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02705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由口头创作转化为书写创作的第yi部诗歌总集。以往的《诗经》研究积累了很多成果，同时也制造了很多误解，夏传才先生利用自己多年研究《诗经》的全部经验和真知灼见，利用新材料、新观点对其进行综合辨析，纠正误读，回归常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诗经》读本。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诗经》研究的十大基本问题；下编分十四类选讲了百首*代表性的诗。在充分吸收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处处体现着其卓尔不凡的个性解读。
上 编 1
第一讲 《诗经》的性质和价值 3
第二讲 《诗经》的篇数和分类 26
第三讲 《诗经》的时代、地域和作者 40
第四讲 三百篇的采集、应用和编订 74
第五讲 孔子和《诗经》 87
第六讲 三家《诗》《毛诗》和《毛诗序》 106
第七讲 《诗经》的语言艺术 123
第八讲 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风雅传统 158
第九讲 传统诗经学发展的轮廓 171
第十讲 《诗经》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 183
下 编 199
第十一讲 周族开国史诗 01
第十二讲 祭祀诗和农事诗 238
第十三讲 政治美颂诗 259
第十四讲 政治讽喻诗 288
第十五讲 战争和家国诗 318
第十六讲 宴饮诗 335
第十七讲 贵族生活风情篇 347
第十八讲 怨刺诗 363
第十九讲 征夫思乡·思妇念远篇 384
第二十讲 婚姻诗 397
第二十一讲 情诗恋歌·相思篇 411
第二十二讲 情诗恋歌·欢乐和波澜篇 429
第二十三讲 弃妇歌诗 443
第二十四讲 其他歌诗 45
《诗经》是一本什么书呢？我们现在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了：它本来是周王朝在几百年之间陆续制作、收集和编辑的，供推行礼乐而应用的305篇乐歌歌词的结集。
认识《诗经》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学艺术价值、语言价值，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发展现代诗歌和文学艺术，以及增长语言知识、提高古籍解读和语言能力，都有重要意义。现代的诗经学是一门多学科的学术，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我们是在和世界各国读者一同读《诗经》，在与世界各国的学人一同研究诗经学，这也有利于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与遍布世界的华人的民族团结。
——夏传才
第一讲
《诗经》的性质和价值
《诗经》名称的由来
中国的原始诗歌有极为古远的历史，相传在考古学定为仰韶文明的新石器时代(“三皇五帝”时期)，已经有神农氏的《虫草辞》、帝尧的《击壤歌》、帝舜的《南风歌》和舜传位于禹的《卿云歌》、歌大禹娶亲的《涂山歌》等，经后世追记而流传下来。在各种古籍和甲骨文片中，后人辑录的远古歌谣还有一些。这说明在原始村社时代和奴隶社会初期，中国诗歌已经诞生和开始发展，因为它们是口头创作，当时没有保存条件，大都自生自灭或随生随灭，有幸被后世追记的，为数寥寥；即使被追记下来，也不会是原貌了。
现代文艺理论认为，一切文学艺术均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诗歌最初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他们为了激发劳动情绪、协调动作节奏、化解疲劳，创作了“劳动号子”一类劳动歌，后来内容逐渐扩展，又有诸如庆丰收、祈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求偶、婚恋等等歌谣。我们承认诗歌最初萌芽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但这些上古的歌谣俚谚，毕竟是原始的口头创作，表现为简单的、初级的和不定型的形态。
我们认为，诗歌重要的起源，还应该是原始宗教祭歌。通过现代中外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原始宗教祭歌是世界各个民族诗歌的起源。中国原始宗教崇奉“万物有灵”，崇拜祖先神灵、皇天后土、日月雷雨、山川草木……在不同时节举行各式各样的祭礼仪式。大规模的祭礼由部族首领主祭，规模小的由村社负责人带领，人们集聚向神灵礼赞、祝祷、祈求。祝词和咒语，因为要齐声宣诵，有一些便成为韵语。在祭礼仪式上常常有乐舞，即组织一部分人在祭坛上奏乐、歌唱和舞蹈，来表现虔敬的礼赞、战争胜利的欢庆、丰收的喜悦。歌舞是上古祭礼仪式上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要在集体场所演出，一些口头创作的祝词、咒语、祭歌，不能不有所加工；因为要集体性的诵唱和连年使用，不能不组织在必要的范围内传习。这样，一些韵语的祝词、咒语、祭歌，必然逐渐趋向定型。结合原始宗教祭礼所进行的集体娱乐活动，一些为群众所喜爱的歌谣，也得以通过表演而传播，并趋向定型。所以，各民族原始宗教的祝词、咒语、祭歌，以及宗教活动中传播的歌谣，是各民族最早的诗歌。
