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方大曾，一个让我们想起来就充满惭愧、惶恐、痛心、振奋与期待的不老传奇！
完整收入方大曾当年在《大公报》《申报》等报刊上所发表的各类作品：金戈铁马、激扬文字，实录国族兴亡、喉抵刀尖的时刻，铁血男儿的殊死拼杀！
收入发现的方大曾遗留人世间的另一批摄影作品：还原绥远抗战、卢沟桥事变等正面战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
首次完整呈现中国摄影富有传奇色彩的战地记者方大曾的生命轮廓，比肩罗伯特卡特，传奇而又悲壮。
837张国家博物馆珍藏图片“嵌入”历史，注目那些鲜为人知的抗战瞬间，走近那些奋勇抗争的人们，见证一个民族，死亡和苦难的冲击下，战火的硝烟与国人沉痛的自省迸发出的自信与从容。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平的一个外交官家庭，从小热爱摄影，在中国摄影水平整体落后于世界的那个年代，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方大曾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的镜头中没有达官贵人，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仕女照，对社会的关注让他频频将镜头对准底层百姓，思考着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进入193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战争形势，热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机，饱含激情地记录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准备，同时揭露出日军的种种丑恶行径。
　　1936年底，绥远战争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绥远抗战前线。在持续四十多天的战斗中，他凭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上追捉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真实地记录了绥远战争的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时间赶赴前线。在华北战场上拍摄采访了三个月后，这位蜚声国内的战地记者突然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他是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将生命的形态永远定格在了25岁，只留下家人和朋友年复一年的等待。
　　时至今日，方大曾拍摄的837张照片悉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连同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进入现代人的视野。
　　翻开这本书，震惊我们的或许会更多更多……

杨红林，笔名南庄，1973年生，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主要从事近代史及老照片研究，先后发表《义和团时期西方影像背后的“中国观”》、《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等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半世繁华：民国外交家顾维钧》、《1915：中国表情》等著作。

序言
引言
篇　消失的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
一  方大曾生平及其摄影活动
二  方大曾纪实摄影的时代内涵
三  方大曾被再“发现”的思考
第二篇　国破山河在
一  华北危机
二  强盗野心
三  救亡呼声
第三篇　绥远的乌云
一  绥远在哪里
二  美丽的喇嘛庙
三  侵略者与分裂者
第四篇　从长城到阴山
一  到前线去
二  严阵以待
三  战地硝烟
四  铁血勇士
五  兵火之痛
第五篇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  民众的力量
二  联合阵线
三  声援与慰劳
第六篇　方大曾和他的战友们
结语方大曾摄影的学术价值
附录方大曾生前所发表作品概览
主要参考文献

七八十年前，北中国的勇士奔赴沙场，拼杀敌寇。他们不知道北平青年方大曾正在拍摄无数抗日军民的英勇与牺牲。方大曾，也不知道自己即将捐躯；不知道他留下的照片，悉数湮没，长达半个世纪；不知道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度揭示了这批照片；不知道学者杨红林先生于新世纪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研究并呈现了他的摄影生涯。
　　昔年的抗敌者在照片中活着，一如不知所终的摄影游侠方大曾，活在自己的照片中。回顾抗日战争的伟大史诗，我们不再会忘记方大曾的个人史诗——感谢阮义忠先生！感谢杨红林先生！
　　——陈丹青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这些精美的画面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旧式的火车，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旧时代的战场和兵器，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然而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勃勃。他们神色中的欢乐、麻木、安详和激动；他们身影中的艰辛、疲惫、匆忙和悠然自得；都像他们的面容一样为我们所熟悉，都像今天人们的神色和身影。这些三十年代的形象和今天的形象有着奇妙的一致，仿佛他们已经从半个多世纪前的１２０底片里脱颖而出，从他们陈旧的服装和陈旧的城市里脱颖而出，成为了今天的人们。这些在那个已经消失的时代里留下自己瞬间形象的人，在今天可能大多已经辞世而去，就像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街道和房屋，那些消失了的车站和码头。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余华

