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本书是2013年*人文社科规划同题项目的成果。通过《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流传，进行以海外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向的《诗经》研究新探索。
对于《诗经》在日本的传播，此前尚未有过系统的专著或者专论。本书针对《诗经》传入日本之后，在各个时代被引用、抄写、刊刻及传播之情形加以考察与整理，论证过程中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新发现，对《诗经》在日本的具体传播现象进行了梳理，还原了《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本貌。内容上，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顺序，分析了日本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诗经》传播的特点，总结了《诗经》传播由公家、禅家、儒家等“小众”传播到民间“大众”演变的规律。对于传播中的问题通过实证考辨，得出了若干新论。
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是从传播角度系统探讨《诗经》在日本流布、演变情况，这是文学研究新方法在新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对于丰富现代诗经学研究体系也具有贡献意义。论述基于存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于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若干新论，发现了很多新课题，为今后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书针对《诗经》传入日本之后，在各个时代被引用、抄写、刊刻及传播之情形加以考察与整理，论证过程中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新发现，对《诗经》在日本的具体传播现象进行了梳理，还原了《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本貌。

张永平，男，文学博士，现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汉学、中日文学比较研究。2006-2014年，任教于山东政法学院，被评为学校“青年521人才教学骨干”“学校师德标兵”等，并获得学校“授课大赛”二等奖等荣誉。主持*及校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十余篇，译著1部。

序（二）大野圭介Ⅸ

绪论
节先行研究
第二节研究视角

章上代《诗经》传播：学林初现
节《诗经》始来
第二节遣隋、遣唐使求书之旅
第三节奈良学制与《诗》教
第四节奈良时代与《诗》之宗经致用

第二章中古《诗经》传播：翰林竞艳
节《诗》传写本、木简与训点
第二节国家大典与公卿活动讲《诗》
第三节《诗经》与平安文学
第三章中世《诗经》传播：禅林绝响
节五山禅僧与《诗》传播
第二节公卿、博士家与中世《诗》传播
第三节《闲吟集》与仿《诗》体例

第四章近世《诗经》传播：儒林缤纷
节《诗集传》定于一尊
第二节 江户出版与《诗》传播
第三节 幕府与《诗经》教育
第四节 从经学到文学

第五章近现代《诗经》传播：士林超越
节传统汉学解《诗》余绪
第二节经筵《诗经》进讲
第三节东京大学《诗》传新气象

余论

附录
日本《诗经》传播史实年表
《韩诗》遗说在日藏汉籍中的保存
《韩诗》遗说在日本古籍中的保存与传播

永平的《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终于要付梓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永平的本科读的是日语专业，硕士阶段又师从王培源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酷爱上《诗经》；两相结合，将“日本诗经学”作为研究课题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硕士论文作的就是《日本明治诗经学史》，其间还专程赴日本富山大学交流培养一年，师从日本学界《诗经》研究专家大野圭介先生，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切身感受日本学术研究氛围都收获良多。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永平的日本诗经学研究起步扎实，颇有成色。几年后永平立志继续深造，将日本诗经学史全部完成，于是仍然选择先秦两汉方向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带博士的开门弟子。博士课程、原典阅读、资料搜集、问题思考都是围绕着日本诗经学史的撰著进行的。然而就在博士开题的前几日，永平得知王晓平先生耗费多年心血完成的大作《日本诗经学史》已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王晓平先生是我熟知的曾长期执教于日本、专攻中日比较文学的专家学者，早在1993年参加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就曾见到过他，他发表在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伊藤仁斋父子的人情〈诗经〉说》，此后几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也都会带来与日本诗经学有关的论文，第二届是《朱熹劝善惩恶〈诗经〉说与诗歌论在日本的际遇》，第三届是《〈诗经〉之于亚洲汉文学》，第四届是《〈诗经〉的异文化变奏》等等，但他在撰写《日本诗经学史》，我却没有得到丝毫信息。