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526157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30年只做一件事，他用100000张照片把家乡还原成《清明上河图》，震惊摄影界，治愈无数寻乡的心
内容简介
《市井中国：20世纪末街巷里的流年影像》由中国著名摄影家陈锦扎根故乡，拍摄市井生活30年创作而成。记述了在大时代环境中个人的童年往事以及故乡的风俗家事。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曾经生活的地方已经消失、即将消失和仍然存在的中国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片断，在作者的镜头中、文字间，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丰富有趣，热情的街坊、家中的琐事、热闹的集市、攒动的茶铺，旧书店、字画摊、蜂窝煤、各家门前的腊肉腊肠，这些不仅是作者笔下的往日时光，也是中国人童年的集体记忆。作者用风趣、朴实的讲述方式，以自己的回忆为线索，加上极具现场感的黑白照片，让那段逝去的时光跃然纸上。本书为每一个中国人还原了20世纪末期原汁原味的市井中国百姓生活，极为珍贵。治愈每一刻寻找乡愁的心灵。摄影家肖全说：我只看了几张照片就来电了！
目 录
市井
蜀地
街坊
家事
赶场
生意经
市民玩
茶铺
戏班子
蜀地
街坊
家事
赶场
生意经
市民玩
茶铺
戏班子
前 言
后记
戏班子
几杯跟斗儿酒下肚，万国兵老师的“话匣子”打开了，只要话题是“川剧”，且摆且唱，言语滔滔就像决了堤的洪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万老师曾经是一名颇有造诣的川剧武生演员，l952年从家乡宜宾来省城成都学艺，时年九岁，插班进入著名的川剧梨园三一宫的学徒班（万老师颇为自豪地称其为“黄埔期”），为徒七年，在严师曾绍明调教下练得一身扎实的基本功。那些年，川剧艺术占据着四川人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位置，作为川剧演员更是非常荣耀，社会地位高，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学徒娃儿们享受着令同龄人十分羡慕的“三个四”生活待遇，即每日四餐饭，每月四次理发洗澡，每年四季衣装的配发……而且，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但旧社会过来的曾绍明老师是没有读过书的，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连时钟都不会认。有一次，曾老师将时钟的长短针看反了，楞是把半夜二时三十五分认作凌晨六时十分，急忙将弟子们从酣梦中唤起，练功数小时仍不见天明……。当然，曾老师敬业爱岗受人尊敬，带学徒更是出了名的严厉，谁要不听招呼，或做了错事，是要被竹片打手板心的，若遇到顶不住打而抽手躲闪的，让你将手掌持于额前，再敢抽手，竹片下来就会打在额头上，看你还敢不敢躲！
提起当年的情景，万老师两眼放光，跟斗儿酒一杯接一杯，在他看来，不论再苦再累甚至还挨竹片子，一概都是“过去的好日子”，赞许怀念之意溢于言表——酒没了，意犹未竟，“掌柜的，再来一瓶”！
的确，川剧艺术曾一度融入巴蜀百姓的精神生活，听川剧、看川剧、唱川剧，成为普及、时尚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清末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描绘：川人“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或“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甚至“妇女好看戏，不怕被戏子看她”云云。至于川剧爱好者们相聚于街头院內、茶铺之中，摆弄起鼓板锣钹、唢呐胡琴等，清唱几段以过戏瘾，称之为“打围鼓”，或“吼玩友”，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自娱行为。玩友中有的熟谙音律，精研唱腔，还自编剧本；演艺高超者常客串演戏，人称“票友”，过去不少著名川剧艺人如浣花仙、贾培之、陈淡然等，都是从玩友再票友而后“下海”搞起专业来的。
万老师讲述了一则曾经发生在家乡宜宾与川剧有关的故事：旧社会军阀刘湘统治四川时期，宜宾的一个肖姓土匪头子与当地驻军勾结串通，搞起了贩卖鸦片和军火的营生。后“东窗事发”，刘湘追查下来，驻军为推卸责任只能“丢卒保车”，将罪状全部算在了肖姓土匪账上，被判了极刑。行刑之际，肖姓土匪提出了一个条件：死可以，但要死得“漂亮”！不上绑插标，着戏装，扮作川剧《肖方杀船》中武生的模样，坐车游街演唱，以示自已仗义赴死，20年后又是好汉一条。当地驻军居然同意了这一滑稽的要求，那日，黄包车上拉着一位扮花脸、着铠甲、手舞刀锏的死囚，招摇过市，沿途大唱川剧，与押送刑警插科打浑，并不时向瞧热闹的人群行袍哥礼……这一旧时宜宾街头的“川剧秀”，想必深深地嵌在了老宜宾人的记忆里，而川剧艺术对于四川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地方戏曲，川剧有了数百年的历史，经历过与京剧、昆剧、秦腔、豫剧、越剧、黄梅戏等兄弟剧种并驾齐驱的辉煌岁月。追溯川剧艺术的源头，有来自两汉时期的“角觝百戏”，唐五代的“蜀戏”，以及宋元时代的“川杂剧”，明代的“川戏”等。明末清初，随着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带来了不同的地方戏曲种类，融汇入四川本土的民间曲调，创造出以“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为特色的“川剧”艺术。可以说，川剧是汲取了各方戏曲的精华：其中昆腔，来自于昆曲；高腔，来自于江西的弋阳腔；胡琴，又分西皮和二黄，源于同属皮、黄系统的安徽徽调和湖北汉调；弹戏，则来自北方的梆子腔；惟有灯戏才是地道的四川乡土音乐。五种声腔，五个源头，兼收并蓄，融汇贯通，趋向于地方化和民间化，成为川剧艺术的突出特点，能够在四川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开花、结果。
毕竟辉煌已成为过去，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红火了几个世纪的川剧艺术，受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显出了日薄西山的颓势，各演出团体更是在自身的生存运作上举步维艰。那些省、市级国营川剧团，按他们自已的话讲：不演不亏，越演越亏。排练演出吧，售出的戏票不足以抵销各项费用开支，要想凭借演出经营来解决团里数十、上百人的生存之需，纯属“天方夜谭”，只能依靠国家出钱养着，逢年过节拉出来充充门面、应应景罢了。但是，对于那些纯民间的川剧戏班子来说，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的生死存亡完完全全得由演出市场所决定。
数年前，万国兵老师从国营川剧团退了休，如今做起私营的“望江川剧团”的班主（老板）。
出于对川剧艺术的热爱，在妻子女儿的鼎力支持下，倾其家中积蓄，于年前“盘下”（即收购）了该剧团，经营一月有余。说起这一月来的艰辛，万老师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每日有二百多观众看戏，就像春节这些天，每人收三元钱（带茶一碗），除去其中属于剧场的一元茶钱，剩下六百多元，正好是当天各项费用之和（全团二十几号人的工资和场租水电、化妆品消耗等），若是平时观众少些，只好倒贴了。他说：想赚钱就别搞川剧，只因这辈子与川剧结了缘，钱拿来做啥？做点自已喜欢的事情，虽然难些，心里头却是平衡坦荡的。
据我所知，万老师执掌“望江”之前，已不知易手过多少位班主了，短则二、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就会有新旧班主的更迭。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改作：“铁打的剧团，流水的班主。”舞台还是这座舞台，甚至演员还是这群演员，只是老板換了。记得住我楼下的川剧爱好者焉大爷，就曾与他人合伙入主过“望江”，开张那天还请我为“镇台”仪式拍过照哩！但终因持续的收不抵支，初的万丈豪情化为后来的唏嘘哀叹，不得不“拆漂”（即退出）。好在总会有如万国兵老师一样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将他们心目中视为神圣的川剧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那天，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万老师对戏班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就像做父亲的对自已儿女的未来总是寄予着厚望。他自言自语道：“开春了，气候转暖，观众一定会多起来的”！
如果说一个民间戏班无论班主怎样換，还能在一处一地长期驻扎生存下去，应该是相当不容易的事；那么，那些在实力上根本不能与“三大班子”相比肩的小戏班子，要想从有限的川剧市场中“分一杯羹”，就不得不跑江湖似的（好像赶着大蓬车队的吉普赛人），靠不停地流动去寻觅属于自已的观众群：市井茶铺，乡村庙会，甚至民间举办红白喜事等，都成为了他们的临时舞台，这类的小戏班子被同行们称之为“火把戏班”。
所谓“火把戏班”，应该有两重含义：
其一：历史上民间川剧戏班根据自身条件划分为三六九等，实力雄厚的可以有象样的舞台（比如过去的“悦来”，如今的“望江”等）、齐备的道具和光鲜的服装行头，演出阵容也够威风气派；而一般小戏班子则显得寒酸得多，他们四海为家，凡事因陋就简，虽不至用油灯、火把作演出照明（没准儿也用过），在硬件和软件（演员的名头和演出经验等）配备上，同那些大戏班相比自然是天上人间，因此，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戏班子以土哩巴叽的“火把”冠之，确也恰如其份。
其二：民间川剧戏班的生存，遵循所谓的“三自”原则：即（演员）自由组合，（班主）自负盈亏，（戏班与戏班之间）自由竞争，一句话，自生自灭。当然，是生是灭，终都由演出市场所决定。一般小戏班子往往以城镇边缘、尤其是广大农村作为自已的活动空间，受历史上自然经济的影响，一年中演出市场也有“旺”“淡”之分：温暖适宜的气候，传统节假日期间，乡村农闲时，人们有功夫有心情看戏，属“旺”季，届时戏班组成也多，演员的收入尚可；遇严寒酷暑，或农事吃紧，演出市场进入了“淡”季，戏班经营入不敷出，许多戏班只好打烊，演员们要么回家“赋闲”，以待下一个“旺”季的来临，要么另谋生路。这种受外界因素制约而“旺”聚“淡”散的现象，好比是火把的明灭，成为大多数小戏班子的运作规律，所以，这些戏班就被称为“火把戏班”，演员上戏又叫作“唱火把”，多少还有些嘲弄的意味。
不过，“火把”戏班也在残酷的竞争中淌出了一条自已的生存之道：
比如，一个戏班要想在某地呆上一年，365天里平均得演365出戏（大幕戏可几天演一出，折子戏则一天要演2至3折），对于非专业水准的“火把”班子来说有些勉为其难，如果将己经演过的剧目原封不动地搬上戏台，叫作“炒陈饭”，观众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这条应该做到“剧目要变”，即不断推出新戏以吸引观众，既便再上曾经演过（或别的戏班演过）的戏，名称都不能重复（如《双花配》又可叫《粉河湾》，《钓金龟》又可叫《判双钉》等），凭着演员的演出经验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在不违背原剧宗旨的基础上对剧情进行新的演绎，同一出戏就不会有相同的翻板。第二条叫作“演员要换”。大凡“火把”戏班的人员配备不会超过二十人，其中真能上得了台面的演员不过三五个，但观众也有喜新厌旧心理，如果戏台上主唱的总是那几付老面孔，日久必要生厌，要想稳住观众群，就得“新陈代谢”，吸纳一些新演员，甚至偶尔花重金请个把“名角”扎场子（临时演上一、二场），行內人称“请味精”。别说是“火把”戏班了，就连“望江”这类大戏班子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万国兵老师从温江川剧团请来他的“师兄弟”肖方云，专演自已辣手的保留剧目《巴九寨》。这《巴九寨》是川剧剧目中著名的袍哥戏，风格诙谐幽默，尤其是其中的“展言子儿”（说话时带出一些风趣的谚语、歇后语）功夫，充分表现出四川方言的语言特色。据说该剧没有剧本，全凭言传身教和临场即兴发挥而流传下来。肖方云老师真是得了该剧的真传，将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精采的台词从他口中连珠炮似地喷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还有一条叫作“剧团要转”。借用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戏班子要想生存，一定要着眼于未来，不断开劈新的演出市场，别等着演“死了”才去考虑换场子，所以感觉差不多时就得派出人去“跑台口儿”（即联系新的演出场地），让戏班在运动中争取更多的观众。我曾经就开车带着我的朋友、“蓉艺川剧团”的班主王亮，从什邡洛水前往金堂赵镇联系新的演出场地，亲身经历过戏班子跑台口儿换台口儿的整个过程。