《吕氏春秋·古乐》记录有“葛天氏之乐”。葛天氏属于传说中的远古部族，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明阶段。上古音乐和歌曲是不分的，这里说的“乐”指音乐和唱词合一，是在葛天氏部族祭坛上演唱的歌曲：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是“社祭”的祭歌，社祭是祭祀大地的祭仪，古人把大地供奉为“生殖母神”，人类生存和万物繁殖全由大地母亲哺养，所以社祭是重要的祭仪，传续为后世的民俗。“葛天氏之乐”所歌的八阕，据专家考释：第一首《载民》歌颂负载人民的土地，第二首《玄鸟》歌颂作为部族标志的图腾——黑色燕子，第三首《遂草木》祝各种植物繁茂，第四首《奋五谷》祝五谷丰登，第五首《敬天常》歌尊重天道——自然规律，第六首《达帝功》表达遵循并完成天帝的分派，第七首《依地德》表述依照大地的生产规律安排并努力工作，第八首《总禽兽之极》表述使家禽家畜和狩猎对象有最大限度的繁殖。(注：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6页。)从“葛天氏之乐”上述内容来看，这组原始乐舞已经多方面地表现了原始村社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歌舞的艺术形式也被后世艺术史称为中国“歌舞之祖”。它的内容和形式也大部分为《诗经》的乐舞诗歌所继承。
原始乐舞和一部分口头诗歌创作，在没有文字的上古能够推广应用，并且能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流传，必然要有人进行整理定型和组织传习。《尚书·尧典》中有以下记载：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注：原文见《今文尚书·尧典》，注释、译文、简析，见拙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第1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译文］帝舜说：夔啊！命令你主管音乐，教育青年，教导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宏而庄严，刚正而不暴虐，平易而不傲慢。诗表达志意，歌把语言咏唱出来，声调随着咏唱而抑扬顿挫，韵律使声调和谐统一。八类乐器的声音协调，不能互相搅乱伦次，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快乐和谐。夔说：好啊！我们敲击石磬奏起乐来，让百兽(打着各种兽类图腾的众多部落)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吧。
《尧典》当然是后人追记的，原话不一定准确，但可以使我们了解，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舜的时代，已经注意到用诗和音乐来教育青年子弟，诗、乐有教育作用，也有促进天人感应和各部落之间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因此当时已经要求祭歌、诗乐要提高艺术感染力，在社会分工上已设有管理这些工作的专职人员。相传夔就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他负责祭歌的艺术加工、传习和对青年的音乐教育。相传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唱和，那时的乐歌已不全是祭歌，有的是具有社会性质的朝会乐歌，至于尧帝时某老者的《击壤歌》、舜作五弦琴歌唱的《南风歌》，都是抒情乐歌了。
殷商王朝是奴隶制国家，特别重视对祖先神的祭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必然会制作宗庙祭祀乐歌。那时已经有文字，我们从甲骨文卜辞中发现了近似诗歌韵语的若干文字，有人辑录分行为诗，题作《今日雨》(注：见《先秦诗鉴赏辞典》，陈志明辑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926—927页。)，其性质类似劳动山歌。我们从许多卜辞可以看出，殷商王朝确实设有管理祭祀、祭歌、乐歌的专职人员。劳动山歌类的文字能够记录，他们特别重视祖先祭祀，那么制作的祭祀乐歌必然记录简册，以利传习、应用和保存。殷商覆亡之后，周王朝接收了殷王朝保存的全部简册文献，其中也有商的祭歌。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得到商的《名颂》十二篇到周朝太师那里去校正音律之说，是可以相信的。
周王朝全面地继承了夏商两代文化(《论语》“周监于二代”)，发展成灿烂的西周文明。周王朝建国之初，在周公旦的领导下，大规模制礼兴乐，开辟了中华文明崭新的、辉煌的新时期。他们设立了专职管理音乐的太师培训乐工，帝王亲自参与乐歌的制作，发动大臣创作和进献歌词，还派出专职人员到各地采诗，通令各诸侯国进献地方歌谣，由王朝乐官合乐，供中央和地方各种礼仪应用。而且，所有的礼乐活动，又体现着当时周王朝的文明精神；其制作和收集乐歌的规模之大，用功之精勤，意识形态之新，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从西周到东周，最后积累了305篇乐歌，其乐歌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诗经》。
