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手加额时而啼笑皆非时而欣慰满怀时而震颤灵魂时而锥心疼痛的精神沐浴。当时，我虽然顾虑到王世襄老的年高体弱而多次想站起身来辞行，但是满口玑珠的老人却接连几次说“下面还有故事呢”，使我几欲站起的双腿又矛盾地保持着原样。就这样，近两个小时的倾心畅谈，让我对心目中的王世襄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强记、博识、专注、执着、坚韧、勤奋、扎实、睿智、谦和、大爱、无畏、无私。而后来，随着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其新朋老友，使我以上的这些感性认识变得更加具体而深邃。
那么，王世襄老到底是怎样一位“奇士”呢？
作为文物学家，王世襄老一生从事文物研究事业，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可以说是无有出其右者。比如，属于文物研究领域中“显学”的金石、书画、雕塑和建筑，王世襄老都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和著述；比如，在当时还属于鲜为世人所关注的家具、漆艺、竹刻、范匏、火绘、竹木牙角雕刻和匠作则例等一些具有工艺性质的领域，王世襄老也都进行了披荆斩棘般的研究和著述；至于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等界于文物与民俗游艺之间的种种玩好器物，王世襄老不仅有着琳琅美富的收藏，而且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并都潜心撰写了足以填补这些方面空白的皇皇专著或绝妙文章。
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些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比如，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王世襄老以其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美学和民俗学等综合学养，历时数十年编撰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而当这两部巨著在海内外先后出版后，遂成为明式家具研究者之“圣经”；比如，在髹漆工艺和漆器艺术品研究上，王世襄老在注释迄今为止留存的总结中国漆器工艺专书《髹饰录》的基础上，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两部重要专著，由此使其成为这一方面权威的专家；比如，在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和范匏火绘葫芦等民俗游艺研究上，王世襄老在参阅存世稀少的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自己青少年时亲历亲为的实际经验，撰述出了一系列奇特绝妙的专著和文章，从而开拓了诸多界于文物与民俗之间新的研究领域。
而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斐然成就，与其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紧密相关。确实，解剖王世襄老多年来的治学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极为科学有效的治学方法——坚持文献、实物与工艺三者紧密结合的研究路数。而正是这种独到的治学研究方法，使王世襄老在一生的文物研究中即便是不甚熟悉的领域里（比如乐舞），也能够很快并准确地找到研究的着眼点，从而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甚至开拓出一个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作为收藏家，王世襄老所收藏品可谓是琳琅美富、美不胜收，其收藏方式堪称奇特绝妙、启人心智，至于其收藏境界则更是令人钦敬仰慕、叹为观止。确实，当人们打开装印精美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时，不难发现王世襄老将自己的藏品分为十大类：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和玩具。对于这些藏品，王世襄老曾自谦地说：“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其实，在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中，不必说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宋“梅梢月”宣和式琴、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和明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等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剧迹”，也不必说宋（元）四龙海水纹三足炉、明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明进狮图剔红盒与明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等世所罕见的珍品，单是王世襄老所谓“玩具”类中的明万礼张五福捧寿过笼、清赵子玉五福捧寿拉花过笼和紫红松脖大蝈蝈葫芦等等，都堪称是藏家看重的珍品妙器。至于王世襄老当年求学燕京时亲自手植“又筠制”款月季纹蝈蝈葫芦，竟然被《国际亚洲文物展览图册》所收录，并经香港文物专家断代为清嘉道年间之物，由此可见王世襄老不仅所收藏品之琳琅精粹，就连自己所制之物也成为藏家追捧的珍品。而关于搜求购置这些藏品之经历，王世襄老曾如是说：“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说家传、师友所赠及访寻于旧家之物之来历，单是从摊肆上搜购藏品的过程中，王世襄老也可称是穷搜广集，不遗余力。
