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7256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口述史权威斯特兹·特克尔代表作。
《卫报》评选史上 100 本*非虚构书籍之一。
美国大萧条时代的一手记录，全面再现美国人的集体记忆。
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美国股市暴跌。美国和全球经济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大萧条。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了吃、穿、住的挣扎。普遍的不安全感笼罩之下，从贫民到巨富，无人幸免。
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采访了从新政官员、商业巨子到农夫、工人等各个行业、阶层的数百人，以手资料反映了经济大萧条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当年的苦日子又是如何在今天的咀嚼下回味无穷的。
特科尔的作品为美国建立起一部持续、宽广、自下而上的平民史，他本人更成为芝加哥城的标志和美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前言 VII
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 VIII
作者笔记／ XX
艰难时代／ XXI
私人回忆录／ XXII
篇 001
补偿金征讨／ 002
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 009
帕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 013
艰难的流浪／ 021
富豪显贵／ 061
老人和孩子／ 091
上帝保佑这孩子／ 094
劳动的男孩／ 122
三次罢工／ 154
第二篇 179
旧式家庭／ 180
合唱团成员／ 198
奢华生活／ 202
在诊所／ 238
十六吨／ 242
农民就是那个人／ 261
编辑和出版人／ 291
第三篇 303
关于新政／ 304
顽固的民粹派／ 350
夸夸其谈／ 357
旗帜和神圣祷告／ 365
医生、休伊和史密斯先生／ 396
巡回牧师／ 416
来自堪萨斯的绅士／ 423
林中景色／ 430
校园生活／ 440
第四篇 445
勉强过活／ 446
凌晨三点钟／ 450
一封电报／ 453
第五篇 455
生机勃勃的艺术／ 456
公务员与城市／ 485
驱逐、被捕及其他／ 504
荣耀和屈辱／ 532
奋斗与成功／ 558
尾声 587
前言
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
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Thirties）。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根据政府的新闻稿来看，形势从未好转。就连“繁荣年”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都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会让人失眠的事情。“赤字”这个词有些晦涩难懂，只有会计才用得到。它与“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儿总是出现在讲述“人情冷暖”的专题报道中，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十二个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节目里的农民。你也许就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遭遇了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他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他州富庶土地。上个月，当地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宠物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他们。随后，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边头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他当地人，他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
“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他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
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只能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他们身边从来少不了骗子的身影。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二百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保卫一无所有的农户。三十二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儿稚气。他说：“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他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冲突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Reno）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 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 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了一项需求就会施以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六千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一千名，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工会领袖，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是钢铁工人。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 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胡佛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废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在行驶的车辆。只看到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