这些乐歌，本名称《诗》，一共305篇，举其总数，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们原来都是各种典礼仪式应用的乐歌，古代没有保存声音的条件，屡经动乱而曲谱失传，只留存305篇歌词，就是现在《诗经》的305篇诗。
《诗经》是一本什么书呢？我们现在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了：它本来是周王朝在几百年之间陆续制作、收集和编辑的，供推行礼乐而应用的305篇乐歌歌词的结集。
在春秋时代，这本乐歌集只称《诗》。《左传》记载春秋史事，很多人引《诗》、赋《诗》，只称《诗》这个本名。春秋末年的孔子，讲《诗》论《诗》，也只称它的本名；战国诸子百家，无论是战国前期的墨子，中期的庄子、孟子，后期的荀子、韩非子等的著述也只称《诗》，如《墨子》的“诵《诗》三百，舞《诗》三百，歌《诗》三百”，《庄子》的“《诗》言道其志也”。可见《诗》就是春秋战国时的通称。
孔子曾经对《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整理工作，用来作为他教授学生的教材，留下了一些有关的评论和讲解。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们形成儒家学派，继续使用包括《诗》在内的孔子用过的六种教材，战国后期开始有“六经”之名。当时的这个“经”字，不过是指他们传统的有权威性的简册之意，并没有推崇它有什么特殊的神圣性。其他学派更不推崇它，法家更通过秦始皇要把《诗》、《书》全部烧掉，连读它讲它的人都要活埋，更谈不到尊崇了。
汉武帝(前140—前87)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大力尊崇孔子和他传授的教材，尊孔子为圣人，定儒家“五经”(“六经”中《乐》失传故称“五经”)为国家法定教科书，各立博士专门传授，通行天下。于是《诗》被正式称为《诗经》，这个名称通行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学说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诗经》在“五经”之中又有重要的地位。按“五经”排列的顺序：古文经学派排为《诗》、《书》、《易》、《礼》、《春秋》，《诗经》居首位；今文经学派排为《易》、《书》、《诗》、《礼》、《春秋》，《诗经》也占有重要位置。由于《诗经》较易诵读，是读书人在启蒙后即开始诵读的读本，也是国家各级考试用书之一。在那漫长的年月，《诗经》又被称为“圣经”，尊崇它是圣人“垂教后世”的“万世不变之常则”，用以推行封建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教育，它被赋予了神圣的性质。
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大幕，摧枯拉朽般地扫荡封建旧文化的残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面对《诗经》的重要文化价值，承认它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但它的真相被歪曲了，真正的价值被埋没了，他们宣称要“从重重瓦砾中恢复《诗经》的真相”，开始称《诗经》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如在新文化运动中一马当先的胡适说：《诗经》不是圣贤遗作，只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注：胡适：《谈谈诗经》(1925)，见《古史辨》第3册。)
“《诗经》是古代歌谣总集”之称，较早而彻底地破除了“圣经”这个封建主义愚弄人民的概念，对于推倒传统叙说中的封建性的曲解而重新研究三百篇，具有开启倡导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歌谣总集”之说并不是“《诗经》的真相”。《诗经》305篇并不全是歌谣，而且大部分不是歌谣。从语义学来看，“歌谣”指随口唱出而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约占《诗经》半数的“雅”、“颂”两类诗绝对不是，十五“国风”中能称歌谣的也很少。“歌谣总集”之说不符合三百篇的实际。
鉴于“歌谣总集”之说的不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作出了修正，称《诗经》是古代民歌总集。从语义学来看，“民歌”指人民口头创作的诗歌；从现代文艺学理论来看，“民歌”专指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诗歌。《诗经》中的“颂”诗是贵族制作的祭祀诗，“雅”诗是贵族创作的抒情诗，“风”诗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层，有贵族、士吏(小贵族)、里巷平民，能够确定为劳动人民创作的诗少之又少。即使我们把“民歌”这个概念的内涵放宽，采取朱熹的“里巷歌谣之作”的说法，一些原来是里巷民俗歌谣的口头创作，在编入“风”时也经过多次的记录、加工、润饰，已经化为书写的诗歌作品。即使再把它们算作“民歌”，在全部《诗经》中数量仍是少数。所以，“民歌总集”之说仍然不符合实际。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不短的时期，由于当时被强化的意识所制约，学术界曾经流行《诗经》是“古代民歌总集”之说，甚至变本加厉，声称《诗经》是“劳动人民的民歌”或“奴隶之歌”，等等，这更是错上加错了。
