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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8885丛书名: 无
中国这个独特的生命体是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的，汇集近百年历史学、考古学的丰硕成果，运用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提供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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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一：把中国看作一个生命体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切，假设我们是一个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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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二：挖掘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历史演进的深层脉络，关心历史运作的背后逻辑，而不是讲述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烦琐地考证一个新的历史知识，更不是突出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宫廷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到底是怎么从满天星斗一般的诸多新石器部落，演化成大一统的帝国，而游牧与农耕的帝国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彼此冲击，塑造出今天的中国，这是这套书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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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三：文学读蒋勋，历史看杨照
这套中国历史，杨照先生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时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到处都是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这套讲解，不那么学术，却到处都是精深的学术成果；这套讲解，不追求戏说，却充满了畅快而愉悦的轻松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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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四：中国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王朝更替、杀伐决断、远交近攻这些“大历史”，也关心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关心古人的生活作息和衣食住行，关心不同阶层之人的所思所想，关心不同时代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这些“小历史”让我们看见，中国的深刻底蕴，中国历史的深层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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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五：新材料、新观点、新写法，全新的中国通史
这套书是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给今天中国人的中国历史。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历史，太多都是50年前的老书，而100年以来全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却被人们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这套书提供的就是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讲透中国历史的运作逻辑。
1、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2、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3、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第5册《危机与考验》紧紧围绕东汉帝国的独特运作方式展开论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从秦汉到隋唐之间的过渡有着有趣的历史演进模式，你会看到：
东汉和西汉虽然都是“汉”，但东汉政权的基础是皇帝和世家大族共治；
外戚、宦官和士族三方势力在朝廷上反复拼杀，*终瓦解了汉帝国；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可以在东汉找到源头，那就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曹操的崛起可不是因为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因实行屯田而来的强势权力；
王充是一位很特别的思想家，无意中成了汉代儒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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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8—2019年推出——
*辑：起源与定型：从共主到君主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3：从列国到帝国
新石器时代星罗棋布的文化在黄河中下游汇聚，形成了夏、商、周三个强大的氏族部落，他们同时并存，互相竞争，相继做中原的共主。夏建立了国家政权的起源形态，商用文字和青铜器展现治理的实力，周用成熟的制度将这一切定型，并借着春秋战国诸国的彼此竞争和拓展，以及秦的整合，中国延伸到更广的地方，帝制从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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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生长与进取：帝国治理下的和平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7：新帝国的试验
