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332910
读懂明治维新,才能了解日本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日本如何从封建国家迅速过渡到现代国家?
知名日本史学家赫伯特˙诺曼代表作,明治维新研究的著作
精选六幅明治时期版画作品,直观展现明治时期的社会风貌
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重读日本维新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日本。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日本如何从封建国家迅速过渡到现代国家?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质及其背后原因为何?《日本维新史》一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作者赫伯特˙诺曼是知名日本史学家,曾任职于加拿大驻日使馆,因此本书既参考日文一手文献,也引用西方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明治维新史之作。
《日本维新史》一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角度梳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探讨日本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封建国家迅速过渡到现代国家,分析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特质及背后的原因。
本书以专题式、夹叙夹议的方式展开。在分析过程中,作者既从纵向角度探讨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也从横向角度比较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封建、反殖民革命,如与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阐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又与中国进行比较,探讨在面对西方殖民与贸易扩张时,日本与清廷在应对方式上的异同。透过比较,读者能够更好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本书作者赫伯特˙诺曼是著名的日本史学家,长期从事日本历史的相关研究,曾任职于加拿大驻日使馆,因此本书既参考日文一手文献,也引用西方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经典之作。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明治维新的背景
第一节 封建制度的腐朽
第二节 打破海禁
第三章 明治维新
第一节 封建势力和商人联合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各藩的独占制及其对封建势力与商人关系的影响
第三节 资本主义输入各藩
第四节 封建商人联盟与明治维新
第五节 在藩政改革运动中现代官僚阶级诞生:以长州藩为例
第六节 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1868-1877)
第七节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下级武士
第八节 因”征韩论”而引起的分裂
第九节 与政府持续对立终酿成内战
第十节 明治政府的反封建政策:新政府对封建诸侯和地主阶级的态度
第十一节 结论:对日本建成现代化国家有重要影响的诸因素
第四章 早期的工业化
第一节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第二节 劳动力分工
第三节 资本积累
第四节 欧洲重商主义和日本重商主义的比较
第五节 日本银行资本的优势地位
第六节 外国资本在早期日本工业化中发挥的作用
第七节 战略行业的历史和影响
第八节 出于军事需要的日本工业化出发点
第九节 工业政策的改变及国营工厂转让的法律
第十节 重要工业和官僚阶级
第五章 土地改革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 土地私有的趋势
第二节 1873年地税改革条例
第三节 农民丧失土地
第四节 农民丧失土地及其影响–英日两国对比
第五节 日本农业实行小规模经营的原因及影响
第六节 日本佃农的社会特点
第七节 停滞的过剩人口问题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第八节 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其局限
第六章 政党与政治
第一节 第二阶段(1877-1883)农民运动与自由党的诞生
第二节 早期政治团体和政党概况
第三节 政府对政党的政策
第四节 1884年自由党解散后农民运动的新转变
第五节 国家权力的强化:1889年颁布宪法
第六节 政党和议会
第七节 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第八节 为了国家独立,日本必然选择对外扩张的原因
第九节 自由党反对派的立场和日本政府内的”军政问题”
结论
明治史参考书目提要
外文参考书目
日文参考书目(按照拼音排序)
外国杂志论文参考目录
中文参考书目
日文杂志论文
第二章明治维新的背景
第一节封建制度的腐朽(节选)
明治维新和其后的几年,日本迅速从一个封建制国家转变为现代的工业文明国度,速度之快成为明治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当时的新闻记者和旅行家都注意到这种速度,但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一问题往往被人们解释为”奇迹”,或是被描述为聪敏的学生(日本)从其导师(西方国家)那里取经,这种观点对西方谄媚,对日本却有失公允。
日本能够较为轻易地冲破封建经济的束缚,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以下两个因素偶然结合的结果:(1)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2)西方国家的施压。既然这种快速转变已经给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打上深刻烙印,研究清楚明治维新所处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足够了解这一时代的环境,我们才能发现内部腐朽与外部压力这两种力量是如何缩短日本改革这段阵痛期的,而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国,却经历了相当难熬的漫长时间。
德川的幕府封建统治开始于17世纪初,德川家康(1543-1616)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家族的直系和旁系亲属确立了霸权地位,同时还间接管辖本州、九州和四国这三大岛。德川家康建立了最后的将军政权,即世袭军事统治权的幕府政权。在这一政权体制下,将军的幕府–这一最大的封建氏族实际掌握着政权。同时,天皇和宫廷被降级,以恭顺又委婉的说辞被幽禁在京都,过着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生活。幕府最初是由源赖朝(1147-1199)建立的独立权力机关。当时的日本王朝被诸如苏我氏、藤原氏或平氏这样的大家族把持。这样的格局在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幕府的出现清楚地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立统治阶层出现,它将天皇与他的宫廷及实际权力切断。这种天皇虽为君主,将军却是实际统治者的二元局面被明治维新终止。维新改革后,日本重新回到之前的政权系统上–天皇既是君主,也是统治者。
