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1206
◆百年前青年海明威所面对的，和如今的年轻人几乎一致。
◆海明威诞辰120周年重磅纪念！显微镜视角，细看野生天才的黄金时代。
◆历时5年深度采访，取材于300万字素材！美国文化史学家莱斯利·M.M.布鲁姆重磅作品。
◆《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发掘者、美国出版龙头斯克里布纳年度巨献。
◆《纽约时报》畅销书！《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美亚、Goodreads高分认可！《名利场》《华尔街日报》《纽约图书杂志》《科斯克书评》《金融时报》等超24家媒体力荐！
◆“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邻人之妻》作者盖伊·特立斯推荐！
◆聚会，诗人，画家，苦艾酒，音乐，漫步，富家千金……巴黎生活是没完没了的欢乐颂。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20几岁他们很难想象，未来的自己将成为巴黎一切浪漫和刺激的缩影。
◆如果可以，谁不想用力喝酒，用力感受，用力爱，以青春之名？
21岁到27岁，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海明威旅居巴黎，度过了一段困顿、疯狂的日子。
他信仰文学，心高气傲，却只能靠做记者度日，妻子哈德莉的基金是主要经济来源。*为贫困的时候，他甚至去卢森堡公园偷袭鸽子，逮住了就回家炖了吃。
他是社交宠儿，热爱拳击和斗牛。打拳击是他交朋友的惯例，对斗牛的狂热则为他带来了人生*部重要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与杜芙夫人、菲佛姐妹的暧昧，令海明威吃了哈德莉“一拳”——相濡以沫的婚姻宣告结束。
他戏仿作品嘲弄恩师，把巴黎、伦敦、纽约一些精英朋友难以示人的情感纠葛写进小说……海明威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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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海明威是“坏男孩”，混合了巴黎的喧嚣、阿尔卑斯山的粗犷、拳击场的野蛮，还有一种别样的才华光芒。
从始至终，海明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阻挡他。
导言
一
巴黎是个婊子
席卷奥林匹斯
焉知非福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
通向纽约之桥
二
摆渡人
伊甸园的夏娃
制胜一击
突围的季节
多萝西·帕克的威士忌
你死我活
三
国王有多快活
太阳，已升起
尾声
致谢
《整个巴黎属于我》导言
1934年3月，《名利场》杂志刊出了一版幽默漫画：一整页欧内斯特 · 海明威的各式纸偶，展现了他著名的几个形象。画中有：斗牛士海明威，拎着一只砍下来的公牛头；整日泡在酒吧里沉思的作家海明威（他面前的桌上放着四个酒瓶，而一位招待又拿来了三个）；参加了血腥战争的老兵海明威。“欧内斯特 · 海明威，”漫画的标题写道，“美国自己的文学野人，用力喝酒，用力战斗，用力爱，一切都以艺术之名。”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不断有新形象找上门来：钓深海鱼的硬汉、大型动物猎人、“一战”后巴黎丽兹酒店的常客、白胡子老爹。所有这些身份，他都很享受，媒体同样津津乐道。就书的销量来看，海明威是美国多才多艺的畅销书作家，也是美国人喜闻乐道的文娱人物。
此时，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初的角色：没有任何作品出版的无名小卒——海明威有过几个从来不适合他的形象，这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身无长物，渴望出名，疯狂地想摆脱小人物的身份。甚至在文学生涯初期，他似乎就有无边的壮志。不走运的是，文学殿堂的“看门人”们起初似乎并不买他的账。海明威准备好要统治文学世界，但其中的公民却还没有臣服于他的意愿。他的短篇小说纷纷遭到了主流出版社的冷遇；寄出的稿件被拒绝，又退回到他手里，从他公寓门上的投信口塞进来。“饥肠辘辘的时候，收到退稿信是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后来海明威对一位朋友说，“有好几次，我坐在那张旧木桌前，读着那些随信寄来的语气冷漠的小纸条。那些小说都是我的挚爱，我曾经呕心沥血
人人都知道后来的事：单说海明威终获得了名誉与成功，都未免太小看他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被公认为“现代文学之父”，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广为流传。即使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他仍然能成为媒体头条，占据八卦专栏。
接下来的问题是，海明威初是如何成为海明威的——本书要呈现的正是所有这些往事。《太阳照常升起》背后的故事就是其作者的发迹史。批评家向来把海明威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当作确立其文学巨人地位的登堂入室之作，但是《太阳照常升起》从很多方面来讲更为重要。从文学意义上说，它实质上带领着它的大众读者们来到了20世纪。
“菲茨杰拉德是一个19世纪的灵魂。”查尔斯 · 斯克里布纳三世（Charles Scribner III）说道，他是查尔斯 · 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的一位总裁。该社出版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文学生涯中的大部分作品。“（他）为一个伟大的传统做了总结，他是浪漫主义后的拥趸者。他是施特劳斯。”
相反，海明威则是斯特拉文斯基。