对此，我在2007年11月3日专访著名旅游专家、红学家和古建筑学家杨乃济先生时，就曾闻知王世襄老当年为了访求到一件明式家具而不辞劳苦翻检鲁班馆内所有残破家具的诸多经历，以及因此而赢得“穷王”称谓的赞誉。这里的“穷”字，不单单是指王世襄老当年惯以极少资财购得珍稀藏品，更表示对其不惮艰辛搜求藏品精神之赞叹。确实，关于王世襄老那时不顾已逾古稀之年还骑着笨重单车穿行在京城市区郊外搜购家具的历历往事，我们不仅在其自撰文章里能够得知一二，而且在我访问其多位多年老友的过程中更是屡闻不鲜，而每每谈起这些往事老人们至今还都唏嘘慨叹不已。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老人们的慨叹，因为像王世襄老这样出生仕宦之家且年逾古稀、学兼中西的饱学之士，竟然能够在市井之中历经千辛万苦搜求藏品，并与贩夫走卒之流相忘江湖地交往裕如，即便是在今天又能有几人如此呢？关于王世襄老起早贪黑出入晓市、鬼街、挂货铺、鲁班馆及荒村僻店搜求藏品的奇特经历，我将在正文中详细记述，在此不再聒噪絮语。
既然王世襄老在搜求藏品过程中有如此非凡之经历，从中所获经验自然也就成为收藏爱好者探求的秘籍，对此王世襄老仅仅用了四个字便予以概括——人舍我取。细细琢磨，不难发现这四个字实在是收藏之妙途正径。如果用世俗目光看待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其经济价值无法估量，至于学术研究价值，则更是没有衡量的标尺，而王世襄老在整理这些“身外长物”时，就曾有这样一句经典概述：“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正是因为有如此治学和人生之感悟，王世襄老在对待这些藏品上能够做出如下惊人之举，也就实在不算是什么惊人的意料中事了。
据美籍华裔学者苏炜在一篇题为《金陵访琴》的文章中写道：一位曾经跟随袁荃猷女士学琴的年轻琴人造访俪松居主人时，见王世襄老一时事忙便上前搭手相助，而王世襄老竟将一张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是明琴），不假辞色地轻轻一抬手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关注王世襄老的人们都知道，在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那场名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会上，上述那张“重器剧迹”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竟然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中国古琴迄今为止世界上价的拍卖纪录。试想，王世襄老能够将倾世之价的心爱宝物托付给一位两袖清风的年少知音，这种清纯朗澈的高古品格，又岂是一般藏家所能揣度？！
当然，王世襄老之所以能够做到万金过手不假辞色，除了满足自己为妙音自古和者少的古琴能够寻觅到一个知音寄托的华贵心愿之外，还在于此前他早就有过一次世所罕见之举——将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八十件明式家具以如今区区芳草地这套居所为值转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就是王世襄老作为收藏家的收藏境界，这就是王世襄老这位“奇士”的奇异之举。
作为民俗学家，王世襄老一生对曾经流行于老北京的诸多民俗文化进行了不辍的实践与研究，特别是晚年以后更是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一些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的民间游艺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撰写出了一部部独门绝学专著，从而为世人开拓了一门门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王世襄老“自幼及壮”曾经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至于“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以致什么“京城玩家”乃至“中国玩家”的名号毫无商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对此，王世襄老曾颇不以为然地予以反诘说：“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确实，王世襄老实在是一个会玩且玩得极好的“玩物大家”。