认识王亮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那年他刚满二十岁，己经在后来成为岳父大人的李官禄组建的“成都市蓉艺川剧团”唱了好几年的生角戏了。后来年事渐高的李官禄老师退居“二线”，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交到了女婿王亮和女儿李琪英的手中。那日在“望江”邂逅了前来会朋友的王亮，我与他已是好几年未曾谋面，有一种故人久别重逢的感觉，一阵热烈的寒暄问候之后，得知他的戏班正在广汉金轮镇的包公庙里唱台口儿（即搭台演出），他特意叮嘱我一定抽时间前去“捧场”。
从成都去金轮大约有五十余公里的路途，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金灿灿的阳光照射着初春的川西平原，田野间一片新绿，早播的油菜籽迫不及待地绽出了星星点点黄色的花蕾。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曾形容过：川西平原虽无秋高气爽之辉煌，却有春光明媚之灿烂。每年从正月间到三月的清明，象白云一样飘浮在农舍林盘的是梨花和李花，象朝霞一样簇拥在地头天边的是桃花，而油莱花更象一张金黄色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川西大地，微风吹过，阵阵清香引来了蜂忙蝶舞，游人如织，尽皆沉醉于纵横阡陌之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川剧演出按传统称呼叫作唱“春台戏”，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深受父老乡亲们的欢迎。当我到达金轮镇的时候，演出还未开始，包公庙院坝里己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了，粗约估计，少说也有千把观众，庙门外还不断涌来如潮的人流，与时下城市中戏剧舞台冷清寥落的情景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令我好一阵感慨！
近几年中，王亮的戏班虽也是有聚有散，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始终不倒。此次来金轮镇唱“春台”，剧团成员大多是些新面孔，但我也能从中认出了李官禄老师和他的老伴，还有王亮的夫人李琪英，和他们的已经快要长大成人的三个女儿：娜娜、莎莎和婷婷。李老师快七十岁高龄了，依然还在唱戏，仅管将剧团的经营权传给了下一代，作为川剧人，必须保持时常地活在剧情之中，生命才有意义，因此是离不开戏台的，更何况剧团在艰难时刻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剧团也离不开他。这不，连他的三个小孙女也能在戏台上扮演角色、串串“吼板儿”（即跑龙套，或叫作“当差狗儿”）什么的。
谁说他们不是一个兴旺的川剧“世家”呢？风雨飘摇中的川剧事业似乎后继有人。
王亮李琪英夫妇的三个千金中，娜娜十六岁了，初中毕业后无心读书，做父毌的怕她混迹于社会学坏，将她带在身边，帮助料理一些戏班杂务，卖卖戏票，演出需要时也上台串串“吼板儿”；莎莎快满十四岁，与九岁的小妹婷婷都还在上学，平日在家由外婆照管，遇假期便跟随父毌在戏班住上一阵。这些孩子都是伴着川剧的锣鼓声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下对川剧和川剧人的生活有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感受，按常规他（她）们成人后走上川剧之路顺理成章，过去不少川剧人，尤其是民间川剧演员，命运大多如此。当孩子们还是幼童时，被大人安排在剧情中扮演些小角色，他（她）们一方面觉得“好玩”，另一方面在幼稚的心灵上多少可以满足一点面对同龄人时的小小的虚荣。不过，娜娜已经不小了，仅管现在有些无奈地被拴在了父母身边，作为新新人类，一定会有自己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和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未来的梦想。
在包公庙戏台的幕后，我与化好了妆、正搭拉着脸儿等待上戏的娜娜聊了起来，从她那里了解些戏班的近况，并随意地问她是不是也准备学习唱戏，将来好续接家族的戏剧事业呢？谁知娜娜竟用了一种宣言般的口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打死也不学唱戏”！语气斩钉截铁令闻者愕然。
这天散戏后王亮一家盛情挽留我共进晚歺，饭桌上却不见娜娜和莎莎两姊妹，我询问一直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小婷婷：姐姐们去哪里了？她告诉我，被新认识的小伙伴们带到镇上的网吧“聊天”去了。
有一次去德阳探望正在“旌阳影剧院”唱台口儿的王亮戏班，正赶上农历端午节，按照传统，他们演出了古装大幕戏《白蛇传》的本。据说端午节上演《白蛇传》是能够驱邪除秽的，与民间用艾蒿、菖蒲等草药熬水给小孩子洗澡，免生疮痍，大人们喝雄黄酒去病避毒，具有同样的功效。
演出结束后的晚饭是端午节的团圆饭，由班主王亮夫妇“宴请”全体演职人员及随行家小（平时戏班中人都是以“家”为单位自行开伙）。管服装道具兼串“吼板儿”的大娃子担任掌勺师傅，有卤鸡板鸭、盐蛋皮蛋、四季豆扁豆、红苋菜、粽子和香水鱼……，在剧场侧的院坝中摆起了三大桌。虽然没有雄黄酒，正好打开我捎去的瓶庄老窖，戏班上下二十几号人热热闹闹、心满意足地边吃边聊起来。酒过三巡，大家的谈锋从—些逸闻趣事、生活琐碎自然而然地转到明天将要演出的《白蛇传》第二本上，吃喝间又开始了即兴排练，并时不时在对剧情的理解和技巧把握上展开激烈争论，甚至还会因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搞得个面红耳赤。
一般来说，那些吃国家饭的“专业”剧团或“望江”类的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大戏班，上一出新戏前总得进行专门的排练，要求演员对剧情有熟练把握，经“彩排”通过后才能正式演出。“火把”戏班就不同了，演出地点的不稳定和演员频繁流动，生活和工作无规律可循，不允许事事按部就班，随机性太强了，因此，上新戏前大家只能挤时间找空隙凑一凑：饭桌上、麻将桌上、化妆台前……，都可能成为排练场所，叫作“革命、生产两不误”；剧情不熟练没关系，还可以一边说戏一边演出，甚至专门有人躲在帷幕后为前台演出的演员提醒台词，所以演员们也都练就了一身临场应变的功夫。再则，历史上川剧艺术划分为不同流派，比如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派”，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河派”，以资中、资阳为中心的“资阳河派”，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派”等等，各个流派都有自已辣手的剧目，既便同一剧目，流派间在表演技艺上又都各不相同。更何况“火把”戏班的演员来自于各个地区，分别受到不同流派的影响，演出前对剧目不做协调统一，这戏就演不下去。记得正月初九包拯包大人的生日那天，王亮戏班在金轮包公庙里演出包公戏《四下河南》，据说该戏有多个本子，演出套路各异，只好在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协调，于是，就有了前台一边演着、后台一边练着（旋排旋演）的情形。排练时的争论是正常的，但戏班里跑龙套的老演员尹红与唱旦角的刘佐香却因各持已见在后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戏”：尹红是个火爆脾气、急性子人，言语中时有顶撞；刘佐香又是戏班里的当家花旦，难免流露出凌人盛气，几句话不中听两人便吵闹起来，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声音一个比一个大，骂出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生活中舞台上能够想得到骂得出的丑话脏话全都用上了。后来骂已经不解气，更加之以拳脚。先是尹红要去掀翻刘佐香夫妇搭在后台的床铺，刘佐香当然不依，便上前抓扯，尹红毕竟年纪大些，手脚上显然落了下风，情急中竟拾起半截砖头砸向刘佐香，所幸不曾击中……。这场因说戏而导致的“战争”当然只局限于后台，前台的戏依然演着，铿锵的锣鼓声总会盖过了一切烦扰。在大家的规劝下，几分钟内风波逐渐平息，尹红和刘佐香照样上台演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很快便融入了剧情。
《四下河南》讲的是被恶霸与官府勾结逼死了丈夫的寡妇赵田氏，领着一对儿女从四川历尽艰辛“四下河南”开封府，找包青天申冤雪仇的故事。其中赵田氏由刘佐香饰演，一个苦命而倔强的女性形象被她演绎得维妙维肖，真情所至，无论低唱浅吟，抑或呼天抢地，字字捣人肺腑，声声摧人泪下，搅得台上台下一片呜咽之声。这种演员与观众真情互动的情形，在所谓“专业”剧团的演出中恐怕是比较少见了。如果说那些吃国家饭的“专业”川剧演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熟练的演唱技巧，能够在表演中以技动人的话，那么，这些“在野”的民间川剧艺人，将自己的身世感受融入剧情，以真实、质朴、自然的表演奉献于观众，是一定能够以情感人的。
民间川剧演员们很努力，喜爱川剧艺术的观众也很捧场，但整个戏剧市场急剧萎缩却是谁也无法迴避的现实，能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硬撑起民间戏班的大旗不倒，无疑是做了一桩天大的“善事”。像万国兵、王亮……以及许许多多有理想有追求的川剧人，他们的努力未必換得来川剧艺术的复兴。
…………
那一年的夏季尤其酷热难当，由白玉清师傅组伙的“安岳川剧团”正在成都郊区的白家茶铺唱台口儿。号为“剧团”，从班主、演员到敲锣打鼓的总共十三人，小得不能再小了，就这么个阵容，照样上演传统大幕戏《白蛇传》。这天我和一位朋友下午准二时来到了这里，正好是常规的开演时间。演员们己经化好妆候在后台，开场锣鼓敲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待到二时半钟还不见演员出场，我有些纳闷：等什么呢？环顾四周，台上锣鼓虽敲得热闹，但台下百多平方米的堂子里，算上我和我的同伴，总共才二十位观众。难怪！寻思中，那个反串饰演“青蛇”的小伙子赵兵走上了前台，向着观众席一抱拳，然后道：“各位老辈子，对不住了……”！意思是今天观众太少，收到的看戏钱不足以支付演出的费用（“火把”戏班演员的收入通常按演出场次支付，不演则没有），要么大家再凑些，要么不演了。
一个戏班里演员还是要分主次的，水平高的饰重要角色，收入也高出其他。今天所演《白蛇传》中以饰白娘子、许仙、法海和尚的为主要演员，按时下行情，一次不低于十五元人民币，三个十五就是四十五元。可今天仅二十位观众，每位交三元钱，其中五角为茶铺老板的茶叶钱，剩下二元五角才是戏班的收入。二十个二元五角也就五十元，除去几元钱的戏台照明等杂项开支，既便够上了三位主要演员的薪水，戏班的其他人岂不是只能喝西北风？再瞧瞧台下这些观众，大多是七老八十的婆婆爷爷们，他（她）们虽然对川剧艺术的热爱痴心不改，但都不是经济上宽裕的主，如何能够承担这份本不应该承担的追加费用呢？
僵持的场面令人难堪，台上台下近五分钟几无声息。眼见着大家都对结局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赵兵终于又出现在台前，他按捺不住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感谢吴金贵老师帮补了不足的费用，今天的演出马上开始，不好意思让各位等久了”。——吴金贵老先生，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数出了四十五元钱，解决了主要演员今天的出场费用。