德川幕府时代的封建制度代表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最有意识的尝试–将社会固定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中。每个社会阶层,甚至每个阶层的细分阶层都有自己的规范,包括着装、仪式和行为的细微区别,各阶层都必须严格遵从这些规则,违令者会受到严厉惩罚。即使用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德川幕府时代的刑法也过于严苛,获罪的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惩罚差距很大;德川幕府想尽办法来强化这种差异,提高上一等级的优先权益,或者降低下等阶层的权益。在对外交往和国内政策上,和本国商人阶层的需求和利益相比,德川幕府统治者表现出更关注自身的封建哲学理念。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欧洲的政治控制,无论这种危险是通过商贸往来,还是天主教传教士的阴谋渗透到日本的;另一方面,由于重农主义,商贸和农业的价值不可相提并论,商业地位顺理成章地被贬低。基于这两个原因,德川幕府在1624年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境,1638年,又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1640年以后,所有外国人和外国贸易都被驱逐出日本,只在出岛(长崎)那里保留一块很小的贸易区。贸易区里有严格的监控,荷兰人和中国人居住在此,并享有极为有限的贸易权利。1637年,德川幕府禁止所有日本人出境,如果有人违反法令擅自离开日本国土,一旦回到日本就会被判死刑。为厉行锁国政策,德川幕府还限制了每艘船的容量,不得超过500石*。这些为封锁日本所做的努力,皆是为了防止外国的自由贸易风潮扰乱本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环境。
德川幕府时期,位于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端的是德川将军家及其三支旁系,即尾张、纪伊和水户。德川家族直接管辖的地域几乎占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江户(幕府所在地)、堺(大阪)、京都(皇室所在地)和长崎等大商业中心都在其中。德川氏的主要财政来源是贡米,在稻米总产量2800万至2900万石时占据800万石之多。采矿和垄断贸易的特许经营权同样是利润颇丰的收入来源。日本其余四分之三的领土由大名或其他封建领主占领。从一开始就站在德川家康这边的家族,被封为”谱代大名”,是德川氏的世袭家臣,共有176家,他们受德川家族的恩惠,幕府的高官显职大多由这些家臣的族人担任。而在起决定作用的关原之战(1600)之后投降的那些大名,包括长州的毛利、萨摩的岛津、仙台的伊达和加贺的前田等最富足的领主在内,共86家,被称为外样大名或”外藩”。外藩不得在幕府中任职,但相应地,这些外样大名被准许对自己的领地–藩的内务有部分自治权。
幕府或称将军府以一种精心设计的制衡制度来保护自身的统治权力:一方面,在领地分封时,将世袭大名(谱代大名)安排在外藩(外样大名)中间;另一方面,1634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行参勤交代制或称人质制度。依照参勤交代制度,所有大名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地和江户两地轮流居住,当大名们离开江户回到封地去的时候,必须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留在京都作为人质。受分封大名统治的各藩之间不得交往,旅行需要严格执行护照制度。幕府实行监察制,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甚至关于监视制度的坊间逸事和谚语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是幕府的监察制度在人们意识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有力证明。大名家族之间联姻,首先要征得幕府的批准;修建府邸和城壕也必须得到幕府同意;如果大名领地建筑需要修缮,也需要把改建计划呈送到江户。禁止任何大名与京都的皇室有直接接触,甚至天皇也在严密的监视下(虽然是以恭敬的方式),天皇的活动以及仪式都被幕府所制定的规范严格限制。财务负担过重,导致大名家族的库房经常空虚。德川幕府还命令某些大名承担庞大工程的开销,如此一来,大名的财政状况更被逼得吃紧到极限。即使是在日本的封建社会,罗马谚语”金钱触发战争”也同样适用。幕府以一切手段来削弱、分化大名的势力,但仍有充分理由对西南地区实力强大的外样大名心怀戒备。像西南地区萨摩的岛津氏、长州的毛利氏和肥前的锅岛氏,他们都是关原之战后归顺德川幕府的,因无力推翻德川家康才屈居人下,但因为他们有半自治权,幕府仍将他们视作会直接发动攻击的威胁。
在这些外藩中,最令幕府忌惮的要数南九州的萨摩藩了。萨摩藩距离幕府的权力中心很远,四周又都是同样对德川幕府有敌意的外藩。同时,萨摩藩拥有封建日本财政收入最多的地区,还有团结一致、战斗力卓越的士兵,因此,萨摩藩毫不隐瞒对德川幕府统治的不满。萨摩藩在日本国内率先使用和制造现代武器,完全不顾对外通商的禁令,以琉球群岛为基地,保持着和中国的商贸往来。得益于对外贸易的获利,地理位置又几乎全部沿海,萨摩藩的文化发展倾向于面向南方海洋的外国文化,而不是面向京都的本土封建保守文化。由于贸易资金的积累、早期以军事为目的对西方工业的大量引进,以及对德川幕府的憎恨,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三个藩(长州藩、肥前藩和土佐藩)的支持下,萨摩藩成为进攻德川幕府霸权政治的先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封建等级中,居于将军和大名之下的是武士,他们效忠自己的领主,相应地,领主大名会给他们稻米(禄米)作为俸禄。在分权封建制的初期,大多数武士是农耕者,他们在发生战争时入伍追随领主,到了安定时期又解甲归田。随着军事方面的兵制改革–开始使用枪炮等火器,与之相应地需要坚固的防御堡垒,由此武士集中生活在城下町,离开了田地,由农民去耕种。武士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分化在丰臣秀吉时期进一步加深。1587年,在丰臣秀吉实行”刀狩令”后,农民叛乱的威胁减少了,但农民和佩刀武士之间的阶级差距拉大了。完全摆脱农业生产的武士从领主那里获得禄米,相应地,武士要随时听命于领主进行战斗。德川幕府建立后的长期和平消磨了武士的尚武激情,渐渐地,这些武士成为多余之人,实际上沦为寄生阶级。德川幕府的持续统治需要武士阶层的支持,因此幕府竭尽所能宣扬”武士道”,并给予武士高于其他阶级的优待。武士的地位越来越优越,同时,因为禄米被贫穷的大名削减,武士焦躁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厚,最终迫使部分武士脱离对领主的效忠,成为浪人(正如字面意思,武士成为”流浪的人”,没有效忠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职业)。许多浪人居住在城市中,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成为日本向世界开放的智者和先行者。在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浪人中,有许多人对步步紧逼他们的幕府心怀憎恨,因此他们后来成为明治维新最热忱的斗士。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