艾德指给我看一家成衣店，挂着“开门营业”的牌子。“下个月就要关门大吉了。”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前后的钢铁城变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样。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 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仿佛时光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堆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似的。我从中发现了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二百人，自 10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于今年内减少至少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1974年，该厂雇用了两万九千人。到了 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一万七千以下。
翻到漫画版，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 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发布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一千七百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减，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则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四千裁减到一千五。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孩子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们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年，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冲上去抢这几根肉骨头。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待在货车车厢里，空间仅够立足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派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还会更多。还有女人，很多女人为了上车甚至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后，《萨克拉门托蜂报》（ Sacramento Bee）派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给他们讲述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等人的摄影作品。在路上，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许多人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言语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睡在车里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睡在天桥下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事情并非像表面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妈的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没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 7-11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朝别人开枪。”
艾德·保尔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着一辆货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家杂货店，相当于现在的超市。我下了车，搞了些面包卷和饼干回来。那个男人贴着窗户冲我挥拳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激发了我们的狼性。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唯有《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不那么乐观。它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赌场社会》（The Casino Society）。在这篇令人惊愕的文章中，作者以迥异于其他知名期刊的笔调写道：“不，这不是拉斯维加斯或大西洋城。这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支撑经济所需的数额。借贷（说得好听点儿，就是杠杆）正在失控。因为期货的存在，人们无须拥有股票便可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结局便是：金融体系从投资转向投机。”