“他发明了一整套全新的风格和语调，”斯克里布纳解释说，“而且他完全属于20世纪。”当时一位有名的批评家指出，海明威在写作领域的成就，相当于毕加索和立体主义流派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立体主义“原始的现代语言”相似，在海明威式的短句组成的朴实散文出现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现代性找到了其大众创作的领袖。
《太阳照常升起》立即使海明威成了代表一代人声音、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志。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菲茨杰拉德掌握着的话语权。那些年，小说家有一方相当大的舞台。电影还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体，电视尚有一二十年才会普及，阅读小说仍然是大众主要的娱乐形式。菲茨杰拉德是全美名人；他的每部新作都会遭到疯抢，人们热烈地讨论小说，就像如今大家热衷于猜测热播电视剧的结局一样。耶鲁大学的学生们蜂拥至纽黑文火车站，因为即将进站的火车上载着收录菲茨杰拉德新作的杂志。
不过，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那是腐化的、喝了过多香槟的一代人。《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爵士时代（Jazz Age）的圣经——这个时代的诞生有一部分就要归功于菲茨杰拉德。他被看作一位敏锐的时代记录者，同时也激励了人们用生活模仿艺术：很多人根据菲茨杰拉德笔下鲜活的人物来重塑自我形象，或者直接模仿菲茨杰拉德本人和他靓丽的妻子泽尔达（Zelda）。
“司各特为这个时代定下了节奏，”多年后，泽尔达写道，“同时也定下了一个情节梗概，让它得以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全然改写了这个节奏。《太阳照常升起》告诉这一代人，也许他们并非轻浮，不如说是迷惘的一代。世界大战毁掉了每一个人，所以大家权且今朝有酒今朝醉——并且好是醉在巴黎。在美国，高等院校欣然接受了“迷惘的一代”这一标签，这个词是海明威从格特鲁德 · 斯泰因那里借来的，通过自己的小说使之广为人知。《太阳照常升起》实际上成了了解当时青年文化的新指南。巴黎的旅馆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太阳照常升起》中角色的效仿者：豪爽的杰克 · 巴恩斯和享乐过度、对一切都感到腻烦的波莱特 · 阿施利夫人，突然成了流行的偶像。在此之后还有许多影响了一整代人的文化运动——垮掉的一代、X世代、千禧世代——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代的青年先锋运动一样，被赋予浓厚的浪漫色彩，它的点点光辉至今还吸引着很多人。
当年，能代表那个时髦的迷惘世界的人，就是海明威本人了。这多亏了当时的公共宣传机器，把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一起宣传，将他推崇为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那些为海明威做营销的人明白，自己这次交了好运：某种程度上，他们拿到的是两个大有可说的故事，却只掏了一份钱。很快出版社便看出，公众对海明威本人的兴趣，与他们对海明威小说的兴趣一样高涨，而海明威和他的营销团队也很乐意满足公众。就这样，一类新式作家诞生了——头脑发达，四肢也发达，与普鲁斯特和他那些满身灰尘、离群索居的同道截然不同。《太阳照常升起》一经出版，立即有至少一家报社指出，有一种“海明威狂热”已经在欧美两大洲横空出世。
海明威好的推广者就是他本人。他比自己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更有商业头脑，并且果断到近乎粗暴。1921年底他来到巴黎时年仅21岁，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用旅法作家、海明威的好友阿奇博尔德 · 迈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话说，那时海明威“在完全默默无闻的时候就已决意当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海明威并不是想一炮走红：那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是对于他想达到的成就，他有着强烈的意愿，并将自己的目标精确地执行。
“（他）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在海明威当时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他这样评论笔下的一个人物，不过，他其实也可以这样评论自己，“他很确定自己的将来……他对此几乎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绝不儿戏，绝不含糊。”
对于那些在巴黎初次见到海明威的人来说，他的名字可算起得十分贴切：欧内斯特（Earnest）。而终，他展示了用不是那么崇高的写法和素材，达成他崇高目标的能力。作者和他的处女作都被一颗破釜沉舟的雄心所支配。甚至在他初到巴黎的那几周、几个月间，海明威也并没有只沉浸在巴黎的奇迹光芒中，仅满足于做城市风景的一部分。他不满足于从他侨居巴黎的美国同胞中脱颖而出，他要的是一骑绝尘。
他的工作准则在巴黎远近闻名。任何来到他常去的丁香园咖啡馆（La Closerie des Lilas），以送祝福之名在他写作时对他“瞎咧咧”的人，都应该去见上帝。他痛斥那些装模作样的“作家”，他们在圆亭咖啡馆（La Rotonde）之类的地方挥霍大量的时间喝酒、说闲话。海明威把写作放在位，此外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哈德莉，以及他们在巴黎之旅开始两年后生下的年幼的儿子。海明威的另一个儿子帕特里克曾说，在父亲看来，“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敌人。海明威曾说过好几次，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书评人在评论你的书时，不会（把这些）算作你的成就”。