匈奴与两汉、突厥与隋唐，还有中间作为过渡的鲜卑帝国，各自实践了不同的帝国形态，中国开始了帝国模式的新尝试。匈奴是北方游牧帝国的原初形态；突厥则是其生长形态。西汉是爆发式的，由内而外将中国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东汉是内敛型的，皇帝和贵族通过分享权力维持帝国守成的局面。而隋唐是融合型的，将北方游牧和南方农耕成功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一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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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成熟与*：从大陆到海洋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8：新时代的开端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9：分裂与互动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0：世界性帝国
生长中的中国向外进取，成熟期的中国向下扎根。辽、金、西夏、宋各自继承了前代的遗产，在彼此的博弈中向内寻求原发动力，中国的官僚体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在此达到成熟状态，中国的形态不仅成为后世的样板和楷模，更通过蒙古这个世界性大帝国向全世界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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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危机与变革：帝制的黄昏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2：帝国的千年变局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
世界的格局已经变化，亚欧大陆为中心的古代文明被世界一体化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侵袭。在中国，游牧与农耕的对抗变成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海岸线取代长城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轴。渐渐被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经历痛苦和挣扎，也迎来希望和重生。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西汉、东汉大不同
01 历史的功用只是以史为鉴吗？ – 002
02 带着同理心研究历史- 005
03 西汉的主流观念- 008
04 王莽为什么热衷于改官名？ – 011
05 “天人感应”与扭曲的政治运作- 014
06 王莽莫名其妙的统治- 018
07 王莽政权后期的骚乱- 021
08 众叛亲离的王莽- 024
09 刘秀的崛起与隐忍- 027
10 王莽死后的权力斗争- 030
11 旧秩序与新生命-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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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外戚、宦官和士族的博弈
01 从周到汉的天命观念- 038
02 谶纬之学与西汉、东汉交替- 040
03 定都洛阳与西北局势大变- 044
04 东汉皇后的背景非常深- 048
05 西汉、东汉政治的根本差异- 051
06 世家大姓的兴起是东汉一大特色- 054
07 不懂外戚，就没法懂得东汉政治史- 056
08 皇权衰弱与外戚、宦官轮流掌权- 060
09 士族的兴起与清议挑战既有格局- 064
10 外戚、宦官和外朝士族的三方争斗- 067
11 权倾朝野的跋扈将军梁冀- 070
12 皇后不只是皇后，皇太后也不只是皇太后- 073
13 宦官诛杀梁冀，士族和宦官对立-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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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汉帝国的运作和社会风气
01 “历史以渐不以骤”- 080
02 历史事物的延续和断裂- 084
03 汉朝二十爵制对帝国秩序的帮助- 087
04 二十爵制的运转- 090
05 二十爵制的运转（续）- 094
06 代田法和牛耕的发明- 096
07 农业技术发展的社会效应- 099
08 两汉的城市发展- 102
09 豪左都成了豪右- 105
10 东汉宗族组织的变化- 107
11 东汉厚葬风气与六朝门第雏形-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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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汉朝的食衣住行
01 从汉字看稻米种植的扩大- 116
02 汉朝人主食麦，一天两餐- 118
03 汉朝人吃的其他食物- 121
04 外来食材和烹饪方式- 124
05 蔬菜、肉食和饮品- 126
06 食物制作和食物保存- 130
07 汉朝人的衣着- 133
08 衣着颜色和各式各样的鞋子- 136
09 汉朝人的居住- 139
10 汉朝建筑的创新与堂间建筑风格- 142
11 汉朝人的出行- 146
12 汉朝的食衣住行总结-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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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民间宗教与汉末乱局
01 汉朝主流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世界观- 154
02 主流世界观如何形成- 156
03 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塑造人们的观念- 158
04 天人感应的实际用途和专职巫者- 162
05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165
06 皇太后才是理解东汉政治的关键- 168
07 皇帝卖官，生意越做越大- 171
08 地方大族趁乱崛起- 174
09 清流品评搅局政坛- 177
10 地方乱局与道教的兴起- 180
11 太平道的黄巾起事- 183
12 五斗米道与帝国分裂-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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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大不同
01 前四史的崇高地位- 192
02 班固《汉书》与断代史传统- 195
