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学著作；继布罗代尔《地中海史》之后，地中海研究的又一部扛鼎之作。　
★全面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史，重塑前现代欧洲；重构地中海历史发展新范式，引领地中海研究的新风向。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罗马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彼得•布朗等多位学者，以及《过去于现在》《英国历史评论》《选择》等多家权威杂志隆重推荐，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刘文明教授、夏继果教授倾力推荐。
★全球史译丛新品。全球史译丛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与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联合打造，精选近年来全球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研究成果14种，皆是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典范性作品，其中多数作品获得本特利世界史奖、沃尔夫森历史奖、汤因比图书奖等多项史学大奖，赞誉有加。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学著作
继布罗代尔之后，地中海研究的又一扛鼎之作
全面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史，重塑前现代欧洲
重构地中海历史发展新范式，引领地中海研究的新风向

地中海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在古希腊，海洋一度被柏拉图等哲学家视为“又咸又苦的邻居”、滋生罪恶的“堕落”之地。本书作者霍登和珀塞尔反其义而用之，在书中强调海上联系对于构建地中海社会至关重要的作用。
《堕落之海》力图从微观生态（microecologies）视角讲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3000余年的人类生活史，重新梳理和评价地中海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各个层面，其结论颠覆了人类学、农学和地理学中人们长期秉承的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两位作者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重构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罗代尔将地理状况视为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阐明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流动性（mobil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特征。
《堕落之海》是继布罗代尔之后再度将该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并采取长时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视野更为广阔，涵盖从史前时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历史，基于丰富的文献详尽论述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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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译丛（见识城邦出品）：

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
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著
03：19世纪大转型[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
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著
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
Parker）著
07：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美]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著
08：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 Athan 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 A. 贝利（C. A.
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 布鲁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著

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世纪史高级讲师。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牛津大学古代史讲师。

“全球史译丛”总序
致 谢
注释说明

导言
第1 部分  “围着一个池塘的群蛙”：关于地中海的种种观念
第1 章  地理学的表述
第2 章  历史学家眼中的地中海036

第2 部分  “短途运输与确定场所”：地中海的微观生态学
第3 章  四个范围明确的场所
第4 章  生态环境与较大范围的定居场所
第5 章  连通性
第3 部分  剧变与灾难
第6 章  生存法则：多样性、贮藏与再分配
第7 章  技术与农业的演变
第8 章　地中海世界中的灾难
第9 章  商品与人口的流动性
第4 部分  宗教的地理特征
第10 章“ 神恩的疆域”
第5 部分  “人的博物馆”？社会人类学的应用
第11 章  “时间迷雾”：人类学与延续性
第12 章  “我也留着八字胡”：人类学与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索 引 

一、“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 年后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 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
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
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
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 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
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否定了“ 国家本位”，以“ 社会空间”而不是“ 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
客观”，主张“ 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早突破“ 国家本位”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
社会空间”。全球史接受了“ 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
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
欧洲中心论”呢? 自20 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
欧洲中心论”；因为“ 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
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 查克拉巴蒂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
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 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
兴起”原因，围绕“ 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 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
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 普世性”的“ 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 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
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
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
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 年5 月

霍登和珀塞尔的《堕落之海》一书构建了地中海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Iran Morris）

《堕落之海》将地中海的伟大历史作如此长时段和多地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是一项卓越的成就。霍登和珀塞尔二位值得祝贺！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勋爵
霍登和珀塞尔的《堕落之海》一书对前工业时代地中海历史的考察，堪称近年来所做的*为孜孜以求的知识重估工作之一。该书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它动摇了人们头脑中许多原本信以为真的旧观点，以新视角看待原本习以为常的过去。　
——罗马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彼得·布朗（Peter Brown）
《堕落之海》是一部恢宏的史学佳作，构思巧妙，考察范围极广，值得每一位致力于地中海历史研究的学者耐心研读。
——《过于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所有的古典学研究者都应该来读一读这本《堕落之海》。
——《古典学评论》（Classical Review）
对于想要了解地中海的过去与现在的读者来说，《堕落之海》是之作。
——《选择》（Choice）
《堕落之海》是一部力作，它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富有原创性的地中海研究新范式，必将为所有的历史研究者加以运用、辩论和批评。
——《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在为新千年重建地中海研究之时，霍登和珀塞尔提供了一项重大成就，挑战了许多长期的假设，不仅是关于地中海的，还包括与环境的关系，甚至是历史写作的本质。它值得引起各领域学者的广泛讨论。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霍登和珀塞尔绘制的这幅全新的地中海全景图，形成了古代研究中的重要分水岭，值得一代历史学者加以思考和讨论。
——《罗马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第1章  地理学的表述