那时候，很多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在文学上都有类似的崇高抱负，但是海明威除了好运气、工作准则和不容忽视的才华之外，还拥有另一张别人比不了的王牌：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他善于交际、天资聪明、外表英俊，因而成了一个社交宠儿。他喜欢固执己见，所以会把不那么坚定的人吸引到他身边去，就像光亮吸引飞蛾一样。不过拥有这些特质，还只能算是人见人爱，不一定称得上有号召力。而海明威初次和人见面，就能唤起对方的盲目崇拜。在同辈人中有如此的吸引力，没人解释得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有人认为，他的魅力可能来自他坏坏的小聪明，能放射出一圈让人兴奋的光环；也可能来自他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冰镇桑赛尔白葡萄酒、英武的斗牛士，或是刚刚从塞纳河里钓上来的鱼，当场下锅油炸，都可以让他高兴不已；抑或是因为他倾听你的方式：认真、从不打岔。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他的朋友约瑟夫 · 德莱尔（Joseph Dryer）回忆说，“他会向你鼓励地微笑，问你问题。有人能这样听你说话，真是莫大的
恭维。”
直到谈话结束，你可能才会发觉，其实你的那点儿见识他都知道，但他就是很少表露出来。
即使热衷诋毁海明威的人也无法摆脱他——其中有些人即使为他的进步出了力，也对他终的成功心怀不快。海明威早期的一位出版商把他称作“聚光灯下的小屁孩”（Limelight Kid）和“传奇的骗子”（Fabulous Phony），但是后写回忆录时，还是花了很多篇幅写海明威。
“他让别人乐意去谈论他。”莫里 · 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回忆说。他是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时的一位同事。
事实表明，即使是交际广泛的文学大家，也对海明威没有抵抗力——即使在他什么小说都还没有发表过的时候。到巴黎几周后，他俘获了现代主义的两位巨匠，格特鲁德 · 斯泰因和埃兹拉 · 庞德。在众多不遗余力帮助海明威的大师中，他们是早伸出援手的两个，可能再也没有别的作家会如此受到前辈的青睐。
“这些人初见海明威时，他们不会孤立地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同时关注作品和海明威本人。”瓦莱丽 · 海明威（Valerie Hemingway）说。她是海明威晚年的助手，后来成了他的儿媳。“海明威是魅力非凡的偶像，但他不是那种卖弄魅力、无所事事的人，只有当他有目标时，他才有魅力。”
这些名流把年轻的海明威邀请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小有所成的现代作家的样子，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与他们一同喝茶、饮酒，自始至终用心看着、听着。很快，在巴黎混得好的那些美国人，作家、编辑以及文学殿堂的“看门人”，也都纷纷把手中的资源敬奉到他的脚下。他会毫不客气地从中选取需要的，然后不作停留，继续前行。说得委婉点儿，他总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报答赞助者们的慷慨。
尽管有贵人相助，自己也在努力拼搏，但海明威就是无法取得突破。到了1923年，他快要被逼疯了，似乎每周都会有一篇菲茨杰拉德短篇新作问世，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发表海明威的小说。后，巴黎几家由美国侨民经营的小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的两本小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一些诗、随笔和短篇小说。这两本小书很好地展示了他革命性的新风格，但是并没有为他赢得什么读者；实际上，它们流入市面的数量，加起来也没有超过500本。
对于读到这两本书的少数人来说，它们带来了引人入胜的一瞥，让人可以略微猜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对那个时代的杂志来说，发表短篇小说是重要的业务；但是只要涉及出版社，畅销的长篇小说还是各方孜孜以求的圣杯。那些希望从长远角度获利的出版社，已经在私下里把海明威的未来搬上了谈判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纽约，一个美国出版商满怀希望地在一封信里写道：“海明威的本长篇小说可能将震动整个美国。”海明威是时候出一记险招了。
“我意识到必须写一部长篇。”海明威后来回忆说。
坦白讲，他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话虽如此，长篇小说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时，海明威至少有过三次失败的尝试。个想法刚成形就胎死腹中；第二次倒是付诸实践了，但是稿子写到27页，就被他放弃；第三次尝试看上去已经到达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但是一次痛彻心扉的意外使他失去了这部小说，也让他和哈德莉刚刚缔结的婚姻以及誓做一个作家的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还是决定继续。《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工作占据了他很多可以用来写作的宝贵时间。他大胆辞掉报道工作，得到的回报便是贫穷：没有钱买炭火，家人在室内要多穿一件毛衣保暖。他饱受文思枯竭之苦，有时候整整一上午只能在纸上挤出几句话，同时又担心年轻的文坛新秀会超过他。所以，每当他把自己的散文笔法打磨得更好时，他就如惊弓之鸟，生怕别人会窃走他的新风格，抢在他前面搞出点儿轰动来。