03 比较《史记》与《汉书》，古已有之- 197
04 《汉书》的“志”是一项独特贡献- 201
05 《后汉书》的风格特色- 204
06 《三国志》如何进入四史- 207
07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210
08 汉朝以后的人物品评风气- 213
09 毛宗岗品评三国- 217
10 三国观念是历史一步步架构出来的- 220
11 三国叙事中，蜀汉如何成为正统-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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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豪族世家与部曲佃客
01 汉末战争的土地问题根源- 228
02 土地问题带来社会流动问题- 231
03 给出的权力再也收不回- 236
04 洛阳的动乱和瓦解- 241
05 流民问题和掠夺问题接踵而至- 243
06 “挟天子以令诸侯”经不起推敲- 247
07 曹操的真正优势是屯田制- 251
08 三分天下与土地生产秩序- 254
09 西北地区无暇顾及-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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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天马行空的王充和魏晋清谈
01 我不喜欢王充，但是王充很重要- 262
02 充满矛盾的思想家王充- 265
03 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 269
04 王充论儒学- 273
05 王充对儒家的批评- 275
06 王充的反驳有时候比他反驳的观点还混乱- 281
07 《论衡》与时代思想风气的转移- 285
08 叛逆而个性的游谈- 289
09 《论衡》提供了魏晋游谈所需的奇谈怪论- 292
10 玄学诞生的思想基础-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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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魏晋新文化的形成
01 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观念- 300
02 从清议到九品中正制- 302
03 门第是六朝历史的真正重心- 305
04 魏晋南北朝不同于秦汉的地方- 308
05 门第控制庄园，且不断强化- 311
06 从皇帝到平民，意义都已经改变- 314
07 身份决定一切- 318
08 贵族身份的区分与五石散- 322
09 清谈风气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326
10 “竹林七贤”与魏晋艺术的开创性- 329
11 佛教的特殊地位-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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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外来势力的迫近
01 中国经历的系列冲击- 336
02 从印度佛教到中亚佛教- 338
03 了解佛教才能了解亚洲历史- 341
04 原始佛教的起源- 344
05 悉达多的困惑- 348
06 悉达多求道- 351
07 原始佛教的教义- 354
08 十二因缘- 359
09 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363
10 中国大乘佛教的思想渊源- 367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 and 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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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最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失误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杨照先生是我敬佩的历史学者，其知识之渊博，对新的考古、研究发现之敏感，在一般历史学家之上。
——许纪霖（著名历史学者）
中国历史有不同的写法。杨照先生这套中国历史重点不在历史叙事，而在于寻找中国史文化上的根源。这就说明了，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根源。这种写法在阅读中会给我们更多更新的思考，受益无穷。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杨照穿越学术圈内外，故行文生动而颇具深意。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第七讲 豪族世家与部曲佃客
06 “挟天子以令诸侯”经不起推敲
董卓挟持献帝从洛阳迁都到长安后不久，就被王允和他的部将吕布联手杀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留下了吕布与貂蝉的故事。董卓死后，他的军队被李傕和郭汜接收，二人又杀了王允，长安陷入一片混乱。混乱中，中国帝制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出现了，那就是皇帝和一群外朝大臣被迫离城逃亡。
上一次从洛阳到长安，他们还是在董卓军队的护卫下走的，然而这次，献帝和大臣们非但没有军队护卫，没有地方接待，甚至还要担惊受怕，躲避各方势力的袭扰。皇帝的尊严和待遇都降到了最低点。
从洛阳迁都到长安，然后皇帝偕少数大臣逃亡回洛阳的这个过程，也摧毁了正常的外朝官僚系统，中央政府彻底瓦解了。与此同时，许多与宫廷有关的官书记录在迁徙中也逸失了，以致这段历史产生了很多的空缺，为后世各种戏剧创作提供了空间。
比如，从长安开始流亡，献帝究竟走了怎样的路线，一路上经历了什么事才到达洛阳，这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知道他所经过的地方，要么他躲着这些地方势力，要么这些地方势力不支持也不帮助他。
董卓之乱后，各地的势力分布，基本上是袁绍在北，曹操在袁绍之南，袁术在曹操以西，这三个人的势力范围比较靠近洛阳。另外，刘表在荆州，孙策在东南，刘璋在益州，马腾、韩遂在西北，各占一方。主要的势力都分布在中原外围，中原已经荒废，维持不了像样的军事力量。
从这个时期的势力分布，可以看出两个有趣的重点。第一个是，曹操、孙策（及其年轻的弟弟孙权）各据一方，却没有刘备。此时的刘备尚未形成一股像样的势力。第二个是，各地主要势力，明显不只三股，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七八股。
这也就显示了，三国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历史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汉末真正的局势是群雄并起，各方割据，然而将这样的局面说成三国，一方面比较容易掌握、理解，另外一方面可以突显三角关系中的戏剧性。因此，后来三国的概念就被固定下来，成为这段历史的叙述框架。
