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典讲座（精装）

罗兰柏雷奇狄克逊 

为了欣赏选择出发
去感受世界的宽广 

也许，从远古时代开始，那种无法抗拒的航海冒险精神就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强有力因素。猿猴天生就有好奇心，这种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使他们在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人类之前，就已经开始探索未知的领域。由此推测，人类种族在地球表面上的分布跟猿猴初的探索轨迹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人口的增长，给食物供应以及可供狩猎的场所带来了压力，因此，人类开始产生了领土扩张以及移民定居的意识。人们开始调查不同方向上土地的相对可用性以及吸引力，人类也朝着有利的方向行进着。除了战争或者征服过程中的压迫，远古人类的这些探索活动大部分都是自觉自发的，而那些原始的侦察员和探索者就是旅行早的实践者，探索未知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种族一样源远流长。

史前探索
原始的探索之旅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因为那是人类次深入之前从来没有人类踏足过的完全未知的大陆。虽然如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开发，但人类探索的旅程远不会结束。无论是为了寻找的狩猎和捕鱼场所，还是随着农业的出现为了寻找更合适更肥沃的土地，这都需要好几代人的持续探索努力。显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期阶段以及人口增长和转移的过程中，同一片领域也可能会被不同时代的人反复探索，即使如今也是这样。关于这些数不清的探索者和冒险者们的经历如今已几乎无迹可寻，但在探索历史的开端，每段旅程的记录都至关重要。
如今，我们已经不可能得知关于史前探索的任何细节，但通过观察世界上现存的原始部落及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收获一些观点与想法。我猜在远古时代有些原始人也跟现代某些人一样，不喜欢远行，只愿一直留在一个地方，把生老病死全寄托在某一段狭窄的地平线上。也许他们一生中离家门远的距离还不超过一英里，他们不想与陌生的人打交道，也不想了解自己所不熟知的一切。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人，他们天生就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热爱未知，“不安于室”。他们的一生中充满了争夺食物、贸易往来甚至侵略战斗之事。在这种喜欢探索的部落中，以爱斯基摩人为例，单个个体的探索之路可以多达上千英里，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在整个原始人部落来说是罕见的。波利尼西亚旅行者们的勇气和技能也值得我们钦佩，据说他们会乘上传统的独木小舟，为了寻找新土地从温暖的海岸线出发远行至冰冷的南极大陆。

探索的动力
早期无记录的旅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首先人类对未知的冒险次数明显增加，其次人类探索的动机多种多样，从而产生不同性质的旅行者。对于真正的探险家而言，探索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探索寻找到宗教，商业和科学的真谛才是有用的目标。那是长途跋涉后的硕果，至于这一路上的风景，困难和危险都能一带而过。真正的探索家被天生的好奇心所驱使，渴望看到新土地，渴望看到陌生人。他们体内潜藏着无法抗拒的冒险精神，凭着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勇于面对任何危险，无惧克服一切困难，不求回报，只身深入到地球遥远的角落。在他们看来，对生命踪迹的探索、克服障碍时的满足感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就是他们所渴望的无价之宝。他们的追求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过程。也许有些旅行者确实是别有目的，但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冒险家的探索行动都只是无法抗拒自己内心对未知的渴求——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借口或原因作为掩饰。

征服的目的
战争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强而有效的征服力量。冒险家的目的是经历而非敛财，只要还能自由地探索，他们并不关心世界归谁管。征服者则不一样，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征服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敛财、占领或复仇，这驱使他们跟冒险家一样，不顾一切深入遥远的土地，接触陌生的种族。纵观历史，前有易洛魁人，三五成群地从哈德森河西行一千里行至密西西比河打击死敌苏族人，后有匈奴王带领成千上万的游牧部众从远东深入中欧，还有足迹踏遍世界大部分土地的亚历山大大帝，西班牙冒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战争使征服者们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极为出色的旅行家，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但战争确实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征服异邦也确实能更有效地给带本国人民创造利益。

