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

   《名人传》是20世纪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作三位伟人传记的合集，三者分别是作于1902年的《贝多芬传》、1905年的《米开朗基罗传》和1911年的《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星辰。罗曼•罗兰以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精神冲突与痛苦为骨架，为他们的灵魂留下光影分明的传神素描。通过传记我们得以看到这些星辰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们的作品和成就，更是因为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和力量与人生的苦难、精神的痛苦做着不休的斗争，而人生的真谛与甘美的果实，正是孕育自这与人生永远同在的搏斗之中。

001  贝多芬传
序言— 003
贝多芬传— 006
贝多芬的遗嘱— 041
书信集— 046
思想集— 062

在我写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我并未想搞音乐学方面的事。那是1902 年。我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期，满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影子及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到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
    我对自己在这里说了这些细枝末节表示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是按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我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所做的。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非为了学术而作。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均皆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节，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宛如作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和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在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忌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 年 3 月

1801 年，他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 年）题献给了她。他在寄给韦格勒的信件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以及使他陷入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艰难之境况。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 年 11 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在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种情绪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他的一封信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近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那么久没有听到那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随着智力的发展比以往更加的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一直窥见而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出来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的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 1802 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包括仿佛一场雄伟而哀婉的独自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编制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 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之力把他那阴郁的思想一扫而光。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在这些作品的好几部中，人们为其进行曲中所表现出的战斗节奏之强烈和紧凑所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尤为明显，但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章中，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他晚年时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实行它，从而奠定好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接二连三地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 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支真正的革命的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心灵中显得极其强烈和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战争史诗般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他自己并不知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 年）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 年）中亦然。俾斯麦说：“假如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 年）中，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何可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仍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也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 年 11 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是法国军官前往观赏的。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1809 年 5 月 10 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仇恨起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但他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仍没减弱；但凡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将只能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