开场锣鼓又一次敲响，今天的戏终于开演了。
但明天呢？
戏班子
几杯跟斗儿酒下肚，万国兵老师的“话匣子”打开了，只要话题是“川剧”，且摆且唱，言语滔滔就像决了堤的洪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万老师曾经是一名颇有造诣的川剧武生演员，l952年从家乡宜宾来省城成都学艺，时年九岁，插班进入著名的川剧梨园三一宫的学徒班（万老师颇为自豪地称其为“黄埔期”），为徒七年，在严师曾绍明调教下练得一身扎实的基本功。那些年，川剧艺术占据着四川人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位置，作为川剧演员更是非常荣耀，社会地位高，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学徒娃儿们享受着令同龄人十分羡慕的“三个四”生活待遇，即每日四餐饭，每月四次理发洗澡，每年四季衣装的配发……而且，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但旧社会过来的曾绍明老师是没有读过书的，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连时钟都不会认。有一次，曾老师将时钟的长短针看反了，楞是把半夜二时三十五分认作凌晨六时十分，急忙将弟子们从酣梦中唤起，练功数小时仍不见天明……。当然，曾老师敬业爱岗受人尊敬，带学徒更是出了名的严厉，谁要不听招呼，或做了错事，是要被竹片打手板心的，若遇到顶不住打而抽手躲闪的，让你将手掌持于额前，再敢抽手，竹片下来就会打在额头上，看你还敢不敢躲！
提起当年的情景，万老师两眼放光，跟斗儿酒一杯接一杯，在他看来，不论再苦再累甚至还挨竹片子，一概都是“过去的好日子”，赞许怀念之意溢于言表——酒没了，意犹未竟，“掌柜的，再来一瓶”！
的确，川剧艺术曾一度融入巴蜀百姓的精神生活，听川剧、看川剧、唱川剧，成为普及、时尚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清末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描绘：川人“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或“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甚至“妇女好看戏，不怕被戏子看她”云云。至于川剧爱好者们相聚于街头院內、茶铺之中，摆弄起鼓板锣钹、唢呐胡琴等，清唱几段以过戏瘾，称之为“打围鼓”，或“吼玩友”，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自娱行为。玩友中有的熟谙音律，精研唱腔，还自编剧本；演艺高超者常客串演戏，人称“票友”，过去不少著名川剧艺人如浣花仙、贾培之、陈淡然等，都是从玩友再票友而后“下海”搞起专业来的。
万老师讲述了一则曾经发生在家乡宜宾与川剧有关的故事：旧社会军阀刘湘统治四川时期，宜宾的一个肖姓土匪头子与当地驻军勾结串通，搞起了贩卖鸦片和军火的营生。后“东窗事发”，刘湘追查下来，驻军为推卸责任只能“丢卒保车”，将罪状全部算在了肖姓土匪账上，被判了极刑。行刑之际，肖姓土匪提出了一个条件：死可以，但要死得“漂亮”！不上绑插标，着戏装，扮作川剧《肖方杀船》中武生的模样，坐车游街演唱，以示自已仗义赴死，20年后又是好汉一条。当地驻军居然同意了这一滑稽的要求，那日，黄包车上拉着一位扮花脸、着铠甲、手舞刀锏的死囚，招摇过市，沿途大唱川剧，与押送刑警插科打浑，并不时向瞧热闹的人群行袍哥礼……这一旧时宜宾街头的“川剧秀”，想必深深地嵌在了老宜宾人的记忆里，而川剧艺术对于四川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地方戏曲，川剧有了数百年的历史，经历过与京剧、昆剧、秦腔、豫剧、越剧、黄梅戏等兄弟剧种并驾齐驱的辉煌岁月。追溯川剧艺术的源头，有来自两汉时期的“角觝百戏”，唐五代的“蜀戏”，以及宋元时代的“川杂剧”，明代的“川戏”等。明末清初，随着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带来了不同的地方戏曲种类，融汇入四川本土的民间曲调，创造出以“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为特色的“川剧”艺术。可以说，川剧是汲取了各方戏曲的精华：其中昆腔，来自于昆曲；高腔，来自于江西的弋阳腔；胡琴，又分西皮和二黄，源于同属皮、黄系统的安徽徽调和湖北汉调；弹戏，则来自北方的梆子腔；惟有灯戏才是地道的四川乡土音乐。五种声腔，五个源头，兼收并蓄，融汇贯通，趋向于地方化和民间化，成为川剧艺术的突出特点，能够在四川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开花、结果。
毕竟辉煌已成为过去，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红火了几个世纪的川剧艺术，受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显出了日薄西山的颓势，各演出团体更是在自身的生存运作上举步维艰。那些省、市级国营川剧团，按他们自已的话讲：不演不亏，越演越亏。排练演出吧，售出的戏票不足以抵销各项费用开支，要想凭借演出经营来解决团里数十、上百人的生存之需，纯属“天方夜谭”，只能依靠国家出钱养着，逢年过节拉出来充充门面、应应景罢了。但是，对于那些纯民间的川剧戏班子来说，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的生死存亡完完全全得由演出市场所决定。
数年前，万国兵老师从国营川剧团退了休，如今做起私营的“望江川剧团”的班主（老板）。
出于对川剧艺术的热爱，在妻子女儿的鼎力支持下，倾其家中积蓄，于年前“盘下”（即收购）了该剧团，经营一月有余。说起这一月来的艰辛，万老师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每日有二百多观众看戏，就像春节这些天，每人收三元钱（带茶一碗），除去其中属于剧场的一元茶钱，剩下六百多元，正好是当天各项费用之和（全团二十几号人的工资和场租水电、化妆品消耗等），若是平时观众少些，只好倒贴了。他说：想赚钱就别搞川剧，只因这辈子与川剧结了缘，钱拿来做啥？做点自已喜欢的事情，虽然难些，心里头却是平衡坦荡的。
据我所知，万老师执掌“望江”之前，已不知易手过多少位班主了，短则二、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就会有新旧班主的更迭。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改作：“铁打的剧团，流水的班主。”舞台还是这座舞台，甚至演员还是这群演员，只是老板換了。记得住我楼下的川剧爱好者焉大爷，就曾与他人合伙入主过“望江”，开张那天还请我为“镇台”仪式拍过照哩！但终因持续的收不抵支，初的万丈豪情化为后来的唏嘘哀叹，不得不“拆漂”（即退出）。好在总会有如万国兵老师一样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将他们心目中视为神圣的川剧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那天，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万老师对戏班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就像做父亲的对自已儿女的未来总是寄予着厚望。他自言自语道：“开春了，气候转暖，观众一定会多起来的”！
如果说一个民间戏班无论班主怎样換，还能在一处一地长期驻扎生存下去，应该是相当不容易的事；那么，那些在实力上根本不能与“三大班子”相比肩的小戏班子，要想从有限的川剧市场中“分一杯羹”，就不得不跑江湖似的（好像赶着大蓬车队的吉普赛人），靠不停地流动去寻觅属于自已的观众群：市井茶铺，乡村庙会，甚至民间举办红白喜事等，都成为了他们的临时舞台，这类的小戏班子被同行们称之为“火把戏班”。
所谓“火把戏班”，应该有两重含义：
其一：历史上民间川剧戏班根据自身条件划分为三六九等，实力雄厚的可以有象样的舞台（比如过去的“悦来”，如今的“望江”等）、齐备的道具和光鲜的服装行头，演出阵容也够威风气派；而一般小戏班子则显得寒酸得多，他们四海为家，凡事因陋就简，虽不至用油灯、火把作演出照明（没准儿也用过），在硬件和软件（演员的名头和演出经验等）配备上，同那些大戏班相比自然是天上人间，因此，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戏班子以土哩巴叽的“火把”冠之，确也恰如其份。
其二：民间川剧戏班的生存，遵循所谓的“三自”原则：即（演员）自由组合，（班主）自负盈亏，（戏班与戏班之间）自由竞争，一句话，自生自灭。当然，是生是灭，终都由演出市场所决定。一般小戏班子往往以城镇边缘、尤其是广大农村作为自已的活动空间，受历史上自然经济的影响，一年中演出市场也有“旺”“淡”之分：温暖适宜的气候，传统节假日期间，乡村农闲时，人们有功夫有心情看戏，属“旺”季，届时戏班组成也多，演员的收入尚可；遇严寒酷暑，或农事吃紧，演出市场进入了“淡”季，戏班经营入不敷出，许多戏班只好打烊，演员们要么回家“赋闲”，以待下一个“旺”季的来临，要么另谋生路。这种受外界因素制约而“旺”聚“淡”散的现象，好比是火把的明灭，成为大多数小戏班子的运作规律，所以，这些戏班就被称为“火把戏班”，演员上戏又叫作“唱火把”，多少还有些嘲弄的意味。
不过，“火把”戏班也在残酷的竞争中淌出了一条自已的生存之道：
比如，一个戏班要想在某地呆上一年，365天里平均得演365出戏（大幕戏可几天演一出，折子戏则一天要演2至3折），对于非专业水准的“火把”班子来说有些勉为其难，如果将己经演过的剧目原封不动地搬上戏台，叫作“炒陈饭”，观众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这条应该做到“剧目要变”，即不断推出新戏以吸引观众，既便再上曾经演过（或别的戏班演过）的戏，名称都不能重复（如《双花配》又可叫《粉河湾》，《钓金龟》又可叫《判双钉》等），凭着演员的演出经验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在不违背原剧宗旨的基础上对剧情进行新的演绎，同一出戏就不会有相同的翻板。第二条叫作“演员要换”。大凡“火把”戏班的人员配备不会超过二十人，其中真能上得了台面的演员不过三五个，但观众也有喜新厌旧心理，如果戏台上主唱的总是那几付老面孔，日久必要生厌，要想稳住观众群，就得“新陈代谢”，吸纳一些新演员，甚至偶尔花重金请个把“名角”扎场子（临时演上一、二场），行內人称“请味精”。别说是“火把”戏班了，就连“望江”这类大戏班子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万国兵老师从温江川剧团请来他的“师兄弟”肖方云，专演自已辣手的保留剧目《巴九寨》。这《巴九寨》是川剧剧目中著名的袍哥戏，风格诙谐幽默，尤其是其中的“展言子儿”（说话时带出一些风趣的谚语、歇后语）功夫，充分表现出四川方言的语言特色。据说该剧没有剧本，全凭言传身教和临场即兴发挥而流传下来。肖方云老师真是得了该剧的真传，将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精采的台词从他口中连珠炮似地喷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还有一条叫作“剧团要转”。借用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戏班子要想生存，一定要着眼于未来，不断开劈新的演出市场，别等着演“死了”才去考虑换场子，所以感觉差不多时就得派出人去“跑台口儿”（即联系新的演出场地），让戏班在运动中争取更多的观众。我曾经就开车带着我的朋友、“蓉艺川剧团”的班主王亮，从什邡洛水前往金堂赵镇联系新的演出场地，亲身经历过戏班子跑台口儿换台口儿的整个过程。
认识王亮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那年他刚满二十岁，己经在后来成为岳父大人的李官禄组建的“成都市蓉艺川剧团”唱了好几年的生角戏了。后来年事渐高的李官禄老师退居“二线”，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交到了女婿王亮和女儿李琪英的手中。那日在“望江”邂逅了前来会朋友的王亮，我与他已是好几年未曾谋面，有一种故人久别重逢的感觉，一阵热烈的寒暄问候之后，得知他的戏班正在广汉金轮镇的包公庙里唱台口儿（即搭台演出），他特意叮嘱我一定抽时间前去“捧场”。