前言
　　2006年3月16日，837张拍摄于1935—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此时，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70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线，在炮火纷飞中将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年仅25岁。
　　方大曾，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原因很简单，他很早就神秘失踪在了抗战前线，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岁（1912—1937？)，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
　　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在80多年前，方大曾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再度“发现”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尽管如此，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名战地记者。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中国的卡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颇富传奇色彩。
　　据知情者介绍，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根据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国政府抗战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从重庆回到北平，开始保管这批底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由于底片当中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内容，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就将底片交给了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退休后，方澄敏一直惦记着哥哥留下的这批底片的下落。1975年的一天，她来到单位，发现用报纸包着的底片在原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一些杂物堆在一起，散落在地。她向单位说明情况，将底片要了回来。在单位食堂里，她又发现用来装底片的小木箱被当作收饭票的工具，于是向食堂解释说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遗物，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纪念。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她自己做了一个新箱子，将装底片的木箱换了回来。取回底片后，方澄敏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以此来纪念她那失踪的哥哥。
　　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通过介绍，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10号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发表在《摄影家》杂志上（1994年第17期）。至此，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1989年，方澄敏女士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很好地处置这批底片，因此将其交给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先生保管。陈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批底片，编写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一书。约在1996年，方澄敏女士从陈申先生处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先生。张在璇先生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以示纪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经协商，张在璇先生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笔者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我顿时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虽然此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自己显然更加幸运，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大约从2010年起，得益于工作的便利，笔者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透过影像我们看到，837幅画面，有老人、小孩、苦力、军人、乞丐、喇嘛、学生，有寺庙、教堂、名胜、古迹，有街巷、集市、车站、码头，有城镇、乡村、林木、山川，还有烽烟战场……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或许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驱使，又或许是感动于摄影师的传奇与悲壮，更或许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着我，我的心中总有一个念头在萦绕：无论存在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代。
　　由此，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发现”之旅。仿佛一个探案者，满怀期待地叩开那扇门，瞬间走近80年前那位朝气蓬勃、才华横溢、视死如归的摄影记者，进入80年前他镜头下那个纷繁多彩的世界。
　　五年来，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这批底片的具体内容，笔者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的相关资料，从中获益匪浅。令人兴奋的是，结合当年报刊上方大曾所发表的各类作品，许多底片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终真相大白，从而避免了以往一些研究者比较笼统地进行图注的尴尬。与此同时还有一项意外的重大收获：在对馆藏老照片进行整理的过程中，笔者偶然发现了另外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这批照片收藏在李公朴遗留的相册中，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而据考证可知，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而1937年8月李公朴在山西组建全民通讯社时，方大曾就是其中一员。据著名摄影家吴群1985年的怀念文章追述：“值得庆幸的是，抗战前后小方所拍的许多精彩照片及原底，大部分没有遗失。他留在北京外交部街协和胡同老家（门牌已由七号改为十号）的数百张底片及一些小样片，现在仍由其妹方澄敏完好地替他保存着。他交给天津中外新闻学社发稿的照片和底片，周勉之离津时，将它全部装在一个衣箱内随身带走。经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未被侵略军及汉奸查出，安全到达武汉。这部分照片和底片，连同后来全民通讯社在武汉、重庆时期所拍摄的时事照片和底片，皆由吴寄寒在新中国成立后备文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是同志们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结晶与贡献，郑重地将他的摄影遗作献给党组织，交中央存档，让小方的革命摄影业绩流传千古，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原来如此！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这批照片与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我们又发现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随着研究的深入，方大曾带给我的惊叹越来越多。原来在众多历史教科书、展览及出版物中流传广泛的“守卫卢沟桥”等经典照片，居然就出自他手！也正因如此，作为守护这笔宝贵遗产的责任人，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五年来，一想到方大曾这个名字，我就充满了惭愧、惶恐和痛心，当然偶尔也有振奋和期待。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还债”之旅。为了对逝者有所交代，本人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并尽力向公众介绍他的事迹（《一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绥远抗战》，《中华遗产》2013年第7期），然而这些努力毕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梦境中，英俊爽朗的记者“小方”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战斗胜利的人群中，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缅怀先烈，本书尝试以绥远抗战为主线索，将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嵌入”这段特殊的历史，旨在从中“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由笔者参与策划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抗战摄影展也将拉开序幕。而作为该展览的重头戏，方大曾的绥远抗战摄影展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希望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
　　虽然从未谋面，但笔者依然要向阮义忠、张在璇、陈申、冯雪松等先生表示敬意。正是他们此前多年间接力式的奔波与研究，为我打开了一扇充满希望的窗户。更要感谢国家博物馆藏品二部主任刘罡先生，作为国内著名画家，尽管从事的领域不同，但他一直以来鼓励和支持我对方大曾的研究，诚所谓亦师、亦友、亦兄长也。著名书法家吕章申馆长欣然为本书题名，则更令我感动和荣幸。后特别鸣谢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出版中心主任孙轶女士，正是由于她的鼎力支持，该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本人水平有限，如有疏漏和谬误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