不过，在这里笔者愿意将自己潜心对王世襄老的研读心得，特别强调出来与世人商榷分享：那就是应该将王世襄老人生历程中的自然天性之“玩”与研物治学之“玩”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不应该以一个“玩”字或“玩家”来笼统地概述其多姿多彩的丰富人生。毫无疑问，玩是一个人的天性，特别是一个人在年少时生活中的主色调或次主色调，而对于生长在京城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老来说，其年幼时因为家庭条件优裕及母亲过于宠爱等缘故，更是将玩耍一词体验得淋漓尽致。至于王世襄老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自评“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之说，我们从中不仅能够感受到其自谦的君子之风，也能明了“玩”确实是其当年的一大嗜好。即便如此，窃以为王世襄老当年之“玩”，并非“丧志”之玩，否则何以有“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之举，至于当年“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并有“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即Poor）”的叱责，也不妨碍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此事。试想，如果当年王世襄老是那种不动脑筋的“丧志”之玩，何以能在“一连数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鸽”而不雷同呢？再思，如果王世襄老当年“篇篇言鸽”的“英文作文”中没有写得好的篇章，那“怒而掷还作业”的教师恐怕不会容忍其在“一连数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鸽”吧。
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刻意为王世襄老进行辩解，更不是因为他是我笔下的传主而予以无理的偏爱和袒护，而如果读者朋友谁能回想起自己在年少时就能将所玩之事物写成文章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不仅会赞成我以上所说之观点，而且还一定会对王世襄老在年少时竟能将所玩之事物写成作文之举表示赞佩。再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后一位美国鸟类专家应王世襄老当年就读美侨学校校长之邀，前来作题为《华北的鸟》的专题演讲中讲到大鹰之后，王世襄老随即提出了“鹰吃了它不能消化的羽毛怎么办”及“养鹰为什么要喂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羽毛”这两个问题时，顿时使那位美国鸟类专家瞠目结舌，因为这实在是他闻所未闻的奇妙问题。
由此可见，王世襄老当年之玩是带有强烈求知欲之玩，不是什么“丧志”之玩。至于王世襄老在青壮年之后的“玩物”，用启功启元白先生的话来说，那不是“玩物”而是“研物”。确实，在民俗学方面王世襄老正是凭着年少时“玩物”的实践经验，并参阅历史文献及不耻求教于那些民间艺人，才在晚年里研磨编撰出了诸如《说葫芦》《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秋虫六忆》《大鹰篇》和《獾狗篇》等这样绝学专著及奇妙文章来。
记得多年前有一家杂志在访问王世襄老时，曾冠以其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和中国玩家等众多头衔，而如果照此撰写我这一自序的话，即便是以5万到10万字的篇幅，恐怕也不足以涵盖王世襄老丰富人生之一斑，何况以上所列诸“家”中，竟然还没有人们为关注的收藏家、文物学家和建筑学家之称呢？
确实，使用这众多“家”的头衔来概述王世襄老这位“奇士”的多彩人生，实在是一个极为啰唆而又极不明智的做法。为此，我曾有过无数次的苦思冥想，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搜肠刮肚，不意在一次半梦半醒之间，竟然喷出了使我跌床狂喜的六个大字——自珍的爱国者！是的，自珍的爱国者。为了这六个字，我再次阅读王世襄老那等身著述，在这些字里行间我越来越清晰地辨析出了这六个字的含义；在再次梳理王世襄老那丰富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我越来越坚信要想精准地概述王世襄老的一生途迹非这六个字莫属！
那么，这是怎样的六个字呢？对此，王世襄老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的自序中说：“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如此掷地有琅琅之声之言语，竟然出自“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折臂翁之年”的王世襄老之口，且数十年来虽经多次冤狱、坎坷乃至如敝履般被抛弃时也未曾有过丝毫之撼动，这怎能不让人双手加额五体折服呢？！