本书的主题为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在3000 余年内的人类生活史。它的一个初始观点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套统一的、独特的方法去研究这段历史而有所收获。它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我们试图探索
这一地区是否在这一漫长时段内呈现出过任何统一性或独特性；其次，地中海史中包含着何种延续性。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构成了我们著作的基本框架。
在导言中，我们做出了一种同样适用于“历史”（history）一词双重含义（过去和史学家对过去的记载）的区分。世上存在着一部在地中海范围内发生过的历史，也存在着（或可以存在）一部地中海的历史。前一部历史不需要涵盖一个广阔的区域、漫长的时段或宏大的主题，并且只偶然地或间接地同其地理舞台相关。相反，书写一部地区史的前提是我们对整个地区环境的理解。作为考察对象的环境乃是种种人文与物质要素复杂互动下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变更的限制条件。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部地中海的历史。
我们由此所选定的时间叙述断限是很难精确界定的。同样，导言从总体上展示了我们对本书研究年代范围的理解。但这项研究的范围必然要随着具体论题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并与相关证据的各种特征相适应。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将自己的叙述时间范围与现成的年代范畴对应起来，而是宁愿把自己选取的时间断限视为一个整体。至少就本书目的而言，我们择取的这一时间段是不能用史前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早期等彼此间泾渭分明的阶段去加以表述的。如果用考古学的基础——物质材料遗存来加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研究的中心为铁器时代——它始于青铜冶炼技术主导地位的弱化，终于在20 世纪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替代品的出现（参见第9 章）。而如果我们从政治文化史的视角去思考的话，我们的研究范围则始于公元前2000—前1000 年间政治实体的形成，而终于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诞生及其日后在地中海政治地理版图上的层叠式出现。具体而言，我们研究的是从喜克索斯人（Hyksos）和新亚述人（neo-Assyrians）到19世纪英法在地中海范围内所进行活动的一系列殖民史（第7章第6节）。而倘若我们以荷马的诗篇和迈锡尼、腓尼基世界的文字记载为源头的话，那么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字记载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研究的起点；而在这层意义下，可以说我们的探索是以18—19世纪政府机构档案材料的书写，以及同时代内“浪漫主义的地中海”观念的诞生（参见第2 章第1节）为终点的。这些终点中较晚近的一些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地中海史的某种质变——它进入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阶段，以至于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在我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新阶段里，“地中海史”的提法已无法成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引入某些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
我们择取的这一既包罗万象，又相当灵活的时间断限或许并不像我们限定的空间范围那样需要较多的解释。那么，是什么使得地中海地区成为我们这一宏观研究的适宜主题呢？