从成都去金轮大约有五十余公里的路途，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金灿灿的阳光照射着初春的川西平原，田野间一片新绿，早播的油菜籽迫不及待地绽出了星星点点黄色的花蕾。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曾形容过：川西平原虽无秋高气爽之辉煌，却有春光明媚之灿烂。每年从正月间到三月的清明，象白云一样飘浮在农舍林盘的是梨花和李花，象朝霞一样簇拥在地头天边的是桃花，而油莱花更象一张金黄色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川西大地，微风吹过，阵阵清香引来了蜂忙蝶舞，游人如织，尽皆沉醉于纵横阡陌之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川剧演出按传统称呼叫作唱“春台戏”，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深受父老乡亲们的欢迎。当我到达金轮镇的时候，演出还未开始，包公庙院坝里己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了，粗约估计，少说也有千把观众，庙门外还不断涌来如潮的人流，与时下城市中戏剧舞台冷清寥落的情景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令我好一阵感慨！
近几年中，王亮的戏班虽也是有聚有散，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始终不倒。此次来金轮镇唱“春台”，剧团成员大多是些新面孔，但我也能从中认出了李官禄老师和他的老伴，还有王亮的夫人李琪英，和他们的已经快要长大成人的三个女儿：娜娜、莎莎和婷婷。李老师快七十岁高龄了，依然还在唱戏，仅管将剧团的经营权传给了下一代，作为川剧人，必须保持时常地活在剧情之中，生命才有意义，因此是离不开戏台的，更何况剧团在艰难时刻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剧团也离不开他。这不，连他的三个小孙女也能在戏台上扮演角色、串串“吼板儿”（即跑龙套，或叫作“当差狗儿”）什么的。
谁说他们不是一个兴旺的川剧“世家”呢？风雨飘摇中的川剧事业似乎后继有人。
王亮李琪英夫妇的三个千金中，娜娜十六岁了，初中毕业后无心读书，做父毌的怕她混迹于社会学坏，将她带在身边，帮助料理一些戏班杂务，卖卖戏票，演出需要时也上台串串“吼板儿”；莎莎快满十四岁，与九岁的小妹婷婷都还在上学，平日在家由外婆照管，遇假期便跟随父毌在戏班住上一阵。这些孩子都是伴着川剧的锣鼓声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下对川剧和川剧人的生活有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感受，按常规他（她）们成人后走上川剧之路顺理成章，过去不少川剧人，尤其是民间川剧演员，命运大多如此。当孩子们还是幼童时，被大人安排在剧情中扮演些小角色，他（她）们一方面觉得“好玩”，另一方面在幼稚的心灵上多少可以满足一点面对同龄人时的小小的虚荣。不过，娜娜已经不小了，仅管现在有些无奈地被拴在了父母身边，作为新新人类，一定会有自己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和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未来的梦想。
在包公庙戏台的幕后，我与化好了妆、正搭拉着脸儿等待上戏的娜娜聊了起来，从她那里了解些戏班的近况，并随意地问她是不是也准备学习唱戏，将来好续接家族的戏剧事业呢？谁知娜娜竟用了一种宣言般的口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打死也不学唱戏”！语气斩钉截铁令闻者愕然。
这天散戏后王亮一家盛情挽留我共进晚歺，饭桌上却不见娜娜和莎莎两姊妹，我询问一直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小婷婷：姐姐们去哪里了？她告诉我，被新认识的小伙伴们带到镇上的网吧“聊天”去了。
有一次去德阳探望正在“旌阳影剧院”唱台口儿的王亮戏班，正赶上农历端午节，按照传统，他们演出了古装大幕戏《白蛇传》的本。据说端午节上演《白蛇传》是能够驱邪除秽的，与民间用艾蒿、菖蒲等草药熬水给小孩子洗澡，免生疮痍，大人们喝雄黄酒去病避毒，具有同样的功效。
演出结束后的晚饭是端午节的团圆饭，由班主王亮夫妇“宴请”全体演职人员及随行家小（平时戏班中人都是以“家”为单位自行开伙）。管服装道具兼串“吼板儿”的大娃子担任掌勺师傅，有卤鸡板鸭、盐蛋皮蛋、四季豆扁豆、红苋菜、粽子和香水鱼……，在剧场侧的院坝中摆起了三大桌。虽然没有雄黄酒，正好打开我捎去的瓶庄老窖，戏班上下二十几号人热热闹闹、心满意足地边吃边聊起来。酒过三巡，大家的谈锋从—些逸闻趣事、生活琐碎自然而然地转到明天将要演出的《白蛇传》第二本上，吃喝间又开始了即兴排练，并时不时在对剧情的理解和技巧把握上展开激烈争论，甚至还会因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搞得个面红耳赤。
一般来说，那些吃国家饭的“专业”剧团或“望江”类的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大戏班，上一出新戏前总得进行专门的排练，要求演员对剧情有熟练把握，经“彩排”通过后才能正式演出。“火把”戏班就不同了，演出地点的不稳定和演员频繁流动，生活和工作无规律可循，不允许事事按部就班，随机性太强了，因此，上新戏前大家只能挤时间找空隙凑一凑：饭桌上、麻将桌上、化妆台前……，都可能成为排练场所，叫作“革命、生产两不误”；剧情不熟练没关系，还可以一边说戏一边演出，甚至专门有人躲在帷幕后为前台演出的演员提醒台词，所以演员们也都练就了一身临场应变的功夫。再则，历史上川剧艺术划分为不同流派，比如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派”，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河派”，以资中、资阳为中心的“资阳河派”，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派”等等，各个流派都有自已辣手的剧目，既便同一剧目，流派间在表演技艺上又都各不相同。更何况“火把”戏班的演员来自于各个地区，分别受到不同流派的影响，演出前对剧目不做协调统一，这戏就演不下去。记得正月初九包拯包大人的生日那天，王亮戏班在金轮包公庙里演出包公戏《四下河南》，据说该戏有多个本子，演出套路各异，只好在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协调，于是，就有了前台一边演着、后台一边练着（旋排旋演）的情形。排练时的争论是正常的，但戏班里跑龙套的老演员尹红与唱旦角的刘佐香却因各持已见在后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戏”：尹红是个火爆脾气、急性子人，言语中时有顶撞；刘佐香又是戏班里的当家花旦，难免流露出凌人盛气，几句话不中听两人便吵闹起来，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声音一个比一个大，骂出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生活中舞台上能够想得到骂得出的丑话脏话全都用上了。后来骂已经不解气，更加之以拳脚。先是尹红要去掀翻刘佐香夫妇搭在后台的床铺，刘佐香当然不依，便上前抓扯，尹红毕竟年纪大些，手脚上显然落了下风，情急中竟拾起半截砖头砸向刘佐香，所幸不曾击中……。这场因说戏而导致的“战争”当然只局限于后台，前台的戏依然演着，铿锵的锣鼓声总会盖过了一切烦扰。在大家的规劝下，几分钟内风波逐渐平息，尹红和刘佐香照样上台演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很快便融入了剧情。
《四下河南》讲的是被恶霸与官府勾结逼死了丈夫的寡妇赵田氏，领着一对儿女从四川历尽艰辛“四下河南”开封府，找包青天申冤雪仇的故事。其中赵田氏由刘佐香饰演，一个苦命而倔强的女性形象被她演绎得维妙维肖，真情所至，无论低唱浅吟，抑或呼天抢地，字字捣人肺腑，声声摧人泪下，搅得台上台下一片呜咽之声。这种演员与观众真情互动的情形，在所谓“专业”剧团的演出中恐怕是比较少见了。如果说那些吃国家饭的“专业”川剧演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熟练的演唱技巧，能够在表演中以技动人的话，那么，这些“在野”的民间川剧艺人，将自己的身世感受融入剧情，以真实、质朴、自然的表演奉献于观众，是一定能够以情感人的。
民间川剧演员们很努力，喜爱川剧艺术的观众也很捧场，但整个戏剧市场急剧萎缩却是谁也无法迴避的现实，能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硬撑起民间戏班的大旗不倒，无疑是做了一桩天大的“善事”。像万国兵、王亮……以及许许多多有理想有追求的川剧人，他们的努力未必換得来川剧艺术的复兴。
…………
那一年的夏季尤其酷热难当，由白玉清师傅组伙的“安岳川剧团”正在成都郊区的白家茶铺唱台口儿。号为“剧团”，从班主、演员到敲锣打鼓的总共十三人，小得不能再小了，就这么个阵容，照样上演传统大幕戏《白蛇传》。这天我和一位朋友下午准二时来到了这里，正好是常规的开演时间。演员们己经化好妆候在后台，开场锣鼓敲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待到二时半钟还不见演员出场，我有些纳闷：等什么呢？环顾四周，台上锣鼓虽敲得热闹，但台下百多平方米的堂子里，算上我和我的同伴，总共才二十位观众。难怪！寻思中，那个反串饰演“青蛇”的小伙子赵兵走上了前台，向着观众席一抱拳，然后道：“各位老辈子，对不住了……”！意思是今天观众太少，收到的看戏钱不足以支付演出的费用（“火把”戏班演员的收入通常按演出场次支付，不演则没有），要么大家再凑些，要么不演了。
一个戏班里演员还是要分主次的，水平高的饰重要角色，收入也高出其他。今天所演《白蛇传》中以饰白娘子、许仙、法海和尚的为主要演员，按时下行情，一次不低于十五元人民币，三个十五就是四十五元。可今天仅二十位观众，每位交三元钱，其中五角为茶铺老板的茶叶钱，剩下二元五角才是戏班的收入。二十个二元五角也就五十元，除去几元钱的戏台照明等杂项开支，既便够上了三位主要演员的薪水，戏班的其他人岂不是只能喝西北风？再瞧瞧台下这些观众，大多是七老八十的婆婆爷爷们，他（她）们虽然对川剧艺术的热爱痴心不改，但都不是经济上宽裕的主，如何能够承担这份本不应该承担的追加费用呢？
僵持的场面令人难堪，台上台下近五分钟几无声息。眼见着大家都对结局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赵兵终于又出现在台前，他按捺不住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感谢吴金贵老师帮补了不足的费用，今天的演出马上开始，不好意思让各位等久了”。——吴金贵老先生，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数出了四十五元钱，解决了主要演员今天的出场费用。
开场锣鼓又一次敲响，今天的戏终于开演了。
但明天呢？
媒体评论
1.我才只看了几张照片就来电了！
成都因为有一个陈锦这样有眼光有觉知的摄影师，历史从容地在我们面前划过，他的图片锁住了……作为摄影师我祝福他，作为成都人我感谢他！
——肖全摄影家，图书《我们这一代》作者
成都因为有一个陈锦这样有眼光有觉知的摄影师，历史从容地在我们面前划过，他的图片锁住了……作为摄影师我祝福他，作为成都人我感谢他！
——肖全摄影家，图书《我们这一代》作者
2.陈锦的市井摄影就像一篇篇影像的乡土小说，隽永，生动，沉浸其中，回味无穷……
——那日松影像评论家、策展人，映艺术中心（映画廊）艺术总监
3.重读陈锦镜头中的市井风俗，几乎遗忘的乡愁被重新唤起，潜藏于地土深处的温度重新弥散……我们需要珍重的正是像陈锦影像中的平常生活啊。
——李媚影像评论家、策展人，原《现代摄影》杂志《焦点》杂志主编
4.陈锦先生这些图像里的气息和状态，日益离我们远去，图像成为记忆的容器，这已是常态。而他的文字，蕴蓄情感，但内敛、朴实，和图像相得益彰。图文并茂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传播品质的标准，多数人视之为形式，只有极少数人作为标准，陈锦先生就是后者。