但是海明威也不愿意揠苗助长。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我要拖到忍无可忍时再动笔，”海明威回忆说，“当我必须要写的时候，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其他选择。”那时在他看来，可走的路只有一条。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吧。”
如果你摇晃一瓶香槟，摇得足够猛，塞子就终将以爆炸般的力量冲出来。当各方面的压力积聚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时，造化给了海明威一个为幸运的突破口。这次机遇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放荡、沉溺酒色的英国女贵族，前来男人圈里寻找临时情人。当杜芙 · 特怀斯登夫人（Lady Duff Twysden）出现在巴黎时，一切对海明威来说都不一样了。
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1925年的夏天，海明威去参加潘普洛纳的圣佛明奔牛节（San Fermín Bullfighting Fiesta）时，杜芙 · 特怀斯登夫人跟他一同前往。海明威热爱西班牙，后来他说：“除了祖国之外，我爱西班牙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家。”他从西班牙文化中深受启迪，尤其是斗牛文化：海明威曾写到，坐在场边看斗牛，就像见证一场战争一样。他们抵达奔牛节庆典现场的时候，海明威似乎渐渐迷上了特怀斯登，但是定情并非易事，她另外两个同行的情人让事情更加复杂。其中一个情人，帕特 · 格思里（Pat Guthrie），是一个永远醉醺醺的、背了一身债的苏格兰人；另一个情人是位作家，哈罗德 · 勒布（Harold Loeb），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背后是纽约两个有声望、有钱的犹太家族。在特怀斯登前来“搅局”之前，勒布是海明威的网球球友，也是后者热忱的拥护者之一。现在，他成了海明威的情敌。
这次出行很快变成一场纵酒无度、争风吃醋、同室操戈的闹剧。到了节庆的后，勒布和格思里公开地互相鄙视，海明威和勒布为了同行的“活耶洗别”，几乎大打出手，而杜芙夫人自己呢，有一天吃午饭时人们发现，她的一只眼眶被打得乌青，额头上也有擦伤，很可能是在某个深夜被格思里揍的。虽然特怀斯登带来的是殴斗和不愉快的气氛，但她仍然在整场节庆期间熠熠生辉。她成就了一场好戏。
海明威也成就了一场好戏，不过与特怀斯登方式不同。看到特怀斯登沉溺于享乐主义的颓废，海明威心里有什么被触动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些素材写出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当他和哈德莉离开潘普洛纳，去附近各地看斗牛时，他开始把这整场欢闹记在纸上，写作时几乎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疯狂状态。突然，节庆期间发生的每一桩不伦勾当、每一次冒犯、每一次得不到回应的单相思，都获得了严肃的文学价值。海明威夫妇不知疲倦地辗转旅行，同时海明威文思泉涌，有一部分故事是他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和昂代伊写成的。
海明威终返回巴黎，在1925年9月完成了小说的稿。很快，他把成稿命名为“太阳照常升起”，这是从《圣经》中借来的一句话。海明威知道他正握着一只烫手的山芋，而这也是他驶出文学死水的船票。
“这真是篇不赖的小说，”他给一位编辑朋友写信时说，并且补充道，“那些杂种评论我时不是常说‘是啊，他能写点儿优美的小段子’吗？让他们看看自己是多么有眼无珠。”
经过数年的挫败和积累，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从无到有只用了短短六周。他终于加入了长篇小说俱乐部。一夜之间，很多人的财运来了。
坎奈尔、勒布、杜芙 · 特怀斯登夫人，以及其他被海明威写进小说里的人，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反应都是清一色的愤怒和失落，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这本书不仅把他们从巴黎到潘普洛纳的丑事暴露得淋漓尽致，还毫不避讳地把他们的私人背景直接套在书中人物身上。勒布发现自己成了讨人嫌的倒霉鬼罗伯特 · 科恩。坎奈尔被写成了科恩的美国女友弗朗西斯 · 克莱恩，一个因年华渐逝而陷入绝望的女人。特怀斯登变成了外表靓丽但内心苦闷的波莱特 · 阿施利夫人，小说把她永远禁锢在了“嗜酒的女色魔”这一标签下，而海明威后来也是这么描述特怀斯登本人的。他描绘了朋友们失败的婚姻、大学参加的体育活动、独特的口头禅，还有各种不检点的言行。
“他的记忆滴水不漏，”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说，“经历过的事都可以立马回想起来。这是他宝贵的天赋之一。”
因为涉及哈罗德 · 勒布、唐纳德 · 斯图尔特、杜芙夫人和另外一些有名气的人，《太阳照常升起》曝出了巴黎左岸咖啡馆、伦敦和纽约的丑闻，使公众哗然。一开始，海明威的美国同胞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在文学上的重要性。一些人把《太阳照常升起》当作又一本逗趣的“用假名写真事”的纪实小说（romans a? clef），这类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少见。巴黎的作家区文人们常常把酒友、情人和同僚写进小说，暴露他们的生活，嘲笑他们；这片地方就是一间没有隐私的玻璃房，每个人都在朝别人丢石子。