与“民歌”说同时，学术界也曾采取比较稳妥的说法，称《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个说法被普遍接受，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行至今。
其实，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之说也不完全确切。“总集”者，全部或汇总之谓也。就现存上古文献来考证，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诗经》之外的“逸诗”，据不完全统计：篇名、诗词俱逸的14篇，篇名存而词逸的27篇，篇名逸而诗词存的38篇，篇名、诗词俱存的17篇，合计96篇，其篇数将近《诗经》305篇的三分之一。(注：据张启成《诗经逸诗考》，详见张氏《诗经研究史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99页。原文逸诗合计共98篇，误，应为96篇。)这些逸诗中的大部分产生在《诗经》时代，如《墨子》所引的“周颂”之诗，《国语·周语》所引武王克殷的诗《支》，《尚书大传》和《史记·宋微子世家》所引的“雅”诗《麦秀之歌》，《左传·昭公十二年》所引讽喻周穆王的诗《祈招》，《礼记·檀弓》所引的“曾孙之诗”《狸首》，《穆天子传》所引的《白云谣》、《黄泽谣》、《黄竹》等诗，还有《史记·伯夷列传》所引的《采薇歌》，《管子》所引的《白水》，或全篇或某章，都较为完整；尤其是《尤射·志服篇》所载《志服》诗，全诗6章36句，不仅完整，诗的内涵与艺术形式都与《诗经》中的作品十分相近。我们可以说：《诗经》编集的305篇，不是《诗经》时代诗歌的全部或总汇，还有一些有内涵而且艺术水平较好的作品没有入编，称为“总集”，并不确切。
在胡适他们提出“总集”说并且已经通行的时候，鲁迅就有不同的观点。他明确地说：《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注：鲁迅：《选本》(1933)，收《集外集》，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称《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当然比“总集”说比较准确一些。
我赞同鲁迅的“诗选”说，但也不指摘“总集”说谬误多么要不得。我在20世纪70年代写《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年出版)，在其时其地批评了胡适先生的“总集”说，现在来看，大可不必。《诗经》确是汇总了周代相当数量的乐歌，历代“总集”之称，都是总而不全，如《全唐诗》以后也有《全唐诗补遗》，即使现代的《鲁迅全集》也又发现佚文而一补再补，何况两千五百年前的一部诗集呢？对《诗经》这个名称，我们现在并不承认它有什么神圣性、权威性，我们仍称《诗经》，只是因为这个名称已经通用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之称，也已经通行了将近一百年，沿袭这个称谓，也未尝不可。通过我们以上对《诗经》的起源和名称演变的考察，可以作出以下的小结：
《诗经》所结集的是周代推行礼乐文化所应用的305篇各类乐歌，上古诗乐合一，乐曲失传，传下来的只有歌词，就是现在看到的305篇诗。
这个结集的本名只称《诗》，或“诗三百”、“三百篇”，原来没有特别尊崇的意思。
《诗经》这个名称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赋予它“圣经”的思想权威地位，用以推行封建政治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我们今日仍称《诗经》，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神圣性，也不承认它的权威性，只是沿袭已经通用了两千多年的习惯称谓；我们现在理解的“经”，只是重要典籍的意思。
“五四”以后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歌谣总集”或“民歌总集”，从经学到文学，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诗经》实际上是周代应用乐歌的歌词，大部分是贵族的创作，来自民间的一部分中即使有少数原来是劳动者的口头创作，也经过贵族阶级的润饰或改造；它们原先只是周代贵族各种礼仪活动应用的乐歌，所以不能称为歌谣集或民歌集。
现在通常称《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个“总”字并不确切，因为《诗经》的时代还有许多诗歌，它们之所以没有编进来，是因为由王朝的司事人员制作应用乐歌，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诗都制乐，已经制成乐歌的也难免有个别的佚失，所以不宜称为“总集”，而可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再确切一点，可以称为中国上古由口头文学创作转化为书写文学创作的第一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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