行文至此，心中顿有五味蒸腾之感。联想自身所历，虽无王世襄老“‘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之悲惨，但其间遭遇与王世襄老所言“直弃如敝履”极为相像。不过，相较于王世襄老一生之境况，我所经历不公之遭遇实在是微不足道，犹如芥末之癣的微痒而已，而王世襄老“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坚守自珍地“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顽强坚韧之精神，才是我等晚辈后生学习之典范。特别是王世襄老于2003年10月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荣誉奖，并将10万欧元奖金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之举，以及同年又获得由中国国家文化部、《光明日报》与中国网联合主办的评选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奖，乃至2005年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等等，都是我等难以相望的成就与人生境界之。至于王世襄老那种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真理彻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的衷心祝愿，更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炎黄子孙特别是年轻一代效仿的楷模。
正因如此，我特别渴望王世襄老这种自珍的爱国精神与情怀，以及其严谨、独特、细致、深入、科学的治学方法与作风，能够通过我用心智和灵魂来完成的这部《王世襄传》传递给所有关注、热爱、崇拜和敬仰这位伟大而奇异老人的读者们。即便由于我个人在智识和学养上的愚陋与浅薄等因素，而不能诠释王世襄老那博大深邃精神慧光于万一，也不妨碍我现在及今后将继续向世人传扬这位老人高贵而奇妙的学养之愿。
当然，如果有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能够将各自从拙作中所得之意见或建议，特别是解读王世襄老一生所获之心得学养不吝教授与我的话，那我自当清心静候、洗耳恭听了。至于我们共同敬爱的传主王世襄老及其亲友们，我只想说我是怀着一颗崇敬之心和满腔深爱之情来记述这位老者人生历程的，如果有什么差池或不当之处，还恳望能够得到谅解和宽宥。
这，就足够了。

窦忠如于谦润斋
2008年1月16日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流的专家，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
　　马未都说，王世襄《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让明清家具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跟着收藏了。自己后来走上收藏的道路，无不受到王世襄的影响：“王世襄对我*的影响，仍然是他那种非常阳光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到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著名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章：官宦世家 玩乐少年
　　民国三年（1914）5月25日，恰似烈阳灼照后一泓温热池水般的古老北京城，表面看似平静如初，内里实则如汤滚沸，因为就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已经两年多的项城袁世凯正在策划复辟帝制，加紧实现他做洪宪皇帝的美梦，这是搅乱所有渴望获得真正民主自由的国人心灵的一种逆流之举。其实，一生精明且善于算计的袁项城应该能够预知他的这一美梦即便勉强实现，也会在极短时间内被革命党人那猛烈的枪炮声所惊破。不过，这种狂风暴雨来临前波澜不惊的时局，却似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东城区芳嘉园胡同里一座四合院内的喜庆气氛，因为这个仕宦之家正在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世襄。
　　配图001 1岁王世襄在父亲王继曾怀抱中
　　乳名“长安”的王世襄，是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官员王继曾的三公子，也是深受母亲金章这位民国年间著名女画家宠爱和影响的一个孩子。既然生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现在我们就乘着婴儿王世襄还没有什么特别事件需要记述的时候，来对这个官宦世家的历史情况作以介绍，因为这对于王世襄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确实，作为福建福州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虽然是其先祖自明朝时从江西搬迁来的移民，但是进入清朝后这个家族不仅出过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也出过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耿介贞臣，还出过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驻外使节，所有这些都对王世襄的品行养成有着潜移默化或者较为直接的影响。