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型人物来说，倒霉的是另一些人把这本书看作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甚至认为它可以称得上一部的经典。从前，有不止一位批评家提到过，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和场景描写中有才华的闪光，而现在他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不喜欢《太阳照常升起》，但是很少有人会轻视它的重要性。毕竟小说有个带有圣经色彩的名字，有一句有分量的、从格特鲁德 · 斯泰因那里“偷来”的卷首语：“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很聪明地为小说加进了这些元素，立竿见影地告知读者：《太阳照常升起》不是一本稀松平常的八卦小说，而是一部意义深刻的文化评论。海明威明确表示，他对F.司各特 · 菲茨杰拉德那种爵士时代的愚蠢小短篇不感兴趣。虽然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都行为放荡，饮酒过度，和不该上床的人上床，但是海明威敏锐地指出，自己的作品探讨的是死亡、重生和人生的意义。（如果这还不能吸引读者的话，他补充说，书里还有“关于上流社会的很多内情”——这一招总能吊人胃口，屡试不爽。）
希望讨好所有人的作品，可能在任何人那里都不落好——《太阳照常升起》也冒着这样的风险。不过海明威避开了这种情形，他那种雅俗共赏的散文风格为他守住了阵地。精英阶层的批评家接受它，认为它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战后的焦虑，预示着文学新风格的到来。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书中所有关于光鲜亮丽的上层社会、性和酒的内容，也成功地引诱了不那么精英的读者。似乎一夜之间，海明威就从一个有潜力的新手变为一个呼风唤雨的重磅作家。
那些充当了《太阳照常升起》角色原型的人，他们的生活被小说的成功打乱了，再也无法回归过去。于是小说出版前的岁月“被我们中的一些人称作‘B.S.’（指Before The Sun Also Rises，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凯蒂 · 坎奈尔回忆说。“A. S.”（指After ，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纪元到来后，一些人的生活成了海明威雄心壮志的牺牲品。小说中的人物将像鬼影一般终生纠缠着坎奈尔、勒布等人。不过对海明威来说，和几个朋友翻脸，都是成功附带的损失，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他要掀起一场文学革命。革命嘛，不掉几个脑袋那还叫什么革命。
这在当年和今天都千真万确。《太阳照常升起》透着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小说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总是追求自己的欢愉，虽然他们的实际作为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乐子。对于一些有社交恐惧的读者，这本书始终是满足偷窥癖的上选。在《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里，稳定、忠诚、平凡，这些价值观仿佛是来自一个清教国度的老古董，遥远而陌生。
当然，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魅力来自它所描绘的那个特别的时代，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海明威身处的巴黎可能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巴黎更放荡、更黑暗，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潘普洛纳之行可能也比虚构故事里的更纵欲、更紧张、更迷茫。艺术家和斗牛士一样，为了登上职业生涯的，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夺去别人的活路。这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毕竟赌注太大了——对海明威来说尤其如此。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
挡他。
非常易读。一部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传记，研究极为深入。
——《华盛顿邮报》
让人欲罢不能的好书！作者布鲁姆融合了评论家、传记作者和小说家的优势，她从海量的信息和引文中精心筛选，然后运用她纯熟小说家的技巧重组资料。一个复杂的故事，布鲁姆讲述得极其出色。
——《明州星报》
迷人的特写，关于海明威如何开启他令人惊叹的文学事业。引人入胜！
——《休斯敦纪事报》
如果你的书架上有《流动的盛宴》，你还需要一本《整个巴黎属于我》。
——《纽约图书杂志》
布鲁姆从海量的原始研究素材中精心雕刻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海明威故事，有关他的文学事业、情感故事和作品出版过程中的煎熬。
——《出版商周刊》
生动逼真，充满活力，扣人心弦！
——《科斯克书评》
无论你是初读海明威，还是熟读他的作品，《整个巴黎属于我》都是一本书。
——《坦帕湾时报》
据海明威20世纪20年代初混迹的巴黎艺术圈成员们大量的日记、信件和传记，布鲁姆呈现了海明威是如何冷酷地背叛文学恩师，在小说中讽刺朋友，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文学事业发展的。
——《波士顿环球报》
《整个巴黎属于我》极易读，引人入胜。布鲁姆文笔优秀，可与弗兰纳里·奥康纳、杜鲁门·卡波特相比。
——《温尼伯自由报》
《整个巴黎属于我》精彩书摘
【席卷奥林匹斯】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记者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位行为古怪但显然聪明过人的青年”。另一位美国记者认为海明威是“某种阁楼上的天才”，不过他隐隐带着轻蔑的暗示说，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视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他结交的也还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体圈里，没有人对海明威持中立态度——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个人似乎也能察觉到，他会有不凡的人生。