——姜纬影像评论家、策展人、出版策划人
5.陈锦的作品是巴蜀百姓日子的细节备忘录，是农耕时代特定市井文明*后的挽歌，是一首首出自个体生命体验的诗。
——胡武功摄影家、影像批评家
6.影像追朔往事，告知真相。陈锦在故乡扎根、行走几十年，思索熟悉人群的独特境遇。他的作品日常、会心、友爱、诚恳。虽落脚市井百态，却写出命运之书。
——陈小波影像评论家、策展人、新华社领衔编辑
7.当我们生活的地方逐渐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幸而有影像与文字记录着这些珍贵而濒临消失的市井与传统文化。
—陈楠NanC环球旅行摄影师、图书《与一万个城市擦身而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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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毌亲去世那年我满五岁，弟弟三岁。与毌亲在一起的时日太少，我们又太小，印象中，毌亲与其说是一个鲜活的人，不如说是一种向往，是随着岁月流淌在我们幼小心灵里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母爱的化身。毕竟，同别的孩子一样，我们也渴望得到毌亲的呵护与爱！
我九岁那年父亲续了弦，继毌是一位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工人，秉承了劳动阶级与生俱来的勤劳、善良、质朴和率直，没有多少文化。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她不仅做了父亲的妻子，而且要给两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当后妈，担负起并不轻松的家务活儿，委实不容易。父亲工作忙，时常出差在外；继毌在纱厂做事，三班倒，回来后还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不过，比弟弟大两岁的我，已经成为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煮饭、洗碗、洗衣，打酱油、买煤、拖地板擦桌子……什么家务活儿没干过？邻居们夸我“能干”，其实我心中暗暗叫苦，真希望多一些玩耍的时间呵！就说过年前的推汤元粉子，我必是承担推磨的任务，继毌在一旁将泡涨了的糯米一勺勺地往磨孔中送，每次只能送入少量糯米，多了则推出的粉子会粗，要推完一大盆糯米总得花上三、五个小时。就这样坐在那里推呀磨呵，总觉得盆里的糯米减少得太慢，别说心里有多着急！那年月家家户户还有自制香肠腊肉的传统习惯，我们家每年也爱做酱肉，将买来的新鲜猪肉用盐、花椒等腌上一周，再晾在室外任风吹日晒，并一层层地往上面抹甜酱，待晾干后煮熟食用，味道特别香。当然，每次抹甜酱的活儿总是交待给我的，好几十斤肉，吊起来一长串，要反复多次地抹完它，不仅要时间还得有足够的耐心，真还是难为我了。每年年关前的铺笼罩被大清洗，我也是主力军，那时，大院里的洗衣台是公用的，得早早地去抢占位置，晚到的只好在后面排队等候。洗刷过程中为了避免打湿身上的衣衫，继毌一定要给我系上围腰，一个“大小伙子”，挤在妇女堆中干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务活儿已经够难为情的，还要系上围腰，继毌说做事就要像做事的样儿，这样儿招来了四周人们善意的打趣，我的脸颊绯红，眼里噙满委屈的泪水，直想瞅一个地缝钻下去。继毌的老家在距成都五十多公里外的崇庆县乡下，一次家乡的亲戚劳神费力地帮我家买到一些鲜鸡蛋和挂面，家里委派我骑了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单位公车）将这些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品捎回来。那年我的个头尚未长成，只能用脚尖才够得着自行车的脚踏板，蹬起来十分吃力。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我淌着一路的汗水日行百里，黄昏时分，眼见着成都城就在面前了，不小心一个跄踉，我和自行车摔了一个大跟斗，数十个鸡蛋无一幸存，挂面洒了一地，我坐在路边呆呆地守望着这片残局欲哭无泪，让我次尝到了人生旅途中受挫折的滋味。好在家里人见到我兜回来的鸡蛋与挂面的碎片以及手肘上的道道伤痕，没有责怪我，一颗沮丧透顶的心还算得到了些许抚慰。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也曾年纪小小便挑着一对竹箱从重庆巴县老家外出求学闯天下。大约是长期生活的重压以及旧式家庭的影响，在对待我们的教育问题上，坚守“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信条，经常会采取一些与一个有文化的人极其不相符的简单而不可理喻的方法。我们很调皮，时常挨父亲打，孩子哪有不调皮的呢？因此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每天看见父亲下班回家便心里发怵，不知会不会又发现了我们的“不轨”而遭至皮肉受苦。我自小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喜欢的东西总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它，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因此也曾养就了一些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恶习。有一次我竟将邻居家存放在抽屉里的零碎菜金据为已有，去买了向往很久的洋画儿和玻璃蛋子。这事很快便被邻居发现并向父亲告了状，真真气坏了家里人！那夜，仿佛天空特别黑暗，父亲的脸色特别青，一顿狂风骤雨似的暴打看来是免不了的了。父亲锁上了房门，将继毌以及闻迅前来规劝的邻居们拒之屋外（弟弟早就吓得不知躲去哪里），命令我将四只圆凳拼在一起，脱掉全身衣裤俯卧于圆凳之上，然后，他倒握着鸡毛掸狠命地朝我光着的背脊和屁股蛋抽将下来——那年月的鸡毛掸把可是用实心的竹根节做成的，韧性特好，抽在人身上钻心的痛。猛烈的鞭挞伴着我惨烈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继母和邻居们耽心打坏了我，在外面敲窗撞门，想制止父亲的暴行。但父亲置若罔闻，没有半点歇手的意思，反而更加快了抽打的节奏。终于，房门被撞破，邻居们冲进屋将父亲架走，我也早己皮开肉绽，几欲昏死过去。后来我想，我的这般惨状，解放前重庆渣滓洞里被美蒋特务摧残的革命党人大约不过如此了吧，只不过没有灌辣椒水和坐老虎凳——父亲真是下得了手呵！自那夜以后的一、二周里，背脊和屁股上的伤口让我无法安睡，是继母每晚为我擦洗敷药。继毌悄悄告诉我，那几日父亲总会在背后关心我伤势的癒合情况，叮嘱继毌为我做些好吃的。
这里，我似乎总在编排父亲的不是，其实，父亲还是有许多令我敬佩的地方的。
记得有一次父亲单位的同事编印了一份小报，为了及时广泛地将小报发布于社会，这位叔叔组织大院里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当了报童，一齐上大街小巷吆喝卖报。小报五分钱一份，每卖一份我们可以提取一分钱作为劳动报酬。小报很好卖，一天下来我和弟弟便轻松卖出一千多份，也得到了十多元钱的收益。后来，此事被父亲知道了，他很严肃地批评我们“索取”报酬的行径，认为传播“革命消息”本应是应尽的义务，无须报酬，更何况小小年纪便存了“捞钱”的思想是极不健康的，责令我们立刻将钱退还回去。十多元钱呵！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很可能就是许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从来也不曾拥有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它可以实现多少平日里不敢奢望却又梦寐以求的事情哦！我们不敢违抗父命，乖乖将钱退还。这件事情，着实让我们心痛了好一阵子，且不论父亲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毕竟它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迹，但父亲在处理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原则、讲操守的品行，对我们影响至深。
父亲还是一个能干而细心的人，在继毌未来之前，家里的缝补浆洗、吃喝拉撒全由父亲一人承担，真是又当爹来又当妈，连我和弟弟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父亲亲手织就的。业余时间，父亲喜欢摆弄一些手工玩艺儿，比如做一个卷烟机什么的，因为那年月香烟要定量供应，抽烟的父亲托人去外地带回一些生烟丝，甚至将抽剩下的烟蒂积攒起来，驳出烟丝晾干，待月底缺烟时再用自制的卷烟机卷成纸烟杆儿，很解决问题。父亲还能够组装收音机，从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到复杂的电子管再到晶体管，装机的零部件都是抽空去城隍庙电子市场淘来的二手货或等外品，经常鼓捣至深夜，有点废寝忘食的感觉。每当有了初成果的时候，一家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围坐在还没有来得及装上外壳的光胴胴收音机前，听见从那只碗口大的黑纸盆（喇叭）里发出来略带一点沙沙声的样板戏的唱腔。我们都很惊奇，佩服父亲的本领，这时的父亲会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香烟，很满足的样子。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仲夏之夜，父亲带着我（那时弟弟还在托儿所）与几位邻居在院坝里乘凉聊天，家短里长中邻居们都流露出了对我们小小年纪便失去毌爱的由衷地关心和体恤。我偎在父亲的怀里，他用宽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喟叹！我后来捉摸着，这一声喟叹所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既有忙于工作对我们关爱不够的一份歉疚，又有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独自品尝到的苦涩与艰辛……此时此刻的父亲，是那样的慈祥而深情。
虽然过早失去了毌亲是不幸的，但相比现在那些并不缺少父爱母爱的独生子女，我们这代人还有兄弟姊妹，儿时的岁月不曾孤独过，我和弟弟终日相伴：睡时手足相抵、醒时形影不离。父亲续弦之前，因工作外出三、五天是常有的事，我们兄弟俩得自已照顾自已；有了继母后，每遇上她当中、夜班不能回家，正巧父亲也出差未归，我们还是自已照顾自已，因此，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时不时会过上一段无拘无束的日子。孩子们都好耍，是天性所至，回想起来，花样繁多的耍法数不胜数，尤其豢养小动物，是我们儿时喜欢的事情。说起养动物，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都是我们试着想要获取的。比如养蚂蚁，我们用一只洗脸盆盛满水，在水中央堆起一座小土丘，将捉来的蚂蚁放在土丘上，因为无处可去，蚂蚁只能在土丘中打洞安家，再给它们放上一些饭粒或死掉的昆虫，希望蚂蚁们能够在这孤岛之上按照我们的意愿生存下去。再如养小鸭子，这些小鸭子都是从市场上河南来的贩鸭人那里偷来的，偷小鸭得讲究技巧，由一人与贩鸭人搭讪引开他的注意力，另一人用蔬菜叶逗箩筐中的小鸭来啄，当小鸭的头刚伸出箩筐边缘的竹编孔，便抓住鸭嘴往外扯，小鸭就到手了。为了将小鸭养大，我们不惜去大院伙食团的泔水桶里淘来剩菜剩饭，还大老远下乡打捞田里的浮漂和沙虫子。看着小鸭们在我们的精心饲养下一天天长大，褪去绒毛长出坚羽，别说心里有多愉快！我们当时住的四合院，院中间一条小道，道两旁有花台，花台比四周住房矮一截，每遇下大雨，花台里就会积水，形成两个临时的水池子，这时候，小鸭们拍着翅膀扑入水池中玩耍嬉戏，看着鸭们高兴，我们也高兴。我们很想养小狗，但当时城里不允许养狗，我曾亲眼见过街道上成立的打狗队，扛着木棍挨家搜查，被查着的狗儿当众打死，那情景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撕心裂肺。我们前后养过好几只小猫咪，小猫很可爱，通人性，随时偎在你的脚边，还跳上膝头肩头与你玩游戏……一次我们养的小黄猫生病了，整日萎缩缩的，怕冷，很可怜的样子，晚上睡觉时将它放入我们的被窝，希望给它一些温暖，谁知第二天起床时小猫的身体已经被弟弟的大腿压成了扁状，早没了声息。我和弟弟将小猫的遗体埋在大院防空洞的土丘之上，给它起了坟头，立了碑，默哀好一阵子，以表达我们的怀念与歉意。