　　如此，就让我们首先翻开《清史稿》或《清史·列传》，来看一看王世襄高祖王庆云的生平史略吧。清嘉庆三年（1798）出生在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灯笼巷的王庆云，字雁汀，又字家镮，号贤关，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后曾五次进京参加会试，但是都榜上无名，直到道光九年（1829）才在己丑科会试时高中进士榜，随即被朝廷授予散馆编修改任翰林院庶吉士。
　　此后，王庆云以其“究心财政，穷其利弊”的政治经济才能，在仕宦道路上可谓是青云直上，历任广西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读学士、通政副使、顺天府尹、陕西巡抚、山西巡抚、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和工部尚书等官职。在每一任内，王庆云都能够革新除弊做出卓越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财政研究方面，他不仅善于清理各地财政上的积欠亏空，而且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也颇多新议，所著记述清朝初年至道光年间关于朝廷财政状况的《石渠余记》（原名《熙朝纪政》全五册，稿定后改此名）一书，对于今天研究清朝经济历史的学者专家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这位精于财政、勤于政事的一代能吏，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朝，不幸于同治元年（1862）3月在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任上病累而卒，享年64岁。
　　王庆云逝后，朝廷赐谥“文勤”，遂入祀山西名宦祠，同治八年（1869）归葬福建省闽县西门芋坑山，传世著述除了《石渠余记》外，还有《王文勤公日记》《王文勤奏稿》《石延寿馆文集》《荆花馆遗诗》和《西清王氏族谱》等刊行。
　　参阅西清王氏世系表可以得知，文勤公生有二子，一名传璨，一名传瑚，王传璨就是王世襄的曾祖。遗憾的是，笔者限于手边资料缺乏之故，如今对于传璨公的详情还暂不太知晓，只知道他有三个儿子：长子王仁堪、次子王仁熟和三子王仁东。其中，王仁东就是王世襄的祖父，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等职，为官后便将全家从福建福州搬迁到了京城，这是西清王氏家族一支脉定居北京的开始。至于王世襄的那两位伯祖王仁堪和王仁熟，我们从相关资料中虽然不曾见到关于王仁熟的文字记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王仁堪的了解，因为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的这位状元伯祖。
　　确实，这位在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考中甲名即头名状元的王仁堪，字可庄，不仅是当朝一位以廉洁爱民著称的难得清官，而且还是一位条陈时弊上疏弹劾过大臣崇厚丧权辱国等行为的忠谏之士，更是一位敢于直言谏阻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的循吏。也许正因如此，这位以状元之荣耀迈入仕途的王仁堪，除了出任过镇江和苏州知府等地方官职外，其他诸如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及入直上书房等，都是一些难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文化教育工作。
　　不过，王仁堪自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及随后调任苏州知府期间，严守法度，赈灾救济，开挖渠塘，设置义学，清除积案，事事体恤民生，为了不扰民开设渠塘以防治地方灾情，他不仅亲自带头捐出廉俸以为表率倡导，还驰书向诸多亲朋故旧乞捐，以致感动得商贾富户们纷纷主动捐助，终于在镇江和苏州治内开挖支沟别渠水塘数千之多。如此清廉勤政之能吏，在晚清王朝实属少见，可也因此使王仁堪积劳致疾，猝然病逝于任上。王仁堪猝死后，舆论中惋惜之辞风闻镇江和苏州等地，特别是镇江士绅乡民随即列其政绩，籥请当地大吏向上奏闻，其中有“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之评语。于是，当朝遂颁发诏书由史馆为王仁堪立传，这就是今天人们能够在《清史稿》中看到王仁堪这一耿介贞臣光彩人生传记文字的缘由。
　　当然，即便王仁堪没有以上之政绩形象，人们也会因为其门生中有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维新领袖、文化巨擘梁启超，而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对此，诸多书刊中只提及梁启超是王仁堪之门生，但并未指出此说何来。于是，笔者一日在翻检梁启超自撰生平年谱时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已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