宗教的推动
另一个对探索起到大力促进作用的因素是宗教。当时的宗教影响力之大，激励着万千朝圣者和传教士踊跃加入到伟大的旅程中去。朝圣者们受到感召，无畏长途跋涉困难重重，前往信仰的圣地。他们或只身上路或成群结队，不远万里也无心注意旅途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只专注于心中的念想，朝着遥远的目的地穿越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他们沿着前辈们的脚印，顺着过去的羊肠小道，甘之如饴地接纳一切艰苦和困难。过去几十个世纪里，他们从不停止探索的步伐，从中国和远东其他地方去到印度的圣地，从欧洲的边陲去到圣城耶路撒冷，从每个熟知穆罕默德灵迹的角落去到麦加。因为每个朝圣者都在寻求精神上的救赎，所以我们实在不能怪他们没有注意到旅途上的风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圣者的旅程目的是相聚，因为旅行者们会从世界各地出发，被信仰吸引来到神圣而伟大的中心。而传教士的旅程目的是分离，因为旅行者们会怀着信仰从圣地出发，经过未知的路途踏足未知的领域。因此不同于朝圣者，传教士才是名正言顺的冒险家，不管是早期把佛教从印度传到东南亚的僧侣们，还是坚持在各种纷争中宣讲布道的基督徒，还是一手拿剑一手带着《古兰经》将伊斯兰教传到西班牙和东印度群岛的穆斯林，这些人都被心中的热情所引导，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大部分传教士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陌生的地方遇到什么，也不会对此有什么想法。伊斯兰教传教士则不然，他们远行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能更多地拯救世人堕落的灵魂，因此，他们对路上一切所见所闻都表现出极大的探索兴致，能留下比其他旅行者更多的旅途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业的发展
就像征服和宗教会推动探索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会让人类乐意进行更大范围的探索，那便是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从早期寻找外国商品到现代为了出口家用产品开拓新市场，人类活动已渗透至世界每个角落。自13世纪开始的大规模航行和18世纪末的现代科学探索，都是源于巨大的商业利益。与传教士不同，经商之人在旅途中会更注意观察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产品供应和潜在商机。为了赚钱，商人会想方设法寻找简单安全的方法来运输他的商品，同时开发新的材料、新的原料产地和新的市场，然后通过了解各地人民的特性和习惯推动生意发展。对商人而言，找到更快捷的航线将给他带来更多打击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正是这种寻找新航线的探索，使人类又发现了新大陆——西印度群岛，一口气把过去50年的航行范围硬是扩张了一倍。

科学的进步
虽然纯粹的科学好奇心成为旅行目的主要是在18世纪末，但在早期旅行者中，这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为了寻找新知识，为了打破已知的限制，人类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对科学产生的浓厚兴趣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旅行的目的。科学探索中的进步如多米诺骨牌般向下传递，通过科学探索所获得的大量新知识更是成为了当前科学体系的奠基。与传教士相似，人类自未知中努力探索科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代人的理想。
综上所述，自诞生那天起人类就开始旅行，而旅行者因为目的不同也分成不同的类型。他们的记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体系，让人阅之兴致盎然，不但能增广见闻还能从中窥见旅行者们清晰而生动的面容：他们在面对危险时的勇气，他们在克服障碍时的耐心，还有他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这所有真实崇高的事迹都能在他们的记录中被一次次印证。在这些众多的旅行者中，只有一小部分留下了记录，而且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后期旅行者的记录比早期的多。从历史角度来看，旅行者的记录大致分成几个明确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记录不但年代有所不同，旅行的目的和动力也不尽一样。