虽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厌倦了外国记者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份工作比《合作共赢》的记者工作更光鲜，但是和那时一样累。
“我在这条文字流水线上挣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对舍伍德 · 安德森讲——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实那才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还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经辛苦得快把打字机的色带磨穿了。
海明威担心的不仅是新闻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写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他甚至担心新闻报道本身会损害他写出像样散文的能力。诚然，身为记者，旅行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潜在写作素材，从事新闻写作也教给了他如何在纸上有效地传达观点。他坦言：“在《星报》，你必须学会写简单明了的句子。”但是除此之外，新闻报道工作带来的只有破坏性的干扰。
“这该死的报纸活计正在一点点毁掉我，”他在写给安德森的信中说道，“但是我打算很快把这些全都抛开，花三个月做点儿别的。”
不巧的是，《星报》的编辑此时对海明威的工作印象深刻，开始派给他更重要、也更费时间的选题。他们把他派到欧洲的各个地方。那时的欧洲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大战的余波，同时也在积极地筹备下一场战争。在海明威立誓“把这些全都抛开”后不久，他便踏上了日内瓦采访之旅，奔走了将近一个月。接着，他开始了持续一年的采访旅程，工作繁重而冗长，把他像乒乓球一般打来打去——他从米兰被调到日内瓦，接着又到了法兰克福。单单是日内瓦那一次，《星报》上就登出了至少23篇海明威所写的报道和文章。在伊斯坦布尔，他目睹了一支难民大军：25万色雷斯农民“浩浩荡荡，衣裳被雨水打湿，脚步蹒跚而沉重”，他们“在雨中迈着步子，离家越来越远……他们机械地向前走着，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拖着脚步向马其顿进发。在米兰，他采访了墨索里尼（Mussolini），并警告读者，法西斯主义将带来一场灾难。他将“领袖”（Il Duce，这是法西斯主义者们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追随者们描述为“一群身着黑衫、腰佩尖刀、挥舞大棒、走路迅疾、年方十九、口无遮拦的爱国青年”。他为墨索里尼本人扣上了一个“欧洲牛皮大王”（Europe’s Prize Bluffer）的称号，还说这位独裁者有一张不可信的嘴，尤其善于“用大词装饰小概念”。况且，“他穿黑衬衫的时候配白鞋罩，这似乎不太合适吧？即使历史上的人也不这么穿”。鉴于海明威非常年轻（此时他年仅23岁），见识尚浅，他语中的自信着实令人惊讶，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毛头小子。
实际上，《星报》的编辑总是为海明威的选题留出很大的版面，并意识到这位记者本人也逐渐成了读者感兴趣的对象，于是着手为他打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形象。当年（1922年），报纸刊出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题目是“欧内斯特 · M.海明威二三事：正在揭开欧洲盖头的人”，文章介绍了这位近正在写作“非常有趣的文章”的人。这类文章中的信息也并非完全属实——有一篇告诉读者，海明威“在世界大战中和意大利军队搏斗”——但这并不是问题。现在，讲故事的人已经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初抵巴黎时，海明威写信给舍伍德 · 安德森，说一旦夫妻两人安顿好了，他就会把那几张直通文学圈的“车票”寄给几位作家。“（它们）就像一支启航的船队。”海明威说。不过给那些为重要之人的信，仍然握在他手里。
多数有志向上攀登的作家，可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这些介绍信，以便被介绍给侨民作家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是马尔科姆 · 库利给20世纪20年代巴黎核心创作圈中的作家们起的名字。西尔维娅 · 毕奇把这一群带着光环的人称为“这伙人”（the Crowd）。他们是“某种贵族，在某种魔力的环绕下，几乎不会被推翻”，F.司各特 ·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后来评论说。
美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争相想被介绍给“奥林匹斯诸神”，但在后者的眼中，这些人大多“并不值得搭理，除非你偶然想找点乐子”——一位先锋侨居记者、“圈内”的编辑哈罗德 · 斯塔恩斯（Harold Stearns）这样说。“这伙人”通常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里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对于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不顾一切想变得“值得搭理”的人，“这伙人”统统不屑一顾。舍伍德 · 安德森通过西尔维娅 · 毕奇敲开了通往旅居作家核心圣殿的大门，但毕奇并不总会如此慷慨地开放自己的社交圈：她甚至曾经拒绝把乔治 · 摩尔引荐给詹姆斯 · 乔伊斯，即使当时这两位小说家都在她的书店里，相聚咫尺。来访者冒冒失失地来到格特鲁德 · 斯泰因家中，希望被接纳进她的聚会沙龙，却被看门者拦住，用法语或者英语简短地问：“请问谁是您的介绍人？”