现在王先生的大著已经出版，以我对他常年从事日本诗经学研究的了解，相信这会是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虽然学术研究各有所长，同样的题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心得，但面对同样的对象，以同一视角进行审视，材料重复、论断重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原有论题，另辟蹊径，转向“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日本诗经传播研究[][][][][]序（一）[][][]“诗经学”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角度讲，凡是与《诗经》有关的研究，都可以纳入“诗经学”的范畴，《诗经》的传播亦在其列；而从狭义角度讲，“诗经学”特指对《诗经》的研究，“诗经学史”即《诗经》的研究史。在西方传播学、接受美学输入中国之前，或者还没有全面发生影响之前，“诗经学”一般皆取狭义视角，王晓平先生在其《日本诗经学史》的《前言》中即明确交待自己这部著作的主旨，“首先我想搞清的是他们读了什么”，“其次，我想搞清他们是怎么读的”，“怎么读的”，即是对《诗经》的解读和研究。其中诸如“明清诗经学与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诸学派的《诗经》研究”“江户随笔中的《诗经》研究”“《诗经》论”“近现代《诗经》研究的诸问题”“《诗经》文化学阐释的得与失”等章节题目，也分明可见其《诗经》研究史的定位和着力点之所在。
“传播学”视角则与之有异。“传播学”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以研究人类一切传播（告知）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宗旨，具体考察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媒介（what channel）、给谁（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即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而从传播学角度看，完整的文学活动也是一个传播过程，作家的创作、创作出来的作品、作品的发表和流传、读者的阅读和反应，恰恰构成了一个文学传播的“链条”，由此很自然被文学研究所借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出现文艺传播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已至20世纪90年代，初较多集中在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学传播，先秦两汉等早期文学传播的研究则较少涉猎，这与传播学研究自身的特殊性不无关系。一般学术研究史（诸如诗经学史、楚辞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传世的阐释著作，只需悉心爬梳原著，或者再通过相关史料把握研究者的生平、思想及所处的语境和背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文学作品原生态的存在，所要借助的资料往往是传世文本、著作、作家生平之外的关于作品传者、受者以及演唱、诵读、铭刻、传抄、刻印等不属于正史典籍记载的部分，散见于各种笔记、杂史当中。后代由于各方面条件，这类著述比较多见，只需下大功夫，即有材料可依。先秦两汉去今已远，原本典籍材料缺乏，有关传播方面的记载更是稀缺，所以困难更大。近年《诗经》的古代传播研究渐有起色，而《诗经》在日本的传播，由于国度间隔，具体材料更难寻觅，中日学界都尚未展开传播学的专门研究实属自然。这样，将“日本诗经学史”转为“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的确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也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永平的这部书稿，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经过精心打磨、补充、大幅修订完成的。博士论文侧重于史的角度，而这部书稿则进行了全方位、更深入的专题研究。现在看来，这一转向是成功的，它的确从传播学这一全新角度为日本《诗经》研究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首先，这部著作虽然没有过多理论阐述和使用专有术语，但对新兴的“传播学”视角把握比较到位，所论所述的确都是传播角度应有之义。比如就《诗经》在日本的传者而言，本书从初期的百济五经博士、日本遣隋遣唐使、大陆移民，到中古时期的大学寮、文人、贵族，中世时期的五山禅僧、公卿、博士家，再到近世的儒者、武士、町人、学童，直到近现代的大学教授、汉学家，无不充分考察，其中绝大部分是“诗经学”无由论及的对象。就传播媒介、渠道、场所等方面而言，本书论及了遣使、选派留学、奈良学制、释奠礼、赴大陆学禅、江户出版、幕府教育、经筵进讲、大学授课等各种活动。就传播载体而言，本书对《诗经》进入日本后的手抄本、木简本、音读本、印刷本等都详加考察，一一呈现。就传播信息而言，本书揭示了《诗经》在日本以《毛诗》为主、韩诗尚存及《毛诗正义》单行、《诗集传》一尊的存在情况，另外还有《毛诗音义》《诗经世本古义》《毛诗名物图说》《经典释文》等《诗经》及相关书目的出版，以及近现代东京大学以清代考据学家胡承珙《毛诗后笺》为教材的案例。就传播效果而言，本书论及了平安文学中的引《诗》用《诗》、《闲吟集》的仿《诗》体例、大学生的《诗经》学习、日本现代学者发表的《诗经》论文以及创刊于1974年的《诗经研究》，成立于1978年的诗经学会等等。
其次，这部书稿是对日本《诗经》传播的系统梳理。它不是单篇文章、单个论题的汇集，而是以史的线索，将《诗经》在日本的传播分为“上代《诗经》传播：学林初现”“中古《诗经》传播：翰林竞艳”“中世《诗经》传播：禅林绝响”“近世《诗经》传播：儒林缤纷”“近现代《诗经》传播：士林超越”五个发展阶段，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做了深刻把握和精心概括，《诗经》传入日本的起点、传者受众的变化、传播的程度、发展的走向清晰可见，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以“传播史”视之。