早的旅行记录
早期的记录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身为早的科学旅行者之一的希罗多德在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等地游历，并以文字让我们次准确地了解这些国家的风土民情。他周游列国，积极收集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信息，是一个十分用心的观察者。迦太基的汉诺也大约在同一时间沿着非洲西海岸行至几内亚湾进行大胆的探索，目的是推进商业的发展。不讳言，在早期，商贸确实是航行冒险重要的动力之一。有趣的是，汉诺在这次考察中次看到了大猩猩，并将其描述为“有着凶猛力量和浓密毛发的大个子”。汉诺曾试图把抓到的大猩猩带回迦太基，无奈大猩猩力量惊人且不受控制，不得已船员们只好手起刀落，只留下了大猩猩的毛皮。一个世纪以后，为了扩张领土，亚历山大带领军队远征探索。在这次远征中，他不但成功到达从未有欧洲人踏足的印度，而且证明了通过海路到达该国的可行性。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早期探索阶段结束。从那时起直至公元4—5世纪，探索活动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因为当时的欧洲诸国都在集中火力抢夺已知的领地，无法分神探索未知。

第二阶段的探索活动
第二阶段的探索活动大约从公元4世纪开始并持续了七八百年。这段时期的探索活动宗教目的浓重，因为旅行者主要由朝圣者和传教士组成。后来，十字军借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远行至耶路撒冷和撒拉逊地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朝圣者是一群不爱观察身边之事的旅人，他们只一味专心地朝着目的地前行，并从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中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日常之事，他们压根儿不在意。加上朝圣者的群众基础大多来自底层人民，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自然也就无法留下什么旅途见闻记录了。当然也有例外，从欧洲各地前往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中，也不乏来自高级阶层的贵族学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朝圣者中并非都只有男性，在早期和中晚时期也有不少女性参与了这样艰苦的旅行。例如阿基坦的西尔维娅，她曾与380位朝圣者同行，在耶路撒冷圣城、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进行多番游历，并简单记录下了许多有趣的见闻，她可能是世界上伟大的女旅行家之一。到了公元7、8世纪，有记录的朝圣旅行次数有所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在圣威廉巴的记录里，有一位来自肯特的朝圣者，他是有记录以来早的英国旅行者。这位朝圣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从巴勒斯坦回程时发生的趣事。一开始，他想带些香膏回英国，但因为当地规定严禁出口这种珍贵的物料，他很担心香膏会被海关官员没收。为此，他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走私计划。他先把香膏装到葫芦里，然后找来一根挖空的芦苇，把芦苇塞进葫芦并保证芦苇的长度刚刚与葫芦口齐平，然后再把石油小心地灌入芦苇中形成一条人造的石油管子。当到达以色列的阿卡时，海关照例打开他的行李检查。他们发现了这位朝圣者携带的葫芦，但打开时只闻到一股石油的味道，于是干脆地放他离开。由此看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代，旅行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地海关法规的制约，所以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钻研出逃避稽查的手段。
来自欧洲的朝圣者人数虽多，但他们的旅行记录却寥寥可数，而且记录中对细节描述模糊不清。相反来自中国的朝圣者人数虽不多，但留下来的记录却具有更多更大的价值。其中两位为突出的中国朝圣者名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从中国的北方一路西行到达印度，以一己之力亲身体会佛陀释迦牟尼的生死殉道。一路上他们不但参考和抄录了许多佛家经典，还记录下旅途中的趣闻逸事，让我们可以隔着遥远的时空一窥当时印度的国家概况和风土民情，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法显和玄奘沿着突厥人的旧路，横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印度，然后苦行将近15年后，从锡兰经海路返回中土。他们在游记中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花费大量时间把欧洲朝圣者们所忽视的美景用文字一一描述、还原出来。
那时的旅行者跟现代旅行者一样，有时会突然感觉到孤独无助，渴望能回到熟悉的家乡。这样的思乡情愁适用于任何种族人群，即使道行高深如法显也一样。法显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土地上游历了将近15年，某天他在锡兰的街头偶然看见一个商人手里握着一把小小的中国丝扇，思乡之情在这一刻澎湃如潮水，灌满了他的胸臆，于是他马不停蹄朝故乡奔去。尽管一路上他遭遇了许多危难，但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还是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关于探险，欧洲传教士的记录与朝圣者的相比，更是逊色。当时传教士活动的区域约分成两大块：南方的阿比西尼亚地区以及东方的中国与印度。在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传教士的活动在阿比西尼亚地区尚且有些许记录，但在中国和印度却只字未留。然而，通过别的渠道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传教活动相当频繁。公元7世纪到9世纪，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教士们与其他出色的旅行家冒险家一样，长途跋涉深入中国大部分地区或沿着印度海岸游历布道，然而不知道为何他们却吝于留下片言只字。传教士的名字大多不为人所知，但在中国的编年史中，我们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阿罗本和佶和。 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另一端，其他传教士们已到达了爱尔兰。公元8世纪他们开始在北法罗群岛和冰岛游历，但同样没留下有价值的信息。