这篇文章给未来敲响了警钟。假如阿瑟·A.罗伯逊（Arthur A.Robertson）还在世，他一定能分辨出丧钟的声音，至少能听出警告的意味。他是一个实业家，“一个清道夫。曾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认识市场上所有的传奇人物，这些人“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转手给毫无戒备的普通民众”。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Ponzi）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西德尼·J. 温伯格（Sidney J. Weinberg）回忆起 1929年 10月 29日那天，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儿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
“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严重到 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过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股票的真实价值。现在，股民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 1929年深。”
现在有一种政府行为，但不是温伯格所想的那样。1929年股市崩溃后制定的条规已经放宽了许多。对我们的银行尤其如此。
潘妮·乐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们信银行》（ In Banks We Trust）描述了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宾州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倒闭，这可能就是个象征，当时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 W. C.菲尔兹（W. C. Fields）正流行。这条小鱼在疯狂追逐高利息债务人的过程中，吸引了一群群更大的鱼。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通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银行是有多侥幸，才逃过一劫。因为太侥幸，反而让人感到不安。政府救了它们一命，但与 1929年帮助那些被大萧条击垮的银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监管机构因为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瘫痪，激进的银行业务（这个词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所乐见的）成为常态。在营造出来的投机氛围中，银行成为了布鲁斯特（Brewster），慷慨地借出他们（我们）的资金，期望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结果是血本无归。
拉美国家是的债务国，欠着好几家美国银行的钱，数额高达三千五百亿美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两个国家无法还上欠款（比如说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们九大银行的资金。我们来谈谈恐慌，谈谈两三家或者全部九家银行的挤兑。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为财政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Reserve Board）。他表示：“1929和 1930年，数千家银行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因为它的存款来自这些小银行。”
潘妮·乐培霓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的结局会让 1929年就像是一场生日派对。”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管现在和当时有多像，未来根本没那么糟糕。詹姆斯·内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筑商协会（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国现任总统一样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内桑森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迷，持有他们的季票。“如果熊队赢了比赛，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当作芝加哥楼市的积极信号。”他指的是即将开赛的超级碗（Superbowl）橄榄球赛事。（熊队当然赢得了比赛。）
幸好，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有着沃尔特·佩顿（WalterPayton）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
罗纳德·里根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有很多人起先像“赢家”一样思考的人，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输家，令人猝不及防。他们的说法会出现在下面的章节中。西德尼·温伯格回忆说：“就像是晴天霹雳。”风向标是被拆除了吗？暴风雨来得征兆全无？我们是否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对有些人来说，这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对另一些人而言却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丰富而生动的记忆就倾泻而出。每一页都是如此，根本无法停下。
——《国家观察》
一部价值难以估量的记录。
——《纽约时报》
这本书是特克尔的经典之作，它讲的不只是大萧条，更是一个时代、一种情绪，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任何一个想了解美国如何一路走来的人，都该读读这本书。——阿瑟·米勒
阿瑟·A. 罗伯逊（Arthur A. Robertson）