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部书稿对材料的搜集和运用材料论证问题的手段。上面已经提到，传播研究的难度就在于它考察的对象往往是史料记述之外的原生态存在。尤其是若要按照史的线索，梳理来龙去脉，追根溯源，上古的传播信息材料更是凤毛麟角。这部书稿为呈现《诗经》在日本的存在可谓对各类材料竭泽而渔，搜罗殆尽。所引除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三国志》《宋书》《梁书》《南齐书》《陈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著作外，还有韩国的《三国史记》、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扶桑略记》等。除此之外，征引了大量史著之外的日本本土文献，逸史、杂记、日记类诸如《日本灵异记》《神皇正统记》《宇多天皇御记》《实隆公记》《康富记》《台记》《牧园茅山日记》等，文集类诸如《关晃著作集第三卷：古代的归化人》《阿部隆一遗稿集》《藤原惺窝集》《荻生徂徕全集》等，文书、类书类等诸如《意见十二条》《令集解》《贞观式》《官职秘抄》《秘府略》等，典籍及考古文物类诸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纸背）》、日本兵库县出土毛传《诗经》木简等，书目类诸如《享保以后板元书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等，资料汇编类等诸如《日本史教育资料》《日本伦理汇编》《汉学者传记集成》《本邦残存典籍辑佚资料集成》《增补史料大成》《史料大成统编》《汉籍国字解全书 : 先哲遗著》《日本教育先哲丛书》等，文学类诸如诗文歌集《扶桑集》《新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五山文学全集》《正续本朝文粹》、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伊势物语》等。
本书正是注意从各种文献材料中去寻找日本《诗经》传播的痕迹。比如从上表中发现与读《诗经》有关的情况。《宋书》中有顺帝昇明二年（478）日本雄略天皇遣使的上表，其中提到“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居在谅闇，不动兵甲”，“不遑宁处”即见于《诗经·殷其雷》毛序，由此可见“这篇表文作者不仅熟悉《诗经》，而且熟悉毛诗序，熟悉《毛诗》解诗体系的核心与思想”。再比如从请求增加大学生膳食费用的《意见》中发现传《诗》信息。“据平安中期学者三善清行在延喜十四年（914）向醍醐天皇提出的《意见十二条》第四条‘请增加大学生徒膳食费用’之中记载，‘朝家之立大学也，始于大宝年中。至于太平之代，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传授。即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六道’”。《意见》中提到学生要“习五经”，而《诗经》正是“五经”之一，可见此时《诗经》已纳入大学寮学生研习科目。如此已属于间接论证，而本书中巧在间接论证的还有很多，比如论及《诗经》早经传往朝鲜半岛再中转传往日本的途径，援用了《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论语》《千字文》经由百济传到日本的记述。这里虽未直接提及《诗经》传播，但《论语》中“引《诗》、论《诗》达二十余处”，《千字文》中也有出自《诗经》的诗句语典“18处，48个字”，这便间接证明了《诗经》已经借助某种文本载体传入日本的事实。
正是经由如此勤勉、睿智的多方搜求、辗转论证，使得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日本《诗经》传播史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里更多的只是筚路蓝缕，有拓荒之功，初步开辟出一片新的园地，严格审视还稍嫌粗疏，深耕细耨，还要假以时日。期待永平接下来有更深入的研究，能收获更多的成果。

廖群
2018年5月于山东大学序（二）

绪论
作为中国部诗歌总集，《诗经》从先秦时代走来，以“经学”与“文学”的双重身份，汇入中华民族思想史、文学史的长河，成为历代传承的不朽经典之一。如果计入《诗经》创作、整理、编辑、零星评述的历史，《诗经》在中国传播已经有3000年左右。“三百篇”的“诗教”观、“诗言志”传统、“风雅”精神、“比兴”手法、四言句式等均在中国文学、文化、政治、教育、社会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作为世界文学的“葩经”，《诗经》很早就走出国门，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广为传播，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
在东亚汉文化圈之中，日本是《诗经》传播为典型的代表之一。早在1600多年前，渡海而来的百济五经博士、大陆移民便留下了传《诗》用《诗》的痕迹。奈良、平安以降，直至现代，《诗经》在日本文学、教育、文化、社会、语言、政治、历史等多个领域都留下了投影。当然，不同领域的投影有大有小，作为不断融入日本社会体系的一分子，伴随日本历史的兴衰演变，《诗经》传播也呈现波峰、波谷交替起伏的形态。《诗经》是中国的，而传入日本以后的《诗经》，则是另一种语境下的产物，经历了萌芽、生长、繁衍、开花结果的过程。“汉风”与“和韵”的交流碰撞，产生了许多颇具特色的《诗经》现象。日本诗经学所蕴藏的宝藏，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和发掘。
节先行研究
本书的命题——《日本诗经传播研究》，是日本诗经学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属于文学传播学研究的范畴。