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
在上述的时期里，另一群同样重要且出色的旅行者是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教士们对宗教的热情以及国家政府对扩张的欲望促使阿拉伯人也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在圣迁之前，来自阿拉伯的商人便曾到过锡兰、印度和非洲海岸，伊斯兰教的传播更加刺激了这样的贸易往来。伊斯兰教虔诚的信徒们怀抱着真主的教诲，踏遍中亚、中国、东非海岸，甚至西欧诸国。虽然一如基督传教士，伊斯兰教传教士也没有对旅途进行记录，但幸好有随队而来的商旅之人代为效劳。多亏这些商人，我们才能看清这段以传播宗教和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传教之路是如何完成的，而这也为后人铺平了反复旅行，来往通商的道路。在所有阿拉伯旅行者中，不得不值的有两位，他们分别是苏莱曼和马苏第。苏莱曼是一位商人，经常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地区。马苏第是一位地理学家，他不仅到过远东地区进行考察，还曾周游非洲海岸。这两位旅行家，尤其是后者，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考察记录和旅行趣闻，让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当然，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旅行家，他们也把自己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事情记录了下来。虽然有部分业已失传，但凡有流传下来的，如辛巴达历险记等，都被人们收集起来，编辑成《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故事书。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从很大程度上准确匹配出过去提到的城市和现代对应的地方。例如印度、锡兰、马达加斯加和中国，这些都是大部分航线的必经之路。另外，从樟脑采集和处理的过程和手法来看，我们不难推断出所描述的地方正是印度群岛，还有辛巴达冒险时遇到的海中老者指的则是苏门答腊及邻近岛屿上的猩猩。阿拉伯人的游记不仅证明了他们是世上伟大的旅行群体之一，而且还使15、16世纪旅行冒险的巨大发展成为可能。阿拉伯人在中国学会了罗盘的正确用法，并把这项技术传到地中海，使欧洲航海家终于有条件进行长距离航行，从而为新世纪的发现做出了具前瞻性的贡献。

维京人和十字军
尽管宗教是直接或间接推动这段时期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但那并非只发生在教派林立的地中海沿国。就在西欧各地的探索活动渐渐式微之际，北欧人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游历远行。
一开始，维京海盗从北方出发沿着法国和西班牙富饶的海岸一路向南，后来这帮被称作“在海上冒险的男人”把注意力转向了西边，并被天生的冒险精神推向未知的大西洋。他们首先找到了冰岛，然后又踏上格陵兰岛，后在11世纪到达美洲的北岸。维京人的航海记录十分丰富，其中有名的一本叫《红发埃里克的冒险故事》，那里面描述的事物虽然光怪陆离，却扩展了当时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北欧人的频繁活动使南方诸国在冒险探索方面的兴趣被重新点燃，甚至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推动这个阶段探索活动的原因很多，既包括起到承上作用的宗教传播，和起到启下作用的十字军东征，也包括了发生在中国的政治变动和东西贸易的蓬勃发展。十字军相当于军事上的朝圣者，他们怀着基督教扩张的目的，试图驱逐穆斯林的信徒，征服他们所信仰的圣地。就像早期向往和平的朝圣者一样，他们也是只专注心中和眼里的目标。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记录，只是作为旅行者，十字军的远征并没有留下更多的历史价值。