在“这伙人”中，即使有些人的作品其实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却也知道自己被奉为神明，或者至少摆出了相应的举止。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常常把他们树立为现代性的前驱。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去看看斯泰因女士、巴勃罗 · 毕加索、曼 · 雷和他们的同道都在干什么。“这伙人”清楚地知道他们享有的历史地位，所以持续记录着他们圈子内部的世界以及每个人的动向。众所周知，毕加索为格特鲁德 · 斯泰因画过像，而斯泰因给友人画过“文字像”，她声称这是一种先锋创作。曼 · 雷和贝伦尼丝 · 阿伯特给每位先锋人士都拍了照。“如果你入了曼 · 雷和贝伦尼丝 · 阿伯特的法眼，就说明你被当作了一个人物。”西尔维娅 · 毕奇回忆道。她的书店同时也被用来展览这些照片，虽不太正规，却足够让人心生敬畏。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伙人”将巴黎生活视作他们种种文艺革新运动的底色，但是这些革新仍是主要属于美国人的运动。他们的共同体本质上（如一位旅居作家所言）是一个“位于欧洲的美国”。他们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英语杂志和书籍，这些出版物通常由美国资本运作，且意在赢得美国出版社的关注，以此获得一方美国舞台。“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哪个美国人不是在为美国的计划、目标或资源忙碌。”阿奇博尔德 · 迈克利什说道。
和不少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一样，海明威降落在一场反叛的中心，维多利亚时代过分雕饰的散文风格成了众矢之的。凯 · 博伊尔（Kay Boyle）回忆道：“美国没有大众实验性质的、激烈反抗权威的写作流派，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打倒亨利 · 詹姆斯！打倒伊迪丝 · 沃顿！……’那些自愿流亡的革命者高喊着。”博伊尔是一位作家兼编辑，1923年来到巴黎。当然，对于像詹姆斯和沃顿这样统治文学界已久的君王，把他们拉下王座也就意味着要有新任君主荣登大宝。作家圈里处处都是勃勃野心和激烈的争夺。“城中紧俏的是声名。”迈克利什在一首记录巴黎疯狂气氛的诗中写道。
当然，声名有的是，然后就有了名作。格特鲁德 · 斯泰因出名了，詹姆斯 · 乔伊斯也出名了。乔伊斯的先锋小说《尤利西斯》改变了很多“一战”后的作家。“1922年，我们还是流浪巴黎的青年，它就在我们的头顶绽放开来，那些词语和文句洒落在我们身上，就像送给语言的礼物。”《纽约客》的作家珍娜 · 弗兰纳回忆道。
但是，这部小说因为其中的色情内容（从手淫到通奸）而被认为是一本淫秽之书，在美国被禁止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直到1934年才解禁。（《尤利西斯》终发售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若有所思地评论道，“正当乔伊斯在青年作家群体中的影响力减退时”，这本小说的禁令解除了——真是有些讽刺。）实验作家格特鲁德 · 斯泰因有自己的忠实读者，但是没有哪家美国商业出版社愿意碰她的那些大部头著作。
与他们不同，F.司各特 · 菲茨杰拉德是真的出名了。数以万计的人购买他的书。纽约一家、有声望出版社——查尔斯 · 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负责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出版发行。他衣食无忧的妻子、金发女郎泽尔达 · 菲茨杰拉德已是流行文化的偶像。据说，泽尔达是“飞女郎”文化（flapper culture）的代言人。相比流行文化，她在“飞女郎”文化中的地位可能是海明威更想要的。不过，他打算把两者都收入囊中：既要对潮流中人的吸引力，又要大众的追随。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海明威看到了机遇，怀抱着取胜的意志。
到了深冬时节，海明威觉得寄出舍伍德 · 安德森介绍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首先找到了作家路易斯 · 加朗蒂耶（Lewis Galantière）。这是一位博学的美国人，戴着一副眼镜，当时供职于巴黎的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早在海明威夫妇动身去欧洲之前，舍伍德 · 安德森就给加朗蒂耶写过信，向他保证，海明威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个天赋超群的小伙子”。
加朗蒂耶非常好心，给海明威和哈德莉找了一处适合初来者居住的公寓。公寓在一栋四层楼中，租金一个月只要18美元，地址是乐牧安红衣主教路74号（74 rue du Cardinal Lemoine），位于拉丁区的一处高地。每层楼都有一个难闻的小便池。楼下有一家喧闹的供工人跳舞的舞厅（bal musette），河边的小路上挤满了乞丐。这是一个脏乱贫穷的街区，但是物价实惠，周围的文学氛围也不错：《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乔伊斯在71号房里写的，法国诗人保罗 · 魏尔伦（Paul Verlaine）也在这条街上的2号房里住过。礼尚往来，海明威邀请加朗蒂耶到雅各酒店打了几轮拳击，趁对方还没来得及防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加朗蒂耶的眼镜都碎了，但眼睛和脸却没有受伤，哈德莉觉得这真是个奇迹。