首先，就日本诗经学的研究而言，在中日两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大陆学者对于日本诗经学的研究，在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全面开花，成果丰厚。李庆先生论文《日本近代的〈诗经〉研究：以〈十月之交〉为中心》李庆：《日本近代的〈诗经〉研究：以〈十月之交〉为中心》，见杨儒宾、张宝三：《日本汉学研究初探》，17～47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分析了《诗经》单篇作品在近代日本学界的研究情况。张思齐先生的《日本诗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征》、夏传才先生的《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张思齐：《日本诗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征》，载《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1～10页；夏传才：《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74～81页。勾勒了《诗经》在日本传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概况。王晓平先生系列论文《朱熹劝善惩恶〈诗经〉说在日本的际遇》王晓平：《朱熹劝善惩恶〈诗经〉说在日本的际遇》，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69～74页。《〈诗经〉之于日本江户文艺》王晓平：《〈诗经〉之于日本江户文艺》，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4～50页。《敦煌〈诗经〉残卷与日本〈诗经〉古抄本互校举隅》王晓平：《敦煌〈诗经〉残卷与日本〈诗经〉古抄本互校举隅》，载《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86～91页。，分专题论述了《诗集传》在日本的接受、《诗经》对江户文艺的影响、《诗经》日藏古文献的价值，为深入研究日本诗经学提供了新思路。顾伟列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5～6、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此外，比较集中收录现代日本学者《诗经》研究成果的有中国诗经学会编：《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公司，1998；《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等。一书，对现代日本学者白川静、松本雅明、家井真、赤冢忠、铃木修次、村山吉广、田中和夫、大野圭介、西口智也、栗原圭介、石川三佐男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
[][]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绪论[][][]值得关注的是，王晓平先生耗费30年心血完成的大作《日本诗经学史》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立足于学术本位与文化观照，在日本诗经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阐述了江户前、江户时期、明治至近现代日本诗经学的演变，对日本《诗经》接受过程中的写本文化、博士家家学渊源、文人随笔中的《诗经》条目、文艺批评中的《诗经》论、文学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与戏仿、训点翻译等《诗经》现象进行了解读，纵论古今，多方位考索，是日本诗经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另一部专著《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利用日本所藏古本来对《诗经》进行新的考证与比较研究，正是延续国际《诗经》文化的尝试”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对日本《诗经》古写本、印本内容与意义进行了具体考释，客观地展现了这些资料的价值。山西大学张小敏博士论文《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学研究》张小敏：《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学研究》，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13。，是断代史专论，通过对江户时代诗经学著作、流派考索，分析了《诗经》在日本近世文化构建与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台湾地区学者在日本诗经学研究领域的代表者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张文朝先生，在其专著《日本诗经学史》张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詩経学史》，台北，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一书中，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顺序介绍了日本诗经学的基本情况。该书以实地调查见长，对于《诗经》字句征引、研究者流派与分布、著作出版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统计，按照历史顺序展现了《诗经》学在日本发展与演变的大致脉络。
日本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组成了诗经学会，并定期出版《诗经研究》会刊。江口尚纯的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费课题《江户时期〈诗经〉解释学史的基础研究——〈诗经〉相关书目及解题与解释学史考》日文名为《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経解釈学史の基礎的研究——詩経関係書目及び解題作成と解釈学史の考》，2002年4月。《江户时期〈诗经〉解释学史之考察》日文名为《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経解釈学史の考察》，2007年4月。，对江户时期《诗经》解释学和研究文献情况进行了梳理。据其统计，这一时期的《诗经》相关著作达到了460多种。张小敏调查，发现有260多种是可以证实存在的，能够见到的有150种左右。张小敏：《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学研究》，4页。家井真在《二松学社人文论丛》第44辑中对近年来日本《诗经》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日］家井真：《〈詩経〉研究の近況と課題》，载《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論叢》第44輯，159～171页，1990年3月。