蒙古帝国的扩张
影响着这一阶段冒险活动的重要的事情，是东亚地区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国势力的突然壮大。蒙古人在稳定了亚洲局势后，马上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方，并通过征服中亚各国入侵欧洲。虽然蒙古人在1241年的里格尼茨之战中被击退，但他们的凶猛让欧洲各国心有余悸，于是教皇决定派遣外交使团前往大都面见蒙古大汗。使团中有一位名叫柏朗嘉宾的方济各会修士，在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教皇派遣的任务后，他带着对东方之国风土民情绘声绘色的记录回到了祖国。除了柏朗嘉宾，当时随行的还有几个外交官以及传教士卢布鲁克。那次出行是欧洲人次亲身感受到古代中国的伟大和富饶。使团的出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此感到为兴奋的莫过于当时的商贸领跑者威尼斯人，他们利用教皇使者们开辟的路线，不断加深东西方的来往贸易。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可?波罗开始了他著名的冒险之旅。
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原、西藏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游历超过20年，还曾作为蒙古帝国的派遣官员之一航行出使爪哇和印度。忽必烈统治期间的蒙古是当时前所未见伟大的帝国。回到欧洲后，马可?波罗被投进了监狱，他的奇妙旅程便只能通过他的口述以及同一囚室同伴手中的笔让世界惊艳。他的故事和描述不能说十分准确，但相比于同一时期和其后一段时间内旅行者和商人的记录，已经是好太多了。很多人对道听途说的奇妙故事抱有极大的兴趣，而这些奇妙故事的来源大多出自著名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这本脍炙人口的书据说是由一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医生所写，这样的“假造游记”实际上不会有太多的现实价值。像马可?波罗这样出色的欧洲旅行家不在少数，但他们的旅行记录却不及阿拉伯人的详尽——毕竟直到15世纪，阿拉伯人依然活跃在这片东西往来的领域。阿拉伯旅行家中著名的莫过于丹吉尔的医生伊本?白图泰，他用了25年的时间不断周游东印度群岛、俄罗斯南部、东非海岸和赤道，他甚至穿过撒哈拉沙漠去到廷巴克图和尼日尔河谷的西部。

前往印度的航线
从15世纪开始，印度贸易的迅速发展成为了新时期旅行的动力。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通往东亚的陆上交通被封锁，而多亏了指南针技术的引进，欧洲各国开始寻找通往新大陆的海上航线。先“起锚”的是葡萄牙，在“航海者”亨利王子的号召下，许多航海家探险家都致力于出海寻找从非洲海岸直达印度群岛的航线。他们一点一点地沿着非洲海岸从南往西走，在哥伦布开始他那段伟大航行的6年前，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便已发现了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11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继续从好望角出发到达印度。3年后，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怀着相同的目标，进行了更远的航行。他一路向西，到达巴西海岸——他被认为是早到达南美新大陆的欧洲人。
葡萄牙虽然在非洲大陆南部的发现上拔得头筹，但西班牙的航海家们却为人类展现出更广袤的新大陆。热那亚人哥伦布的新发现让其他探险家看到了希望，其中就有著名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维斯普西，他先是代表西班牙发现了委内瑞拉，后来又打着葡萄牙的旗号航行至坐落于南美海岸的拉普拉塔。其实这些旅行家的目的地是印度，目标是寻找能让欧洲商人到达印度彼岸进行商业贸易的航行路线，但这项任务一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才成功完成。他从地球靠近赤道的南端找到了一条能重新沟通东西贸易的通道，穿过太平洋并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却不幸在一次当地的部落冲突中罹难。虽然他自己没能活下去完成剩下的航行，但他的船员们却在后来借道好望角返回西班牙，在实际意义上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