我与弟弟也会闹一些小矛盾，甚至惹急了还会拳脚相加的。弟弟毕竟比我小，在家里总会多一些照顾，尤其做家务事，我自然被分派得更多一些，如此，心里不平衡，觉得吃了亏，父母面前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瞅机会找岔儿牵怒于弟弟。有一次，弟弟希望得到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一枚纪念像章，我舍不得给他，趁我不注意，他从我手中一把抢过像章便往屋外跑，我追到屋外顺手从地下拣起一个鸡蛋大的卵石，朝着距我三十米开外的弟弟扔过去。我原本只想吓唬吓唬他，没有真砸的，谁知那卵石却不偏不斜正好砸在弟弟的后脑勺上，立刻血流如注，可把我吓儍了眼。邻居们急忙叫来人力三轮车将弟弟送往医院包扎伤口，继母下班后见状，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气训斥了我，幸好父亲出差在外，才免去了一顿暴打。一次在大院里玩耍，弟弟因违抗我的意愿而让我恼羞成怒，竟用一根五尺长的竹杆抽打向我告饶的弟弟，当时的情景真有点与父亲打我时相仿佛，后来被邻居们发现才住了手的。这件事情，成为了不堪回首的一段童年记忆，总结起来，我的行为与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更多时候我和弟弟很要好，每每遇到弟弟被别的孩子欺负，或者我与别的孩子发生矛盾，兄弟俩总是“同仇敌忾”，相互援助、联手对付。比如大院里有一个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大结实的孩子，我们平时戏称他为“山东大汉儿”。“大汉儿”常常仗着自已个头大力气大欺负其他孩子，有时也会与我们发生芥蒂以至拳脚相加。每遇此事，我和弟弟便会商量着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分头夹击他，当袭击我时弟弟会从他身后进攻，袭击弟弟时我更是紧追他不放，让“大汉儿”两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只好长时间与我们对峙，后直到“大汉儿”认输哭鼻子方肯罢休。
“偷书”恐怕要算是儿时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我们当年居家的地方是一个新闻出版单位，办公室与宿舍同在一个大院里。大院有一个资料室，实际就是职工查阅的内部图书馆，藏有世纪初至建国后出版的各种中外书刋，称得上是一座文化知识的大宝库。时值文革期间，资料室里的书刊都成了封、资、修的毒源，遭至了封存待审的命运。资料室是一座老式的木结构平房：木柱、木门、木窗、木地板……，建在大院冷清僻静之处，平时鲜有人迹，被封存后更加疏于管理，这就为我们这帮小“窃贼”提供了图谋不轨的便利。当然，这支“窃贼”队伍不单只有我们兄弟俩，大院里与我们同龄的男孩子大多加入了进来。行动总是发生在月黑风高之夜，由弟弟们在外放哨望风，遇有动静便以约定之暗号相互传递；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则从资料室破损的窗户上翻入，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混杂着霉臭与书香的典籍中上下寻觅，希望找到令我们心仪的目标。“偷书”行动前后持续了好些年，初从连环画小人书入手，到后来发展为“字书”（纯文字著作），一套套中外文学名著仿佛冲破牢笼获得了解放，经我们的“贼”手源源不绝地从窗户上递出，在那个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均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这些书籍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到少年。我还记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整整四大部，上百万字，才十二、三岁的我于一周之内囫囵吞枣似的阅读完毕，个中情节早已忘却，但“格利高里”“娜塔莎”等人物形象永远留在了心间。就在我当知青离家之后，弟弟们继承了“偷书”的事业，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名家小说到文艺评论，从历代诗赋到绘画书法……统不放过，我每年探亲回家，离开时都会“转移”一批。知青的日子是清苦单调的，但有了普希金、雨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当然，还有老乡李白和苏东坡等前辈们，在这蛮荒边地与我日夜厮守，倒也不显寂莫。后来总结，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混入”文化人的队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点文化的底子大多还是“偷”来的。
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有两个长辈与我和弟弟的成长密不可分：一个是父亲的妹妹，应该叫“姑妈”；另一个是母亲的妹妹，叫“姨妈”，但一直我们都习惯将她们称呼为“孃孃”。姑妈从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调往广元的山沟沟里支援“三线建设”，于是我们称姑妈为“广元孃孃”；姨妈在绵阳的医院里做口腔科大夫，我们称她“绵阳孃孃”。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两个至亲之人自觉地承担起了养育照顾我们的一份职责，既便有了继母，这份职责也从未减轻过。多少年来，两个孃孃从物质到精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以秤称斗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她们的关爱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体会到了曾经还有过的幸福的童年时光。
1968年初夏，我十三岁，陪着孃孃一家从成都搬迁去广元。乘火车从成都去广元本应是大半天的路途，在那个乱了套、什么都不正常的年月，走走停停竟耽搁了两天一夜。对于初出“远门”的我感觉外面的世界都是新鲜的，倒也一点不觉得旅程的劳顿与漫长。当北去的列车驶出了川西平原，跨过了丘陵再进入到绵延起伏的大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致，孃孃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山”！的确，在此之前我还只是从画片和电影里见过大山，而今身临其境，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林木茂盛的崇山峻岭中，一个扎着绑腿、身穿兽皮背心、肩扛猎枪、手牵撵山狗的英俊少年，正在追赶一只已经被射伤的獐子，獐子踉踉跄跄的步态和少年骄健的身形，映衬在蓝天白云之间——这少年不是别人，就是我。
来到了广元，就是将自已投入了大自然。
当时的广元相对于省城来讲还是一座偏远的山区小县，孃孃所在的“三线”工厂又建在距县城十几里外的一条小山沟中。因为是初建，厂区没有围城，住的宿舍依山傍水，迈出家门便爬坡上坎。我还记得推开孃孃家的后窗便可欣赏到美丽的山野风光，那山上的野梨树，春天里一定会开满洁白的花朵，还有高大成遍的山核桃，果壳坚硬，果肉尤其香甜。草丛中时常有野兔出没，我试图去追赶它，这家伙象箭一般射出，倾刻间无影无踪。用两小时翻过山头就能看见一座明镜似的湖泊，成群的野鸭在水中游弋，见有人来，扑打着泛出紫光的翅膀冲上天空，在山坳间盘旋一阵，又降落在湖的另一头。白天可以去沟口的南河里游泳摸螃蟹钓鱼，那时的南河水清澈得能见到鱼儿在水中穿梭；河滩的沙地里种着大西瓜，玩累了渴了，瞧四下无人，赶紧偷上一只躲在瓜棚后解解馋。到晚上打着手电、提一只布口袋，下到屋前的小溪里捉青蛙：一次为了给月子里的孃孃补补身体，我领着叔叔（姑父）顺着小溪走了近两公里，捉青蛙捉得兴起，当我正想伸手去逮蹲在石头上的一只肥大的青蛙时，突然发现旁边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吐着红舌头也伺机扑向这只大青蛙，着实把我和叔叔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毒蛇遛了，大青蛙也跑了，不过，那天夜里收获颇丰，共捉到三十多只青蛙，足有十余斤。
在广元的日子，我们天性释放、童心荡漾，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孃孃、叔叔待我们如亲生，让我们享受到“家”的和谐与温暖，尤其是不再有成都时的那种局促紧张的心情。因此，我和弟弟时时刻刻盼望假期的到来，这样又可以去广元了，又可以在山水间续接我们的快乐童年。就在我长大参加工作后，由云南回成都探家，还会从有限的假期中抽出几天回到广元，看看孃孃一家，旧地重游，寻觅儿时的足迹。
广元孃孃迁去“三线”前一直居住在成都，与我家来往较为频繁；绵阳孃孃距成都虽然仅百多公里，那时也有半天的路程，工作忙家务重，难得外出，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但每次相逢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父亲出差在外，弟弟还在幼儿园，家中就我一人，中午放学回家准备给自已做饭，猛然见绵阳孃孃站在家门前等候着我，真是喜出望外！孃孃因公出差来成都，办完事后特地来看我，她带我去到不远处青石桥的一家小饭馆，炒菜要汤，让我海吃了一顿，尤其那碟凉拌兔丁，仿佛是我吃到过的美味的佳肴，至今记忆犹新。饭后孃孃送我回家，临走时还塞给我了五毛钱。一份凉拌兔丁加五毛钱，对別人恐怕微不足道，对我却非同寻常，在那个清贫的岁月，在我渴望得到关爱和亲情的年纪里，绵阳孃孃的不期而至就象一袭和熙的春风温暖着我年少的心怀。
我和弟弟儿时得意的玩具是一对木制宝剑，银灰色的剑锋，剑把饰有流苏，鞘身雕有花纹，我的那把是天蓝色，弟弟的是油绿色，精致而飘逸，被我们视为至宝。这对宝剑是绵阳孃孃和叔叔（姨父）结婚时送给我们兄弟俩的礼物。
那年孃孃和叔叔旅行结婚来成都，住在我家。我还记得父亲将惟一的那间十余平米的住房让给了这对新人，准确说不是整间房，而是房中那张曾经是毌亲嫁妆的楠术雕花床，我和弟弟仍睡在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父亲则暂时去同事家打挤了。第二天，孃孃、叔叔带我们兄弟俩逛春熙路，在中山广场对面的一家玩具店里，为我们买下了这对漂亮的宝剑。当我和弟弟从柜台上接过宝剑，便按捺不住地剑锋出鞘，在大街上对舞起来，那高兴劲儿引来了一大堆人围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玩具”，即使有过的，也只是自制的“土枪土炮”，自那天起我们才算有了属于自已真资格的玩具，太阔气了！能不让我们兴奋而铭记一辈子？
十六岁那年，我去到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边疆当知青，知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与异地亲友的书信往来，既是信息的勾通，更是情感的交流。我与两位孃孃的书信往来为频繁，因为有一种信任和一份温馨，让我对她们无话不谈，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种倾述的冲动。在当时，书信的一次往返大約需要半个月，我会掰着指头计算着时日：又该接到孃孃的回信了！的确，我的去信，孃孃们是必回的，既便忙不过来也会委托叔叔（姑父、姨父）给我及时回复。当知青的岁月中，甚至上大学的数年里，是她（他）们的书信伴随着我的成长，给予我极大的精神支撑。知青生活很清苦，有限的物质供给还会因自已的缺乏打理而捉襟见肘、青黄不接。每逢此境，我首先便想到孃孃，只要发出“救援”的信息，总是有求必应：一件毛衣、一双球鞋、五斤全国粮票……，杯水车薪，却贵如金玉，让我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其实，在当时的境况中，孃孃们也有一家老小，并不富裕，我无所顾忌的求援，实在无异于扒她们身上的衣、抢她们口中的粮，但她们总是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何曾道出过半个“难”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广元孃孃和叔叔临近退休之年迁回了成都，却又于数年之间相继病故，永远离我们而去；绵阳孃孃叔叔以及父亲和继母也都到了垂暮之年，与我们相处的时日屈指可数，这个曾经让我们快乐并痛着的“家”还能维持到几时？想到这些，总不禁黯然……