　　也就是说，王仁堪在出任镇江知府一职期间，曾是梁启超在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时的主考官之一，这在旧时即表示考官因为恪尽职守为朝廷发现了真正人才，从此使考官与举子之间便形成了“恩师”与“门生”之关系。毫无疑问，后来王世襄之所以在其回忆文章中屡屡提到他的这位状元伯祖，很显然是伯祖王仁堪所留下的这种清廉正直门风，在他心目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从他后来对于自己在“三反”“反右”和“文革”中所遭受冤屈始终耿耿于怀的心态中不难理解，因为那是他不愿意使已经被载入青史典册中祖辈们所传门风遭到无端玷污之故。这是后话。
　　如果说祖辈清廉耿介风派对王世襄的影响还有隔代之嫌的话，那么毕业于南洋公学后一直从事外交事务的父亲王继曾，那种学兼中西和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对王世襄后来的成长和治学则有着极为明显的重要影响。不过，父亲王继曾在那种内外交困时局中历练出的“通达时事”，却没有被王世襄所继承，否则他也不会在新中国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不识时务”之苦难。这也是后话。
　　其实，对于幼年王世襄性格形成影响的并不是祖庭遗风，也不是父亲王继曾的通达干练，而是母亲金章的艺术熏染和宠爱。对此，我们在详细解析母亲金章对王世襄幼年成长影响之前，还是梳理一下父亲王继曾的外交历程吧，这也许对理解我们之所以强调母亲金章对王世襄幼年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之说不无裨益。
　　在祖父王仁东九个子女中，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的王继曾排行第三，这个号“述勤”的孩子也许寄托着父亲的一种希望，那就是追述继承其高祖文勤公的遗风，也能在仕途上成为名震一方的朝廷重臣。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王继曾从南洋公学毕业后，便被父亲王仁东安排跟随即将出任清廷驻法公使的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宣统元年（1909），王继曾担任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旋即改任清廷赴法国留学生监督，并偕夫人金章再次远赴法国就任。民国元年（1912），王继曾回国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政务司司长，民国九年（1920）又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两年任职期满回国后便担任了由孙宝琦执政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职。民国十三年（1924），王继曾将留居在上海四年之久的夫人金章及儿子王世襄等人，接回了已经闲置长达十年的北京芳嘉园老宅。
　　配图005王继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时的信札
　　回到民国三年（1914）初便购置的芳嘉园老宅时，王世襄已经年满十岁了，很显然他的幼年教育业已完成，童年性格的养成也基本结束。而在这人生性格大体形成期间，父亲王继曾虽然在出使墨西哥之前为王世襄等几兄弟聘请了讲授传统国学的家教，但他因为公务繁忙并不能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倒是母亲金章对孩子们进行了言传身教。至于留居上海几年间，王世襄除了与舅舅家几位表哥一同接受在其外家教家馆多年的那位老学究的国学启蒙外，更是由母亲一手予以教养。对于自幼活泼好动的幼子王世襄来说，他不仅接受了才华横溢母亲金章的艺术熏染，而且还因为二哥王世容于民国九年（1920）不幸夭折之故，得到了母亲更多的宠爱甚至是溺爱。所以，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王世襄在幼年时即便享有很好的多方面教养，但是孩提时代应有的顽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张扬。
　　对此，王世襄后来在接受《中国书画》杂志访谈时曾经这样回忆说：
　　这说来话长，要从我童年说起。我有一个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两岁。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而我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如上房、打狗、捅马蜂窝等，亲友都讨厌我。世容不幸十岁时病故，大家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
　　比如，儿时对山鸡感兴趣的王世襄，因为喜欢雄雉尾巴上那色彩鲜亮美丽的长长羽毛，便在一年春节时将老家人用来向亲戚们的山鸡长尾，乘着大人不注意的一瞬间拔了下来，以致大人在笑骂一声“七岁八岁狗都嫌”之后，只好将秃尾巴的山鸡换下来，因为这样的山鸡是不好当作礼物送人的。而这时，将漂亮雄雉长尾插在帽子上当宫花的王世襄，已经摇头晃脑充当起《三国演义》中那出群英会里的周瑜周公瑾去了。