以上先行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日本诗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考辨中日《诗经》传播的源流演变、阐幽发微提供了线索。
另一方面，《日本诗经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诗经》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者、媒介、受众、效果、特点等内容，属于文学传播学的范畴。
文学传播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方法之一。这一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对象涵盖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以文学传播为主题的论文或著作每年均有百余篇（部）问世，呈现递增的趋势。同时，就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而言，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研究对象上，侧重各有不同，大致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 小说多，诗歌少。侧重探讨小说、戏剧在海外的传播研究较多，如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等。诗歌类传播研究相对较少，如李恒春《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唐诗翻译问题》等。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112～117页。李恒春：《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唐诗翻译问题》，载《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2期，60～62页。
2. 总论多，专题少。论述从宏观出发，易于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概貌，但单篇或单部文学作品考论相对较少。如王丽娜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名著在海外》王丽娜：《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名著在海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宋柏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璗等著《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李庆的《日本汉学史》李庆：《日本汉学史（全五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李锐清、王勇的《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李锐清、王勇：《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大庭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日］大庭著，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与《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日］大庭：《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株式会社同朋舎出版，1986。。在个案考察研究之中，孙玉明先生的《日本红学史稿》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论述了日本学人对《红楼梦》翻译、注释、研究及评论的历史情况，是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个案研究较早的专论之一，为我们探讨中国文学个案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3. 唐代及以后作品多，唐前作品少。从研究对象来看，已经遍及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经典文体。注重文学经典，固然可以突出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但又难免使得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一是一代虽有一代的经典，但经典之外，亦存在其他文学体裁，只重经典未免偏颇；二是研究以唐代及以后的作品为主，而对于唐前文学传播情况用力甚少，如唐代虽为古代诗歌兴盛的，而前时段的唐前诗歌，则孕育了古诗的各种题材类别与表现手法，两者各有千秋，皆有深入研究的意义；三是在同一文体上，选择的经典作品也极为有限，无法体现文学传播的广泛性。限于研究对象的单一，从而无法全景、全面和深入地展示中国文学传播的本貌。
4. 传播方式与媒介研究多，其他传播要素研究少。不可否认，传播媒介在文学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文学作品不经口头或书面的载体，就无法进入读者接受的范围，从而无法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但是，传播要素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对于传播者、受众、效果的研究总体上关注不够。