……
毌亲去世那年我满五岁，弟弟三岁。与毌亲在一起的时日太少，我们又太小，印象中，毌亲与其说是一个鲜活的人，不如说是一种向往，是随着岁月流淌在我们幼小心灵里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母爱的化身。毕竟，同别的孩子一样，我们也渴望得到毌亲的呵护与爱！
我九岁那年父亲续了弦，继毌是一位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工人，秉承了劳动阶级与生俱来的勤劳、善良、质朴和率直，没有多少文化。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她不仅做了父亲的妻子，而且要给两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当后妈，担负起并不轻松的家务活儿，委实不容易。父亲工作忙，时常出差在外；继毌在纱厂做事，三班倒，回来后还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不过，比弟弟大两岁的我，已经成为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煮饭、洗碗、洗衣，打酱油、买煤、拖地板擦桌子……什么家务活儿没干过？邻居们夸我“能干”，其实我心中暗暗叫苦，真希望多一些玩耍的时间呵！就说过年前的推汤元粉子，我必是承担推磨的任务，继毌在一旁将泡涨了的糯米一勺勺地往磨孔中送，每次只能送入少量糯米，多了则推出的粉子会粗，要推完一大盆糯米总得花上三、五个小时。就这样坐在那里推呀磨呵，总觉得盆里的糯米减少得太慢，别说心里有多着急！那年月家家户户还有自制香肠腊肉的传统习惯，我们家每年也爱做酱肉，将买来的新鲜猪肉用盐、花椒等腌上一周，再晾在室外任风吹日晒，并一层层地往上面抹甜酱，待晾干后煮熟食用，味道特别香。当然，每次抹甜酱的活儿总是交待给我的，好几十斤肉，吊起来一长串，要反复多次地抹完它，不仅要时间还得有足够的耐心，真还是难为我了。每年年关前的铺笼罩被大清洗，我也是主力军，那时，大院里的洗衣台是公用的，得早早地去抢占位置，晚到的只好在后面排队等候。洗刷过程中为了避免打湿身上的衣衫，继毌一定要给我系上围腰，一个“大小伙子”，挤在妇女堆中干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务活儿已经够难为情的，还要系上围腰，继毌说做事就要像做事的样儿，这样儿招来了四周人们善意的打趣，我的脸颊绯红，眼里噙满委屈的泪水，直想瞅一个地缝钻下去。继毌的老家在距成都五十多公里外的崇庆县乡下，一次家乡的亲戚劳神费力地帮我家买到一些鲜鸡蛋和挂面，家里委派我骑了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单位公车）将这些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品捎回来。那年我的个头尚未长成，只能用脚尖才够得着自行车的脚踏板，蹬起来十分吃力。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我淌着一路的汗水日行百里，黄昏时分，眼见着成都城就在面前了，不小心一个跄踉，我和自行车摔了一个大跟斗，数十个鸡蛋无一幸存，挂面洒了一地，我坐在路边呆呆地守望着这片残局欲哭无泪，让我次尝到了人生旅途中受挫折的滋味。好在家里人见到我兜回来的鸡蛋与挂面的碎片以及手肘上的道道伤痕，没有责怪我，一颗沮丧透顶的心还算得到了些许抚慰。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也曾年纪小小便挑着一对竹箱从重庆巴县老家外出求学闯天下。大约是长期生活的重压以及旧式家庭的影响，在对待我们的教育问题上，坚守“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信条，经常会采取一些与一个有文化的人极其不相符的简单而不可理喻的方法。我们很调皮，时常挨父亲打，孩子哪有不调皮的呢？因此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每天看见父亲下班回家便心里发怵，不知会不会又发现了我们的“不轨”而遭至皮肉受苦。我自小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喜欢的东西总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它，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因此也曾养就了一些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恶习。有一次我竟将邻居家存放在抽屉里的零碎菜金据为已有，去买了向往很久的洋画儿和玻璃蛋子。这事很快便被邻居发现并向父亲告了状，真真气坏了家里人！那夜，仿佛天空特别黑暗，父亲的脸色特别青，一顿狂风骤雨似的暴打看来是免不了的了。父亲锁上了房门，将继毌以及闻迅前来规劝的邻居们拒之屋外（弟弟早就吓得不知躲去哪里），命令我将四只圆凳拼在一起，脱掉全身衣裤俯卧于圆凳之上，然后，他倒握着鸡毛掸狠命地朝我光着的背脊和屁股蛋抽将下来——那年月的鸡毛掸把可是用实心的竹根节做成的，韧性特好，抽在人身上钻心的痛。猛烈的鞭挞伴着我惨烈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继母和邻居们耽心打坏了我，在外面敲窗撞门，想制止父亲的暴行。但父亲置若罔闻，没有半点歇手的意思，反而更加快了抽打的节奏。终于，房门被撞破，邻居们冲进屋将父亲架走，我也早己皮开肉绽，几欲昏死过去。后来我想，我的这般惨状，解放前重庆渣滓洞里被美蒋特务摧残的革命党人大约不过如此了吧，只不过没有灌辣椒水和坐老虎凳——父亲真是下得了手呵！自那夜以后的一、二周里，背脊和屁股上的伤口让我无法安睡，是继母每晚为我擦洗敷药。继毌悄悄告诉我，那几日父亲总会在背后关心我伤势的癒合情况，叮嘱继毌为我做些好吃的。
这里，我似乎总在编排父亲的不是，其实，父亲还是有许多令我敬佩的地方的。
记得有一次父亲单位的同事编印了一份小报，为了及时广泛地将小报发布于社会，这位叔叔组织大院里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当了报童，一齐上大街小巷吆喝卖报。小报五分钱一份，每卖一份我们可以提取一分钱作为劳动报酬。小报很好卖，一天下来我和弟弟便轻松卖出一千多份，也得到了十多元钱的收益。后来，此事被父亲知道了，他很严肃地批评我们“索取”报酬的行径，认为传播“革命消息”本应是应尽的义务，无须报酬，更何况小小年纪便存了“捞钱”的思想是极不健康的，责令我们立刻将钱退还回去。十多元钱呵！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里很可能就是许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从来也不曾拥有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它可以实现多少平日里不敢奢望却又梦寐以求的事情哦！我们不敢违抗父命，乖乖将钱退还。这件事情，着实让我们心痛了好一阵子，且不论父亲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毕竟它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迹，但父亲在处理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原则、讲操守的品行，对我们影响至深。
父亲还是一个能干而细心的人，在继毌未来之前，家里的缝补浆洗、吃喝拉撒全由父亲一人承担，真是又当爹来又当妈，连我和弟弟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父亲亲手织就的。业余时间，父亲喜欢摆弄一些手工玩艺儿，比如做一个卷烟机什么的，因为那年月香烟要定量供应，抽烟的父亲托人去外地带回一些生烟丝，甚至将抽剩下的烟蒂积攒起来，驳出烟丝晾干，待月底缺烟时再用自制的卷烟机卷成纸烟杆儿，很解决问题。父亲还能够组装收音机，从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到复杂的电子管再到晶体管，装机的零部件都是抽空去城隍庙电子市场淘来的二手货或等外品，经常鼓捣至深夜，有点废寝忘食的感觉。每当有了初成果的时候，一家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围坐在还没有来得及装上外壳的光胴胴收音机前，听见从那只碗口大的黑纸盆（喇叭）里发出来略带一点沙沙声的样板戏的唱腔。我们都很惊奇，佩服父亲的本领，这时的父亲会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香烟，很满足的样子。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仲夏之夜，父亲带着我（那时弟弟还在托儿所）与几位邻居在院坝里乘凉聊天，家短里长中邻居们都流露出了对我们小小年纪便失去毌爱的由衷地关心和体恤。我偎在父亲的怀里，他用宽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喟叹！我后来捉摸着，这一声喟叹所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既有忙于工作对我们关爱不够的一份歉疚，又有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独自品尝到的苦涩与艰辛……此时此刻的父亲，是那样的慈祥而深情。
虽然过早失去了毌亲是不幸的，但相比现在那些并不缺少父爱母爱的独生子女，我们这代人还有兄弟姊妹，儿时的岁月不曾孤独过，我和弟弟终日相伴：睡时手足相抵、醒时形影不离。父亲续弦之前，因工作外出三、五天是常有的事，我们兄弟俩得自已照顾自已；有了继母后，每遇上她当中、夜班不能回家，正巧父亲也出差未归，我们还是自已照顾自已，因此，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时不时会过上一段无拘无束的日子。孩子们都好耍，是天性所至，回想起来，花样繁多的耍法数不胜数，尤其豢养小动物，是我们儿时喜欢的事情。说起养动物，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都是我们试着想要获取的。比如养蚂蚁，我们用一只洗脸盆盛满水，在水中央堆起一座小土丘，将捉来的蚂蚁放在土丘上，因为无处可去，蚂蚁只能在土丘中打洞安家，再给它们放上一些饭粒或死掉的昆虫，希望蚂蚁们能够在这孤岛之上按照我们的意愿生存下去。再如养小鸭子，这些小鸭子都是从市场上河南来的贩鸭人那里偷来的，偷小鸭得讲究技巧，由一人与贩鸭人搭讪引开他的注意力，另一人用蔬菜叶逗箩筐中的小鸭来啄，当小鸭的头刚伸出箩筐边缘的竹编孔，便抓住鸭嘴往外扯，小鸭就到手了。为了将小鸭养大，我们不惜去大院伙食团的泔水桶里淘来剩菜剩饭，还大老远下乡打捞田里的浮漂和沙虫子。看着小鸭们在我们的精心饲养下一天天长大，褪去绒毛长出坚羽，别说心里有多愉快！我们当时住的四合院，院中间一条小道，道两旁有花台，花台比四周住房矮一截，每遇下大雨，花台里就会积水，形成两个临时的水池子，这时候，小鸭们拍着翅膀扑入水池中玩耍嬉戏，看着鸭们高兴，我们也高兴。我们很想养小狗，但当时城里不允许养狗，我曾亲眼见过街道上成立的打狗队，扛着木棍挨家搜查，被查着的狗儿当众打死，那情景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撕心裂肺。我们前后养过好几只小猫咪，小猫很可爱，通人性，随时偎在你的脚边，还跳上膝头肩头与你玩游戏……一次我们养的小黄猫生病了，整日萎缩缩的，怕冷，很可怜的样子，晚上睡觉时将它放入我们的被窝，希望给它一些温暖，谁知第二天起床时小猫的身体已经被弟弟的大腿压成了扁状，早没了声息。我和弟弟将小猫的遗体埋在大院防空洞的土丘之上，给它起了坟头，立了碑，默哀好一阵子，以表达我们的怀念与歉意。