　　回到北京之后，在这座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三朝古都里，特别是由于清季以来入关满族子弟耽于游乐之故，各种民俗游艺简直达到了臻善至美的绝妙境地，而这些多姿多彩的玩乐游艺不能不引起受到母亲放纵溺爱的少年王世襄的好奇和兴趣。于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宦家子弟王世襄，便很快在这众多民俗游艺中找到了兴趣激发点，从而引出了诸多妙趣横生而又惊险奇绝的玩乐往事来。
　　配图006 3岁王世襄（右）与二哥王世容
　　比如，王世襄在十岁开始养鸽子时，便每天举着长长的大竹竿驱赶放飞，为的就是听那“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舒徐、悠扬回荡、恍若钧天妙乐、使人心旷神怡”的央央琅琅之鸽哨韶乐。不过，王世襄放养飞鸽实在是与众不同，或者说玩得也太惊险奇绝令人咂舌了：“我童年养鸽，用的竹竿有两丈多长，上端拴过红布条儿、也捆过鸡毛掸子。晃动它如挥大旗，觉得很威风，但也感到吃力，几下子胳膊就酸了，咬着牙还晃，而鸽子却不甚怕它。于是我就用竹竿磕房檐，啪啪作响，三间瓦房整整齐齐的檐瓦，都被我敲碎了，但鸽子还是不听指挥。我索性上房骑在屋脊上，挥杆呐喊，逼得鸽子往邻家的房上落。为了追赶它，常从正房跳到相隔数尺的厢房上。一次被母亲看见，她几乎晕倒在廊子上。”对此，王世襄晚年时在《大树图歌》中歌咏道：
　　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
　　竹栏巢鹁鸽，调弄无已时。
　　挟杆跨屋脊，挥舞如举麾。
　　为爱铃声永，那惜飞奴疲。
　　即便如此，慈爱的母亲金章对于王世襄之玩还是始终把握着一条原则的，即“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不许可”。于是，此后的王世襄先是“开始养养蛐蛐（蟋蟀），不仅花钱买，还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里，也是个好锻炼，所以母亲也准许玩”。关于少年时代结伴或单独到北京郊外捉蛐蛐的辛苦与玩乐，王世襄后来在绝妙散文《秋虫篇》的“忆捉”一节中，曾用文字详细记述了其中的两次经历。
　　一次，性急的王世襄在立秋之前便将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帆布袋、大草帽、芭蕉扇、水壶、破裤褂、洒鞋以及装蛐蛐用的几个山罐等准备齐全，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标准“逮蛐蛐的”应该具备的“行头”。一切准备停当的王世襄，立秋刚过便起了一个大早，然后戴上各种“行头”出朝阳门，顺着古老而雄壮的城墙根往北走，不远处便是东直门的自来水水塔，来到水塔东墙外再顺着小路直行，就可到达胡家楼李家菜园后面的那条旱沟了。这是少年王世襄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头年他曾在这里捉到过一条身长八厘多的青蛐蛐，回到城里后连斗七盆也未曾输过，直至当年封盆为止。所以，王世襄在不觉中又来到了这条旱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雨水较大，不仅旱沟里蓄满了水，就连前面的小路也被淹了。
　　见此情景，王世襄只好挽起裤腿，穿鞋涉水趟过宽达六七丈且飘着黄绿色泡沫的这条水路，来到栽种有一行垂柳的李家菜园北坡，因为他记得北坡下面也有一条沟，每年黄瓜拉秧时菜农便会将瓜秧抛入沟内，以利于瓜秧不受阻碍地蔓延生长，而这也正是蛐蛐喜欢藏身的地方。同样令王世襄失望的是，不仅这条沟里也蓄满了水，而从水势还曾浸漫过坡上，这从柳树根上那一圈圈黄泥痕迹可以看出，而这种迹象也必然会使蛐蛐早已乔迁了新居。
　　配图007 王世襄捉蛐蛐的用具：阿虎枪签子、罩子、芭蕉扇。
　　当然，少年王世襄已经不是逮蛐蛐的生手，这时他想起了逮蛐蛐能手傅老头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沟里有水，咱们坡上逮”。于是，对此深信不疑的王世襄来到西坝河小庙往东通向东坝河的几条小路间，因为这里还有一道高达一人多高的大坡。来到这道大坡前，只见王世襄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着身体，一只脚则蹬在坡腰上将草踩倒，然后屈膝六十度弯腰向前，右手拿着罩子等候跳出的蛐蛐，左手则用扇子猛扇坡上之草。王世襄之所以用扇子扇，而没有携带逮蛐蛐的常用工具签子，是因为他明白早秋的蛐蛐还没有窝，只能在草丛中藏身，所以根本用不着签子。即便如此，四肢并用的王世襄在将一条三里长的坡埂上下都扇遍之后，虽然不时地有蛐蛐被扇出来，他也是每蛐必扣地及时用罩子去捕捉，但是却没有一个值得装罐的“将军”蛐蛐，而且还累得每一节脊椎都酸痛难忍。
　　于是，索性坐在坡埂尽头休息的王世襄，任凭额头上的汗珠像黄豆粒似地滚落下来，而被汗水浸湿的草帽也箍在头上，使他感觉有些头昏脑胀，至于已经湿透了的小褂子，也溻在身上使他浑身都极不舒服，那条上半截被汗水浸湿的裤子，下半截则被露水挪湿了，而且还被那些踩断的草根染成了草绿色。有些懊恼的王世襄，在将小手背过去捶打后背的时候，猛然间悟出了傅老头所谓“坡上逮”的真意，那就是指没有被水淹过的坡埂上，才是蛐蛐生活游戏的地方。既然如此，稍稍休息的王世襄便站起身来向四周望了望，到处都是正待成熟的庄稼，什么玉米、谷子、高粱和大豆等等，好一派丰收景象。不过，少年王世襄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什么样的地里能存得住蛐蛐。