综上，由于语言、资料等因素限制，对《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深入而系统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学界对于《诗经》在日本的传播状况比较模糊；对于相关著作的译介、翻译工作都相对薄弱，尚缺乏与海外汉学直接沟通的话语权和能力，这使得深入研究《诗经》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就显得比较迫切。
第二节研究视角
如果用源与流的关系来形容《诗经》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那么《诗经》就是“源”，这一承载中华文化思想与文学的经典之河，传入日本之后，又繁衍出许多颇具特色的支流。考察《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演变的规律，是了解《诗经》异文化变奏的绝好参照。这也将为国内的文学传播研究、《诗》学史研究、语言学、民俗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参考。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他者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经典的形成、演变的历程。
追溯《诗经》在日本的传承演变，也是寻找日本文学源头的工作之一。日本文学体裁众多，汉诗、汉文、和歌、俳句、物语、随笔……在这些文学作品之中，大多都或多或少可找到《诗经》流播的影子。《诗经》是部诗歌总集，入汉以后成为“五经”之一。这一承载着诗篇、诗论、注疏的厚重文学经典，是怎样融入日本文学史，又是怎样被解读、传播，又诞生了哪些与《诗经》有关的传世之作？这些均是研究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本书不只关注《诗经》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情况，文学之外的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历史、艺术、宗教，这些都是《日本诗经传播研究》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这也是与《诗经》文学、经学的双重身份相吻合的。
本研究也即基于“文学系统论”的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一、 文学系统研究
“文艺系统论”是用系统论的原理来研究文艺现象的新方法，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就文艺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学作品来说，它将文学作品不再视为单一的文本，而是将其纳入人类复杂活动中的一环，通过社会体系、社会结构、社会背景系统解读文学的各种现象。20世纪，在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思潮兴盛之际，系统论研究方法论显得相对冷清。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情况又有改变，系统论在德国又开始得到重视。德国经验主义文论集大成者施密特（S.J.Schmidt），在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概要》一书中，系统总结了“文学系统论”，理论要点如下：
文学是某种信息行为。文学作品的文本是读者基于个人喜好、需求及价值观进行主体体验的素材。审美观、文学观因人而异，因此文学文本也呈现不同的接受样态。立足审美观、文学观，社会中的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处理文本而展开文学活动。具体的文学活动依次有如下四个范式：
1. 作诗或者写小说等文学创作行为。
2. 出版或者书籍流通等文学传播行为。
3. 阅读、观赏等文学文本接受行为。
4. 文学批评、翻译、改写等文学再加工行为。
以上四种行为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关联，相互统合，组成一个大的文学系统，而成为社会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德］施密特：《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概要》（Schmidt.S.J，Grundriβder Empiri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Braun|schweig/Wiesbaden），1980。
以文学作为出发点，探讨文学创作、出版、阅读、批评等多种现象，并不是新论。但将文学纳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一环，超越文本至上的文学观，结合人在社会中的活动——受众的接受体验探讨文学现象，《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概要》有它的启示意义。文学是人类社会活动全景图之一，涵盖了创作、传播、接受、再加工多个环节，所以不仅文学本身，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出版学、政治学、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均可作为文学活动的相关领域而进行探讨，这可以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文学是某种信息行为，传播是文学诸种行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也为从传播学视野关注文学现象提供了新启迪。“文学系统理论”提出之后，受到学界瞩目，并直接促进了西方文学社会史、传播史研究理论的形成，在文艺学发展史上理论贡献意义巨大。