我与弟弟也会闹一些小矛盾，甚至惹急了还会拳脚相加的。弟弟毕竟比我小，在家里总会多一些照顾，尤其做家务事，我自然被分派得更多一些，如此，心里不平衡，觉得吃了亏，父母面前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瞅机会找岔儿牵怒于弟弟。有一次，弟弟希望得到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一枚纪念像章，我舍不得给他，趁我不注意，他从我手中一把抢过像章便往屋外跑，我追到屋外顺手从地下拣起一个鸡蛋大的卵石，朝着距我三十米开外的弟弟扔过去。我原本只想吓唬吓唬他，没有真砸的，谁知那卵石却不偏不斜正好砸在弟弟的后脑勺上，立刻血流如注，可把我吓儍了眼。邻居们急忙叫来人力三轮车将弟弟送往医院包扎伤口，继母下班后见状，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气训斥了我，幸好父亲出差在外，才免去了一顿暴打。一次在大院里玩耍，弟弟因违抗我的意愿而让我恼羞成怒，竟用一根五尺长的竹杆抽打向我告饶的弟弟，当时的情景真有点与父亲打我时相仿佛，后来被邻居们发现才住了手的。这件事情，成为了不堪回首的一段童年记忆，总结起来，我的行为与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更多时候我和弟弟很要好，每每遇到弟弟被别的孩子欺负，或者我与别的孩子发生矛盾，兄弟俩总是“同仇敌忾”，相互援助、联手对付。比如大院里有一个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大结实的孩子，我们平时戏称他为“山东大汉儿”。“大汉儿”常常仗着自已个头大力气大欺负其他孩子，有时也会与我们发生芥蒂以至拳脚相加。每遇此事，我和弟弟便会商量着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分头夹击他，当袭击我时弟弟会从他身后进攻，袭击弟弟时我更是紧追他不放，让“大汉儿”两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只好长时间与我们对峙，后直到“大汉儿”认输哭鼻子方肯罢休。
“偷书”恐怕要算是儿时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我们当年居家的地方是一个新闻出版单位，办公室与宿舍同在一个大院里。大院有一个资料室，实际就是职工查阅的内部图书馆，藏有世纪初至建国后出版的各种中外书刋，称得上是一座文化知识的大宝库。时值文革期间，资料室里的书刊都成了封、资、修的毒源，遭至了封存待审的命运。资料室是一座老式的木结构平房：木柱、木门、木窗、木地板……，建在大院冷清僻静之处，平时鲜有人迹，被封存后更加疏于管理，这就为我们这帮小“窃贼”提供了图谋不轨的便利。当然，这支“窃贼”队伍不单只有我们兄弟俩，大院里与我们同龄的男孩子大多加入了进来。行动总是发生在月黑风高之夜，由弟弟们在外放哨望风，遇有动静便以约定之暗号相互传递；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则从资料室破损的窗户上翻入，借着微弱的手电光在混杂着霉臭与书香的典籍中上下寻觅，希望找到令我们心仪的目标。“偷书”行动前后持续了好些年，初从连环画小人书入手，到后来发展为“字书”（纯文字著作），一套套中外文学名著仿佛冲破牢笼获得了解放，经我们的“贼”手源源不绝地从窗户上递出，在那个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均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这些书籍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到少年。我还记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整整四大部，上百万字，才十二、三岁的我于一周之内囫囵吞枣似的阅读完毕，个中情节早已忘却，但“格利高里”“娜塔莎”等人物形象永远留在了心间。就在我当知青离家之后，弟弟们继承了“偷书”的事业，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名家小说到文艺评论，从历代诗赋到绘画书法……统不放过，我每年探亲回家，离开时都会“转移”一批。知青的日子是清苦单调的，但有了普希金、雨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当然，还有老乡李白和苏东坡等前辈们，在这蛮荒边地与我日夜厮守，倒也不显寂莫。后来总结，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混入”文化人的队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点文化的底子大多还是“偷”来的。
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有两个长辈与我和弟弟的成长密不可分：一个是父亲的妹妹，应该叫“姑妈”；另一个是母亲的妹妹，叫“姨妈”，但一直我们都习惯将她们称呼为“孃孃”。姑妈从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调往广元的山沟沟里支援“三线建设”，于是我们称姑妈为“广元孃孃”；姨妈在绵阳的医院里做口腔科大夫，我们称她“绵阳孃孃”。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两个至亲之人自觉地承担起了养育照顾我们的一份职责，既便有了继母，这份职责也从未减轻过。多少年来，两个孃孃从物质到精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以秤称斗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她们的关爱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体会到了曾经还有过的幸福的童年时光。
1968年初夏，我十三岁，陪着孃孃一家从成都搬迁去广元。乘火车从成都去广元本应是大半天的路途，在那个乱了套、什么都不正常的年月，走走停停竟耽搁了两天一夜。对于初出“远门”的我感觉外面的世界都是新鲜的，倒也一点不觉得旅程的劳顿与漫长。当北去的列车驶出了川西平原，跨过了丘陵再进入到绵延起伏的大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致，孃孃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山”！的确，在此之前我还只是从画片和电影里见过大山，而今身临其境，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林木茂盛的崇山峻岭中，一个扎着绑腿、身穿兽皮背心、肩扛猎枪、手牵撵山狗的英俊少年，正在追赶一只已经被射伤的獐子，獐子踉踉跄跄的步态和少年骄健的身形，映衬在蓝天白云之间——这少年不是别人，就是我。
来到了广元，就是将自已投入了大自然。
当时的广元相对于省城来讲还是一座偏远的山区小县，孃孃所在的“三线”工厂又建在距县城十几里外的一条小山沟中。因为是初建，厂区没有围城，住的宿舍依山傍水，迈出家门便爬坡上坎。我还记得推开孃孃家的后窗便可欣赏到美丽的山野风光，那山上的野梨树，春天里一定会开满洁白的花朵，还有高大成遍的山核桃，果壳坚硬，果肉尤其香甜。草丛中时常有野兔出没，我试图去追赶它，这家伙象箭一般射出，倾刻间无影无踪。用两小时翻过山头就能看见一座明镜似的湖泊，成群的野鸭在水中游弋，见有人来，扑打着泛出紫光的翅膀冲上天空，在山坳间盘旋一阵，又降落在湖的另一头。白天可以去沟口的南河里游泳摸螃蟹钓鱼，那时的南河水清澈得能见到鱼儿在水中穿梭；河滩的沙地里种着大西瓜，玩累了渴了，瞧四下无人，赶紧偷上一只躲在瓜棚后解解馋。到晚上打着手电、提一只布口袋，下到屋前的小溪里捉青蛙：一次为了给月子里的孃孃补补身体，我领着叔叔（姑父）顺着小溪走了近两公里，捉青蛙捉得兴起，当我正想伸手去逮蹲在石头上的一只肥大的青蛙时，突然发现旁边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吐着红舌头也伺机扑向这只大青蛙，着实把我和叔叔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毒蛇遛了，大青蛙也跑了，不过，那天夜里收获颇丰，共捉到三十多只青蛙，足有十余斤。
在广元的日子，我们天性释放、童心荡漾，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孃孃、叔叔待我们如亲生，让我们享受到“家”的和谐与温暖，尤其是不再有成都时的那种局促紧张的心情。因此，我和弟弟时时刻刻盼望假期的到来，这样又可以去广元了，又可以在山水间续接我们的快乐童年。就在我长大参加工作后，由云南回成都探家，还会从有限的假期中抽出几天回到广元，看看孃孃一家，旧地重游，寻觅儿时的足迹。
广元孃孃迁去“三线”前一直居住在成都，与我家来往较为频繁；绵阳孃孃距成都虽然仅百多公里，那时也有半天的路程，工作忙家务重，难得外出，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但每次相逢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父亲出差在外，弟弟还在幼儿园，家中就我一人，中午放学回家准备给自已做饭，猛然见绵阳孃孃站在家门前等候着我，真是喜出望外！孃孃因公出差来成都，办完事后特地来看我，她带我去到不远处青石桥的一家小饭馆，炒菜要汤，让我海吃了一顿，尤其那碟凉拌兔丁，仿佛是我吃到过的美味的佳肴，至今记忆犹新。饭后孃孃送我回家，临走时还塞给我了五毛钱。一份凉拌兔丁加五毛钱，对別人恐怕微不足道，对我却非同寻常，在那个清贫的岁月，在我渴望得到关爱和亲情的年纪里，绵阳孃孃的不期而至就象一袭和熙的春风温暖着我年少的心怀。
我和弟弟儿时得意的玩具是一对木制宝剑，银灰色的剑锋，剑把饰有流苏，鞘身雕有花纹，我的那把是天蓝色，弟弟的是油绿色，精致而飘逸，被我们视为至宝。这对宝剑是绵阳孃孃和叔叔（姨父）结婚时送给我们兄弟俩的礼物。
那年孃孃和叔叔旅行结婚来成都，住在我家。我还记得父亲将惟一的那间十余平米的住房让给了这对新人，准确说不是整间房，而是房中那张曾经是毌亲嫁妆的楠术雕花床，我和弟弟仍睡在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父亲则暂时去同事家打挤了。第二天，孃孃、叔叔带我们兄弟俩逛春熙路，在中山广场对面的一家玩具店里，为我们买下了这对漂亮的宝剑。当我和弟弟从柜台上接过宝剑，便按捺不住地剑锋出鞘，在大街上对舞起来，那高兴劲儿引来了一大堆人围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玩具”，即使有过的，也只是自制的“土枪土炮”，自那天起我们才算有了属于自已真资格的玩具，太阔气了！能不让我们兴奋而铭记一辈子？
十六岁那年，我去到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边疆当知青，知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与异地亲友的书信往来，既是信息的勾通，更是情感的交流。我与两位孃孃的书信往来为频繁，因为有一种信任和一份温馨，让我对她们无话不谈，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种倾述的冲动。在当时，书信的一次往返大約需要半个月，我会掰着指头计算着时日：又该接到孃孃的回信了！的确，我的去信，孃孃们是必回的，既便忙不过来也会委托叔叔（姑父、姨父）给我及时回复。当知青的岁月中，甚至上大学的数年里，是她（他）们的书信伴随着我的成长，给予我极大的精神支撑。知青生活很清苦，有限的物质供给还会因自已的缺乏打理而捉襟见肘、青黄不接。每逢此境，我首先便想到孃孃，只要发出“救援”的信息，总是有求必应：一件毛衣、一双球鞋、五斤全国粮票……，杯水车薪，却贵如金玉，让我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其实，在当时的境况中，孃孃们也有一家老小，并不富裕，我无所顾忌的求援，实在无异于扒她们身上的衣、抢她们口中的粮，但她们总是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何曾道出过半个“难”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广元孃孃和叔叔临近退休之年迁回了成都，却又于数年之间相继病故，永远离我们而去；绵阳孃孃叔叔以及父亲和继母也都到了垂暮之年，与我们相处的时日屈指可数，这个曾经让我们快乐并痛着的“家”还能维持到几时？想到这些，总不禁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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