他的办公室位于纽约一幢摩天大厦的顶楼，墙上挂着许多画作和照片。其中有一幅约翰逊总统的画像，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朋友——一位为国效力的爱国者。”还有一幅是休伯特
·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画像，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朋友阿瑟
·罗伯逊，并致以美好的祝福。”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的照片上写着：“献给我的朋友阿瑟·罗伯逊。”此外，还有美国的达官显贵们送的纪念品。
他讲述了早年间的经历，那时他做过战地记者、广告人，还有工程师。“我们修建了纽约地铁的第六大道段。我的职业生涯很特别。我现在是个实业家，以前在德国收购了几家搪瓷工厂。我曾获得俄罗斯政府的猪毛交易特许经营权。我把这些猪毛卖给户外广告公司做刷子。十九年前，我和几个合伙人花一百六十万美元买下一家公司。现在，我们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近有人出价两亿要买这家公司，我们拒绝了。我是董事长、公司的掌控者，是我创建了这家公司。”
“我曾认真地考虑过在 1928年三十岁的时候退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的身家已经是七位数了。”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1921年，经济出现衰退，1924年开始好转。之后，股价一路攀升，就像没有上限一样。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我看到擦鞋工用五百块定金购买价值五万块的股票。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现在，如果要购买价值一百块的股票，你得支付八十块，另外二十块由经纪人支付。当时，你可以只付八块或十块。股市崩盘的原因正在于此。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酿成巨祸，因为人们没钱支付另外的九十块。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些控制措施。你只能平仓：心不甘情不愿的卖家和勉强的买家。
那个时候，有一家香烟公司的股票卖到每股一百一十五块。股市崩溃了。公司老总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借他两亿。我回绝了，因为我当时也得保护自己以及密友们的资产。他的股票跌到两块钱一股，他也从自己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纵身跳出窗外。
还有一个人，他的公司有一千七百万美元现金。他是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手下的三四个品牌现在都家喻户晓。当他的股票开始下跌，他出手补救。第二波大跌之后，他彻底破产了，欠三家银行的钱，每家一百万。
银行的处境和他一样，只不过政府伸出了援手，把它们拉出火坑。突然之间，它们变得高你一等，接管了欠债公司的业务。它们解雇原来的专家，换上自己人，而公司正是由这些专家一手打造的。我从银行手上买过一家这样的公司。它们把公司卖给我是为了止损。
糟糕的公司经营者莫过于银行家。说到审查资产负债表，他们是专家。职业培训让他们保守谨慎，因为他们借你的钱是别人口袋里的。所以，他们连公司运营过程中必要的适当风险都不愿意承担。因为亏损太多，他们急于甩掉身上的包袱。我近把那家公司卖了两百万，1933年买的时候才花了三万三千美元。
三十年代初，我可是有名的“清道夫”。我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这是我赚钱的几个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不乏传奇人物，一百万在他们眼里只是零花钱。三四个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丢给毫无戒备的小股民接盘。一听说像杜兰特（Durant）或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这样的人物在买某一只股票，所有人都会跟风。他们知道股票价格会被抬起来。的问题是在他们抛出股票之前逃出来。
杜兰特，通用汽车的创始人，两度拥有通用汽车，又两次失去了它……通用公司当时的股票价值已超过十亿，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亿。他开创了自己的汽车公司，之后公司破产。当股灾到来，他举手投降，就像其他人一样。我近一次得知他的消息是他开了一家保龄球馆。一切不过只是股票账户上的数字而已。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希望阳光能永远灿烂下去。
没错，就是 1929年 10月 29日，股市大乱。那天，我接到了十七八个朋友的电话，他们听上去都很绝望。借钱给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转手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而第二天情况会变得更糟。到处有人自杀，这种感觉太可怕了。都是我认识的人，真是让人伤心。你在某天看到股价还是一百美元，第二天就变成了二十块、十五块。
在华尔街，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有点儿像电影《死神假期》（Death Takes a Holiday），天昏地暗的感觉。你昨天看见一个人开着凯迪拉克，如果他够幸运的话，那现在还能有钱搭车。
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只能去讨饭啦！”我问他：“向谁讨？”
许多股票经纪人并没有亏钱。他们的客户破产了，他们却因为拿了佣金而大赚一笔。只有那些拿自己的钱去博弈，或者没能及时卖空亏钱股票的经纪人才元气大伤。经纪业务自然也一落千丈，股票经纪公司只好勒紧裤腰带，关门裁员。
银行活期贷款的利率是 18%，借出去的钱被拿来买股票，而股息可能只有1％到 2%。他们觉得股价能一直上涨，每个人都这么指望。曾经有股票经纪人从我这里借钱，利率是22%。22%啊！
至于那些在公共事业领域打下江山的人，他们会先买下一个小规模的公共事业公司，鼓吹它利润惊人，然后再把它卖给自己名下的上市公司。塞缪尔·英萨尔他们就是这样累积巨额财富的。英萨尔帝国坍塌的原因和这些失去理智的投资者破产的原因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有多少钱，都会层层加码，想要赚得更多。