　　依照以往逮蛐蛐的经验，王世襄明白玉米或谷子地都不好，只有夹种着大豆的高粱地才是蛐蛐生活的天堂福地，特别是被雨水冲刷而倒在地面上的豆棵子，待到水流退后那些与黄土粘在一起的枝叶下面，只要找根小木棍轻轻一翻，便不愁藏在其中的蛐蛐不出来。果然，当王世襄在将豆棵子一垄一垄地翻过去时，还真是接连扣捉了几只蛐蛐，可依然是一些不值得装罐的货色。而密不透风的高粱地，在初秋骄阳毒辣的照射下，那潮湿的气息一点儿也散不出去，身处其中的王世襄犹如在蒸笼里一般，感到极其闷热难耐而又焦躁不安。确实，从大清早出门到日已当午，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不说，辛苦半天竟然没有捉到一只可以能参加战斗的“将军”蛐蛐，这实在让王世襄感到懊恼不已。
　　忽然，“扑”一声，王世襄感到眼前一晃，似乎有一只飞虫落在了前面的干豆叶上，定睛细瞧，竟然是一条六条大腿又粗又白的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说时迟那时快，王世襄猛地扑了上去，但是拿罩子的手却不停地在发抖，因为害怕伤了蛐蛐而不敢果断地扣下去。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见有异样动静，又一晃身跳了起来，不过它没有来个接连三级跳，而是在一跳过后顺势向前一爬，钻进了悬空在地面上的一颗高粱水根低下。这一回，王世襄沉住气将双腿一跪，先是拿罩子迎在蛐蛐前头，而后轻轻用手指在蛐蛐后面一顶，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便一下子跳进了等候在它前面的罩子里。刹那间，王世襄急忙将罩子扣在自己胸口上，一面用左手去掏山罐，一面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高粱地。找了一块平整而杂草稀少的地方后，王世襄蹲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那条蛐蛐装入山罐。这时，手忙脚乱眼睛发胀的王世襄才放心地仔细端详着这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这虽然是一条只有七厘多长的蛐蛐，但长相确实是一员“战将”模样。
　　王世襄将这只山罐捆好后，又一次钻进了那片高粱地，经过一番苦战后共逮了七条蛐蛐，但还是没有一条真正个大体壮而堪当“领军”的蛐蛐。而这时，太阳已经西斜，疲累焦渴难耐的王世襄钻出高粱地，整理好“行头”和“战果”，来到了西坝河面前的一家茶馆里。在接连喝下七八碗茶水后，王世襄又把山罐打开来，仔细看了又看，比了又比，七条蛐蛐中竟有三条不够格。于是，王世襄把那三条不够格的蛐蛐送进席篓后，起身出了茶馆，放开脚步开始往家走去。在半路上，王世襄遇见一个卖烧饼的小摊，可他只吃了两个就不再想吃。原来，逮蛐蛐的人总是只知道口渴而不感到饥饿，只有到家歇过疲乏之后，才会想起饱餐一顿呢。
　　即便逮蛐蛐需要付出如此之辛苦，宦家少年王世襄却乐此不疲，而且第二年竟将目的地选在了北京城西北郊的苏家坨。原来，这个离温泉不远但离市区较远的地方，早在《鱼虫雅集》中就曾确证是有名的蛐蛐产地，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这里所产蛐蛐，其身价竟然远远高于蛐蛐盛产地山东所出之虫。当然，少年王世襄对于苏家坨之盛名，更多的是从京城里蛐蛐玩家赵子臣口中所得知。记得赵子臣曾经这样说，苏家坨不仅坡高沟深，而且是一道连着一道、一条套这一条，所产蛐蛐既大又好，身长七厘的比比皆是，据说那里还有专为逮蛐蛐者开设的住店，而每年住在那里逮蛐蛐者竟然多达二三十人，并每人都能逮回一挑的蛐蛐来。这自然成了少年王世襄逮蛐蛐的理想胜地。
　　于是，在一个已近白露的时节里，王世襄在携带好早秋使用的那套“行头”之外，又专门配备了一把阿虎枪签子和一只大电筒，因为此行需要三天时间，他还想尝试尝试“夜战”的效果。
　　这天清晨，王世襄骑上他的那辆载重单车开始向苏家坨出发，由于路程实在太远，他到达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不过，心情激奋的王世襄一刻也不愿耽搁，随即根据由虫贩长腿王所画草图，找到了住在村西其熟识的老王头的家。说明来意后，王世襄还提起是由长腿王所介绍，故老王头同意在他家借住几天。当天下午，王世襄没有急着去逮蛐蛐，而是走出村庄察看了一下地形。确实，这里正如蛐蛐玩家赵子臣所言，那一道道坡和一条条沟就分布在面前大片的田野间，王世襄似乎已经听到了蛐蛐那洪亮而雄浑的合唱声。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襄便顺着出村的大车道向西北走去，在拐到一条岔路上转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道土好草丰的长长坡埂。不过，王世襄在用芭蕉扇扇了十来丈长草地后，却不曾看见一条蛐蛐跳出来，想来这个季节它已经有了窝。于是，王世襄将扇柄插进后背裤腰带里，改用阿虎枪签子向可能有窝的地方扎了起来。已经谙熟此道的少年王世襄，没有将阿虎枪签子直接扎向蛐蛐窝，而是扎在距离窝门稍远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以防签尖直接扎到蛐蛐，而后再轻轻摇撼阿虎枪签柄，这也是为了撼动的泥土不至于挤坏蛐蛐。由此可见，以这种方法逮蛐蛐，还是需要一定耐心的。就这样，王世襄一连扎了二三十下，还是不见有一条蛐蛐出来。随即，王世襄改变方向用阿虎枪签子再扎，终于摇晃出一条约有七厘长的紫蛐蛐来，这就算是开了张。这实在是一条望不到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