献帝一路流亡，他本来想投奔势力最大的袁绍，但袁绍没有收留他。刚刚经过董卓之乱，包括袁绍在内的地方势力，都没有将这倒霉的流亡皇帝看作一项资产。他们记取了董卓的教训──立献帝，杀少帝，非但未能够号令天下，反而让自己变成各方公敌，给了大家团结起来对抗自己的借口。
当时的基本局面，是割据势力各占一方，并想办法向周围扩张，在扩张中，各方势力顶多就是与邻近势力发生冲突。然而，一旦将皇帝迎来，那他岂不是将自己放在了中心位置上，显摆地告诉各方势力团结起来与自己为敌，用集体的力量先把他攻灭了再说吗？就当时集体纷争的状况来看，皇帝在谁家，谁就一下子失去了合纵连横的空间，而成为其他各方首要的敌对目标。
没有人收留，没有人帮助，献帝不得已，只好回到已经残破、十室九空的旧都洛阳。后来曹操将他带到许都。后来的人们解释曹操的兴起，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作重要的策略。但是，看看前面董卓的例子，再考虑一下袁绍的选择，我们有理由对这个深入人心的解释，持保留意见。
这个皇帝真有那么大的价值，挟持他就能号令天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有什么样的诸侯？这个皇帝，九岁时由董卓拥立，随即被董卓带到长安，离开了东汉原来的政治中心；三年后，董卓被杀，长安因李傕和郭汜内讧而陷入战乱，献帝逃出，历尽艰辛，花了一年时间才回到洛阳。这样的皇帝，既没有权力基础，也没有领导资历，甚至没有了基本的皇帝尊严，除了拥有一个名号之外，还有什么？
再看，那个时代有像西周时期那样接受天子号令的封建式诸侯吗？从洛阳到长安，再回洛阳，中央朝廷根本就已经瓦解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系统运作也都断裂了，皇帝还能号令谁？如果皇帝能号令地方，他就不会如此悲惨地费一年时间才从长安走到洛阳。
献帝从来就不是自主的。之前“挟天子”的是董卓，而且董卓在“挟天子”之前，就已经先废掉一个皇帝少帝，后来还把少帝杀了。董卓死了之后，“挟天子”的是李傕和郭汜，他们享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了吗？没有。而且正是在他们“挟天子”的那几年里，天下分崩离析，而且各方割据势力显然视“挟天子”的董卓、李傕和郭汜为首要仇敌，因此联合起来与之对抗。
作为刻画曹操奸雄性格的戏剧性元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说法，很有效果；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言，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带来巨大的优势，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皇帝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光靠将献帝迎到许都，就能将许都变为政治中心，让各方势力听从曹操的号令，这是不合理的推论。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将因果关系反过来，问一问：别人都不敢接受献帝，为什么偏偏曹操敢？袁绍不愿做的事，曹操做了。其他人担心这么做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并没有将曹操打垮。所以，并不是因为迎来了皇帝，曹操的势力才得以兴起，而是相较于其他各方，曹操这时已经占据了明确的优势，这样他才敢把皇帝接过来。
07 曹操的真正优势是屯田制
曹操真正的优势，也就是让他脱颖而出的因素，是屯田制。他懂得在根本上应对汉末乱局，也就是回归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个问题。人与土地失去了稳固的联结，必定无法解决流民问题，只要流民不断产生，所有后续的问题也都无解。曹操在他所控制的地区进行的改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重建人与土地的关系”。
曹操采用的举措是屯田。屯田意味着改变军队的给养模式。乱局中的军队，很容易变成有组织的劫掠团体，以战争抢夺的方式喂饱自己，进而壮大规模。曹操改变了这种模式，他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行为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也就是用治理军队的方式管理生产。曹操将不直接介入战斗的部分军人转化为农业生产者，逐渐形成兵农合一的模式，为军队建立了自主的经济基础。
除此之外，曹操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就是招募附近的地主，让他们将自己所有的生产者一并带过来。地主在一个地方长期经营，他的手下有佃户、部属、从吏等，在战乱中，他们同样面临流离失所的威胁，于是曹操便吸引他们投靠过来。地主过来之后可以保有原先的组织，在曹操的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内获得土地。他们得到这片土地，但地主仍然是地主，农业生产可以恢复、继续。这时进行生产的新土地，是受到军队保护的，其产出有一部分必须交给军队，却可以以此换取军队的安全保障，地主不用担心自己辛苦劳作的收成被抢夺一空。
当时另一股相对繁荣，势力较为稳固的地方势力，是荆州的刘表。刘表所占据的地方先天条件好，荆州既有的农业秩序被破坏得较少。曹操控制的青州、徐州一带，本来是农业秩序被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能找到方法重建农业，在经济发展上就先输一筹了，更无从与其他各方竞争。曹操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看清楚了这一点，并借由屯田和保护归顺地主这两大举措，建立起安全、有保障的农业生产基础。
在此过程中，后来在中古社会极为重要的新关系也出现了。汉末乱局使原有的宗族系统瓦解了，流动中的人口很难依赖宗族组织，于是，一种新的联结方式产生。部曲和佃客就是代替宗族组织的暂时稳定的新关系。
部曲和佃客都是自愿的生产社群，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拥有军事身份。佃客加入农业生产社群，进行集体劳动，换取安全和温饱；部曲则同时具备军事身份，平常参与劳动生产，遇到战斗则披甲上阵，随同出征。这两种组织形式，一方面提供了稳定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使人们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保障，不必再流离失所。
曹操在历史上被刻画为奸雄，其骁勇、奸诈、权谋的部分过于突显，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他在其他方面具备的开创性眼光。他不是仅靠骁勇、奸诈、权谋坐大，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规范了人与土地的关系。
靠着这种有开创性、又有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曹操控制的地区生产复苏，生产力开始提高，他才有条件将皇帝接过来，也才有实力以皇帝的名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与其他割据势力间进行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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