我的好友约翰·赫茨（John Hertz）一度拥有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90%的股份。此外，他还拥有洛杉矶柴克出租车公司（CheckerCab）以及芝加哥地面电车公司（Surface Lines）的股份，资产足有四五亿。一天，他邀我坐游艇出游。在游艇上，我结识了两个声名显赫到让我敬畏的人物：杜兰特和杰西·利弗莫尔。
我们聊了他们手头的股票。利弗莫尔说：“我相信我的股票将来足以掌控 IBM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可操心的？”他答道：“可是我只懂股票，不会做生意。”于是，我又问：“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都存了一千万，任何人都不能动用。”他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年轻人，如果你赚不到大钱，有一千万又有什么用呢？”
到 1934年，他已经历过两次破产。我的会计问我要不要帮利弗莫尔一把。他破产了，想在股市里重振雄风。他总能东山再起，连本带利地还掉借款。我同意了，借给他四十万。到 1939年，我们赚够了钱，每个人税后能分到一百三十万的利润。杰西这个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经历了两次破产。我问他：“是不是兑成现金好一些？”在那个时候，每年有五万块就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他说，就这点儿钱他是过不下去的。
我卖光了股票，把现金装到口袋里，剩下杰西继续在股市打拼。他一直跟我讲他马上要在股市大赚一笔。人称“卖空本”的本·史密斯（Ben Smith）当时在欧洲，他告诉杰西不会爆发战争。杰西信了史密斯的话，做空粮食。他能让自己手里的每一块钱去赚更多的钱。
我到阿根廷的时候，听说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可怜的杰西在电话里说：“阿瑟，你得救救我。”离得这么远，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他。我知道给他钱就是打水漂。
几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杰西在办公室等着我。这个可怜的人已经输得血本无归。他跟我借五千块，我当然给了。三天之后，杰西去荷兰雪莉酒店吃早餐，在盥洗室开枪自杀。他们找到了他为那五千块给我写的借据。就是这个人，他曾说过：“如果你赚不到大钱，有一千万又有什么用呢？”杰西是出色的股票交易人。他知道每个粮食种植区每一种作物的情况。他是个孜孜不倦的好学生，不过总是过于乐观。
你有预感股市会在 1929年崩盘吗？
我在 5月就感觉到了，为自己保住了一大笔钱。5月的时候，我抛售了大量股票。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不过，我没有卖光，后也损失惨重。
1927年，我得知林德伯格在筹划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就买进了莱特航空（Wright Aeronautical）的股票。我听说他驾驶的飞机就是莱特公司制造的。当时，我住在密尔沃基。办公室距家只有一英里左右。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股票经纪人联系。等我到办公室，已经赚了六十五个点。所有一切发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这确实挺吓人的。无论你买什么股票，似乎都涨起来没个头。
有人说我们在重演 1929年的悲剧，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银行保险，人们知道自己的存款是安全的。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假钞可以用是一样的。除非事发，否则就一直管用。
1932年，我在纽约的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新租了一间办公室。热衷健康养生的麦克费登（MacFadden）创办了廉价餐馆。我非常欣赏一个同我做生意的黑人小伙。他承诺为七十五个饿着肚子的人提供食物。我六点就离开办公室，越过这七十五个人排的长队进到麦克费登的店里，为他们每个人支付七分钱。我每天都这么干。等着领食物的队伍，长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只有 1922年的德国能与之相提并论。
看上去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我还记得银行假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有个非常聪明的小舅子，做律师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对银行有不好的预感。我觉得我们应该手头多拿点儿现金。”就在银行关闭潮爆发前两个月，我们决定把存在银行的所有钱都取出来，近一百万美元。我在俄亥俄州的克莱德有家瓷釉厂，他们用我的签名抵钱。我每个周六、周日都会送现金过去。我在密尔沃基的百货商场转一圈，如果他们付不出现金，我就开一张为期三十天的欠条，每欠一块还 1.05块。
1933年，杰克·法克特被绑架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合伙人、他夫人，还有从怀俄明州来的一个侄女正在夜总会跳舞。我们每个人的袜子里都藏了两万五千块的现金。我们准备第二天早上到克莱德去，我原本打算带十万块过去支付账单和工人工资。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两万五千块在跳舞。绑架杰克·法克特的绑匪索要的赎金正好是十万。这帮蠢蛋，如果抓到我们，他们就能拿到这么多钱了。
吉米·麦克帕特兰（Jimmy McPartland）
爵士音乐人，小号手，被比克斯
·贝德贝克（Bix Beiderbecke）钦点为接班人。二十年代末，他离开芝加哥，和班尼
·古德曼（Benny Goodman）、
巴德 ·弗里曼（Bud
Freeman）吉恩
·克鲁帕（Gene Krupa）以及艾迪
·康顿（Eddie Condon）一起来到东部。
因为亏了钱，太多人从窗口纵身跳下。天哪，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几个人曾经议论过：这些人是疯了吗？钱是什么？我们是音乐人，钱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是。生命、生活和享受生活才更重要。这些人亏掉了所有钱，那又怎样？我们曾说过：“你还活着，不是吗？”他们可以从头再来。这是我们之前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不怎么为了钱发愁。反正我个人是不会，因为我总能赚到钱。对我来说，一切都来得太容易。我觉得很惭愧。但我从来不为钱烦恼。如果有人缺钱，我很乐于施以援手。
