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传说

金受申和他的著述 杨良志 130
“北京通”金受申 傅耕野 143
印象中的金受申 邓友梅 152
差点把我们家烧了的金受申 舒 乙 163

安定门里，路东，条胡同叫“五道营”。这是旧京城东北方向上很重要的一条胡同：它南临国子监和孔庙，与声名赫赫的“成贤街”由一条“慈悲胡同”相连通；它的东口外，一抬头就是满目辉煌的雍和宫。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金受申诞生在五道营胡同路北36号（今99号）的宅子里。2002年7月26日，我寻访了金家旧宅，石阶、砖墙率然旧物，老门板上的新对联十分醒目。当年父子留影的北房大体依然，窗前的几杆翠竹难得的葱茏滴翠。
金受申是满族人，原名文佩，后改为文霈，字泽生。而他通常所用的“受申”，傅耕野介绍说：

受申二字，系算命的白云趾给他批命时所赠的名字。当时白云趾还说：“阁下不但不能成家，且要败家，今赠‘受申’为字，盖以圣人受命于天，阁下受命于地，斯亦足矣！”据金受申幽默地说：实则“受申”二字，暗寓“挨骂”“招说”“挨瞪”“被捋”诸义。

算命先生白云趾其人，我在翻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物时，发现间有提及——比如一些文人曾赠诗给他，但他的整体面貌尚未搞清；白云趾批下的“受申”二字究竟包含着哪些“命理”，他给那原本叫“文佩（或文霈）”的男子埋下了什么“宿命”，也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再琢磨的问题。
一般谈及金受申，大多认定他是北京人；即使是没有关注这一点的众多读者，也往往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老北京”了。
2002年春夏以来，我编这本《北京的传说》，曾从金腹处借得其父的《仄韵楼日记（册）》。封面上是金受申自题的册名和日期——日期告诉我们：乙丑年（1925年）农历七月初一，他开始写这本日记。其中七月初六的日记中有这样数句：

……奉王恩惠同学函……并述其祖居吉林扶余城数世，与予有乡谊云云。读此益增我辽东旧梦。关山千里，人孰不识家？独我京华寓公，亦可悲矣！它日王子归去，幸将予之吟魂送至故乡，以慰千里之怀。（宁安在牡丹江之阳，扶余在松花江之阳）

金受申本是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宁安籍人。这一点，他自己白纸黑字写得清楚，该是了无疑义的。再往深查一下，“宁安”之称，不过是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才改用的，清初康熙元年（1662年）以来，一直是以“宁古塔”称之的。相传清皇族远祖兄弟六人曾居住于此，满语说“六”音“宁古”，说“个”音“塔”，“宁古塔”本义即此。祖上原是皇族同村，“同枝”，后又随着大军昂首入关，坐下了有清一朝近三百年江山……搞清了这一层，看到有些文章说金受申是“皇族后裔”等等，也就能够理解了。
金受申少时，在北新桥东南方向上的“老君堂小学”——后改为“东四十二条小学”读书。20世纪20年代初期前后，他又在“市立中学”——即后来的“北京一中”上学。他的小学和中学，都在离“五道营”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老金家”那个叫“文佩（或文霈）”的实诚孩子，着半旧长袍，挟粗布书包，沿着一条条古老的胡同彳亍在上下学路上的情景……
北京一中是一座值得关注的学校。它的前身，是建于清代末期的1898年的“经正书院”——这原本是属于清贵族“八旗”的官学系统的。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2年，“经正书院”被改组为“京师公立中学”，学制、课程和管理都做了根本性的调整。一中的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游行和罢课。时代大潮的洗礼，使这所古老的学校新风激荡！而这几年，金受申正在一中读书。
当是时也，在北京一中，正会聚着在北京近代教育改革史上卓有贡献的三位人物——董鲁安（于力）（1897—1953年）、舒庆春（老舍）（1899—1966年）、罗常培（罗莘田）（1899—1958年）。这三位人物，后来走过各自的人生道路，分获“革命老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的称号。而在当年，他们风华正茂，逸兴遄飞，在北京的教坛上，在学生的心目中，如同是一颗颗彗星——尽管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留下了惊人的美丽，永恒的光芒！说起来，是董鲁安先在一中执教的；1923年，他约了罗常培去——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毕业四年的青年才俊，被委任为一中的代理校长；也就是在这一年，罗常培约了他的“发小”舒庆春到一中兼任国文教员。说是“发小”，绝非滥套“近乎”，请看1944年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中的一段话：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

罗常培这里所描述的，“歪毛儿”就是自己，“小秃儿”就是舒庆春。基于此他进而总结道：“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再做究考，董鲁安——罗常培——舒庆春，三位都是满族人，又曾同在原“八旗”右翼中学（后改为北京三中）读过书；所以，这一次他们同聚一中，也不是没有“前缘”的。他们共同的学生金受申，勤读苦学，才具超群，而又拙朴淳厚，锋芒内敛，这自然会得到他们的青睐。再加上，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人受到了贬抑，“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位颇有些“早慧”——甚至是“早熟”的“金”家后生，顺理成章地会被恩师格外督导和关照。
前边已介绍过的《仄韵楼日记（册）》七月初五有言：

阅报，女师大为章士钊雇老妈武力驱逐，此与去年一中情形相同。杨荫庆、王怀庆、章士钊、刘百昭、杨荫榆真所谓教育界蟊贼，不齿于人类者也！复辟阴谋案免诉，此固大家干净之事。然溥先生亦太不自谅（量）——予虽满人，不愿为之讳。