海明威接着联络了格特鲁德 · 斯泰因和埃兹拉 · 庞德，这两人都是过度修饰的老派文学的敌人。用西尔维娅 · 毕奇的话说，庞德是“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领导者”。他总是围着一条绣有“MAKE IT NEW”字样的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时，围巾就像旗帜一样在他身后飘扬。斯泰因和庞德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会让软弱的人们惊惧不已。而对于那些心智成熟、意图严肃并且足够有天赋的人来说，他们都是诲人不倦的导师。
海明威首先找到了庞德。庞德有“文学助产士”之名。20世纪几部爆炸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花结果的，比如T. S.艾略特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就是经他之手编辑的。他也会促成那些天才之作的出版，并亲自为门徒呐喊助威、制造轰动。从1920年起，他就成了《日晷》的代言人和稿件收集者——《日晷》是一本总部在纽约的文学杂志，自称为“英语世界中文学批评的领导者”。正是通过庞德百折不挠的斗争，《日晷》的编辑斯科菲尔德 · 塞耶（Scofield Thayer）才同意发表《荒原》，终该诗在1922年11月的杂志上刊出。庞德也帮助过詹姆斯 · 乔伊斯，使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部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得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也是庞德把乔伊斯介绍给了西尔维娅 · 毕奇，而毕奇勇气可嘉，在1922年把伤风败俗的小说《尤利西斯》以书的形式出版。另外，庞德还是《小评论》杂志的驻外编辑。这是一份展示实验写作和新兴国际艺术的重要杂志，它曾经连载过《尤利西斯》，也发表过舍伍德 · 安德森、格特鲁德 · 斯泰因和温德汉姆 · 刘易斯的作品。
安德森的推荐使海明威得以受邀去庞德的工作室喝茶。工作室位于田园圣母路（rue Notre-Dame-des-Champs），庞德和妻子多萝西住在这里。海明威夫妇对这里印象深刻：屋里陈列着大量的日本浮世绘藏品，以及庞德妻子的画，这些艺术品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
初看上去，时年46岁的庞德不太可能会成为海明威的知心好友。海明威的童年是在钓鱼、打猎和野营中度过的，所以他散发着久经风吹日晒的男性气息。庞德则相反，几乎把时髦公子的作风当成了自己的常态。他总是穿着棉绒质的套装，以及花哨的、拜伦风格的衬衫，顶着恣意不拘的头发，为显眼的“配饰”是又平又细的髭须、尖尖的山羊胡，还有一根手杖——他会用这三件东西强调自己所说之话的重要性。
他们次见面时聊了很长时间，有点儿像海明威和舍伍德 · 安德森在芝加哥初次会面时的情形。多萝西在一边忙来忙去，为他们上茶。海明威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庞德的长篇大论。哈德莉估计海明威那天至少喝了17杯茶。这次会面为接下来的许多次会面拉开了序幕：可以聊的话题很多。关于创造惜字如金的语言，庞德有很多事情要叮嘱海明威。众所周知，庞德对于形容词的态度很严苛——形容词不可信赖。他还坚持认为，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多余的语词，也不能纯粹耽于描写。“别搞那么多场景”（Don’t be viewy），这是典型的庞德式告诫。
次见面后，庞德向海明威开放了他的海量藏书。对于那些即将成为作家的人，庞德会提供一份通用书单。古代名家的作品是必须读的，尤其是荷马和孔子，必须“通读”。但丁和伏尔泰也要研究——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无视伏尔泰“在小说和戏剧上的几次尝试”。而且，当然咯，任何严肃而有抱负的作者，都应该阅读庞德的门生T. S.艾略特和詹姆斯 · 乔伊斯的作品，并且真诚地欣赏他们的天赋。
海明威表现出了很愿意成为庞德学生的样子，但是次见面后，他对庞德满心鄙视。之后不久，海明威给路易斯 · 加朗蒂耶看了一篇自己新写的文章：一篇出言不逊、嘲笑庞德的小短文，把他的山羊胡、头巾和一身行头——他那套放荡不羁的作风——都嘲弄了个遍。
加朗蒂耶看着海明威，问他要拿这篇文章做什么。海明威说，他打算直接将文章寄给《小评论》。
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加朗蒂耶告诫他。庞德是这家杂志的老牌驻外编辑，难道海明威忘了吗？美国那边的编辑肯定也不会欣赏这种无厘头的批评。于是海明威把文章撕毁了。
不久，庞德拜访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红衣主教路的新居。很快，海明威和庞德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出席城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其他左岸人士看来，他们仿佛一对老朋友。众人带着兴致和好奇观察着这两个人。“欧内斯特每走进一家咖啡馆，就成了那里的运动健将；庞德留着一绺小胡子，明显是精心修剪过的。”珍娜 · 弗兰纳回忆道。
随着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庞德也走入了海明威的世界。不久，海明威告诉舍伍德 · 安德森，他正在教庞德打拳击。他说庞德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也许庞德是位杰出的诗人，却只有小龙虾一般虚张声势的男子气概。不过话说回来，庞德这老兄也不赖，“能拼上自己的尊严和盛名来做一件他根本不懂的事”。
海明威认为庞德也有别的优点，包括他让人仰慕的辛辣语言。显然，庞德对海明威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他很快就开始向《小评论》的编辑“推销”海明威的几首诗和一篇短篇小说了。海明威在“奥林匹斯山”上获得了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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