我还记得我们乐队失业的时候。那是在 1928年、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前。比克斯还在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的乐队。我们已经七八周没活儿干了，手里也没剩下什么钱。天，我都快要饿死了，没钱买吃的。
他们邀请我们去聚会上表演，社会名流、有钱人举办的聚会。那里供应好的威士忌和类似的东西，不过没吃的。（笑）只有各种各样的酒。我们会问：“有三明治吗？”
我们曾受邀参加在派克大街举办的一次聚会，班尼·古德曼和乐队其他人都去了。除了我们，还有怀特曼的整个乐队，比克斯·贝德贝克，大家都去了。我们喝酒，玩乐，即兴演奏。主持人是个大块头。我把比克斯叫到一边，向他求助：“比克斯，我们现在没活儿接。你能借我五块钱吗？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打开钱包，里面有两张一百、一张五十的钞票。他非要把那两张一百的塞给我。我说：“不用，不要这么多，五块十块就够了，够买吃的就行。”他说：“小朋友，你拿去吧，等你们接到活儿干了，再还给我。”
后来，比克斯生病了，离开了怀特曼的乐队，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完全没了收入。我当时参加了《混球》（ Sons of Guns）节目，每周能赚二百七十五块。光是这个节目就能让我赚到这么多。一周赚三四百块是件很轻松的事情。我又有钱了。我和比克斯过去曾在一家地下酒吧见面。一天，我去了那家酒吧，他也在，身无分文，恶疾缠身。他说：“小朋友，你有钱吗？”我说：“当然，你需要钱？”我口袋里有一百七十五块。旧事重演。我给了他一张五十的钞票。我说：“给！”如果我有更多，我什么都会给他。他说他有一份工作，会还我钱的。五六天之后，他就死了。只有三十二岁，因为肺炎死的。
在那家地下酒吧里，我们听说有些人过得不太好。管他的，你会掏出五十块，或者十块、二十块的，塞到他们口袋里，对他们说：“拿去用吧！”他们重新开工后，会把钱还来。就算不还，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知道蒂加登（Teagarden）是这样，比克斯也是这样，好多人都是这样。
当时是在国家禁酒期间。我们会在表演间隙溜进地下酒吧喝上一杯。一天晚上，我们进不了酒吧了。老天，警察就在外面。黑帮杀了三个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人。这家地下酒吧就开不下去了。警察偶尔也会象征性地来酒吧检查。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我猜酒吧也有警察的份。
一天晚上，有人走进中央公园酒店说：“有人中枪了！”那是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我们听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曾经看见这些人在酒店进进出出，那个时代的黑帮大佬们一直很喜欢我们。当然啦，我们又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到酒店来，下楼去地下室，吃饭，跳舞。
三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俱乐部和舞厅都会约请各种大乐队和小爵士乐队表演。“我们在一些很不错的地方演出，包括的酒店，很赚钱。虽然有人找不到工作，但还是有很多钱可赚的。乐队里的乐手都聊些什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姑娘。”（笑）在这段时期，他是芝加哥一家爵士俱乐部“三颗骰子”的主持人。
我们的节目还请了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她曾经唱过《奇异果》（ Strange Fruit）。哦，实在太动听了。我和比莉相处得很好。有时，我会在后台读书给亚瑟·泰特姆（Art Tatum）听。他在节目间隙弹钢琴。你知道，他看不见。我有时候会带书过去。他总是提起这个：“吉米，还记得你那个时候读书给我听吗？”他坐在那儿喝着啤酒，我就读书给他听。
我从来不纠结于一个人的肤色。你会唱歌或演奏，那就行了。我从来不知道情况已经变得那么严重，直到我在 1934年去了新奥尔良。我们表演的地方有个赌场——森林俱乐部。附近有一些警察，因为这地方有可能被打劫。他们甚至在高处架了一挺机关枪。所有人都带着枪。
一天深夜，我们在外面喝酒。还有三四个警察。其中一个说：“那边有个黑鬼，我去逮住他，打爆他的头。”他们朝那个人走过去。我感觉他是真的要开枪。我把他的手推到一边，对他说：“别开枪。我不想看见你杀人。”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只不过推开了这个警察的手，就救了那个黑人一命。那些警察看样子是想把我的头打爆。他们开始摸抢，一个家伙准备揍我。另一个人阻止了他们。然后，我意识到：老天，这些家伙太危险了。他们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人。就因为……唉，老天。
那时，人们之间更加友爱。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一样。只要你是一个好的音乐人，这就够了。现在，黑人会说白人演奏不出真正的爵士乐，所谓的灵魂音乐。真见了鬼了，除了灵魂，我们还用什么去演奏？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不一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觉得我很不错——他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但还是有很多人说：这个白人根本不行，他没有那种灵魂。开什么玩笑呢！谁的灵魂都没上锁。如果我忘乎所以，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演奏，那就是我的灵魂，难道不是吗？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演奏。
三十年代的音乐很不错。我的意思是没有停滞不前。我没这样。只是，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感觉去演奏。如果我的风格不错，它就会延续下去，在三十年代或直到六十年代，或者一直到七十年代。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份工作，政府应该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干。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就是个相当不错的办法。我很幸运，不需要它的帮助，但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干。每个人都应该工作，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共产主义什么的，可能算得上社会主义，我自己也不清楚。就像我是一个音乐人，那就出钱给我开音乐会，大家都来听。