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壮怀激烈，对国事做出何等正义的反应，于此可见一斑。金受申念念于怀的“去年”（1924年）“一中风潮”，确与女师大事件相类：1924年7月，杨荫庆上一中校长任；有学生一时交不起学费，杨便勒令这些学生停学；学生怒打校长，卫戍司令王怀庆下令解散学校，军队进驻……至是年10月底，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之后，这一“风潮”才告结束，学校复又招生。看到这儿，读者诸君千万别以为金受申是个“年轻的革命者”，不，他压根儿走的不是这条路。如果说一中时期是他生涯中的重要几年，那么根本的，是养就了他那种读书向学、孜孜不倦的可贵精神！通览《仄韵楼日记（册）》，我们尤其突出地看到：从一中毕业了的金受申，拼命地读书以积累知识。在这酷热的旧历七月之中，他隔几日便买书，一月间买书竟达百十本之多！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他买书的所有花费，一体出自于他给《益世报》《小小日报》等撰写诗文所获的稿酬！
他七月十六日日记中的这几句话，引得我沉吟再三：

……晤爽轩、贵珊、张隽诸君，赠和卿《〈古今伪书考〉考释》一部，藉资送行。此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也……

何以“引得我沉吟”呢？读傅耕野《“北京通”金受申》一文的时候，见有如下说法：

1923年（民国十二年）金受申出版《〈古今伪书考〉考释》，即用“受申”为名，并送给白云趾一部。此后，遂沿用“受申”二字，一般人反而不知其原名“文霈”了。

我当即推算过：1923年，金受申才十七八岁，地地道道的中学生！他怎么能写出如此专深的著作？——或许，是傅文纪年有误吧……
现在，有力的证据摆在眼前：二十来岁上，金受申大大方方送给新朋旧友的，就是这部自己的著作《〈古今伪书考〉考释》！这不由得你不信。
在我编辑《北京的传说》这几个月间，我收集到手边的，有这样两部书：（一）《公孙龙子释》（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二）《稷下派之研究（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初版）。这两部书出版的1930年，金受申也不过二十五岁！由此可见，我前边所说的金受申“早慧”“超群”等，洵非虚言。再进一步说，一个人，伏下身来苦读书，静下心来钻学问，这对他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倘不然，耍着一副什么“硕士”“博士”的头衔优游自得，不再辛苦，那断断不会取得成就。
1938年10月1日，在北京，《立言画刊》创办。这是一份十六开本，每本四十页，每星期出一期一周刊。三十三岁的金受申成为这份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执笔的一个重要栏目，叫《北京通》。从创刊的1938年，到终刊的1945年，七年时间中《立言画刊》出了三百五六十期，金受申也就写了三百多篇说北京的文章，而他的年龄，也由三十三岁进到了四十岁。“北京通”三字，从栏目名不知不觉地转为对金受申的一种称誉。2016年10月，北京出版社推出《老北京的生活》一书，分为《四季时令》《婚丧礼俗》《吃喝忆旧》《消遣娱乐》《旧京百业》《下层剪影》六部分三十七类一百四十五题，总计近三十三万字，实际上是当年《北京通》的一个“精华本”。读者诸君欲知其详，可以找一本《老北京的生活》来看看。
1950年5月，老舍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正是用人之际，他不能不想到过去所熟知的金受申。邓友梅在《印象中的金受申》一文中写道：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挺深印象。为调他来文联，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这个人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调来也算是人尽其材。大伙都帮帮忙，都是动笔杆的……”

金受申来了，先在《说说唱唱》，后在《北京文艺》，当编辑。编辑部就设在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15号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邓友梅曾生动地回忆过这大门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经常是一伙子大名人——李伯钊、赵树理、马烽这些从解放区来的，抑或是老舍、梅兰芳这些在“国统区”或从国外回归的……一位瘦溜溜的中年人忙不迭地向门房打揖，原来他是马连良；一位俏娘子闪进门去引得众多戏迷围在门外伸长脖子巴望，原来她是新凤霞……如今颇不起眼的这个大院，曾经是如此群星闪烁，动人
心魄！
在编刊，“为他人做嫁衣裳”之余，几十年摇惯了笔杆子的人，自然手痒。金受申抓住了“北京的传说”这一“题眼儿”，渐蓄渐积，1957年、1959年，次第出了《北京的传说》和《北京的传说（第二集）》两本小册子。这时节，他已地地道道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心气未必很顺，日子过得未必会好。前边提到的那本《稷下派之研究》封面的背里，金受申留下了这样一页题辞：

三十年前一个小玩童，
三十年后一个老玩童，
小玩童偏要装正经，
老玩童才是真正经。
三十年前，不知道为什么写了这本书；
三十年后，重读此书，不禁哑然失笑，嘴里不由得大喝一声：“小玩童该打屁股！”
金受申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时正在东四人民市场卖香皂

白天站柜台卖香皂，晚间灯下重翻自己三十年前的“少作”，其幽幽缠缠的心绪，怎一段题辞所能表得？
1966年夏，“文革”爆起；8月23日，老舍、萧军等一干人在国子监惨遭毒打；8月24日，老舍在京城西北角的太平湖投水自尽……
这一切带给金受申的刺激无疑是致命的。他惊惧不已，身罹重症，距此不过一年半，1968年1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