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研究资料

1.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冠王”*人阿来审定授权；

 

《阿来研究资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作家阿来的研究专集，内容包括作家小传、作家创作谈、研究文章选辑、作家创作年表、评论文章索引。由《阿来研究》主编、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思广教授等倾力编集而成。本书既有阿来本人的创作观阐述，又有陈美兰、陈晓明、郜元宝、高玉、贺绍俊、梁海、南帆、王一川、谢有顺、徐新建、张学昕等诸多国内著名教授关于阿来创作颇有深度与启示的研究论文。不仅显示了国内有关阿来小说创作及译介方面的学术水准，还展现了有关阿来诗歌创作、电影及戏剧改编等方面的学术进展。全书既有个案分析，又有宏观探讨；既有认同，又有争鸣，点面结合，百花齐放。作为当代著名作家，也是当代藏族作家中的杰出代表，阿来先后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拥有广泛的文学影响力，因此本书对四川作家学术研究界来说，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副主编，学术集刊《阿来研究》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小说。

生平与创作自述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阿来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语义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口的农业耕作区。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今年我42岁。其中有36年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这片山水之间。到今天为止，我离开那片土地还不到6年时间。从童年起，一个藏族人就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不管他属于中国56个民族哪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其中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对我而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与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的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乎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大量的阅读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美国当代文学给了我更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于欧洲，美国小说家并没有谁特别刻意地用某种流派的旗号作为号召与标识，但大多数成功的美国当代作家都能吸收欧洲文学思潮并与自己的新大陆生活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而且更少规则的拘束，更富于来自大地与生活的创造性与成长性。因为我成长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我身上没有批评家指称的那种“影响焦虑症”，所以，我乐于承认我从别处得到的文学滋养。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 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聚，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