1. 何为地中海？
显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的简单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对它的回答。不过，在起步阶段，我们不妨首先引入两个之后还会反复回归的核心主题（尽管并非以现在的这种形式提出）。首先是自已知早的将其内部各水域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形成以来，人类对地中海印象的漫长发展历史。其次是无法与前者截然分开，而是被视为其现代余波的，对地中海自然地理环境的“科学”界定：对这一问题的共识使得地中海地区与地中海同样构成了一个统一区域。
这两个彼此相关的主题也使得我们有机会在此介绍描述地中海整体特征的两种主要方法：其一是强调其内部交流的便利，我们不妨称之为“互动交流说”；其二是强调其统一的自然特征，即“统一生态说”。
互动交流理论倾向于强调海洋的作用；而统一生态理论则侧重于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并不是彼此完全排斥的；事实上，在本书的第2 部分与第3 部分中，我们将提出自己利用微观生态学和连通性等概念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独特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审视一下关于地中海的各种观念。我们不应当将地中海的统一性视为无可辩驳的地理常识。在卫星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人们是看不到地中海的全貌的：它的各部分水域更容易被人们视为独立区域。因此，尽管地中海这一地理术语已沿用许多世纪，它却是在学术的、多少有些抽象的层面上被提出的。在公元前1000 年之后不久，“大海”一词开始在地中海东岸的闪族语中得到广泛应用，希腊人或许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早在希腊语中使用该术语的是生活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的哲学家、地理学的先驱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米利都是一个同东地中海诸文化联系密切的地方。而在一部公元前4 世纪雅典戏剧的场景中，喜剧诗人埃菲普斯（Ephippus）还讥讽过这种抽象观念的含糊不清和想当然；在这一情节中，地中海沿岸居民们帮助了妖怪格吕昂（Geryon） 用整片大海做汤，煮熟了一条跟克里特岛规模相当的大鱼（Athenaeus， The Philosophers at the Dinner Table，8. 346—347）。在古代地理学传统中，是地中海塑造了陆地的形状（而不是相反的情况）——那是本章篇首引文中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明确表达的基本观念。
然而，地中海所享有的这一逻辑优先地位并不仅仅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主要来自于地中海在文明交流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尽管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危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海路运输还是要比陆上交通更为容易，这使得地中海成了联结各沿海地区、港口之间通路的枢纽。在融合着地中海东岸与希腊世界思想的经验累积作用下，航海实践带来了对这些水域统一性的另一种描述方式——那是另外一种地理学，它比哲学家们的更少想象色彩、更加实用。人们系统发明了描述陆地（或海洋）形态的一整套专用术语，形成了一门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呈现出了惊人延续性的地中海地形学知识。例如，反映地中海地理统一性的重要术语——沿岸航行（periplous）的早期发展同当时的航海条件密切相关：地中海空间被想象成由一系列海港或自然风光构成的直线航程。事实上，地中海已被想象成一条大河。当它出现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地图《普汀格尔图》（the Peutinger Table） 上时，地中海的长度被夸张地拉伸了。海港、河流与海洋被设想成同一介质的不同延伸方式，并不像它们在近现代地形学中那样直观地泾渭分明。
更重要的是，航海需要催生了巧妙的方向确定技术，它是以根据主导风向的名称对可辨识的地平线进行分段的做法为基础的。在希腊古风、古典时代的这种系统化操作技术的产物——风向频率图中，我们同样可以开始发现某种同航海事业密切相关的认识，那是一套其他航海社会同样拥有的知识框架。赫卡泰乌斯及其后继者希罗多德（他对“大海”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占据的地位有着清晰的认识）所表达的抽象观念只是古人认识这一庞大水体和进行跨海航行时采用的多种方法中的一个例子。
不过，与此同时，人们自然也会形成关于地中海的、更具相对主义色彩的种种其他观念。在许多古代文化那里，地中海是地方性的；并且其中留下过多话语的两种文明均称地中海为自己的大海。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希腊人便称地中海为“我们身边的海”；罗马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视之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我们”当然拥有很多含义。对地中海的划分反映了公元前4 世纪的相对主义观念。同我们在下文第2 节中讨论的一些现代名词一样，希腊文术语强调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相对重要性。当然，我们可以对从荷马到希腊化时代的一系列将西地中海描述成类似近东与远东地理概念的观念进行梳理；事实上，这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在官方术语中将地理相对性神圣化的现象反映了一种始于古代的命名学特色。
罗马的自我中心主义更为咄咄逼人。罗马人将地中海视为“他们的海”的说法构成了一种政治、文化演进历程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一历程，罗马人逐渐将罗马所处的空间视为围绕地中海分布的、有人居住世界（Oecumene 或Orbis Terrarum ）的中心。这种后来居上的说法终削弱了早期观念中的相对主义；而“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 一词正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在现存史料中，次明确使用这个字眼的是公元6 世纪作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Etymologies，13. 16. 1）。
这种关于地中海的明确观念（它构成了当时“科学”世界观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欧洲世界地图（Mappae Mundi）和阿拉伯地理著作（我们在篇首引述过其中的一段话）的博学传统中一直维系着。阿拉伯传统将地中海描述成一片贫瘠、陌生、不好客的水域，但总体上是个统一体——一片岛屿星罗棋布的整体海域。地理学家们一直维护着地中海的这种统一性，尽管显而易见的压力迫使他们将之在直观上划分为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区。“我们的作家们将地中海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地中海上的岛屿视为其内部的一个统一体系，无论它们位于东方还是西方。”（Miquel 1967—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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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套地理知识体系——航海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古典时代终结后开始呈现出与地理学家们更为宽广的视野截然不同的面貌；它构成了阿拉伯地理学家沿海岸确定方向的观念和中世纪盛行各种以风向频率图为基础的航海手册的背景。正如一篇精彩绝伦的介绍文字所写的那样，这些引人注目的图表构成了“地中海自我认识的鲜活载体”（T. Campbell 1987，373）。直到公元15—16 世纪，当与大西洋世界及其“探索之旅”的相关方法与思想被应用于地中海之后，上述两种抽象的与实用的地理学才重新走向合流。即便在那时，来自航海经验的陈旧观念仍旧残存于地中海范围内某些相对闭塞的地区。这些传统航海习俗——无论是船只设计、索具还是专业术语——的分布反映了诸岛屿、港湾或海峡周边地区的独特社会聚居模式，它一直延续到某些深刻变革（如化石燃料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当地的隔绝状态为止。在其校订修昔底德文本第二版的序言中，阿诺德（Thomas Arnold of Rugby ）贴切地写道：“蒸汽船在地中海上统治地位的确立必定会在今后十年中对同修昔底德相关的地理学做出史无前例的贡献，因为蒸汽船可以帮助学者和地理爱好者们拜访那些修昔底德曾亲口提及的地方。”（1840，iii-iv）
地中海还在一种更为现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地理概念。它把我们引向关于“何为地中海？”问题的第二种答案，并用一种以生态学为主 导的方法取代了在传统思想中更为突出的互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