政府应该想点儿办法，让人们有事可做。在这些城市，有太多事情等着人去做。工作比领取救济的感觉好太多了。你有了自尊，这是重要的。戏剧、舞蹈学校、音乐人……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人去做老师，教爵士乐。这样，我平生所学就能传承下去。年轻人可以将它们发扬光大，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他们少也得有点儿背景知识。这就像学习历史，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迈克·韦德曼（Mike Widman）
底特律的抗争
序曲
1933年，贾斯汀 ·麦卡锡（Justin McCarthy）从大学退学。他在福特公司的一家装配工厂工作，工厂位于城郊工业区，离芝加哥不远。
“我的工作是用砂纸打磨右挡泥板。每天的工资是五块钱。这些部件都是从底特律的胭脂河工厂（River Rouge Plant）运来的。我 1月份开始上班的时候，一天能装配两百三十二台汽车。四个月后我被解雇，那时一天的产量是五百三十五台。人手和工资都没有增加。这就是著名的‘福特加速度’。”
“早上八点进厂之后，工厂大门就锁上了，直到下午五点才会打开。工人们自己带午饭。厂里也没有卖食品的小车。没人告诉我，所以我上班天没吃上饭。此外，还得自己买手套，也没人告诉我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天五点下班时双手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知道厂里到处都是便衣，一直都有人在监视我们。但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福特公司人事部门的人，很多都有前科。”
“如果你想上厕所，必须得工头批准。他得找个人顶替你在装配线上的位置，帮你用砂纸打磨两个右挡泥板。如果他一时找不到人，你就得憋着。”（笑）
“如果你没能在早上八点打卡，比如你八点过两分才进厂，你就会被扣除一个小时的工资。什么理由都没用。如果你迟到两到三次，就会被解雇。”
“我不该把自己在西北大学夜校上课的事告诉工头。他说：‘福特先生可不是花钱请你去上大学的。你走吧。’”
迈克·韦德曼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约翰·L. 刘易斯的工作伙伴，他被指派为工人运动负责人，去组织福特汽车公司——汽车行业内后一家拒不与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合作的大公司——的工人。
我们是 1940年 10月 6日开始的。位于底特律、汉姆川克和迪尔伯恩的三家工厂大约有十万来人。我们很快就划好了片区，探明了福特工人所在的位置。送奶工帮了我们的忙。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七百人是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告诉我们，哪些订奶的客户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但是我们要拼命找才找得到这些人。他们心中都非常害怕。
三年之前，鲁瑟（Reuther）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en）曾被公司人事部门的人暴打。这个部门的人大都蹲过监狱。只要有人确保雇用他们，这帮人就能得到假释。福特公司爽快地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建立起一个高效的间谍系统。贝内特（Bennett）就是这个系统的创始人。
一有人填了申请表，马上就会被开除。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公司这么快就发现了。于是，我们加强了安保。我把卡片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直到保险箱装不下为止。还有一些申请表上看不出申请人的真实姓名。他们只是怕得要死。
在我们的办事处成立后，他们会过来，绕着走廊走个三四趟，四处张望。后，他们才闪进门里，并且要求我们将他们带到密室。
福特工人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人事部门的那些家伙无处不在。他们随心所欲地开除人……今天，所有穿蓝色衬衣的人被开除。明天就轮到那些长着棕色、黑色头发的人。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在街上看到我们的人，就是一顿暴揍。一些加入我们的工人戴着工会徽章或联合汽车工会的棒球帽，简直就被整惨了。一些工人忍无可忍，有那么一两个保安就会受点儿轻伤。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耀武扬威了。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活动开始之后，我们在六天之内通过贝内特向福特公司提出要求——进行选举。贝内特拒绝满足任何“局外人”的要求，但他同意与对公司不满的员工会面。贝内特和我通过吉姆·杜威（Jim Dewey）——联邦调解员，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展开了唇枪舌剑。我们在报纸上谴责对方。报道越多，申请加入我们的人就越多。我们收取一块钱的入会费和一块钱会员费。到了 2月份，我们已经收到了八万八千多块钱。
在我到这个地方之后，过了三十多天，我在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当时的听众总共只有二十三个人。现在，我们每次集会的人数都超过了三万人。我们消除了工人心中的恐惧。
我们外面有四十个组织者，都是被福特开除的人，我们将他们纳入队伍。不过，我们成功的关键人物反而是福特自己花钱雇的——在厂内工作的那六千志愿者。
我们买下当地学校里一所废弃的旧房子，整修成我们的食堂。我们不想闹罢工，但我们知道福特公司早晚会逼得我们这么做。我们得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4月 1日，罢工开始。工头让我们劳资协调委员会的五名成员离职。他们去见部门主管，主管说：“去跟就业办事处的人讲。”在就业办事处，他们被告知：“你们离职了。被开除了。”