在中国近现代《诗经》研究史上，虽没有见到《诗经》“文学系统”研究方法的理论构建，但学人的研究实践却是与这一理论相契合的。历史方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十批判书》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等书中均利用了《诗经》等先秦典籍，考证了古代社会构造、社会关系、仪礼与风俗、周王朝物质文化发展之特点。总论方面，高亨先生的《诗经引论》高亨：《诗经引论》，载《文史哲》，1956年第5期，7～17页。一文，从《诗经》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阶级入手，分析了“诗三百”产生的阶层和阶级，强调了诗篇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文化方面，廖群先生的《诗经与中国文化》廖群：《诗经与中国文化》，香港，东方红书社，1997。，王洲明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王洲明：《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为背景，将诗篇传播接受与不同历史阶段民族文化品格、受众思维方式相关联而进行分析解读，从方法上为笔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二、 传播视域研究
在《诗经》涉及的多个社会环节之中，本书重点关注传播在《诗经》东传日本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与中国相比，传播这一要素对于《诗经》在日本的流传更为重要。在交通远不发达的古代，《毛诗郑笺》《毛诗正义》《诗集传》等版本怎样传入日本？《诗经》的不同注本传入日本之后，又是怎样被传播？与中国不同，日本在传播《诗经》时，还面临字词、音义的问题。在日本，《诗经》首先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要传播，读懂读通是要义。从中国到日本，从古代到近代，《诗经》不同注本的传来，既要突破空间界限，登陆于扶桑；又要跨越历史长河，流播于后世。《诗经》只有经过传播，到达日本，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作为渡海而来的文学作品，传播对于《诗经》的意义尤其重大。没有传播，就没有日本诗经学的存在，也没有诸种《诗经》异文化现象的产生，所以《诗经》在日本的存在和影响依传播而来，依传播而展开。
其次，作为文学价值实现的社会中介，传播是维系《诗经》的接受、再加工行为的桥梁和纽带，传播诸要素无处不在，存在于创作、传播、接受、再加工这四种文学行为的全过程之中。《诗经》依托于各种传播媒介而存在，木简、写本、印本是《诗经》传播的载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诗经》又分别借助宫廷、学校、官邸、私宅、寺庙、书库等传播机构进入讲授、教学、售卖、阅读、鉴赏、娱乐等过程，只有依托传播，《诗经》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终得以体现。进入接受环节，读者首先面对的不是义理、辞章、思想等深刻内容，而是具体的传播媒介形式，刀工墨笔的木简、个性书写的写本、整齐划一的印本，会带给读者不同的直感。
《诗经》再加工行为，本身是《诗经》传播接受的衍生物，而日本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迥异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教育机构等系统环境中，对《诗经》文本进行再加工（如文学批评、俳谐化、戏作、翻译），所产生的新文本又形成文学行为的个环节，当其进入传播、接受、再加工行为的再循环时，势必会对《诗经》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间接的影响。例如文学批评作为《诗经》再加工的特殊形式，依靠文学批评家、受众群、传播媒介的互动，通过讲授、写本、笔记、著作、册子等形式，对《诗经》字词解读、文学欣赏、注本演变、“美善”诗教等进行评价。虽然这种批评多为一家之言，带有浓厚的个人特点，但文艺理论批评家所拥有的权威话语权，对《诗经》的点评或研究依托不同载体，将《诗经》的审美期待、文化信息、修养作用等意识传播到社会各个领域。文学批评虽然发源于文本解读与阐释，但经过不同媒介而广为传播，从而影响到《诗经》在日本社会的传播。
具体研究中，关注《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主体、环境、媒介、受众、效果五个层面，也即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言的“5W”：Who（谁）、To whom（对谁）、What channel（通过何种渠道）、What（说什么）、What effect（取得什么效果）。［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这是本课题主要的研究对象。另外，王兆鹏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要追问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六个层面的内容，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诗经》在日本传播的历时与共时的传播内容变化，也是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
据此，本书拟以传播视角为切入点，按照历史演变顺序，针对《诗经》东传日本之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传播情况，予以实证性考索与剖析，对其传播接受情况做一钩沉，一是总结《诗经》传播行为在日本社会活动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所彰显的存在价值；二是还原异域风情中《诗经》的历史本貌，系统地梳理日本《诗经》传播演变进程；三是归纳日本《诗经》传播特点，总结传播规律。按照这样的思路，分为上代、中古、中世、近世、近现代五章进行解读。
章为“上代《诗经》传播：学林初现”
从公元3世纪末到794年，经历大和、飞鸟、奈良三个王朝。以朝鲜半岛为媒介，汉字、汉籍传入日本。4世纪末之前，《诗经》的部分篇章或字句或已传入日本。百济的五经博士轮替赴日，在宫廷讲经；渡海而来的大陆移民留下了早的用《诗》印记；遣隋使、遣唐使把《诗经》主要注本带入日本，大大缩短了中国《诗经》注本东传日本的时间差。《大宝律令》的颁行，在中央设置大学，在地方设置国学，《诗经》传播在学制上得以保障。《大宝律令》中的《学令》不仅是日本教育史上个成文的教育法令，而且也是日本《诗经》传播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