我们通过调解员要求公司处理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被开除了，随便你们怎么做。这话很快在厂里传遍了……
午夜刚过，我们在十二点十五分号召工人罢工。上白班的工人还留在厂里，一直到四点钟。现在，两个班次的工人都在厂里。我们仍然试图让那五个人复职。公司再次拒绝。于是，我们让上夜班的工人也进来了。当时，福特的工厂里共有八万九千名工人，每个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们组建了一支乐队。工人们随着乐声走出工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共有十四条公路通往工厂方向。在每条公路上，至少需要两千辆汽车组成警戒线。有个工人想了个主意：我们将从底特律开过来的辆电车的受电杆摘下来。这样一来，距离市区六英里范围内的电车就都停下来了。工人将垃圾、汽车以及找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排在一起。所有东西都被利用起来。
州长传话过来。他希望开放公路，我们同意了，前提是福特公司在调解期间关闭工厂。在州长的坚持下，福特公司同意了。我们有十四条警戒线，那天早上我做了十四场演说。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开放了公路，组成了人墙警戒线。
除了大约五千名黑人，所有工人都离开了工厂。那个时候，福特表现出仁慈的一面，雇用了一些黑人。这是他们次有机会跨入这个行业，非常害怕丢掉饭碗。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破坏罢工，只是害怕而已。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就坐在那里自制各种武器，用短的铁条和橡胶管。他们害怕有人闯进来抓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想把他们弄出去。福特公司将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关在工厂里。他们从来没回过家。公司只需支付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钱，就可以让他们连轴干上五六天。
贝内特跑到调解员那里说：“我们希望那些家伙离开工厂。”我把罢工纠察队调到东边去。杜威——就是那位调解员——和贝内特商议让这些黑人在工厂西边上了城市公交车。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没出乱子。
然后，在福特公司的坚持下，美国劳工联合会过来横插了一杠。我去见他们的主管——一个从波士顿来的卡车司机。我问：“你们到底要干吗？”他说：“我要和你竞争。”我说：“那你来得太晚了，门都锁上了。”他说：“有人命令我这么干。”
在你看来，福特公司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达成了协议，想把产业联合会弄出局，对吗？
没错。他们之前从没涉足过这个地方。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开设了六个办事处：一个面向白人工人，人数超过七万；另外五个针对黑人，人数不足一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不能赢，就策划一场种族暴动，或者毁掉产业联合会。我们当中好战的人大多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工人，他们很生气，但他们都很遵守纪律。
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 4月 11日，坚持了九到十天。当公司同意进行选举的时候，工人们就都回去了。可是，福特不肯接受之前的那五个人。我没有让工人们晚些再回去，而是让他们加入了我们这边。
1941年 5月 21日，我们举行了选举。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所有事情平息下去。我们得到了 72%的选票。我们得到了承认。于是开始协商，持续了三十天左右。
福特通过贝内特和他的律师卡皮兹（Capizzi）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将提供与对手公司相当甚至更高的薪水。他怀疑是这些公司让我们罢工的，他可真敢想啊。（笑）
当时卡皮兹说：“福特先生不希望在厂里收钱，可以从工资里代扣吗？”我都快傻眼了。我们说：“可以考虑。”（笑）他又问我们是否会接收那 20%投票反对我们的人，而且不加指责。我们回答说当然，他们将得到平等的对待。他问：“你们是否有工会标签让我们贴在车上？”我们回答说会设计一个。我们贴了一段时间，但没坚持下去。
让我吃惊的是贝内特的过火行为，他想让工人们选自己的工头。（笑）我知道后勃然大怒，“你到底想干吗？”他说：“你的工人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工头手底下干活儿，不给他们不喜欢的工头干活儿。”这就是他的理由。我说：“你以为我们会让你指挥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吗？你自己指派工头吧！”这种搞法靠不住，如果工头说：“嘿，你的活儿没干完。”那个工人可以说：“等着，我们中午就把你选下去。”
工会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工会力量的发展方向在于管理层。只要不存在歧视或不公，工会就不应该限制这种权利。福特就限制了自己的权利。
你如何解释福特和贝内特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我看来，贝内特是个很现实的人。他已经看到他斗不过我们。他告诉我：“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解决，福特先生希望我能解决这件事情。”我感觉福特给他下达了后通牒：要么解决问题，要么走人。福特公司的人事部门也由此走到了终点。
一开始，有些人很难接受。他们抱持怀疑的态度。爆发了一连串的“野猫”罢工。我想这都归咎于他们新得到的自由。随便一点儿小事，他们就闹着要离职，直到问题解决。我接到一个电话，贝内特派了一辆车来接我，带司机的。我想要的就是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一辆带司机的汽车。（笑）不一会儿，我就把工人们的申诉都解决了。
这家公司之前非常抵制工会，现在却试着与工会和睦相处。过去，每当一辆福特车从身边开过去，我们就说：“又一辆老破车。”罢工之后，我们会说：“天，真是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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